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门之云　张立峰　云海　木小六　罗元欣

游必有方——古人为什么要旅行

旅行是人类的天性。人类能够分布在世界各地，要归功于数百万年前祖先“走出非洲”的旅行。见于各种文献记载、有各类实物证据证明的人口迁徙，规模有大有小，但都说明广义上的人类旅行从未停止。而狭义的旅行，通常指的是为了办事或游览观光，从一个地方去到另一个地方。

如今，随着交通工具的更新换代、通信手段的日益发达和获取信息渠道的全面拓宽，旅行，正在变成一件越来越普通的事情。兴之所至、临时安排的“说走就走的旅行”也越来越常见。然而，旅行并不是现代人的专利。在交通条件不发达、获取信息渠道有限、出行并不那么方便的古代，同样有许多离家旅行的人。他们踏上旅途不一定是为了休闲，而是有着各种目的。

万国衣冠拜冕旒——帝王的巡游

中国古代的许多帝王都曾巡游各地。先秦时期的《穆天子传》就记载了周穆王西征东巡的故事。周穆王驾着八匹骏马一路西行，到达西王母之邦，與西王母宴饮酬酢，这一情节也为后世的小说作者提供了许多浪漫的素材。

实际上，历史学家经过严谨的考证和推理，认为《穆天子传》是一部杂糅史实与想象的著作，以这本书为证据，将穆王西游视作帝王巡游的实例，似乎有些牵强附会。然而，后世的秦始皇东巡、汉武帝泰山封禅、隋炀帝下江南，乃至清代的康熙帝、乾隆帝南巡，都是有着丰富史料记载和考古文物证据证明的帝王巡游。

乾隆南巡图·过德州 绢本设色 清 徐扬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博物馆藏

康熙南巡图·浩渺长江 绢本设色 清 王翚等 故宫博物院藏

受各类民间传说影响，许多人可能认为帝王出巡无非是因为在宫中待得腻烦，想要出去游山玩水，在自己亲手缔造的太平盛世中享受一番，顺便向臣民们显示帝王威仪。以这种眼光看待历代帝王的出巡，实在有失公允。以康熙帝南巡为例，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到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康熙帝六次南巡江浙，每一次除了沿途阅视河工之外，还十分注意咨访吏治、体察民情，并在途中随时处理国家大事，名为南巡，实则在处理各种工作，且工作强度不小。单就视察河工而言，六次南巡的具体目的也并不相同。大体来讲，前三次南巡对治河所下的指示方略较多，而后三次主要是视察治河成果并安排善后事宜。

黄河是中国的母亲河，又与大运河相连，关系到清代的漕运。康熙帝南巡，通过治河获得治漕的成功，清朝的统治有了物质保障，康熙帝的治国之道也因此得以实现，这可谓康熙帝南巡留下的历史功绩之一。

有志乎上下四方——文人的壮游

中国古代社会的文人学士常把“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相提并论。在这一思想的鼓舞下，文人们几乎都有旅行游览的经历。年代稍早的文人“驴友”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的谢灵运。谢灵运为了方便出游时跋山涉水，发明了谢公屐。这种木屐的底部安有两个木齿，上山去其前齿，下山去其后齿，无论上山下山，都如履平地。在旅途中，谢灵运还创作了不少山水诗，引领了绵延上千年的中国山水诗潮流。

文人走出书斋，来上一段范围广、时间长的旅行，不仅可以开阔视野、增长见识、扩充知识储备，还能在途中结交知心好友或学者名师，在切磋讨论中使自己的人生境界更上一层楼。

我们熟悉的唐代大诗人李白，就曾“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在祖国大地游历。旅行让他结识了孟浩然、杜甫、高适等好友，也为他提供了丰富的诗歌题材和创作灵感。他笔下与旅行有关的诗篇，既有《望庐山瀑布》《赠汪伦》这种脍炙人口的短诗，也有《蜀道难》这种充满着奇诡浪漫想象的长篇诗歌，既有《秋登宣城谢朓北楼》《登金陵凤凰台》这种写景怀古、意境悠远的作品，也有《渡荆门送别》《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这种满含对友人真挚情感的诗篇。如果李白的人生没有旅行，中国的诗歌宝库中，不知要少多少瑰宝。

旅行文具箱箱长74cm 宽29cm 高14cm 清乾隆 故宫博物院藏

松荫行旅图绢本设色 27.5×27cm 明 佚名

出门旅行不只是对文学创作有助益。西汉时期的史学家司马迁，年轻时漫游各地，考察过“禹疏九江”的遗迹，在屈原投水的汨罗江畔凭吊过，又到过春秋时期的鲁国故地，“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他还游历过刘邦起兵的丰沛，在当地老乡口中听到了许多关于汉初功臣的故事，还去过战国时期的魏都大梁，瞻仰过信陵君门客侯赢看守过的“夷门”……每到一地，司马迁都深入考察当地的山川地势、风土人情，并搜集整理历史资料和趣闻轶事。可以说，年轻时的漫游经历，为司马迁日后创作《史记》积累了广泛而丰富的素材。这部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著作，并不是司马迁青灯黄卷独坐书斋的结果，而是与旅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端居耻圣明——士夫的宦游

山水人物册页·雪霁行旅31.3×33.3cm 清 袁江 中国美术馆藏

赤壁图绢本设色 25×26.2cm 南宋 李嵩 美国纳尔逊-艾金斯艺术博物馆藏

在各类史料文献中，常见一种目的相当明确的旅行——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们在赴考之前或赶考途中求见名士贵人，希望扩大自身影响力。有学者认为，这一习惯起源于唐代。唐代的科举考官在评卷时，除了参考卷面成绩之外，还要结合考生的名誉、声望等“考场外因素”，才能做出最终决定。因此，学子们非常注重与考官、当时的名士乃至其他考生的交往，常常在考试之前就四处旅行拜访，拉近与“圈内人”的关系。唐代之后，虽然科举考试的相关规定有所变化，但学子们借赶考之机广泛交游的习惯，依然流传下来。

而如若考生们高中做官，就有很大概率会经历宦海沉浮，辗转各地。检查基层工作、考核、交流轮岗、升迁或贬谪……官员们有许多机会，可以借用封建官府的食宿、车马资源“公费旅游”。当然，旅行时的心境如何，是“春风得意马蹄疾”还是“我寄愁心与明月”，又是另一回事了。

这类因官职变动引发的宦游，其中经历最为丰富、传奇的当属苏轼。苏轼一生中曾多次被贬，杭州、黄州、惠州乃至现在属于海南省的儋州，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但生性乐观豁达的苏轼并没有因仕途不顺而心灰意冷，反而趁便在当地进行一番“深度旅行”。当地的美景，一定要去看一看;当地的美食，一定要去尝一尝。在黄州，他游览赤壁，创作了《念奴娇·赤壁怀古》《赤壁赋》等千古名篇;在惠州，他大吃特吃各种水果，赞叹“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在被贬儋州三年以后，依然发出“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的感慨。虽为贬谪而游，但苏轼在旅行中获得的享受，恐怕不比官运亨通之人来得少。

