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社会地位认同研究多关注一般性城乡居民社会地位认同的结构性影响因素，但社会地位认同的社会性意涵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基于2020年南京市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调研数据库，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综合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和后物质主义理论的视角探索社会工作者的社会地位认同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月收入、工作发展空间和社会认可度均对社工从业者的社会地位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工作发展空间对专业社会工作者社会地位认同的影响很大，而社会认可度对实际社会工作者的社会地位认同的影响更大。因此，增加社工从业者的收入、开拓其职业发展空间和提高其社会认可度对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认同水平、巩固社工人才队伍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社会工作  主观社会地位认同  自我价值实现  社会认可  社会声望

[基金项目] 本文为南京工程学院引进人才科研启动基金项目“终身学习视野下老年大学教育参与研究”（赵迪主持，编号为YKJ20191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赵迪，南京工程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讲师，南京工程学院社会治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社会工作理论与政策、社会分层与流动。

[中图分类号] C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672（2021）03-0030-16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越来越注重主观社会地位认同的研究。社会地位认同是人们对自我在社会分层结构中所在位置的认定。社会地位认同被视为与人们的幸福感、健康和生活满意度等积极的社会行为和社会经济结果有密切的关系①。社会地位认同无疑直接关系着人们的主观感受，从而直接影响着社会的和谐稳定。

已有的对社会地位认同的研究多从结构性因素、历史文化论和国家中心论来解释不同职业人群的社会地位认同的一般规律。这些研究较多使用全国范围的大数据或历时性的调查数据以发现国内社会地位认同水平偏低和不断下降的原因。最新的研究将结构性的视角拓展到财产的影响，同时也有研究富有洞察力地注意到从单位制的福利身份社会向市场改革后的经济社会转型，导致了参照系的转变而不仅仅是参照点的变化。由此导致社会地位认同水平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利益导向下偏低且逐渐下降。高勇强调指出，社会地位认同研究应该突出其社会性意涵，而不只是资源分配的内涵①。笔者深受启发，认为关于社会地位认同的研究应当更加注意其影响因素中的社会性内涵。

本文以南京市社会工作人才调查课题组数据②为基础，探索结构性因素以外的社会性因素，即个人价值的自我实现与社会认可度或者说社会声望，对个人的社会地位认同的影响。研究将从南京市社会工作职业的社会地位认同的社会性意涵上继续拓展以丰富社会地位认同的理论和经验研究。相比于已有研究，本文更注重具体的微观研究，希望以南京市为样本，以点带面，对相关的理论研究和社会工作实践有所启发。

一、 文献回顾

社会地位认同（社会阶层认同）被归类于阶层意识研究，起源于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分析。但是与更为注重集体性认同的阶级意识不同，社会地位认同注重个体层面的感知和认识③。本文参照已有的大多数研究关注个体的社会地位认同④。

已有关于社会地位认同的研究以结构决定论、历史文化论和国家中心论为主要视角⑤。结构决定论认为客观的社会经济地位特征如收入、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类型决定了每个人的社会地位感知。受这一视角的影响，社会阶层认同研究均会探讨客观的社会结构因素的影响。例如，黄超针对城乡居民的研究发现，财产对社会地位认同具有正向影响⑥。由于城乡社区性质的差异，城市社区更接近于陌生人社会，而农村社区更接近于共同体性质的熟人社会。他发现，农村居民的认同感更容易受到相对资产和相对收入的影响，城市居民则不受其社区影响，他将之称为社会地位认同的情境性命题。有研究者通过对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的比较研究发现，拥有房产对主观社会地位的认同具有较大的积极影响，认为有房群体和无房群体已经逐渐成为具有身份区隔性的不同群体①。

虽然结构决定论不是单纯的经济决定論，但是在研究中大多聚焦于经济资源分配带来的社会心理后果，而较少关注文化、权力和声望等因素。另外，也有部分研究发现客观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标和主观地位认同关联度不大②。黄超认为，这是和阶级的碎片化论和阶级死亡论的观点相一致的③。客观阶层地位指标的影响力在减弱，正在被其他维度的指标所取代。

