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鑫 毛万熙

[摘要] 乡村是国家政治结构中的基层权力运作单位。如何在新冠肺炎疫情这场突发公共危机事件暴发期间正确引导乡村舆情、回应群众关心的议题、确保政府公信力与群众安全感，关系到农村地区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本文运用田野研究的范式，考察疫情期间中国北方某农村内部的舆论现象及其衍生的社会行为，呈现各方行动者在基层舆论场中的角色扮演及其社会影响，绘制出村民的日常话语、数字舆情、情绪认知、群体行为的互动图景。以此为基础，本文建构出基层舆论场中各方力量的互动模式，进一步揭示了新时期基层乡村在危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继而提出促进基层社会科学信息传播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基层社会 舆论治理 公共危机 新冠肺炎疫情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艺术学专项年度项目“乡村振兴战略中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研究”（项目编号：19BH13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王兆鑫，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教育社会学、质性研究、青少年等;毛万熙（通讯作者），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媒介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 C912.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672（2021）03-0078-14

一、 研究背景

新冠肺炎疫情突发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抗击疫情成为考验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成效的一场硬仗。乡村是中国社会治理体系的基础，是国家政治结构中最基层的权力运作场域。如何在新冠肺炎疫情这场突发公共危机事件期间，正确引导乡村舆情、及时回应群众关心的议题、确保政府公信力与群众安全感，关系到农村地区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

较之为人们所熟知的20世纪费孝通提出的“乡土社会”概念而言，当下乡土社会的生活场景与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已经发生了很大转变①。加之网络时代的数字媒体彻底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这更是加大了公共危机中乡村治理的复杂性②。农村居民处于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双重劣势地位，媒介素养普遍不高，是“信息疫情”（infodemic）的易感人群，易陷入虚假信息制造出的社会恐慌中，并扮演“恐慌”新闻、“伪科学”报道的传播者或再生产者的角色。这一群体对疫情信息的甄别、认知、传播、再生产事关整个疫情防控的成败。在社会转型与技术激变的双重背景之下，探究公共危机事件中乡村民众的舆论形成机制、信息传播链条以及舆情与群体行为的关联，是解决当前基层治理困境的迫切之举。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关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大课题。新冠肺炎疫情将一系列问题摆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会议桌，同时是对各级基层党组织和政府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成效的检验，也是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制化、专业化水平的现实考验。当代中国，社会公众接收新闻资讯的能力极大提高，但虚假信息无时不在扰乱视听，有效管控媒体声音来源，引导舆论走向，提升基层群众信息素养是新时期公共治理的新课题③。此次疫情提供了一个现实案例，我们可通过开展田野研究，梳理基层群众接收信息的渠道以及疫情舆论态势营造、发展、转变等一系列环节中的幕后博弈过程。

疫情期间，各方信息的表达与碰撞冲击着个体的认知，驱动个体表现出一系列的防疫行为与防疫态度。手机、电视、报刊、群体消息、村广播站、权威人物（村委会主任、文化人）等等成为此次基层乡村公众舆论的焦点。本文将疫情期间一个中国北方的村庄作为个案，对乡土社会的舆论场进行深描与解构，通过考察人们信息接触渠道、日常生活话语以及其折射出的生活方式、认知态度，呈现人们对疫情形势的多维认知和群体行为，以揭示当代中国不同媒介形式对乡土社会中的人们产生的多重影响，旨在为重构当下中国基层舆情治理的社会秩序，提升人民对国家权威的信任感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现实依据。

本研究聚焦于公共危机事件情境中的农村社会，力求在方法上对传统行政管理学派有所突破，并将其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进一步融合。目前关于社会治理的研究往往忽视农村、忽视田野，较少深入农村社会中去了解村民们真实的生活场景。因而，根据目前国内研究存在的不足，本文重点考察并揭示以下两个问题。第一，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乡土社会中群众接触信息的渠道有哪些？不同媒介形式在群体舆论建构中分别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各自的权威性如何？它们对人们的作用形式和机制是怎样的？第二，乡村舆论在生活实践中塑造了怎样的个体行为？人们又是如何认知、应对并再生产各渠道中的疫情信息的？本研究通过回答以上两大问题，试图提出基层乡村舆论的治理模式，降低“信息疫情”造成的群体恐慌与社会风险。