松林僧话图纸本墨笔 144.4×56.8cm 五代 关仝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還有一类宦游行为，是官吏受帝王派遣，为完成某项任务而出使各地。这类宦游中，比较知名的当属汉代的张骞通西域和明代的郑和下西洋。以张骞通西域为例，张骞于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第一次出使西域，最初的目的是与大月氏联合，孤立进而瓦解匈奴，却不幸被匈奴俘虏，后因匈奴内乱才有机会返回中原。这历时13年的第一次出使，虽然没有达到与大月氏结成联盟的政治目的，却让中原人民了解了关于西域的政治、经济、地理、文化、风俗等情况，为以后中原加强与西域的联系奠定了基础。而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第二次出使西域，则将汉与西域的交通建立起来。两次出使西域，虽然都带有一定的政治目的，但最终在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影响极为深刻，远远超越了政治范畴。

五岳寻仙不辞远——僧道的云游

早在秦代，秦始皇就曾派方士徐福率领童男童女及工匠等人出海远航，访求仙药，但最终一无所获，徐福也从此杳无音讯。汉代，佛教传入中国，至南北朝和隋唐进入鼎盛时期。许多统治者笃信佛教，僧人四处活动，旅行十分频繁。

历史上著名的僧人旅行家有法显、玄奘、义净和鉴真等。法显是东晋的高僧。东晋隆安三年（399年），62岁高龄的法显从长安（今汉长安城遗址）出发，西出阳关，经西域至天竺寻求佛教戒律，是中国僧人赴古印度“留学”的先驱。游历期间，他搜集了大批梵文经典，手抄60余卷上百万言佛经，并学会了梵文、梵语和西域的佛像绘画法等。后来，他乘船到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继续北上，于东晋义熙八年（412年）在今山东青岛登陆，终于返回中国，整个旅行耗费了14年时间。

归国之后，他把自己14年的旅行见闻写成《佛国记》（又名《法显传》），对自己途经的30多个国家的山川地势、风土人情做了扼要描绘。可以说，这部书既记载了5世纪初的亚洲佛教史，又是中印等国的古代交通史，也是中国现存较早的一部记载海上交通的史籍。

关山行旅图绢本墨笔 144.4×56.8cm 五代 关仝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佛教产生于古印度，因此，古代中国的一些高僧大德会选择去古印度访求佛经原典，以期对佛教有更透彻的理解。东晋的法显如此，唐代的玄奘也是如此。在交通条件十分落后的古代，这些僧人敢于克服千难万险，跋山涉水远赴异国，单论这份勇气和毅力，就值得我们敬佩。

一生好人名山游——个人的旅游

现代社会的旅行，虽然有各种“拼单”“拼团”活动以及“穷游攻略”帮助人们降低出行消费，但总体而言，旅行仍然是一项非常烧钱的活动，在古代更是如此。加之古代社会在交通、食宿等方面的种种不便，如果想要支撑出于个人兴趣爱好而进行的长期旅行，雄厚的财力、健康的体魄、广博的见闻以及坚忍的意志，这四者缺一不可。

中国古代出于个人兴趣长期旅行的代表，当属明代著名旅行家徐霞客。徐霞客出生于南直隶江阴（今江苏江阴）的一个富贵家庭，他的父亲徐有勉就是一个无心仕进、喜欢到处游览山水景色的人。受父亲的影响，徐霞客年少时便喜爱阅读各类地志图籍，立志游遍祖国名山大川。科举考试失败后，在母亲的鼓励与支持下，徐霞客下定决心将旅行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

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第一次出游开始，徐霞客用30多年时间，游历了大半个中国。起初，他只是像普通的游客一样，将自己目睹的美景及当时的内心感受记录下来，写成游记。当时，他的游记就被许多人传看，广受赞誉。

但徐霞客很快便不满足于此。在长期观察大自然奇景的过程中，他对许多地理景观和地质地貌有了感性认识，其中蕴含的奥秘，远比单纯的青山绿水更令他痴迷。于是，他开始有意识地在游记中记录不同地区的一些地质特征，并推测它们的成因，走上了一条与科学研究类似的道路。《徐霞客游记》对湖南、广西、贵州、云南等地的喀斯特地貌做了详细记录，并详细考证成因。游记中对地热资源、火山、河流侵蚀现象等的记载，也十分细致。

人们常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徐霞客对旅行这般深入骨髓的热爱，使他最终以文学家、旅行家、地理学家的称号名留青史，这或许是他20多岁第一次走出家门、开始旅行生涯时完全没有想到的。

除了以上几种旅行目的以外，古代的旅游还有以商业贩运为目的的商游、节假日期间的短途观光或踏青等。套用一句歌词，“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不仅现代人看法如此，古人亦然。

古代人的旅行，虽然目的各不相同，但总体而言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打破了现代人对古代社会静态、闭塞的想象。无论是单纯为了游山玩水的娱乐式旅行，还是以外交、学习、商务等为目的的旅行，都是中国古代旅行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古往今来，交通条件在变化，人们的生活水平在变化，但人们向往远方、想要探索外部世界的心，却历经数千年，从未改变。

溪山行旅图纸本设色 61.1×27.5cm 清 董邦达

栈道行旅图?绢本设色 33×34cm 宋 佚名

行旅图绢本墨笔 26×27cm 南宋 马远

在路上——古人的旅行方式

常言道：“在家千日好，出门万事难。”那么，古人外出旅行又是怎样一番光景呢？

衣（行李）

古人出游的行李，又叫行裝或行囊，其中有各种必备物品，宛如百宝囊。

先说换洗衣物。出门长途旅行，必须要准备足够的换洗衣物。大唐玄奘法师进入高昌后，国王麴文泰特为法师“制法服三十具，以西土多寒又造面衣、手衣、靴、袜等各数事”。明代著名旅行家徐霞客出门远游，要带上外衣、夹衣、内衣、裤子等各种换洗衣服，如果遇到寒冷季节，棉袄、夹裤也是必须要准备的。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古人旅行常以徒步为主，故此鞋袜十分重要。古代常见的鞋子有布鞋、草鞋。苏轼云“竹杖芒鞋轻胜马”，这里的“芒鞋”就是一种用芒草外皮编制的草鞋。在云南鸡足山考察时，徐霞客还穿过“皮鞋”，或许是穿惯了草鞋的缘故，他在日记中写道：“觉左足拇指不良，为皮鞋所窘也。”袜子容易破，远行要多准备些，徐霞客还有专门的“袜包”。

长途旅行中，驿站或客栈自然是古人首选的歇息之地，可是“错过宿头”，借居民家、寺观的情况，也时有发生。鉴于住宿条件良莠不齐，有经验的旅行者还会带上各种床上用品和生活必需品。徐霞客的行李清单里就有“被褥”“被撰”枕头等，这些东西体积不小，分量也不轻。此外，如锅碗瓢盆等炊具、火镰蜡烛等照明之物、面巾等洗漱用具，乃至铁针、锡瓶、竹筒和夜壶等必需品，都会被收纳在行装里。

清明上河图（局部） 绢本淡设色 24.8×528cm 北宋 张择端 故宫博物院藏

古人平日在家饮食起居不节，也会闹个大病小灾。至于“宦游南北，客涉道途，冒触居多，邪气易入，方药备急，尤当究心”。旅途在外，由于鞍马劳顿、短衣少食、担惊受怕的，很容易生病。故此，《旅舍备要方》《千金要方》等医书里，都记载了若干在外旅行的必备良药。其中，既有小半夏汤、枳实丸、麝香膏等成药，也有熟艾、甘草、干姜等草药，如此才能确保“道途疾病，治疗有归”。

