韦院英 胡川

[摘要] 科学合理的环境政策是我国环境污染治理的重要工具。本文以重污染行业环境违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构建以企业社会责任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模型，探讨行政化政策和市场化政策两种环境政策对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行政化政策和市场化政策分别对企业短期绩效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企业长期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企业社会责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分别在行政化政策和市场化政策影响企业绩效时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

[关键词] 环境政策  行政化政策  市场化政策  企业社会责任

[作者简介] 韦院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农业政策、环境政策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等;胡川，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产业组织理论、产权理论、国有资产管理和企业绿色行为等。

[中图分类号] F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672（2021）03-0125-09

一、 引言

环境质量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造成环境污染的主体主要是重污染企业，它们通常采用偷排、超排等方式追求利润最大化，从而导致我国环境污染日益加剧。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与绿色江南、绿色潇湘三家机构在2014年发布的《绿色证券2期报告》显示，我国约有40%的上市公司存在环境违规行为。张浩和涂国平认为，其主要原因是政府与企业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政府  监管与企业环境违规处于博弈状态，如果政府检查次数下降，部分企业将从合法排污转向非法排污。①一些学者认为，企业作为理性经济人，将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目标，环境治理支出或履行社会环境责任会加大企业成本，企业通常采取最低标准排放、偷排或超排策略来降低企业成本。②③守法成本大于违规成本是我国重污染企业存在环境违规行为的重要原因。鉴于此，本文利用重污染行业环境违规企业数据，分析行政化政策和市场化政策两种环境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在检验我国环境政策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同时，试图转变企业认为加大环境治理投入会损害企业利润的思想，以期为政府制定合理的环境政策提供依据。

二、 文献回顾

在研究环境政策与企业行为关系方面，已有研究成果较为丰富，这些研究重点探讨环境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环境政策作为外部制度压力，可以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行为。④⑤⑥也有学者研究环境政策与企业污染转移行为的关系，认为如果当地的环境政策趋于严格，企业作为理性经济人，会将污染转移到环境政策较为宽松的地区，从而出现环境污染转移现象。⑦⑧⑨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开始关注环境政策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行为的影响。李强和冯波研究发现，环境政策对国有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呈非线性的倒U形关系，环境政策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存在产权异质性。⑩基于外部环境合法性视角，Li等研究发现，环境政策不仅直接影响公司碳信息披露，还可以通过绿色工艺创新间接影响其碳信息披露。11张嫚在研究环境规制与企业行为之间的关联机制时发现，企业关注社会环境责任，部分原因是为了取悦消费者和员工，希望在利益相关者中树立良好形象，这样可以从政府部门获取更多的资源进行生产。①尽管现有研究开始关注环境政策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但是缺少对环境政策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的研究。在研究环境政策对企业绩效影响方面，现有研究结论仍存在较大争议。一种是以Rothwell的观点为代表，这种观点认为环境规制或者环境政策会增加企业成本、削弱企业竞争力②;另一种是波特假说，它重点分析“环境政策—技术创新—企业绩效”影响路径，认为环境政策或环境规制可以逼迫企业通过技术创新的方式来提高企业生产效率，进而提升企业绩效。我国学者大多以波特假说为基础，利用国际、国家、产业、行业和地区层面数据，实证检验三者间的关系，验证了波特假说。③④利用微觀企业层面数据探讨环境政策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少。⑤

纵观已有研究不难发现：一方面，现有研究在宏观层面上对环境政策与企业环境行为的关系研究路径已经较为清晰，但是缺乏微观层面的研究，本文利用环境违规企业层面数据，从微观视角分析环境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另一方面，鲜有学者关注环境违规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本文首次检验社会责任在环境政策与企业绩效的中介作用，以拓宽环境政策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研究范围。

三、 研究假设

有效的环境政策可以给企业提供正向激励，促进其从高污染、高耗能的生产方式转变为绿色的生产方式。一些学者在研究环境政策时，将其分为命令型、市场型和自愿型三类。⑥赵细康和李建民认为，现阶段我国的环境政策主要以法律手段、经济手段、财政手段等命令型环境政策为主。⑦张丽在研究环境政策、环保支出与区域碳排放时，将环境政策分为行政化政策和市场化政策，并指出我国主要以环境罚款、限期整改等行政化政策为主，以环境税收等市场化政策为辅。⑧环境罚款和限期整改等行政化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使违法企业改正已经存在的违法行为以及放弃潜在的违法行为。①但是如果企业环境违规的预期惩罚成本小于预期的守法成本，企业将继续选择采用违规的方式进行生产。环境罚款在制约企业环境违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②环境税费作为我国市场化政策的重要工具，通过增加企业治理成本和资金投入，对企业利润造成挤压，从而影响企业绩效。但是波特假说认为，环境政策可以促进企业通过技术创新的方式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从而提升企业绩效。郭安苹和叶春明的研究结论支持了波特假说。③但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陈利锋认为，提高环境保护税的长期效应与短期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具有明显的“短期损失”与“长期收益”权衡取舍的特征。④环境政策对企业绩效既有正向影响，也有负向影响。