二、 文献综述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发，关乎公共危机治理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涵盖与疫情防护相关的各个领域，譬如学校卫生、医疗卫生、行政管理、社会治理、心理治疗与干预、媒介传播、经济贸易、产业发展等等。此次疫情与2003年的非典疫情相比，两者虽然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但最大的差别在于，2020年，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互联网时代，疫情信息的及时、有效发布，以及对网络舆情的监管、公众舆情的疏导，上升为新时期公共危机管理的重要环节。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公共危机需要政府在治理进程中最大化地考虑到：基层群众获取信息的渠道，社会信任与政治支持，情绪与心理健康，以及衍生的新的社会问题、矛盾。这样才能更好地应对我国社会转型期公共治理难题的日渐复杂化问题。

（一） 舆论的形成机制

乡村舆论作为乡土社会重要的内生性规范之一，是乡村共同体中一定数量的成员对某一特定事件的观点、态度和信念的集中表达。①乡村舆论的变化能够传达并揭示出个体与群体、个体与乡村社会的互构状况，而目前中国传统乡土差序格局所维系的关系网络（熟人社会）也日益受到现代化的冲击，比如现代传播媒介、城镇化（农民工）、生育政策、土地改革等，因而乡土社会中内部舆论的形成及传播机制已经不再像先前那样简单，而是变得更为复杂。然而目前国内学界较少对乡村社会中舆论的形成及传播机制进行研究，而是多集中于网络空间研究并存在较强的城市中心视角，认为非理性的大多数是“蝴蝶效应”促成网络舆论生成的显著特征。②在农村，由于环境内人际传播的复杂性、村民认知和接受信息的能力不强等原因，舆論的形成除了部分群众以不同方式带动、引导外，有能力影响舆论或意见的人（意见领袖）在乡村社会的舆论传播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③因此，意见领袖的声音在农村社会中显得尤为重要，意见领袖自身的道德素质以及获取信息的渠道事关乡村社会舆论的走向。随着网络在乡村社会中的融入，村民对网络的诉求和使用偏好越来越强，网络舆论对村民生活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谣言作为一种普遍化的社会舆论现象，社会学、人类学以及传播学领域内的学者们已经有比较成熟的研究。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谣言的传播能力与影响能力可谓空前强大，谣言的蔓延与扩散极为容易导致人们产生道德恐慌与信任危机。①随着自媒体平台的发展以及乡村社会中信息传播能力的增强，农村逐步成为网络谣言的“重灾区”，而这种网络谣言与乡村舆论的碰撞，更是增加了乡村社会舆论形成、传播及发展等过程中的复杂性和不可控性。

（二） 舆论的公共治理模式

随着公众参与国家事务的规模化、组织化发展，民意中形成的舆论氛围对政府公信力与社会的良性发展存在重大影响。公共舆论在塑造个体态度上起到“政治社会化”的功能②，在群体内部可产生“认同感”以及“掌握生活、促成社会变革的力量感”③。尤其是舆论情势复杂的后疫情时代，提升对公共舆论的治理水平刻不容缓。此次新冠疫情首先在湖北省武汉市被发现并被通报，导致国内社会中产生了对“湖北人”的污名与身份歧视，疫情暴发期间地方基层中从武汉回乡的人也受到了社会边缘化和舆论排斥，这种对流行病尤其是对其所在地区、社区产生的消极社会反应（群际歧视现象）普遍存在。④传播学研究指出，有影响力的人或少数个体对形成公众舆论具有重大影响，个体的影响力与其在社会组织中形成的权威密切相关。意见领袖（像村干部、文化人、青年人、权威者等）作为基层社会舆论导向的关键人物，他们在疫情期间对事态走向的看法、认知与陈述将直接关系着公众舆论走向⑤。

在互联网时代，公共危机事件中的网络舆情治理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点领域⑥，网络舆情事关基层社会的群众舆论及社会稳定，而网络舆情治理的前提则是政府保密工作与信息公开之间平衡性的博弈⑦。经验研究表明，流行病的公共形象对其预防与控制有着深远影响，而民族的文化信仰与认知态度则会塑造出民众对疾病的不同理解。⑧何华玲、张晨通过对 2013 年暴发的 H7N9 禽流感疫情与 2003 年的非典疫情比较发现，疫情中政府、社会和民众三方的应对能力均有长足进步，但政府的信息发布机制、社会媒体的自我协调机制以及民众的理性判断力等均存在不足之处。①在中国乡村，网络及其衍生的科技产品已经成为百姓生活中的必需品，教育、缴费、社交、购物等线上运作方式已经渗透进中国农村社会。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的网络舆情，成为乡土社会中重要的信息源与舆论源，各类媒介平台发布的疫情信息影响着乡土社会中人们的认知，网络舆情的爆炸式传播链条，增加了乡村舆论治理的难度。