“天有不测风云。”古代没有天气预报服务，“看云识天气”也是一项门槛很高的技术活儿，所以蓑衣、竹笠、油伞等雨具也是必备的。在《清明上河图》里，有一辆两人推拉、瘦驴牵引的重载独轮车，车上有一条布满文字样花纹的布幅遮盖，一把大伞挂在车上。车后面紧随着一行人，其中一人骑着驴子，头上戴着斗笠;后面是挑担儿的仆人，为防止阴雨天气影响，挑担一头也挂着一把伞。

行李清单越拉越长，由此看来古人出趟远门还真是不容易。除了生活用品和食物之外，从《徐霞客游记》零散的记载看，在四年的西南漫行中，徐霞客的行囊里还包括《大明一统志》《名胜志》等四本大部头的地方志，以及银钱盘缠、各类碑刻抄录或拓片、他人书信、别人赠物、沿路所买之物和随时随地写下的游记、日记和诗文。

如此庞大且沉重的行囊，绝非一个人可以背负。徐霞客万里远游，除了静闻和尚和一名家仆作为旅伴，还会雇佣一至三名挑夫代劳。在路上，徐霞客会让家仆或静闻和尚帮助守“行囊”于某处，自己则“芒鞋踏破山头雾，竹笠冲开岭上云”，时常独自出游、爬高涉险，尽了游兴，再与他们会合，重新上路。

食

古人行游，虽说也有热酒热菜、大鱼大肉、大快朵颐的时候，可对普通人来说，囊中羞涩、饮食无着的情况往往才是常态。因此，古人出门多是自带粮食，自己做饭。

清明上河图（局部）

《庄子·逍遥游》中说：“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其大意是去郊外踏青转转，吃饱了空手去就成;到百里以外，就得带着提前舂制好的干粮;倘若要去千里之外，不带上三个月的米粮，恐怕就没法儿活着回来。

挑着生米上路，还得自带锅碗瓢盆、生火做饭，毕竟不方便。那些轻便易保存的吃食，就成了行旅之人的首选。

“糗”就是古人常带的行粮。《说文》释义说：“熬米麦也，又乾饭屑也。”制作糗的原料有大米、麦面、豆类等，加工方法大致是先将其入锅炒熟，再于石臼里捣碎，加水和匀，揉搓成块，最后晒干即成。除了糗，古人还备有脯与惰，多是抹盐蒸晾的肉干。《警世通言·赵太祖千里送京娘》描写了赵匡胤与京娘的启程准备，“五更鸡Ⅱ昌，景清起身安排早饭，又备些干粮、牛脯，为路中之用”。

唐宋以来，酒肆食店逐渐普及，为旅人出行饮食提供了很多便利。即使如此，古人出门旅行还是习惯随身带些“方便”食品，其中，以预先加工好的“路菜”最具特色。

顾名思义，“路菜”是路上方便食用的菜肴。其特点是不易腐坏，经久可食;重油，稍咸，香而不腻，易于下饭;无汁，便于贮存，携带方便。通过腌、腊、糟、醉、烤、熏、风干等烹饪技法加工而成的路菜，不仅经久不坏，而且别有风味。《红楼梦》里有一道“茄鲞”，是将干陈茄子切成片，加入多种辅料，经过腌、腊等多道程序加工而成，具备了成而香的“鲞”的特殊风味。

在《红楼梦》里，黛玉回乡奔丧，薛蟠出门学商，都是要预备路菜的。这些路菜，不但自家人要做，亲朋好友也会馈赠精美的路菜为亲友饯行。对于豪奢人家而言，出门远行即便带着厨师，可到了荒僻去处也买不到好食材做菜。故此，事先预备一些路菜，待到旅途劳顿时，只需生火加热，就能美美地吃上一顿。

超级“驴友”徐霞客出门行游总会随身带米，自己烧饭煮粥吃。如果米吃完了，或者不便做饭时，就以“凍米”、胡饼、粉糕、酥饼等干粮充饥。如笋脯、鸡枞、香蕈等干制蔬菜，也是徐霞客常带的食材。在无法获取饭食时，水果也能充饥，徐霞客在江西龙虎山新岩，因为避雨，于是“剖橘柚为午餐”。

半生行游的徐霞客到过很多地方，也有机会品尝许多特色饮食。如湖南的竹鱼、广西的竹豚、云南的柔猪等肉食，广西的糟芹、贵州的折耳根、云南的飞松等菜蔬，江西的橘柚、广西的龙眼、云南的海棠子等果品，以及云南的酥油米线、广西的蒲酒等美酒佳肴，都出现在他的游记里。

有时候人算不如天算，哪怕多带粮食，也有饮食不继的意外情况。比如《论语》中说，孔子“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明代文学家袁中道在《桃源游记》中也记载，自己出游桃园最后却因为“薪米渐不支”，而草草结束旅行。

住

长途旅行，必须中途歇宿。

《周礼·地官·遗人》记载：“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这是西周的封建王侯为了便于朝觐纳贡，在通往都城的道路上广修客舍，预备饮食，以便四方来朝者歇宿停留，有些类似于今天的国营宾馆。

到了唐代，官营驿站制度已经十分健全和成熟。这些驿站有陆驿、水驿和水陆相兼三类，一般每隔三十里设置一个，根据繁忙紧要程度配备若干数量的驿马、驿船和驿夫。凡是涉及公务、军务的官吏、驿使等人，皆可免费使用。“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很多唐代文人相互迎请、送别的诗句，便诞生于此。

蜀山行旅图（局部）

唐代以前，民间旅店业就已经得到快速发展。西晋文学家潘岳在《上客舍议》中记述：“今四海会同，九服纳贡，八方翼翼，公私满路，近畿辐辏，客舍亦稠，冬有温庐，夏有凉荫……”许多贵族大商发现了其中的商机，也都竞相营建。《太平广记》记载，岐州富商王祜所开设的私家旅馆，能够同时容纳千人食宿;定州富商何名遠还沿着驿站开设旅馆，让那些无权住驿的行人都进自己的店合歇息。

“逆旅整设，以通商贾。”这是曹操《步出夏门行》诗里所描述的当时的旅馆状况。《晋书》中说：“逆，迎也”，“旅，客也”，所谓“逆旅”就是迎客之地。清代李渔的《闲情偶寄》却解读出别样意味：“‘逆旅二字，足概远行，旅境皆逆境也。”古代各种与旅行有关的软硬件设施条件皆有不足，旅行如入逆境，这也是后世称客栈、旅社为“逆旅”的另一层原因。

蜀山行旅图 绢本设色 北宋 郭熙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溪山行旅图 绢本墨笔 103.3×206.3cm 北宋 范宽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尽管如此，旅人在经历了艰苦的行程后，无不迫切期望能得到理想的食宿以恢复体力，这也不断促进古代旅店业的发展。明代已经出现专门为旅行修建的“度假酒店”。文学家张岱在泰山景区住店时，店家会先摆贺席，席分三等，如最上等的“专席”有糖饼、五果、十肴等，还能欣赏到专门的戏曲演出，客房也分为三等，一切按照缴纳的“店例银”对应安排。

万历年间，四川的太平驿会在高悬的迎客匾额上写上“宾至如归”四个大字。除了食宿，还提供代请导游、代雇行脚、代请保镖、代请医生，以及代存货物、代取款项、代洗衣服等服务事项。总之一句话：让您乘兴而来、满意而归！