因而不少研究关注文化品位、消费、朋友圈等因素对社会地位认同的影响。刘精明和和李路路较早关注社会交往和阶层分化的关系，认为客观社会阶层位置和社会交往与社会认同之间具有较为复杂的关系④。肖日葵和仇立平发现，高学历、艺术修养和休闲文化资本对个体的社会地位认同具有独立的积极作用⑤。与这种注重文化消费和社会活动经历的研究相类似，另外一部分研究注重个体的社会流动经历以及与周围群体社会经济地位的参照。他们更加关注社会行为、社会经历和过程对个体的社会地位的影响。个人的社会地位感知受到其生活经历、个人与自我以及他人的纵向和横向比较的影响。这就是大多数研究所说的参照群体理论，该理论又进一步演变为相对剥夺理论⑥。也就是个人通过与参照群体的比较，从而得出自我的社会地位更高或者更低的印象和结论。采用参照群体和相对剥夺理论的研究也比较多，以刘欣、黄超等为代表⑦⑧。许琪对社会地位认同的研究也可以被归为此类别。其从中、西方社会文化的家庭观念差异出发，一反个体主义的解释路径，更加注重家庭成员尤其是配偶和父母的社会地位对个人社会地位认同的影响⑨。

除了以上两种解释路径，还有部分研究关注国家的社会制度安排、意识形态对个体社会地位认同的影响。这些研究关注城乡户籍制度分割、单位和市场转型对个人社会地位认同造成的影响。有研究发现，单位的级别对其社会地位认同具有一定的影响①。高勇认为，基于参照群体理论的研究关注的是社会地位认同的参照点，即具体参照的群体究竟是身边的同事朋友、社区居民还是一般意义上的大多数人②。但他认为，社会地位认同无疑受到社会变迁和市场转型的影响。在市场转型之前，中国社会较大程度上是一种由单位包办很多福利的身份型社会。人们的身份地位由其所在的单位性质所决定。人们更多地在单位内部进行横向的参照比较。然而，市场转型后，社会逐渐转变为由市场利益导向的经济社会。个人的社会地位完全由市场中的绩效和个人能力所决定。这增加了横向比较的不确定性。由此使得近几十年，城市居民的主观社会地位认同水平偏低。改革开放给予农村居民更多的自由和创造经济收入的机会，而市场化改革却让很多城市居民失去了有保障的国有企业等单位性质的工作机会，尽管也使得一部分人获得了更多财富。由此使得农村居民更容易拥有获得感，更容易感知到社会地位的上升。 此外，有研究试图从社会主义注重平等的意识形态取向探究其对社会地位认同的影响。他们假定注重平等的社会价值取向会使人们对收入不平等和贫富差距更加敏感，从而影响其主观社会地位评价③。

综合以上所述，已有研究的结构性决定论、历史文化论和国家中心论等视角大多从较为广泛的一般性数据验证社会地位认同的影响因素，然而这些研究除了历史文化论对文化消费和社会交往等社会性的意涵较为重视以外，大多对其社会性意涵关注较少。高勇的研究是个例外。他富有洞察力地注意到了社会地位认同不仅是关于结构性资源的问题，更是具有社会意涵的问题。在他那里，社会意涵就是身份社会向市场社会的转变导致参照框架的改变。④在文化资本和文化消费研究者那里，社会意涵体现在文化消费⑤、社会交往和朋友圈⑥等方面。笔者认为，这些研究为我们带来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还有一些局限需要深入探讨。本文希望以南京市的社会工作者为例来探究其社会地位认同的社会性意涵。参照王思斌的分类，我们将社会工作者分为专业的社会工作者（机构社工等）和社区的实际社会工作者（网格员等）两类⑦。对特定城市的特定职业群体的社会地位认同的研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控制较多变量，从而有助于更好地探究社会地位认同的影响因素并形成相应的理论解释，拓展社会地位认同的理论研究。