媒介科技的进步只是本文要考虑的一个因素，并非本文的焦点。从古至今，不管有没有纸张、电话、互联网，谣言在历次大疫中从未“缺席”。所有的因素交织在一起互动，这也是本文从社会学视角出发的精彩所在。目前，国内学术研究已经围绕危机事件中的“网络舆情”监管产出了不少的成果②，但较少运用田野研究的范式考察乡土社会在疫情暴发期间的舆论态势变化，深入社会群体内部考察各方力量（权威人物、网络媒介等）对舆论氛围及导向产生的实质性影响。因而，本文通过田野研究，能够更好地透视基层社会在疫情期间舆论的运转形式及其内部的形成机制，分析转型期中国乡土社会在面临重大公共危机事件时所衍生出的新现象、新问题。

三、 田野方法与个案

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发，增加了社会田野研究的难度，研究者难以进行大范围的走访与资料收集工作，科学研究也难以进行规模化的调研取证。此外，即便通过网络进行问卷填写，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群体偏好。疫情期间，每个人均处于一种社会隔离的状态之下，小范围的流动是一种真实的生活状态，这也为研究者考察自己所处的生活环境（个案研究）提供了比较合适的客观条件。疫情暴发以来，基层乡村群众呈现出的生活状况与我国疫情的事态走向及舆论宣传导向密切相关。笔者运用田野（个案研究）的方法记述疫情期间一个中国村庄舆论发展的走向，以及舆论内部各方主体的互动和传播机制，深描乡村社会中人们在公众舆论之下的生活表现，还原当代中国基层社会在疫情暴发期间的真实场景。

（一） 研究方法

疫情发生后，村庄于2020年1月26日实行封闭管理，人们的流动受到限制，乡村内部的流动成为人们主要的流动方式，以生活物资购置为主，固定聚集区的人群以老人为主。研究者在这样的乡土社会环境中，在邻居家、朋友家、亲戚家、小卖部、村卫生室、村部、村广场等地以观察法（部分采用网络视频）的方式搜集村民们的话语内容与行为表现。

对于家庭内部场景资料的收集，因不提倡串门走访，研究者采用视频电话的方式与村民沟通，了解他们对疫情的认识并确保将他们最真实的话语（舆论）呈现出来，以映射村民对疫情最真实的心理与情绪反应。同时，研究者还运用网络民族志的研究范式，对村微信群、村民朋友圈，快手、抖音短视频中转发或者推送的一些新闻、视频、通知进行了整理，旨在更全面地了解国家话语和群体话语在疫情舆论中相互建构的结果。

田野调查过程中，研究者村庄观察与资料收集的时间为除夕当日（2020年1月24日）到 2020年 4 月 8 日武汉市解除离汉通道管控措施，历时约三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内，中国疫情大致经历了迅速应对突发疫情，初步遏制疫情蔓延势头，本土新增病例數逐步下降至个位数，取得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决定性胜利四个阶段。中国内地普遍采取各类疫情防控措施，并启动不同响应级别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国际社会也开始广泛关注中国的疫情防控工作。1 月下旬，全国新增确诊病例快速增加，以湖北省最为严重，中国政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调集资源支援武汉，雷神山医院和方舱医院等相继建立，人们对疫情的传播途径、发病机理、诊疗方法逐渐有了更加清晰和准确的认识。可见，这一时期是疫情暴发与控制最为关键的时期，中国基层乡村社会中的公众舆论也更具有复杂性与代表性，更契合本文的研究目的。

（二） 个案介绍

郑村（村庄化名）坐落于山东省北部，位于鲁北平原、黄河三角洲腹地，村庄面积为4900亩，耕地面积为3600亩，总人口有1463人（详见表1），人均年收入为8000元，家庭经济收入来源以种植冬小麦、玉米和外出务工为主。郑村距离县城人民医院26公里，车程约40分钟。青壮年劳动力一般就近就业，多工作于邻近工厂，少数人外出务工或求学。50岁以上的劳动人口是本地农业生产和乡村建筑业的主力军。