遇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情况，民家、寺庙和道观也是旅人不算太坏的选择。《西厢记》里的崔莺莺与张生，就是借宿于相国寺时相识相恋的。徐霞客曾经多次借宿寺庙，由于长期与僧人交流，多次受僧人款待，这也改变了他的信仰。最简单的住宿方式，当数野外“露宿”;乘舟船、走水路的，也可以眠于船上，但是这些都存在一定的风险隐患，是不得已情况下的选择。

行

“徒旅苦奔峭”，“徒旅惨不悦”。谢灵运与杜甫的诗句说明，古人徒步旅行是一件非常艰辛的事儿。

战国时期的纵横家苏秦舌灿莲花、游说列国的事业，就是从徒步旅行开始的。《战国策》里说他“负书担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著名的《玄奘负笈图》更是直观形象地描绘了玄奘法师赤足芒履、头顶伞盖、前悬灯盏，身负满载佛经的行笈，一路栉风沐雨、日夜兼程、西行取经的形象。

玄奘负笈图 绢本设色 135.1×59.9cm 宋 佚名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累归累，可古人对于徒步旅行仍然乐此不疲，并能从中获得别样的感受。“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这是商山早行的温庭筠;“好峰随处改，幽径独行迷”，这是鲁山山行的梅尧臣，他们在诗中都表达出一种“出门无所待，徒步觉自由”的独有意趣。

相较于徒步来说，在旅行中乘坐车船、骑乘牲畜也都是不错的选择。

长途旅行要是能走水路，就算绕远道也在所不惜，既能解决住宿问题，要是顺风顺水，还可以“千里江陵一日还”，更能欣赏到沿途诗情画意的山水景致，真可谓“江流大自在，坐稳兴悠哉”。

“一生好入名山游”的李白出蜀远游，乘船沿江出峡、泛舟鄱阳，游览庐山，留下了“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名句。徐霞客在丹江漂流时，曾写下这样的笔记：“时浮云已尽，丽日乘空，山岚重叠竞秀，怒流送舟，两岸浓桃艳李，泛光欲舞。出坐船头，不觉仙也j”

“停车坐爱枫林晚。”当年孔子带领诸位弟子周游列国时，就是驾车出行的。苏秦的主张得到君主们的赞赏后，佩六国相印的他在经过洛阳时，“车骑辎重”甚众，诸侯们遣使送之，以至令人“疑于王者”。

雪霁江行图 绢本设色 74.1×69.2cm 北宋 郭忠恕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魏晋时期，乘坐牛车最为时髦。牛车缓慢平稳，车厢宽敞高大，最适合士族子弟出门。“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就经常一个人驾牛车出行。沈括还设计了一款专门用于出游的“安车”，车顶是带有机关的软篷，有雨有风时遮住，风和日丽时卷起。车厢的前壁和两侧都有窗户，半躺在车厢里，就可以欣赏风景。车厢四柱也都巧设机关，能挂起书籍、扇子、帽子、棋盘、酒壶、点心和茶叶等物。

溪山行旅圖绢本设色 26.2×27.3cm 南宋 朱锐 上海博物馆藏

雪涧盘车图绢本设色 23.6×21.6cm 南宋 佚名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可以骑乘的牲畜主要有牛、马和毛驴。老子西出函谷关就是乘着一头青牛。历史上骑驴的名人则有很多，张果老是优哉游哉的白胡子神仙，整天倒骑毛驴游戏人间;贾岛骑着瘦弱的毛驴苦吟，一不小心冲撞了韩愈大人的仪仗队，留下“推敲”的典故;至于“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的杜甫、“细雨骑驴入剑门”的陆游，似乎都在说明驴子是诗人们最佳的旅行工具。

行到山穷水尽处，古人还要靠一双铁脚板，“踏平坎坷成大道”。

在登山时，遇到没有路的情况，徐霞客便会“梯穷济以木，木穷济以梯，梯木俱穷，则引绳揉树”。游雁荡山天聪洞时，这里的山坡连树、竹都不生长，徐霞客就抓着乱草向上攀爬。在云南鸡足山九重崖，为了能到达岩顶，徐霞客砍伐木条，将其紧嵌在两岩之中，踏木而上。徐霞客还曾在石壁上凿孔作为踏步的“阶梯”，在冬季黄山的冰层上凿出孔洞，“得一孔，置前趾，再凿一孔，以移后趾”。这些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劳力和耐心，以及超常的胆气和毅力。

徐霞客还遇到过一些洞口极小或内部极窄的洞穴。为了考察它们，他毅然“脱衣赤体，蛇伸蠖曲”。在广西桂林青珠洞内，徐霞客只能艰难地一寸一寸地“匍匐”前进，“度一人须磨握一时矣”，这活脱脱的就是明代版的洞穴探险家与极限爱好者。

徐霞客一生16次出游，可谓足遍天下。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完成这样的壮举极为不易，多数情况下都是靠着双脚走完全程。最终，徐霞客由于“病足”而双脚瘫痪，由丽江太守木增派人护送回家。

晚年的徐霞客一边整理自己的游记，一边“置怪石于榻前，摩挲相对”。“一路烟霞草木香”，相信他一定会时常忆起那漫漫旅程。

穿越时空，跟着古人游名胜

什么是旅游？顾名思义，所谓“旅”指的是出门在外，而且不能离家太近，否则大概率要称为“郊游”：至于“游”，显然带着几分从容不迫、闲庭信步的神态。用当下的网络流行语来说，就是“玩儿”。简言之，旅游的本质就是去远方“玩儿”。这意味着，作为一种审美性的娱乐活动，旅游不单需要你衣食足、仓廪实，还得有“诗与远方”的精神文化追求。这个门槛足以挡住许多人，特别是在经济水平不够发达、文化普及率不高、交通不便的古代，能有旅游的条件和意趣的，大多不是一般人。那么，收入和学历“双高”的古代游客到底喜欢去哪儿玩？他们眼里的风光又与今人有何异同？让我们现在就穿越时空，跟随古人_起游历祖国的风景名胜。

仰首抱膝看青山

山，或高耸险峻、气象万千，或清秀妩媚、仪态万方。它在视觉上不仅离神秘未知的天空更近、距庸俗平常的人间更远，景随步移的惊喜，俯瞰天下的壮阔，也在满足人们好奇心和探索欲的同时，让“久在樊笼里”的世间红尘客暂且搁置生活烦忧，“复得返自然”。而即便是以退为进，志在名利场，也有“终南捷径”可走。这也就难怪古代的文人雅士常常感慨“性本爱丘山”了。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总有那么一些山卓尔不群，引人长途跋涉，慕名而来。这里面，东岳泰山不得不提。古人形容“泰山吞西华，压南衡，驾中嵩，轶北恒，为五岳之长”。实际上，它的海拔并不算高，在五岳中仅排第三位。但泰山崛起于华北平原之东，矗立于齐鲁平原之上，东临烟波浩渺的大海，西靠黄河，南有汶、泗、淮之水，与平原、丘陵相对高差1300米，形成了强烈对比，气势因此显得格外高日广。