综上所述，企业是环境违规的重要主体，政府会通过实施一系列环境政策将环境治理成本变为企业的生产成本，进而影响环境违规企业短期收益。尽管环境政策会对环境违规企业经济效益带来短期“阵痛”，但是从长期来看，环境违规企业除了通过技术创新的方式提高生产效率外，还可以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获取利益相关者的信任，从而提高企业绩效。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从短期来看，环境政策对企业绩效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

H2：从长期来看，环境政策对企业绩效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环境经济学的外部性理论认为，在环境治理问题方面，企业作为被动主体，需要政府制定环境政策，将经济约束或价值约束加入企业的结构和活动中，改变企业从事某个行为（如环境违规或环境污染行为等）的动机和决策偏好，最终保持企业与外部制度的一致性，达到改善环境的目的。有学者将社会责任纳入制度理论框架进行研究发现，经济水平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受到政策的调节。⑤环境政策会影响企业履行社会环境责任。⑥林汉川等在分析传统的社会责任缺失时发现，只有通过政府环境规制，才能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达到减少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的效果。⑦法律法规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造成外部压力，如果有企业不遵守法律法规，那么有关部门对其进行处罚或者通报批评，使企业内部行为与外部环境保持一致。政府可以通过法律、产权和市场机制纠正企业社会责任缺失问题，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中扮演监督者的角色。因此，在环境政策规制下，企业必须采取相应的策略性行为，履行其应尽的社会环境责任。本文根据以上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3：环境政策对企业社会责任起到显著的正向影响。

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正面社会责任行为可以成为其获得资源和股东支持的潜在工具，有助于降低未来企业因负面行为遭受处罚、诉讼或财务损失等风险。负面的社会责任行为会影响企业绩效、股票价值和消费者信任等。Xu等利用信号理论研究媒体对我国环境事件的报道发现，媒体可以帮助公众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鼓励资本市场惩罚存在负面环境社会行为的企业。①企业负面环境社会行为被新聞媒体报道后，股票价值会下跌，从而影响企业绩效。②一些学者利用企业数据实证检验发现，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会引起短期财务状况的恶化。③企业在实施环境违规行为后，面临外部制度性压力和利益相关者压力，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进而影响到企业绩效。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企业社会责任在环境政策对环境违规企业绩效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

四、 数据来源与模型构建

（一） 数据来源

治理环境污染，需要监督重污染行业企业。因此，本文选取395家2014—2016年重污染行业存在环境违规行为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数据来自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官网、CSMAR国泰安数据库。为避免异常值出现，本文剔除了财务状况异常、有退市风险以及相关数据缺失的企业，并在检验时，对数据进行了缩尾处理。

（二） 研究变量

1. 企业绩效。托宾Q值（Tobin_Q）包含企业过往在市场上的表现，也反映企业未来的发展前景以及利益相关者的关注程度。本文借鉴于洪彦等的结论，将托宾Q值作为企业绩效的替代指标。④

2. 环境政策。现有研究对环境政策的衡量标准不统一，有学者在研究环境政策、环保支出与区域碳排放时，将工业污染治理指标作为行政化政策的替代指标，排污费作为市场化政策的替代指标。对重污染行业企业的偷排和超排等环境违规行为，政府会直接采取限期改正、勒令关停或公开处罚等行政化政策，对其行为进行管制。因此，结合数据可得性，本文最终选取罚款总额和整治次数作为行政化政策的替代指标，选取排污税费作为市场化政策的替代指标。

3. 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衡量，不同的学者所持的观点不一致，部分学者认为很多企业会过度报告企业社会责任（CSR），从而获得利益相关者的信任。①为保持客观性，本文选取第三方评估机构润灵环球（北京）咨询有限公司发布的评分，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替代指标。

4. 控制变量。本文选取企业规模和企业性质作为控制变量。一方面，企业规模越大，按照比例缴纳环境税费越多，即企业规模不同，缴纳排污税费总额不同;另一方面，不同性质的企业在应对环境部门监管时的响应态度不一样，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与环境部门监管要求保持一致性的可能性更高。根据研究需要，本文最终选取企业总资产作为企业规模的替代指标，国有持股比例作为企业性质的替代指标。