在公共服务设施方面，郑村有一处配备了四名医生的村级卫生室，三个小卖部，一个健身休闲广场（如图1所示）。在没有出现疫情时，郑村的女性晚上通常会在广场上跳广场舞，男性也会前往广场聊天、散步，小广场成为村庄线下的“信息交流中心”。每天傍晚，十字路口有小规模的集市，为村民供应菜肉以及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村中小卖部销售的商品品类类似。疫情期间，集市被取消，小卖部承担了提供生活必需品的主要功能。郑村村民家里基本上都安装了宽带，智能手机和无线网成为生活必备品，这也是本次疫情与2003年非典疫情在社会背景上的重大差异。本次疫情发生在春节来临之际，村中外出人员返乡过年，人群结构复杂起来，拜年和走亲访友导致疫情防控形势更为复杂，而人员的流动也增加了公众舆论的复杂化、规模化、非结构性传播。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郑村所在县域无感染病例报道，但郑村中有两位村民在2020年1月20日前由武汉返乡，他们“从武汉回来”的身份在村庄中一度引起不小的舆论骚动。

四、 乡村舆论场：疫情期间的村庄百态

大年三十，郑村村民如往常一样，依照家族聚集在一起，人们带着鞭炮、烟酒、吃食去叩拜和祭奠已故的亲人。村中的人流络绎不绝，返乡的大学生和青壮年劳动力不仅为村庄带来了生气，也为村庄带来了疫情的信息。人们接收到各种疫情的信息，分析着事态的走向，这也是村庄里第一次最为密集和频繁地谈论疫情的日子。

年三十晚上，2020 年央视春晚如约而至，只不过在节目中临时插播了一段《爱是桥梁》的情景报告：“短短几天的时间，从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指示，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从各地方部门的快速跟进，到专家医生的全身心投入，还有，所有中国人关切的目光和温暖的支持，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已经打响了……”“春晚”，作为中国人年夜饭必看的娱乐节目，节目内容的曝光度和制造的文化舆论都可能会成为新的一年中的“流行语”。郑村村民通过电话、短信、微信家庭群等方式拜年问候与祝福时开始聊起了“疫情”，也通过祭拜仪式来祈求新年的风调雨顺和全家康安，并希望疫情尽快结束。

一时间，央视春晚与青年人传达的疫情信息、舆论让整个村庄中的人都感受到了疫情带来的恐惧。这种媒介与权威人物的舆论共筑，迅速升级了乡土社会中的紧张气氛，最为重要的表现就是祭拜祝词加入的驱疫祈求与人们拜年时佩戴的口罩。

（一） 舆论场中的新等级：旧权威的衰落与新权威的崛起

大年初一，街上拜年的人依然不在少数，村中的车流络绎不绝。村民似乎并没有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疫情制造的恐慌也没有打破村庄中延续已久的拜年习俗。但是，进入村庄的外人和村里部分青年人都自发戴上了口罩。

随着乡土社会结构的变迁与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推进，家庭规模逐步小型化，青年人对土地的黏性变低，可谋生的手段趋向多元化;村中长者难以凭借经验去解读新事物，生育政策产生的持续性影响增加了亲代对子代的依赖，提升了青年人在乡土社会中的功能价值，以“尊长”为中心的家长式权威在乡土社会中发生改变，代际话语与权威位置出现倒置。乡土社会中新旧权威的转变是一场伴随着现代化的代际革命，“文化反哺”下的代际关系催生了家族伦理关系的演变①，年轻人获取信息的能力和途径无限拓展，文凭社会中他们相较亲代具有更高的文化水平和更多的社会资本。疫情期间年轻人的话语成为舆论风口的航向标，这使得他们在家庭以及乡土社会中的话语权明显提升。

大年初一，是亲戚们聚会的日子，也是疫情信息在村民群体中谈论与传播的暴发期。人们都围着餐桌聚在一起，除了坐在“上座”的老人外，几乎人手一部手机，大家都在分享交谈着各自获知的信息。这些信息有的来自他们的微信群，有的来自他们的朋友，老人们就在那里坐着听着……（2020年1月25日田野笔记）村里的广播栏和广场上开始张贴宣传标语，如“看屏如见面，网络拜年也团圆”等鼓励人们通过网络进行拜年，拒绝集会、探亲访友、打牌等群体性行为。此时，村两委以及上级政府开始在村中以张贴标语的方式鼓励人们减少外出与串门拜年的行为，但这种劝勉性的方法并没有起到比较明显的作用，而真正让村民们感到担忧的是群体中扩散的真假不明的消息。此外，这一时期，尽管部分村民可能产生过“关门谢客”的想法，但是少数群体的行为并无法短时间内打破春节拜年的传统礼俗。