庐山高图 纸本设色 193.8×98.1cm 明 沈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据《史记集解》记载：“天高不可及，于泰山上立封禅而祭之，冀近神灵也。”故而，泰山成了百姓崇信、帝王告祭的“神山”，有“泰山安，四海皆安”的说法。自秦汉至明清，历代皇帝到这里封禅27次。历代帝王借助它的神威巩固自己的政权，而它的神圣地位也被抬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神话扬名、皇权壮势，让本就雄伟多姿的泰山越發具有魅力，引得历代名人骚客纷至沓来，入南天门，过十八盘，登玉皇顶，留下了数以千计的佳作名篇。司马迁的《封禅书》、曹植的《飞龙篇》，脍炙人口;李白的《泰山吟》、张养浩的《登泰山》，引人入胜。特别是杜甫的《望岳》更是妇孺皆知、耳熟能详：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跟随诗人的眼睛，我们仿佛也望见了泰山的神奇秀丽和巍峨高大。定睛细看，只觉山中云海翻涌不息，令人胸怀激荡。最后“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千古金句一出，泰山傲视万山之旷迈超绝也随之一锤定音，无他可与其争锋。

黄山览胜图 纸本设色 123×31cm 清 弘仁

如果说泰山是众山的帝王，那山峰的世界里自然也不能缺少王侯将相、才子佳人。庐山是满腹锦绣的俊才，这里有李白“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瑰丽，有徐凝“寒空五老雪，斜月九江云”的清奇，也有苏轼“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深邃。具化到明代沈周的画卷中，庐山雄、奇、险、秀的云光山色一下子跃然纸上。而享有“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美誉的黄山是性情高洁的雅士，“三十六峰危似冠，晴楼百尺独登看”的嵩山是胸中有丘壑的名宦，“举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的华山是武功高妙的侠客，“八水皆南汇，群峰尽北蹲”的恒山是孤身戍边的将领……一座座笔下留名的山岳，见证了古人的行之所至，也展示着他们的心之所向。

满船遐思枕碧水

如果说山的魅力是高远，那水的精彩在于它有千般风情、万般变化。这让中国古人颇为崇尚水的智慧，认为“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人们对水这种生命之源，有着近乎本能的亲近。无论是浩浩汤汤、奔腾东逝不复返的江河，还是波澜不惊、静水流深看悲欢的湖泊，往往能唤起文人骚客对时间的凝视、对兴衰的反思、对人生的追问。

江河湖海等水系名胜中，湖泊作为古人旅游的目的地，危险系数较低、景点较集中、舒适性较强，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游客旅行时的风险和经济成本，也适宜更多人玩乐，成了古人亲水游的优选。其中，西湖无疑是最受青睐的一处胜景。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天上的玉龙和金凤在银河边的仙岛上找到了一块白玉，用了许多年的时间，将其炼化成一颗璀璨的宝珠。珠光照到哪里，哪里就树木常青，百花盛开。后来，王母娘娘发现了宝珠，就派天兵天将抢走了它。玉龙和金凤不肯善罢甘休，找到王母索要，王母自是不答应。争抢中，王母的手一松，宝珠掉落到人间，变成了波光粼粼的西湖，玉龙和金凤也随之下凡，变成了玉皇山（原名龙山）和凤凰山，永远守护着西湖。

西湖春晓图绢本设色 57×61cm 宋 佚名 故宫博物院藏

苏堤春晓、花港观鱼、柳浪闻莺、雷峰夕照、三潭印月、平湖秋月、双峰插云、南屏晚钟、曲院风荷、断桥残雪，西湖十景可谓名扬古今中外。但真正让西湖从万千湖泊中脱颖而出的还是那些故事、那些故事里的人，还有那些传诵千百年的诗文。中国最凄美的爱情故事大多发生于此，化蝶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在长桥十八里相送，有缘千里来相会的许仙和白娘子在断桥重逢，吟咏着“何处结同心”的苏小小在西泠桥旁同阮郁初遇……这些悠远的传说里，似乎隐藏着西湖美丽的全部秘密。有人说，一部杭州诗，半部江南梦。而半部杭州梦，定是落在了西子湖畔。在这里，白居易写下了“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的诗句，杨万里留下了“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激赏，欧阳修发出了“残霞夕照西湖好”的赞叹。曾任杭州知州的苏轼不仅疏浚西湖，还利用挖出的葑泥，在其西侧修筑了一道全长近3000米的苏堤，更作了一首《饮湖上初晴后雨》来赞美它：

水光潋滟晴方好，

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

淡妆浓抹总相宜。

泛太湖图 纸本设色 60.5×41.6cm 明 文伯仁 故宫博物院藏

再没有哪句赞美胜得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了。在诗人的笔下，晴日的西湖水波荡漾，泛起波光粼粼，处处透着一副休闲怡人的模样。而忽然而至的雨幕，把湖边的群山笼罩在了迷雾里，似真似幻、若有若无，使其愈加显得空灵。诗人深爱西湖，所以把它比作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西施，让西湖的景致在人心中越发传神，从而使得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西湖就像是一位天姿国色的女子，无论淡妆还是浓抹，都只会让人发现她不同的美。

洞庭空阔图 纸本墨笔 21.3×227.3cm 明 董其昌 故宫博物院藏

除了光彩照人的西湖，许多江河湖海同样有着卓越的风采。长江、黄河是中华文明的两大根脉，王维使至塞上，曾目睹“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阔景象;杜牧赤壁怀古，曾感慨“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李之仪住长江头，曾写下“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的缱绻相思。还有“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的洞庭湖，“春晚綠野秀，岩高白云屯”的鄱阳湖，“三吴风月，一江烟浪，古今绝致”的太湖……一条条蜿蜒曲折的生命源泉伴随着一个又一个王朝，走过繁华与倾颓，渐行渐远，空留倒影供后人凭吊;一个个烟雾氤氲的梦里水乡，深藏着一代又一代游客隔绝人生不如意的临时屏障，不妨把酒尽欢，得意失意又何必在意。

望尽天涯上层楼

与现代人看腻了的高楼大厦不同，古代建筑由于工艺和建筑材料的限制，精雕细琢的楼台阁宇本身就足以构成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如果这座楼台又有山水相拥、诗文唱和抑或留下些名人逸事，那就完全可以称作风景名胜，值得大家争相去打卡留念了。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楼台阁宇在王朝兴替面前的脆弱由此可见一斑。一座楼台之所以能历经朝代更迭而屹立不倒，或者几经损毁而重建，定然是有盛名加持。譬如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笔下的岳阳楼，“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不管是“淫雨霏霏”时的“忧谗畏讥”，还是“春和景明”时的“宠辱偕忘”，悲也好、喜也罢，总能于此看到最通达人情的景致。然而，对于一座有志于成为名胜的高楼而言，美丽、宜人的自然风景只能算是及格线。直至作者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宣言，点开了《岳阳楼记》的文眼，也点活了岳阳楼作为楼台阁宇界千年“顶流”的气运。

与岳阳楼类似，黄鹤楼和滕王阁也是因为名人、奇文的垂青，有了长远的气运。特别是濒临万里长江的黄鹤楼，崔颢曾在这里登高远眺，感叹着“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李白曾在这里送别孟浩然，吟唱着“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王维曾在这里送别康太守，看尽了“城下沧江水，江边黄鹤楼”。仅凭这些光辉灿烂的名字，和一首一首深植于中华民族文化血脉中的千古名篇，就足以让无数文人骚客慕名前来。与地处赣江东岸的滕王阁联系在一起的名人名篇同样不少，白居易曾在这里“看送忠州白使君”，吴潜曾在这里“叹十年心事，休休莫莫”，文天祥也曾在这里题诗：“回首十年此漂泊，阁前新柳已成行。”可王勃的《滕王阁序》过于惊才绝艳，写景如：“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抒情如：“老当益壮，宁移自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无不让后来者黯然失色。对于滕王阁而言，这不是遗憾，而是幸运。一奇才一奇文声震古今，足以让它成为“江南三大名楼”之一，引四海宾客争相到访。