二、 理论视角与研究假设

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 H. Maslow）认为，人类的需要是分层次的，从最低的生理需要、安全的需要、爱与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到最高层次自我实现的需要，共有五种类型的需要。通常人们只有满足了低层次的需求才会有更高层次的需求。前者和人类的生存密切相关，而后者则是人对个体和群体的超越，在精神的最高層次上与宇宙达成协和的关系，爱和尊重的需要则是社会性的需要①。

在吸收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基础上，美国政治学家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F. Inglehart）结合经济效能边际递减的理论提出了后物质主义理论。后物质主义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的经济生产方式的变化导致人类文化观念的变迁。工业资本主义带来的经济繁荣使人类解脱了饥饿的问题，人类在价值取向上从关注生存逐渐转向关注自我表达或自我表现。人类更加关注生活质量、自我实现和环境保护，成为更具有批判性的公民②。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已经越来越多地认为后物质主义价值在国内已有发轫或初露端倪的趋势③。尤其是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时代背景下，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情境中，我们距离物质匮乏时代已经有一些时间。后物质主义视角对精神需求和自我实现等的重视无疑可以给我们以启发④。普遍受过较高程度教育的专业技术人员尤为重视精神需求和自我实现。

社会工作作为一种新兴的职业，引入中国的时间并不长，但社会工作已经被确立为一种新的专业技术类职业。2004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印发第九批国家职业标准，明确了社会工作作为一种职业的标准，将社会工作者界定为遵循助人自助的价值理念，运用个案、小组、社区、行政等专业方法，以帮助机构和他人发挥自身潜能、协调社会关系、解决和预防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公正为职业的专业工作者。社会工作者在职业分类中，应当和教师、医生、律师等并列成为具有专业技能的人员，应该具有较高的社会声望和社会地位。然而作为一种并不完全成熟的新兴职业，国内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现状，尤其是待遇较低、发展空间较为有限、社会尊重和认可度较低等问题⑤，将会影响社会工作者自身的社会地位认同和主观幸福感。这种较低的社会地位认同度则会进一步影响专业人才的流动、更新和长期发展。

社区实际社会工作者，即通常所说的社区工作者，虽然可以被视为广义的社会工作者队伍的组成部分，但其人员构成更加多元化。从岗位职能定位上看，社区工作者是在基层社区从事社会治理和社会建设的工作者，是为基层政府工作提供重要支持的群体。他们既不属于政府公务员序列，也不属于事业单位、企业或社会组织序列。近年来为了激励社区工作者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更好地参与社会建设和社会服务工作，各地政府纷纷出台政策，鼓励社区工作者考取社会工作职业资格证书，逐步把他们纳入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中去。相比于专业社会工作者，他们在专业背景、专业的社会工作培训以及社会工作职业资格证书持有等方面均处于劣势地位。

在社会地位认同方面，专业社会工作者受过专业训练，更加认同专业价值①，而专业认同和自我价值实现具有密切的关系，其社会认可度相对较高。但专业社会工作者在工作单位内部职业晋级和督导晋级的双轨制晋升途径仍然面临着机会少和论资排辈等问题，从而限制了其上升空间②。相比之下，社区实际社会工作者由于缺乏专业化的培训以及专业的背景等，其社会认可度较低、发展空间③（纵向的选拔和公务员招录倾斜政策难以落到实处）较小，因而我们预期工作发展空间、社会认可度对社会工作从业人员的社会地位认同的影响较大。由于专业社会工作者和社区实际社会工作者的专业程度、上升空间和社会认可等差异，我们预期发展空间和社会认可的主观感知对他们社会地位认同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对于客观经济地位的三个维度，即受教育程度、月收入和岗位层次，我们预期其同样具有差异性的影响。

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   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受教育程度、月收入、岗位层次）越高的社会工作者，其社会地位认同度越高。