“这个病毒很厉害，人感染上就死，没得救，大家一定不要乱跑。”（2020年1月25日田野笔记）

“咱村子里还有两个从武汉回来的，千万不要靠近，村里也不把他们俩隔离起来。”（2020年1月25日田野笔记）

年初一郑村的拜年家庭聚会，人们在吃饭聊天的过程中无不讨论“疫情”的信息，青年人、中年人时刻拿着手机，接收着铺天盖地的疫情信息。由于此时疫情尚不明朗，与疫情相关的流言、小道消息铺天盖地，人们在几乎缺乏准备的情况下急速进入舆论制造的惶恐之中，而以《新闻联播》为代表的官方舆论在乡村社会中受到谣言及“伪消息”（惶恐信息）的严重冲击。自媒体对官方媒介权威位置的挤占促进了谣言在乡土社会中的传播，权威人物的缺失使得乡村舆论场的局面缺乏控制，肆虐疯传的消息冲击着村民的生活，而对于“伪消息”的偏好是这一时期村民认知中最为明显的表现。他们通过刷快手、抖音短视频，或者通过微信群组推送的小视频，了解到了医院现场很多“不堪的画面”与疫情一线的“信息”，这些视频与信息双重摧毁了有关报道的舆论权威，郑村村民基本上认同了一旦染上新型冠状病毒难以被治愈的说法，“染上就死”成为鄉土社会中人们对这一病毒的盖棺定论。

（二） 谣言制造的信任危机与群体失范

郑村大年初二（2020年1月26日）实行封闭式管理，正式的官方措施最大化约束了个体的行为，村子中的人们才逐步停止了“串门”行为。同时，县级政府派专人对两名武汉返乡人员实施了隔离，村卫生室的医生负责他们两人每天的体温监控。村庄大喇叭每天开始循环播报由市级公安和防疫部门下发的相关政策文件，文件涵盖了疫情期间的治安管理、人员管控、疫情防控、物价和必需品管控等事项，公布了发热门诊的咨询电话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举报电话。村委会每天在大喇叭里循环播报上级防疫部门部署的工作要求，这一做法尽管促进了政务信息的快速传播，但也将整个村庄中的人们推向了高压之下。村民对疫情的恐慌开始被放大，对负面信息更为敏感易信，进一步催生了谣言在乡土社会中的传播。

村委会的大喇叭一遍遍播报上级政策，村头设置了体温检测关卡。村庄路上行人稀少，家家户户闭门不出。很多人家的大门上系着红绸子，据传可以辟疫。疫情舆论带来的高压与紧张气氛在郑村百姓家庭内部弥漫着。然而，还有一些老人们无所顾忌，他们也没有口罩，习惯性地在十字路口旁边的小商摊附近聚集，抽烟、聊天、消磨时光。（2020年2月15日田野笔记）

个别村民在与亲友微信聊天时散播“从明天开始村小卖部将强行停止营业”的小道消息，瞬间在郑村的舆论中“炸锅”。这种传播是基于亲属关系在“微信视频”中的亲密信息互动与动向揣测而给个体增加的信息压力，一度造成了村民对物资的抢购行为，三个小卖铺半天内被村民抢购一空。1月31日（正月初七），有媒体报道：“从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获悉，该所和武汉病毒所联合研究初步发现，中成药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该新闻爆出后的第二天清晨，村医务室的门口便已经有不少的村民在排队购买双黄连口服液或颗粒，一时间村医务室的双黄连药品被抢购一空。疫情期间，很多村民感叹，一生中第一次经历这样的恐慌，就算2003年非典时期，也没有这么严重过。

（三） 舆论场的博弈与舆情的转折

此次疫情暴发于两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一方面，传统的乡土环境已经发生改变，农村城镇化打破了乡土社会结构的稳态;另一方面，乡村中的公共资源及人们的身份转型尚未与目前的情况相配套。因而，转型中的农村社会在此次疫情中表现出诸多复杂、棘手的问题，互联网发展中的城市中心主义忽视了乡村社会村民的话语，网络发展中产生的负外部效应在乡土社会中被放大。村民们难以分辨或意识到信息源对事件报道真实性的影响，在主流媒体与小道消息中摇摆不定。