纵然时光荏苒、岁月不待人，远道前来的游客看到的湖光山色、听到的林风船歌都早已不是前人目睹之景色，但那些耳熟能详的故事、出口成诵的诗篇，总能让你我在历史的缝隙里，找到与古人连接的通路，对“我是谁、我从何处来、我将何处去”这样内心深处最大的疑问，生出更为真切与深刻的体悟。

黄鹤楼图 元 夏永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岳阳楼图 绢本墨笔 25.2×25.8cm 元 夏永 故宫博物院藏

滕王阁图绢本墨笔 26.5×27.5cm 元 夏永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人生如逆旅 随处皆时节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世界那么大，山川美丽，江河浩荡，四时风物各有不同，只要有心，时时刻刻都是人间好时节。置身天地之间，天高地阔，触人心弦，目之所及，皆为景观，无论出发是因何缘由，终究都能以脚步的奔波在陌生的地域换得新鲜的体验。

相比于四通八达的现代生活，古人出行受制因素颇多，所以外出旅行更加难能可贵。于是，擅长“慢生活”的他们兴之所至，也为今人们留下了许多值得向往的旅行雅事。

春日宴丽人行

春和景明，最宜胜日寻芳。踏青赏花在任何时代都是春游的标配项目，但对古人来说，这个项目中最难得也最赏心悦目的一幕，当是深闺女子的出游。

古代女子受封建礼教束缚，不能轻易抛头露面，她们日常生活的大部分时光，都只能消磨在繁复的居家细节之中，用女性的精巧手艺，于细微处延伸对美感的认知和对情趣的追求，修身养性，宜家宜室。但大好春光给了她们例外。

百花盛放的春天里既有被视为百花生日的花朝节，还有人们举行“祓除畔浴”活动的重要节日上巳节，以及将祭祀与郊游融为一体的清明节，总之，给足了女性出门的理由。“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此语出自《周礼》，可见在大好春日里暂时搁置条条框框，鼓励男女青年出门，早已约定俗成。

花朝节顾名思义，就是找“借口”赏花的节日。“百花争望之时，最堪游赏”，美景当前，人们自然不会空等到枝头无花时再懊悔慨叹，而美丽的花朵向来都与女性千丝万缕地关联在一起，所以，这个节日简直就像是为女性量身打造的一般。

出游不是寻常事，所以格外值得郑重。“百花生日是良辰，未到花朝一半春。红紫万千披锦绣，尚劳点缀贺花神。”在万紫千红的春天，女性们也将自己打扮得如花般婀娜多姿，“美美地”出门，她们祭花神、郊游踏青、赏红护花、种花、插花、挑菜、蒸花糕……美人、美景、美食，花朝节带来的仪式感，将生活的美和希望，尽情融入了鲜活灵动的细节。

而历史悠久的上巳节，在上古时代就已成为大规模的民俗节日。在作为“一年之计”的春天，兰汤沐浴，岁时祓除，让流水清洁身体，让疾病灾厄随水而去，祈福之余，还能纵情山水，迎春赏游，实乃一大风雅举动，也因此而容易形成风尚，发展出更多关于水边饮宴、郊外游春的赏心乐事。《论语》中著名的“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写的就是当时“祓禊”的情形。王羲之大名鼎鼎的《兰亭集序》，讲的也是一场文人雅士的活动，“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

到唐朝时，上巳节已成为一个隆重的节日，过节的活动除了修禊，主要就是春游踏青、临水宴饮。宋代吴自牧的《梦梁录》中有“唐朝赐宴曲江，倾都禊饮踏青”之语，说的就是上巳节时，长安城内男女老少盛装而出，在曲江畔宴饮、郊游的热闹景象。

仕女簪花图 绢本设色 51×122.5cm 明 仇英

“三月三日天气新，長安水边多丽人。”从杜甫的这首《丽人行》中，就可以略窥当时过上巳节时，女性出游的盛况。上巳节也被称为“女儿节”和“桃花节”，古代汉族少女的成人礼“笄礼”，一般会在这个日子举行。这一天，女儿们换上漂亮的服饰，临水而行，踏歌起舞，嬉戏游玩，驱邪祈福，在大自然最美丽的时节，寄托对未来最美好的向往。

清明节的活动更是不少。清明节又称踏青节、行清节、三月节、祭祖节等，虽然它是中华民族传统而隆重的春祭节日，但在慎终追远、礼敬祖先之余，古人还是为我们留下了许多亲近自然，尽享春日乐趣的活动项目。除了踏青这个“标配”，还有折柳、插柳、放风筝、荡秋千、蹴鞠、斗草等。并且，古人为每一样活动都注入了人文内涵，让尽情的游乐有充足的文化底蕴作为支持，于是，难得出门的女性在春日的旅途中更能打开心怀，摆脱拘束，坦然融入自然美景，得到身心的愉悦与放松。

而单身的男女们，自然容易在这难得的机会中生出关于爱情的遐想，甚至亲身演绎美妙的故事。“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唐代诗人崔护就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发生在清明节的懵懂的爱情故事。

相传，崔护进京赶考，于清明时节在长安城南郊游，途经一户被桃花环绕的人家，因口渴上门讨水喝，却意外见到一美貌女子。两人一见倾心，互生爱慕之情。但崔护第二年故地重游，就只见桃花依旧盛开，却不知心上人身在何方了。一场美妙的邂逅、一次失望的寻访，为我们留下了一首传世佳作。

驿路无所有 聊作旅人诗

虢国夫人游春图（宋摹本） 绢本设色 51.8×148cm 唐 张萱 辽宁省博物馆藏

游春图 绢本设色 43×80.5cm 隋 展子虔 故宫博物院藏

送别友人图 纸本设色 明 钱榖

快乐只是人生的点缀，大部分时候，如苏轼所言，“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在人生充满未知的旅程中，往往还会面临更多的风浪与波折。何以解忧？曹操给出的“唯有杜康”这个答案，其实更像一句戏言。在波谲云诡的人生旅程中，驿站才是匆匆旅人最忠实的朋友，以及最好的倾吐心声的“树洞”。

古时的“驿”兼有驿邮和馆舍两种功能。驿路，连同驿站、驿亭、驿丞、驿卒、驿使、驿马，组成了一个功能齐全的服务系统。这个系统除了履行传递公文、迎送官员等职能，还承担着许多“接待”任务。文人赶考、官员宦游、罪臣谪迁的途中，都免不了要在驿站稍事休整。

“驿”作为一种公共空间，在为文人墨客提供安顿身心、舒缓情绪、释放灵魂的空间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关乎诗人的人脉网络和社会声誉。在没有网络的时代，驿壁题诗大概是文人墨客最风雅的“朋友圈”展不。

在“驿”的体系中，有诗有酒有故事。快意和失意，豪情与落寞，人生种种际遇和感怀，挂在脸上、藏在心里，都不如化为诗作，除了纾解自身，还能以文会友，与同好交流，扩大影响力，一不留神，还能千古传唱，启迪后世。而且，身处驿站，旅途奔波、孤馆寒窗的特殊场景，本就更容易触动诗人内心深刻的情感，激发出作诗、题诗的灵感，所以，无论为何而上路，“在路上”永远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创作风景。