假设2   工作发展空间感知度越高的社会工作者，其社会地位认同度越高。

假设3   社会认可度或社会声望感知度越高的社会工作者，其社会地位认同度越高。

假设4    受教育程度、月收入、岗位层次、工作发展空间和社会认可感知对专业社会工作者和社区实际社会工作者的地位认同的影响具有差异性。

三、 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南京工程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和河海大学MSW教育中心共同组成的南京市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调研课题组于2020年4—5月份所做的调研。该调研以南京专业社会工作者和社区实际社会工作者为主要对象，同时还调查了社会工作管理者和持有社会工作职业资格证书但是没有从事社会工作的人。在课题组调查的四类群体中，我们主要感兴趣的是在社会工作机构、各种社会团体以及社区工作的专业社会工作者和社区一线的实际社会工作者。因而我们的数据统计分析将聚焦专业社会工作者和社区实际社会工作者。

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我们采用线上问卷调查的方式，通过与南京市民政局协调向南京市的社区、社会工作机构以及社会团体推送问卷。我们共回收了504份专业社会工作者问卷，3392份社区实际社会工作者问卷。两组问卷针对这两类具有一些差异性的社会工作者群体，设置的问题具有一些差异性，但是也包括许多共性的问题。两组问卷的问题设计，均包含社会阶层认同、受教育程度、收入、岗位层级、工作基本情况以及工作受到社会认可或者感受到的社会声望的相关变量。因而可以满足本研究的需求。 我们将在下文中将两组问卷基于共同的问题进行合并，从而拥有更大的样本，以分析社会工作者的社会地位认同的影响因素。同时，为了避免群体的差异性导致结果的不可靠性，我们展开两个群体的子样本分析，以进一步验证我们的假设。

（二） 变量测量与操作化

1. 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是主观社会阶层（社会地位认同）。问卷中设置的问题是“如果社会地位可以分为10个层次，1 代表最高，10代表最低，那么您认为自己属于哪一社会阶层”。为便于统计、解释，我们在编码时实行逆向编码，即1代表最低、10代表最高。

2. 自变量

本文的核心自变量有三个维度，分别是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工作发展空间和职业社会认可度（或社会声望）。

客观的社会经济地位主要包括受教育程度、月收入和岗位层次。关于受教育程度的分布，大专以下和本科以上的比例几乎各占一半，所以我们将大专及大专以下作为参照项，生成本科及以上的二分虚拟变量。月收入题项设置的是分段式的答案，不是连续变量，不能直接使用。如果把月收入编码为定序的等级变量，可能不足以体现不同层次的收入差距。为此，我们统一选取每个收入段位最小值和最大值的算术平均值。由于南京市最低工资为2020元，我们将“3000元以下”统一赋值为2500元，“3000～4000元” 赋值为 3500元，“4001～6000元”赋值为5000元，“6001～8000元” 赋值为7000元，“8001～10000元” 赋值为9000元，“10000元以上”赋值为12000元（由于对10000元以上的工资上限没有预期，鉴于社会工作者的工资水平总体较低，我们选取了较为保守的12000元）。通过对月收入取对数得到经济收入变量。岗位层次变量对于专业社会工作者而言，從低到高包括社会工作员、初级社会工作者 、单位中层干部、单位高级管理者和单位负责人五个级别。由于管理权力作为一种工作自主性，是经典的社会经济地位划分的重要标准，所以我们将不具有管理权力的社会工作员和初级社会工作者作为较低的岗位层次，作为参照项，以单位中层以上直到单位负责人作为较高的岗位层次，生成岗位层次的二分虚拟变量。对于社区实际社会工作者，岗位层次的设置从高到低依次是社区书记、社区主任、社区两委委员、社区一般工作人员、网格员和其他。我们将社区一般工作人员、网格员和其他作为不具有管理权力的较低层次的岗位，而把社区两委委员、社区书记与社区主任作为较高层次的社会工作岗位;同样，以较低层次的岗位为参照项，生成岗位层次的二分虚拟变量。