“武汉建的雷神山、火神山医院都是让得病的人进去自生自灭的，活下来、出院的都是自己扛过来的。” （2020年2月10日田野笔记）。

乡村舆论的形成机制与内部氛围在实践中主要受到两方力量的影响：一方为政府和主流媒体，其中包括政府授权正规平台发布的疫情信息、权威人物讲话、村委会班子对疫情事件的解释、基层政府播报的各种政策措施等;另一方则是村民个体通过上网浏览自媒体平台、在社交媒体中沟通交流接收到的各类视频、链接，以及群体参与中听到的言论等。第二类通常为乡土社会谣言产生的主要渠道，而这一渠道对谣言的制造与传播主要是由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小、疫情形势不明朗、官方对“虚假或非官方”舆论回复的不及时与不彻底造成的。

村子里有的人生病了也不敢去医院，他们害怕被隔离，这个时候村里的神婆子忙了起来，用法术帮那些病人去除身上的邪气。针对这一事情，村委会工作人员并没有积极地去了解相关情况并给予及时回应，生病的村民本人也害怕受到其他村民的排挤与谴责。（2020年2月15日田野笔记）

村两委是国家面对村民的最基层组织，其对疫情事态的回应事关整个疫情舆论的风向标。然而，村两委在应对初期并没有开展人性化的信息传播及舆论引导工作，也没有在微信群中对一些谣言进行积极的回应。他们关注的与工作的重点是上级安排的具体性事务，比如封闭管理期间对村庄事务的管理，帮助村民在微信平台上注册健康码，发放体温测量表等，并没有关注到负面舆论对村民生活产生的消极影响。

疫情期间，村民出于“自爱”，很少会去有小孩子的亲戚、朋友家串门，但随着疫情向好，村民們串门、走亲访友的现象开始多了起来。晚上，村民也会和家人或亲友结伴逛马路、散步，聊天中也会经常说市里的病例已经清零了之类的话语，聊天中涉及的更多的是一些正向的消息，村民的脸上也多了一些微笑。（2020年3月31日田野笔记）

村庄舆论的向好与疫情事态的走向密切相关，政府官方通过微信、电视、短视频等方式播报的疫情信息成为扭转“流言”、提升村民对国家信任、承认国家权威最根本的舆论力量。疫情事件的突发，增加了村民对《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及国务院官方消息的关注，村民每天要做的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关注政府公布的疫情数字信息。随着国家积极的抗疫行动产生了越来越多利好的消息，村民对国家战胜疫情充满了信心，政府每日播报与推送的疫情信息让村民们意识到病毒是可以治愈的。随着村庄管制政策的逐步放松，人们也逐渐意识到先前的谣言是虚假的，村民们也开始在聊天中互问外出务工的时间。疫情信息的透明化增强了村民战胜疫情的信心，不少村民通过快手等手机软件推送自己录制的短视频时会将“加油武汉、加油中国”作为背景音乐，映射出基层群众对疫情的关注力度和村民对国家政府治理方式的认同。通过符号象征转化，“中国加油”等口号起到了转移、吸收的作用，使得本村群体内部的恐慌心理被积极地抚慰，进而转向与更大的群体来共同承担。

五、 乡村舆论共筑模式中“唤醒”与共治力量的真空

乡村公众舆论的正向唤醒是一个持续渐进的复杂化建构过程，不同主体及平台传播的话语权威在疫情（公共危机事件）发展进程中衍生出不同强度的社会影响。乡村舆论的发展与其说是各方主体力量的博弈，不如说是各方力量的共筑，而共筑共治的效果与舆论“唤醒”的专业化力量密不可分。疫情暴发过程中，网络舆情是构筑乡村舆论的核心力量，网络舆情中传递的积极与消极信息被毫无甄别地传递到乡土公众的生活中，进而让基层群体组织衍生出不同的社会行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再次凸显了基层社会中舆论“唤醒”与心理疏导力量的缺失，基层群众生活基本处于一种“自我治愈”“自我安慰”的局面，家庭与差序格局中的人情关系维系了一个人最主要的心理慰藉与焦虑疏导功能。

（一） 恐慌、无助及群体揣测

疫情期间，村卫生院及内部人员为郑村提供了最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也成为监控本村疫情状况的主要机构。由于村民家庭普遍缺少体温计，不少村民稍有不适便会前往医务室监测体温，这便是舆论制造的群体紧张行为。基层社会由于缺乏防护物资，很多村民佩戴的口罩都不具备防护功能，只是“形象工程”。