大诗人苏轼更是没少踏上人生的逆旅。一再被贬谪、总是在跋涉的他，不仅用傲世的才华点亮了黯淡的驿路，也为后世的人们留下了一种应对人生诸般境遇的模范姿态：“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往事千端。”“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

层楼春眺图绢本设色 23.7×26.4cm 宋 燕文贵（传） 故宫博物院藏

“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有些人一旦上路，便很难停下脚步，而驿站作为“迁客骚人，多会于此”的地方，更成为他们触景生情、睹物伤怀的灵感激发地。

杜甫在奉济驿送友人严武奉召还朝，依依不舍的别离之情，让他写出了凄楚沉郁的《奉济驿重送严公四韵》。“远送从此别，青山空复情。”“江村独归处，寂寞养残生。”严谨有度的章法中，蕴含着质朴浅易、诚挚感人的人生感怀。

雍陶夜宿嘉陵驿，写出“今宵难作刀州梦，月色江声共一楼”的名句;李商隐独居冷泉驿，恰逢寒食，不由发出“驿途仍近节，旅宿倍思家”的感叹;元稹夜宿嘉陵驿，将眼前景象描述为“月色满床兼满地，江声如鼓复如风”;秦观在郴州的驿馆里，写出令他的老师苏轼也拍案叫绝的《踏莎行》，“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佳句流传至今，依然打动人心。还有这句“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也是出自驿路。南北朝时期的陆凯，在驿馆遇到北归的驿使，便随手折下江南春园里的一枝梅花，请驿使帮忙捎带给远方的故人，一个小小的浪漫举动，成就了一首千古绝响。

诗，让诗人们苦中寻乐，欲罢不能。

停舟訪梅图绢本设色 明 佚名

春游晚归图绢本设色 167.9×83.1cm 明 戴进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孤馆谁相问 万里未归人

人在旅途，前看未来而怅惘，回望故乡而思念，“瞻前顾后”之间，还有大片的“当下”。而这，更是故事的源泉。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悬知寒食朝陵使，驿路梨花处处开。”都是陆游的驿路名句，他也是常在路上的旅人。陆游与妻子唐婉的爱情凄婉缠绵，被经久传诵，皆因他那首感人肺腑的《钗头凤》。但逝去的爱情终生不渝，并不意味着不会有新的生活和邂逅。清人徐钒的《词苑丛谈》中，就记载了一则陆游纳妾的“八卦消息”，虽真假难辨，却与驿壁题诗有关。

早已续弦多年的陆游，在40多岁时，于一驿站住宿，见驿壁上有一首题诗云：“玉阶蟋蟀闹清夜，金井梧桐辞故枝。一枕凄凉眠不得，呼灯起作感秋诗。”询问之下，得知题诗之人竟为这间驿站里驿卒的女儿，于是招来相见，纳之为妾。只是不到半年，这个姑娘就被陆游的续弦妻子逐出家门。一场因旅途结缘的浪漫邂逅，就此空余多情人的伤感无奈。

旅途故事多，一时说不尽，但文人旅途中的逸闻趣事，并不只限于驿壁题诗。毕竟，路有很多条，旅途的暂居地也不只是驿站。但文人墨客爱题诗，则是雷打不动的旅途雅事，只要旅程中，有一面可以书写的壁。比如，寺庙的墙壁。

宋代以后，题壁之风更加盛行，举凡驿亭、驿墙、寺壁，到处可见题咏，但由于数量过多且过于频繁，也让相关人士生出许多烦恼来。宋人张表臣所写的《珊瑚钩诗话》中，就记载了一个有关题壁的小故事。作者与友人游甘露寺，兴之所至，便信手在墙壁上题写了一首小词，一僧人看见，愁眉苦脸地说，他才将墙壁涂抹平展……文人雅趣，实在难以禁止，于是只能写满了刷平，刷平却又被题满，循环往复，没有尽头。

南游图 纸本墨笔 24.3×89.3cm 明 唐寅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旅馆谁相问，寒灯独可亲。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其实正如戴叔伦这首《除夜宿石头驿》中的意象，久在路上的人，难免常与孤馆寒灯相伴，为漫漫前路与茫然的前途惆怅，但人生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没有一条路是白走的。于诗人、于读者，于古人、于今人，经由诗歌和时光的交会，再不堪的旅程，都能酿成优雅醇美的风景。

旅行有山路，有水路，有崎岖，也有坦途，所以，旅途中的题咏也生出不同的主题。与水路相关，客行舟中，自然也会有客舟题咏的雅趣。“水急客舟疾，山花拂面香。”大诗人李白面对人生逆旅，下笔从不让人失望，如此境界，倒顿与王维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显然，李白诗句的意境更为挥洒畅快。

题诗是为表达，亦为交流，所以，诗人们爱四处题咏留痕，也爱观摩别人的佳作。白居易贬官南下时，在沿途的驿馆偶见友人元稹的题诗，一时兴起，写下了著名的《蓝桥驿见元九诗》：“蓝桥春雪君归日，秦岭秋风我去时。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

后来，他又在别处看见元稹所作的《山石榴花》，想到虽与友人走过相同的地方，却时光迥异，所见不同，灵感一动，便有了那首《武关南见元九题山石榴花见寄》：“往来同路不同时，前后相思两不知。行过关门三四里，榴花不见见君诗。”你来我往，以诗句唱和交流，这倒像网络时代的论坛，或者“朋友圈”里的留言，不仅“晒”自己，也呼应他人。

湖亭游览图绢本设色 26.9×28.1cm 宋 佚名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风雨归舟图 绢本淡设色 143×81.8cm 明 戴进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春山游踪图 明 周臣 上海博物馆藏

现代人出行越发便捷，全民旅行之风已然盛行。而如今的各类景点，有不少专设了涂鸦墙、留言角，其实也是用来应付人们在陌生景致中生出的表达欲吧。很多人即便不留言，也喜欢看看别人留下的话语，无论如何，只要不是那句曾泛滥成灾的“到此一游”，这也算中华文化雅趣的一点儿衍生。

人生如逆旅，随处皆时节。“在路上”，经历过，总是美的。

齐白石的诗与远方

“五出五归”的远游，于齐白石来说是人生中极其重要的经历。远游中的山水、景物启发了齐白石将真实物象与传统的绘画模式相对比，注重对真实物象的刻画：远游中观看友人家中所藏前辈大师的作品，改变了他的审美品位，令他舍弃了艺术上对美与巧的追求，转而追求真与拙等更本质的内涵：远游中的社交拓展了他的人脉圈子，令他更为了然人情世故，与社会精英人士的交往也同时提高了他自身的文学和艺术修养，这些全部体现他日后的艺术和人生之中。