我们将工作发展空间操作化为工作岗位的发展空间。发展空间意味着个人在职业上成长晋级的空间，也意味着更多的提升和发展自我的机会，从而有助于实现自我的价值。发展空间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难以客观化测量。我们从被调查者的自我认知进行测量。对应题项“您所在单位（部门、条口）的职业发展空间”的选项分别为非常大、比较大、一般、比较小和非常小，依次赋值为5、4、3、2、1。

职业地位认同或社会声望在两组问卷中的文字表述略有差异，但是基本内涵较为一致，表示社会大众对社会工作人才的认可程度。对于专业社会工作者，题项表述为“您周围大多数人对社会工作人才的认可度怎样”。对于社区实际社会工作者，题项表述为“对于一线社区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和声望，您的感受是怎样的”。两个问题的答案选项均为“非常高、比较高、一般 、比较低、非常低”五个量度。我们将其统一编码为5、4、3、2、1，数字越大表示社会认同度或社会声望越高。

3. 控制变量和调节变量

为了控制对社会工作者的社会地位认同可能产生影响的变量，我们控制了人口特征变量如性别（男性=1）、年龄、从事社会工作的年限、社会工作职业资格证书持有与否（是=1）、是否为社会工作或社会工作相关专业（是=1），是否为党员（是=1）和婚姻状态等。婚姻状态以未婚为参照项，考虑到婚姻经历和子女可能会使得个人的家庭经济负担更重，对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平衡要求更高，故而我们把已婚、离异或丧偶归为一个类别（已婚、离异或丧偶=1）。由于本项调研没有涵盖被调查者的家庭背景，我们没能将其原生家庭的社会经济背景加以控制。此外，对于社会工作者工作的单位性质，由于难以区分是否属于事业单位，我们也没能控制。

为了检验社会经济地位的客观指标、工作发展空间和社会认可度对社会地位认同影响的群体差异性，我们以社区实际社会工作者为参照项，编码为0，以专业社会工作者为1，生成岗位类别的虚拟变量，作为调节变量。我们将月收入对数、工作发展空间和社会认可度三个连续变量做中心化处理，然后生成岗位类别与三个连续变量、受教育程度和岗位层次的交互项。

以上所有变量参见表1。

（三） 分析策略

本文的因变量主观社会阶层为取值1～10的连续变量，基本上符合正态分布。为了统一不同类型的自变量和因变量的量纲，我们将所有连续变量做归一化处理，即通过将连续变量减去样本最小值然后除以样本最大值和最小值之差，生成归一化后的变量，也就是将原变量映射到[0，1]范围内。对于交互项，先将连续变量中心化，再将其归一化，然后再生成交互项，以确保其取值在固定范围内。我们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探究结构性视角和后物质主义的自我实现视角等对社会工作者社会地位认同的解释力。

四、 研究发现

（一） 总样本分析

表2是以社会工作者的主观社会阶层为因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1是控制变量模型。在模型1中，我们可以看到性别并不显著，即男性和女性从业者的社会地位认同沒有显著差异。年龄负向显著，也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工作从业者的社会地位认同度有所下降。婚姻状态、社会工作从业年限和有无职业资格证书对其社会地位认同没有显著影响。政治面貌中党员相比于非党员的社会地位认同度更高。社会工作专业（包括相关专业背景）的社会工作者的社会地位认同度高于没有相关专业背景的社会工作者。