（三） 模型构建

为检验上述变量之间的关系，构建如下模型：

Yij = β1ijXij + β2ijZij + εij  （1）

Mij = β1ijXij + β2ijZij + εij  （2）

Yij = β1ijXij + β2ijZij + β3ijMij+ εij  （3）

Y表示企业绩效，选取Tobin_Q衡量;X表示环境政策，主要有行政化政策（X1）和市场化政策（X2），行政化政策分别选取政府对企业环境违规行为的罚款总额（Fkz）和整治次数（Cfc）衡量，市场化政策选取企业缴纳的排污税费总额（Pdf）进行衡量;M表示企业社会责任（CSR）;Z表示控制变量，主要有企业规模（Ats）和企业性质（Gov），企业规模选取企业总资产进行衡量，企业性质选取国有持股比例进行衡量。

描述性统计分析的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

五、 实证结果分析

（一） 主效应分析

环境政策与短期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结果如表2中的模型1、模型2和模型3所示。罚款总额（Fkz）和整治次数（Cfc）作为行政化政策衡量指标，与企业短期绩效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1、-0.07，t值分别为-4.06、-2.50，且均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行政化政策对企业绩效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即行政化政策会导致企业短期绩效下降。以排污税费（Pdf）作为市场化政策的衡量指标，与企业绩效的回归系数为-0.15，t值为-4.91，且在0.0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这表明市场化政策对企业绩效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即环境税收对企业短期绩效起到抑制作用。所以本文的假设H1得到验证，即从短期来看，环境政策对企业绩效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对比回归系数大小，我们发现，政府采用罚款总额和排污税费比整治次数的手段对企业短期绩效的影响效果好，这表明直接的经济惩罚措施对重污染行业企业的作用大于通报批评、勒令整改等措施。

环境政策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证结果如表2中的模型4、模型5和模型6所示，罚款总额和整治次数两种行政化政策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0、0.12，t值分别为3.44和4.15，且均在0.01的水平上显著;市场化政策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回归系数为0.09，t值为2.89，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行政化政策和市场化政策的实施，可以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本文假设H3得到验证，即环境政策对企业社会责任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

（二） 中介效应分析

结合温忠麟等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对相关变量进行检验。①从图1和表3我们可以看出，在路径C的检验中，指标一罚款总额（Fkz）的回归系数是-0.11（t=-4.06），指标二整治次数（Cfc）的回归系数是-0.07（t=-2.50），这说明行政化政策的实施对企业短期绩效的影响起到显著负向影响;指标三排污税费（Pdf）的回归系数是-0.15（t=-4.91），这说明市场化政策对企业短期绩效起到显著的负向影响。在路径A的检验中，指标一罚款总额的回归系数是0.10（t=3.44），指标二整治次数的回归系数是0.12（t=4.15），这说明行政化政策与企业社会责任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指标三排污税费的回归系数是0.09（t=2.89），这说明市场化政策对企业社会责任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在路径C'、路径B的检验中，指标一罚款总额的回归系数分别是-0.10（t=-3.82）、-0.06（t=-2.23），指标二整治次数的回归系数分别是-0.06（t=-2.20）、0.07（t=-2.33），指标三排污税费的回归系数分别是-0.11（t=-4.14）、-0.08（t=-2.54），结合中介效应的检验方法，如果路径B的回归系数显著，路径 C'的回归系数小于路径C的回归系数，就表明中介效应存在，即企业社会责任是行政化政策和市场化政策影响企业绩效的中介变量，假设H4得到验证。

（三） 滞后效应分析

滞后一期企业绩效的实证结果如表3中的模型10、模型11、模型12和模型13所示。罚款总额和整治次数等行政化政策与滞后一期企业绩效的回归相关系数分别为0.06和0.05，且均在0.1的水平上显著;市场化政策对滞后一期企业绩效影响效果不显著。从长期来看，环境政策对企业长期绩效起到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H2得到验证。企业社会责任与滞后一期企业绩效的回归相关系数为0.10，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存在滞后性。

六、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重污染行业存在环境违规行为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检验，研究发现环境政策对企业短期绩效起到显著的抑制作用，对企业社会责任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企业社会责任在环境政策影响企业短期绩效中发挥了中介作用。环境政策、企业社会责任对滞后一期企业绩效起到显著的正向影响。从短期来看，我国现阶段实施的行政化政策和市场化政策两种环境政策会抑制企业绩效，行政化政策和市场化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对环境违规企业起到威慑作用。从长期来看，在行政化政策和市场化政策的压力下，重污染行业企业除了通过技术創新的方式来提高生产效率外，还可以通过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来提升企业绩效。因此，环境违规企业要转变经营理念，积极配合不同类型环境政策的实施，可以获得良好的市场形象和利益相关者的信任，进而提升企业长期经济效益。

（责任编辑：余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