那名由武汉返乡的学生（博士在读）在隔离期满后被解除隔离，村卫生室的人在郑村微信群里第一时间公布了这一消息。但是，很多别的村子里的人传郑村有疫情病例，而且已经“封村”，问题很严重。这名学生隔离期结束后，其小孩出现上呼吸道感染症状，村医务室人员建议他们去县定点医院进行检查治疗。一时间，村庄中的人们又陷入恐慌之中。大家都担心，如果村子里真的出现疫情，谁也跑不了。幸运的是，县人民医院对他们进行了隔离及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隔离期结束后便由救护车送回了村子。（2020年3月1日田野笔记）

有的说这病能治愈，有的说这病就是治愈了也是做不了力气活了，也不知道谁说的是真的。我们也都很害怕，害怕感染上这病，偶尔的咳嗽都会担心。平常我们就是看新闻联播还有手机中的一些视频啥的，也不认识专业的人，只能自己瞎琢磨。（2020年3月12日田野笔记）

随着疫情的发展，由于缺乏专业的心理疏导服务，村庄中很多村民一直处于一种消极的情绪之中，尤其是在疫情暴发期，舆论对村民产生的心理压力直接影响到了他们的身心健康。郑村村民在疫情暴发过程中难以凭借自身的生活经验去面对新生的社会危机，面对疫情时出现的忐忑与焦虑情绪对现实中家庭的内部环境、氛围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正值春节，家庭中的人员结构比较复杂，疫情舆论高压之下村民的精神状况非常不佳，极易因为一些家庭生活琐事而产生矛盾与冲突。随着像抖音、快手等短视频软件在乡土社会中的普及，基层群众能够更为直观地了解到来自一线的疫情情况，这种互联互通的网络结构促成了公众舆论在不同地理区域之间的快速传递，彻底改变了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中的舆论传播方式。然而，这种舆论及信息传播方式的现代化变迁（转变），却给中国乡土社会带来了双重影响。中国乡土社会的公共服务及社会工作组织等社会化力量发育缓慢，城市中传播出的舆论难以在基层社会中被“消化”或“唤醒”，某种程度上成为疫情期间百姓生活中尤其是心理上负重的枷锁。

群体舆论压力之下，郑村家庭内部的个体难以表达自己的身体状况，担心受到舆论的检讨与政策隔离，恐慌增加了个体心理与身体的不良反应，这种群体揣测与个体的无助成为舆论事态下个体行为的真实表现。疫情期间，郑村相继有两位老人因疾病离世，村中的人除直系血亲外，基本没有人参与丧葬事务。更为可怕的是，老人的离世被外界传出是死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这种在乡土社会中传播的“小道消息”竟然呈现出巨大的舆论威力。基层舆论引导工作的缺失，导致村民习惯性地认同了小道消息的“权威性”，造成了乡土舆论的扭曲。同时，村庄中刻板化、重复性的政策播报工作，在郑村民众中制造出极为紧张的环境氛围，而舆论宣传及心理疏导工作的缺失让郑村民众的心中滋生出“只知其表、不知其里”的认知困惑，即他们只知道疫情很严重，却不知道如何在有序的隔离空间中安抚自我情绪。

（二） 基层社会舆论共治、共筑，路在何方？

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发，给乡村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敲响了一次警钟，政府主导的舆论力量在疫情发展过程中稍显疲惫。①乡村社会中大量的数字移民在网络舆情中失去了立场站位，摇摆在网络制造的舆论漩涡之中。疫情期间，郑村缺乏绝对的权威人物，村庄中的村委会班子也因主动意识不够、处理能力不足、应对经验缺乏而未能及时回应媒体、现实生活中传出的“小道消息”。尽管郑村中走出去的大学生及赋有文化符号的人们在春节期间陆续回流，但是他们网络圈子中的“舆论信息”并不足以纠正乡土社会中负面虚假舆论所制造的社会影响。那么，基层社会在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中的舆论治理模式该如何推进？又有哪些因素在影响着舆论的走向以及人们的生活状况？