模型2、3、4是在控制变量模型的基础上依次加入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工作发展空间和社会认可度的三个模型。模型2中加入了受教育程度、月收入的对数和岗位层次。从模型2可见，受教育程度对社会地位认同没有显著影响，但月收入对数和岗位层次的影响是比较显著的，系数分别为0.167（p<0.001）和0.034（p<0.01）。这意味着月收入和岗位层次的提升，均会对社会工作者的社会地位认同产生积极的影响。模型3是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了工作发展空间，以检验工作发展空间的假设。我们发现，工作发展空间对社会地位认同具有高度显著的正向影响，系数为0.223（p<0.001），也就是社会工作者感知到的发展空间越大，其自我的社会地位认同度越高。具体来说，发展空间每增加一个单位，其地位认同度增加0.223个单位。模型4是在模型3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了社会认可度或社会声望变量，可以看到社会认可度对其社会地位认同也具有高度显著的正向预测效应，系数为0.342（p<0.001）。这表明，社会工作者感受到来自社会的认可和尊重越多，其自我的社会地位认同度越高。具体来说，社会认可程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其社会地位认同度增加0.342个单位。

综合以上，客观的社会经济地位中除了受教育程度以外，月收入和岗位层次对其主观地位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1部分被证实。工作发展空间和社会认可度对主观地位认同的积极影响表明假设2和假设3均被证实。也就是说，客观的经济结构因素、工作的发展空间与社会声望或认可对社会工作者的社会地位认同均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总体而言，社会认可度、工作发展空间和月收入是对社会工作者社会地位认同影响最大的三大因素。

（二） 子样本分析

专业的社会工作者和社区实际社会工作者作为两类不同的群体，他们在年龄构成、学历构成和专业水平方面均有一定的差异，但是他们都是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避免二者的差异可能会扭曲我们的研究结论，导致研究的信度和效度问题，我们分别针对3392名社区实际社会工作者和504名专业社会工作者建立模型，即表3中的模型5和模型6。 从模型5和模型6中可以看到，对于社区实际社会工作者和专业社会工作者来说，月收入的对数、工作发展空间和社会认可度均对从业者的社会地位认同产生大小不等的显著的正向的影响。但是岗位层次只对社区实际社会工作者的社会地位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专业社会工作者并没有显著的影响。由此，假设1、假设2和假设3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

从模型5可以看到，对于社区实际社会工作者来说，月收入和社会认可度的系数是最高的两个显著性变量。这可能意味着月收入和社会认可与声望是影响其地位认同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在模型6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专业社会工作者来说，月收入和工作发展空间是系数最大的两个变量，这可能表示经济收入和职业的发展空间是影响其地位认同的最为突出的因素。 当然，这种差异性并不影响这些因素一致影响两类群体的社会地位认同。

（三） 调节效应分析

表4是考查受教育程度、月收入对数、岗位层次、工作发展空间以及社会认可度和岗位类别的交互项对社会工作从业者社会地位认同的影响。从模型7可见，五个交互项中，只有工作发展空间和社会认可度与岗位类别的交互项比较显著，系数分别为0.162（p<0.01）和-0.290（p<0.001）。也就是说，工作发展空间对专业社会工作者的社会地位认同的影响比社区实际社会工作者的影响更大。工作发展空间每增加一个单位，专业社会工作者比社区实际社会工作者的地位认同度多出0.162个单位。社会认可度和岗位类别的交互项为负，意味着社会认可度对社会地位认同的影响对于社区实际社会工作者更大。社会认可度每增加一个单位，社区实际社会工作者的社会地位认同度比专业社会工作者的地位认同度高出0.290个单位。受教育程度、月收入和岗位层次的交互项均不显著，这表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对两个群体的社会地位认同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因而，假设4部分被证实。

工作发展空间和社会认可度对两类群体的差异性影响，可能与二者的组织结构、专业化水平以及受教育程度构成有关系。专业社会工作者通常受过系统专业的社会工作训练，对专业伦理价值更加认同，专业性更强一些。但其组织结构可能更扁平化，可能使得工作发展空间和上升空间对他们地位认同的影响更大一些。此外，专业社会工作者的学历大多较高，他们更加关注自我价值实现和发展的机会。对于社区实际社会工作者，由于他们大多是社区全科社工①，专业性普遍较弱，社区的岗位序列相对清晰，并与政府部门有一些垂直的关系。他们的工作全面而琐碎，专业性较弱，行政性较强，社会认可度较低，使得社会认可和尊重成为影响他们社会地位认同的首要因素，然后才是工作发展空间和进一步的自我价值实现与发展。

五、 结论与讨论

（一） 结论

本文使用南京市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课题组调研数据，检验结构性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与主观自我价值相关的工作发展空间和社会认可度感知对社会工作者社会地位认同的影响。我们发现，月收入、工作发展空间和社会认可度对社会工作者的社会地位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效应。工作发展空间和社会认可度相对于客观的社会经济地位的独立影响，说明非经济结构的自我价值实现相关的因素是社会地位认同的重要内容。同时我们发现工作发展空间对专业社会工作者社会地位认同的影响更大，而社会认可度对社区实际社会工作者的社会地位认同的影响更大。因此，为了提高社会工作者的社会地位认同，促进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我们有必要增加社会工作者的经济收入、积极拓展其发展空间和上升渠道，以及多措并举提升他们的社会声望和社会认可度。

（二） 讨论

1. 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验证、拓展与理论回应

本文的研究既支持了以往研究的发现，又有所拓展和深入。国内外对社会工作从业者社会地位认同的研究很少，多关注社会工作学生和从业者的专业（职业）认同的形成过程和机制。社会工作职业认同和社会地位认同的内涵并不完全一致，但是密切相关。李正东通过卡方检验发现，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声望和社会认可度与其职业认同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①。同时，他也发现专业社会工作者的双轨制晋升机制提供的晋升机会较少，降低了社会工作从业人员的职业认同感;社会工作从业人员对工作回报的低认同度对其职业认同产生负面影响。罗兴奇和宋言奇认为，我国社会工作职业制度体系的弊端包括“社会工作职业准入制度的‘双轨制困惑、职业评价制度与实践脱节、激励机制缺位”，进而产生职业认同张力。②他们认为，应当通过社会工作职业制度建设，提高社会工作者的社会地位，使其获得社会承认。本研究以实证的回归方法验证了收入、发展空间和社会认可对社会工作从业者社会地位认同的影响，同时明确了不同类型社会工作从业者地位认同的差异性机制。

国外学者认为，澳大利亚国际学生的社会工作职业认同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交叉性过程，受到社会、文化、语言等因素的共同影响③。社会工作职业认同也是个人身份认同和专业身份认同在实践中相互作用进而形塑为职业认同的过程④。社会工作者社会地位认同虽然和职业认同有所不同，但本质上均受到个人认知和社会认同的共同影响。经济回报、职业发展空间和社会认可度等既体现了基本需要和发展性需要的满足，也展现出社会工作职业认同中社会性的因素的重要性。通过结合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和后物质主义理论的视角，揭示出更高层次的自我实现和发展、爱与尊重（承认）的精神需求对社会工作从业人员的地位认同具有重要影响。不同于既有研究对个体性的专业知识、专业价值和专业技能等的重视，本文验证和拓展了职业认同的社会性影响因素。

主观社会地位研究肇始于主观社会地位相对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的影响。国内外研究多关注结构性的客观因素如职业类别、收入、受教育程度、高中时的学习成绩、父母的职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配偶的职业职位和受教育程度、婚姻状态与孩子数量等对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他们发现个人近期的社会地位指标如收入、工作的自主性以及个人财产等对其主观社会地位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⑤。本文的研究发现和国内外的发现基本上一致，即职业大类别内部的差异性较大，工作的自主性等近期因素相比于家庭背景等远期因素对社会地位认同具有重要的影响。同时，本研究拓展了个体对工作发展空间、社会认可的主观感知对其社会地位认同的影响，折射出社会地位认同受到结构、文化和能动性的复杂影响。