从图2我们可以看出，政府是舆论的主导方，也应该是舆论治理中的协调方与解释方。中央政府应及时协调各方力量，积极组织社会舆论引导工作。目前，互联网已经深入基层社会，依靠互联网平台及时做好疫情事件报道与解释工作是净化舆论内容的关键之举。经验研究已经表明，在非典疫情的治理经验中，非政府力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②因此，政府通过协调各方力量，构建“共筑、共治”的基层社会舆论治理模式已经迫在眉睫。村委会在疫情中的工作职责不应局限于事务性工作的落实，而应该积极开展乡村舆论的疏导工作，致力于获得村庄微信群中的话语权，对流言与小道消息给予及时的回应，以防止村民出现“哄抢”“盲目揣测”等谣言蛊惑下的非理智行为。此次疫情的突发，地方政府应该积极地汲取经验教训，出台优惠政策、措施引进专业化社会力量通过多种方式（如“互联网+”）参与到基层舆论治理之中。①专业化社会力量的参与，不仅能够与政府一起构筑疫情舆论的正向宣传，还能够为乡村中的人们提供专业化的心理慰藉与舆论疏导工作，进而将疫情对人们心理与生活的创伤降至最小。疫情期间，郑村中有这样一群人游离于主流媒体的视线之外，他们就是老年人。笔者在郑村田野调查过程中发现，老年人基本上没有人佩戴口罩，即便在疫情最严重的时期，他们也缺乏必要的自我防护意识，或者说是缺乏自我防护能力。因此，地方政府应该积极引入专业化社会力量如社会工作组织等承担起老年人、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的舆论疏导、心理慰藉和安全防护工作，讓社会能够更好地听到他们的声音。

六、 总结与讨论

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发，再一次考验了我国基层社会的治理水平，也凸显了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在互联网时代，舆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领域，消极或虚假舆论对基层社会秩序的破坏力尤为巨大。当下，中国城乡一体化进程与数字媒介的发展正在打破乡土社会的传统秩序规范，乡土社会中人们的生活观念、社会网络、信息获取习惯、认知途径等都发生了显而易见的转变。尤其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与乡土社会信息接收能力的增强，整个国家与社会的信息逐渐透明化。然而，由于乡土社会中人们文化资本及数字空间生存经验的缺乏，他们尚不具备辨识舆论信息权威性、真实性的能力，容易因虚假舆论形成群体恐慌。同时，通过对乡村的田野研究笔者发现，尽管政府一直在通过各种方式、策略向人们传播最真实的信息，但是人们仍然对“谣言及恐慌消息”有着强烈的偏好，乡村中的人们更容易被虚假舆论所挟制。因此，营造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中乡土社会的良好舆论氛围，净化网络平台，建立良性的舆论“唤醒”及共治体系是政府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工作重点。

基层社会舆论共治共筑模式的发展离不开宣传教育工作的积极开展，农村在舆论宣传工作开展过程中应拓展多种宣传教育渠道，而不应该局限于仅使用大喇叭广播的形式，而且这种简单重复循环的播报方式极容易将整个村庄的疫情防控工作推向高压状态，会制造出极为紧张的环境氛围。基层村委会应该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将“应上级要求”变为主动出击，积极地了解村庄话语中突显的舆论，密切关注并排查可能因虚假舆论引发的社会问题，并积极地联系上级部门，做好舆论的回应工作。同时，村委会应该积极地告知并分享科学的、简单易懂的防护知识供群众学习，适时了解群众的心理动向，联系专业的社会化力量给予及时的帮助与心理疏导。此外，村委会也需要密切关注本村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了解他们心中所思所想，了解他们的实际需求，真正从社会实践中开展服务，净化村庄社会的舆论内容。

村民作为乡土社会的主体，地方政府应该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鼓励村民自治，让村民积极地去了解真实的疫情信息，实现乡土社会中个体对个体的正向引导。更为重要的是，地方政府应该积极为村民与专业化社会力量搭建互动互通的信息平台，让村民实现基本的线上问诊，并且在危机事件中及时为村民提供心理咨询、生活帮助、舆论反馈等多项公共服务。这种“智慧治理”平台的建设，也是共筑共治乡村舆论的重要路径。同样，政府也应该通过引导网络舆情积极地确保政令与信息的统一性，提升基层群众的社会信任感，搭建群众发声的平台，完善政府与群众的信息共享机制，提升基层群众在疫情期间的安全感。

本文运用个案研究的范式深描了基层村庄在疫情暴发过程中的一系列场景，透视了基层社会在应对疫情过程中的舆论治理模式。尽管本文难以涵盖更多基层乡村、社区在疫情防控期间的舆论情况，但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展现目前我国基层社会舆论治理的基本情形。此外，本文研究者出于自我防护的考虑以及政府在疫情期间对人员流动的管制等原因，未能更好地深入村民家庭内部进行田野观察，因而在研究中存在着诸多信息的疏漏，不能更为全面地刻画疫情期间村庄内部人们生活的全部场景。

（责任编辑：徐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