专业社会工作者和社区实际社会工作者的社会地位认同均受到结构性因素和主体社会认知因素的影响，验证和拓展了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和后物质主义理论。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倾向于认为只有在满足了低级的生存性需要之后，才会有更高的需求。但是我们的研究表明生存性和发展性需要在同一时间维度上对社会工作者的地位认同的重要性。后物质主义理论注重在现代公民物质需求获得满足之后，继而崇尚公民的精神价值和社会参与。收入的重要性体现了生存性物质需要的基本追求，对职业发展空间和社会认可的重视则体现了个人追求自我价值实现、服务社会并获得社会承认与尊重的需要和追求。

关于两类社会工作者社会地位认同的差异的解释如下。就专业社会工作者而言，收入、发展空间和社会认可度是影响其地位认同的前三位因素。收入的重要性凸显了当下社会工作作为专业技术岗位一直面临的经济回报较低的问题。发展空间则折射了晋升渠道和发展机会有限的问题，而社会认可度的影响相对较小，体现了专业社会工作者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水平已经初步获得了社会的好评与认可。与此相对，正如何雪松所说，“社区工作人员的专业背景多样，很多人并不熟悉社区工作，也没有掌握社会工作的专业知识”，“社区工作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不高，社区工作者的发展空间有限，职业前景不明朗，没有长期扎根社区的制度保障”。①因而，社区实际工作者获得社会大众的认可有一定难度，使社会认可度成为影响其地位认同的第一因素，收入和发展空间则是第二、三位的因素。

2. 研究贡献、不足与政策启示

本文的贡献在于使用微观的特定城市的样本数据，从特定的社会工作也是国内相对较新的职业入手，检验和发展已有的关于社会地位认同的解释。我们验证了客观经济结构因素对社会工作从业者社会地位认同的持续性影响。同时我们也发现相对于经济结构因素来说，自我价值实现和社会大众的尊重与认可也是影响社会地位认同的独立因素。在自我价值实现和渴望社会认可與社会声望的维度，拓展了社会地位认同的社会性意涵的内容，进一步丰富了关于文化消费、社会交往和社会转型等带来的社会地位认同的社会性内涵。工作发展空间和社会认可度对社会地位认同的影响说明，注重自我价值实现、社会尊重与认可的需要满足和价值导向成为影响当下人们社会地位、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的重要因素。自我价值需要和基本生存需要的并存与独立影响说明，高层次的需要并不完全以低层次的需要满足为前提，同时也表明了后物质主义文化价值观念在我们的社会渐露端倪，未来将成为发展趋势。后物质主义文化观念并非完全否定和超越物质安全的需求而是与物质需求同在，共同影响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界定和感知。

本文的局限性在于南京市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课题组的调研数据最初不是为了社会地位认同研究专门收集的，所以忽略了社会工作从业者家庭背景等相关变量。同时，本研究对社会工作从业者的单位性质的划分并不是非常令人满意，无法把是否拥有事业编制的变量纳入分析。此外，社会工作者在国内作为一个成长中的新兴职业为检验社会地位认同带来了便利，同时也可能带有一定的局限性。社会工作职业本身更加注重利他主义的社会服务和社会奉献精神，其本身可能对自我价值实现和社会认可等更加敏感。然而教师、律师、警察等职业也是具有利他主义精神、注重价值实现和社会认可的专业技术职业。也就是说，社会工作可能并不是一个特例。因此，我们相信本研究的结论对于其他职业是具有同样的适用性的，并不是一种样本选择性的结果。本研究聚焦于南京市的调研，如果未来有合适的数据，可以在更广的范围内、更多的职业方面继续验证和拓展。

本文的政策启示是必须努力提高社会工作者的收入，满足他们的基本生存需要;建立畅通的晋升机制和向上发展的通道，为他们创造更多上升和发展的空间和机会;同时通过制度确立其专业技术职业地位，以专业能力和专业标准建设等多种举措提升其社会认可度、社会尊重和声望，继而通过更多宣传提高社会工作的社会认知水平。唯有如此才能留住社会工作人才，吸引更多人才加入社会工作者的行列，使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发展壮大，从而在我国的社会治理和社会建设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责任编辑：徐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