高晓松说，他母亲有句名言：“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这句话曾经击中了千万人的内心，人们渴望远离现实的鸡毛蒜皮，于生活的琐碎之外，窥见世界的诗意——距离产生诗意，诗意产生艺术。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湖南湘潭画家齐白石四十岁，卖画十几年，挣了一些钱后，齐白石的日子正奔“小康”。他的原配妻子陈春君刚刚给他生了第三个儿子，他刚刚典租了百梅祠堂的房产，取名“百梅书屋”，又加盖了一座书房，取名“借山吟馆”，屋后种上了芭蕉。可以想见，在梅花开放的时节里，落英缤纷，暗香沁鼻;在盛暑中，芭蕉叶下，绿荫铺阶，凉生几榻，这份奢侈与庞大的诗意，让如今的我们着实羡慕不已。齐白石是满足的，如何能不满足呢？一个曾经的放牛娃，曾经的少年雕花木匠，曾经连饭都吃不饱的孩子，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天地，靠一支笔有了“黄金屋”，有了“颜如玉”。因此，四十岁之前的齐白石不曾有远游之想，他越来越沉浸于他身边的诗意生活，作画、看书、吟诗，时常和朋友组个“诗酒Party”，神仙生活也不过如此。

借山图卷之四 纸本设色 30×48cm 齊白石 北京画院藏

或许，是命运总要推这个天才画家一把，不愿看他如此沉溺于世俗的满足，要牵引他去往远方打开世界的诗意。有一天，齐白石收到一封书信，他的同门夏午诒来信说，希望齐白石能去西安，教他的如夫人姚无双画画。齐白石本不想远行，但另一同门郭葆生的话似乎戳中了他的心事：“无论作诗作文，或作画刻印，均须于游历中求进境。作画尤应多游历，实地观察，方能得其中之真谛。……作画但知临摹前人名作、或画册画谱之类，已落下乘。倘复仅凭耳食，随意点缀，则隔靴搔痒，更见其百无一是矣。”如今看来，郭葆生对于艺术的理解确实深刻，没有游历，没有阅历，只知道临摹别人的作品，这种方式离真的艺术有点儿远，这种画可谓“百无一是”！这话对于齐白石来说有点儿狠，但也促使齐白石深省自己艺术的去路——是永远在湘潭做一名临摹别人风格的画匠，还是做一名真正的艺术家，试着从眼前的舒适中摆脱出来，去远游，去开拓眼界，寻找自己的风格。

光绪二十八年十月，齐白石开始了第一次远游，动身北上。自此，齐白石解锁了远游的技能，从四十岁到四十七岁，七年的时间中，他五次远游，五次归来，自称“五出五归”，他曾去过西安、北京、天津、上海、南昌、桂林、钦州、广州、香港等地，走过了半个中国。

一出一归，齐白石北过洞庭湖，先去往西安找夏午诒，路上一走就是近两个多月，但在“慢游”中，他第一次细细体会到自然造化与绘画的关系——画谱上的皴法来自于现实中的山体结构。在西安，经夏午诒引荐，齐白石结识了陕西臬台樊樊山。樊樊山是官员、名士，又是诗人，他很欣赏齐白石的字、画，亲自为齐白石写了润例。在西安三个月后，齐白石又跟随夏午诒进京，路过华阴县见十里桃花，路过华山望华山之险。到京城之后，他参加了陶然亭的文人雅集，认识了一些京城名流。出门半载之后，齐白石从天津坐海轮，到上海，又转汉口，回到家乡。虽然旅途劳顿，但这趟西安和北京之行，加深了齐白石对艺术的思考与认识，他的绘画风格由原来工细的画法向大写意转变，并且他的书法风格也从湖南文人普遍写的“何绍基体”，向《爨龙颜碑》这类古拙的书法审美上发展。

二出二归，齐白石四十二岁，他的老师王闺运邀他同游江西南昌。王闿运为晚清的经学大师，他曾做过曾国藩的幕僚、大学士肃顺的家庭教师，其学问渊博，门生遍天下，胸懷、格局、韬略非常人可及。齐白石拜王闺运为师之后，在所结识的同门之中，有官员、文人、革命者，这庞大的关系网，给齐白石带来了丰厚的人脉资源，齐白石跟随这些朋友，见识到了社会精英做人做事的方式方法。在与老师王闺运的这次远游中，齐白石与江西的地方要员同席同游，一去就是三四个月，虽然回来之后齐白石只戏称自己在七夕诗会上联诗失败非常丢脸，但其间他所观所感的一切，远非固守湘潭的一名画匠所能及。

借山图卷之八 纸本设色 30×48cm 齐白石 北京画院藏 齐白石从西安往北京路过华阴县，见十里桃花，将此入画。

万竹山居图 纸本设色 102.5×49.5cm 齐白石 北京画院藏

山水图 纸本设色 齐白石

借山图卷之七 纸本墨笔 30×48cm 齐白石 北京画院藏

三出三归，齐白石四十三岁，广西提学汪颂年邀齐白石游桂林，这次受邀，齐白石不似第一次那般纠结，而是痛快地答应下来，欣然前往。甲天下的桂林山水，果然令齐白石眼界大开。造化之工涤荡了齐白石的精神和艺术，他的山水画面貌开始为之一变——渐渐去掉了以往承袭的清代“四王”的山水之风，去雕饰，留天然，画面向简约抽象的方向发展。慢慢地，桂林的山在他的画面中幻化成了一个个可爱的馒头似的山影。世人都说桂林山水甲天下，齐白石却说“胸中山水奇天下”，他在自己创造的风格中，寻找到艺术的自信。

此去桂林，他还记载了几桩趣事。一件是蔡锷正在桂林创办巡警学堂，邀请齐白石去教学生们作画，齐白石担心学生闹事将他轰出来，坚辞不就。一件是齐白石在朋友处，遇到一位张姓和尚，这位和尚和齐白石对谈时眼神闪烁，吞吞吐吐，齐白石觉得很奇怪，但也未往心里去。齐白石临行时，和尚还热情地说要骑马送他出城。几年后，到了民国初年，有朋友告诉齐白石，当年那个和尚并不姓张，其实是革命党人、中华民国的创建者之一黄兴。

从夏天七月，到冬天过了年，在桂林待了七个月左右，齐白石觉得该回家看看了，恰巧收到父亲的来信，说他的四弟和长子从军到了广东，让齐白石速速去寻他们。齐白石赶紧动身，从桂林经梧州到了广州，打听到四弟和长子随着老友郭葆生去了广西钦州，他又一路继续奔钦州而去。等到了钦州，既已和老友相见，不禁又淹留了几个月。这期间他帮着郭葆生代笔应酬官场作画，教郭葆生的如夫人画画，闲暇时他就把老友家所藏的八大山人、徐渭、金农的真迹都临摹了一遍——齐白石是真的爱他们的艺术，有著名的“走狗诗”为证：“青藤雪个远凡胎，老缶衰年别有才。我愿九泉为走狗，三家门下轮转来。”游历所见，将齐白石拉出了湘潭一隅之地，使他对中国绘画有了更宏观的了解，更加明确了自己的艺术方向。

四出四归，齐白石四十五岁，这次他再次去往广西钦州，为赴与郭葆生前一年之约。这一次远游，他的心情格外悠然，他随郭葆生一起游玩了肇庆，且因为钦州和越南接壤，齐白石又去了越南的芒街一游。在越南，他见到野蕉百株，映得漫天碧色。回到钦州，正是荔枝成熟的时节，居住在岭南以北的齐白石，难得见到荔枝，他喜爱荔枝鲜艳的红色、剔透的果肉，他也记得曾有一位歌女用纤纤玉手剥了荔枝给他吃。肌肤胜雪的白和果肉晶莹的白都化成了荔枝甜蜜的味道存于他的记忆中，多年后他还在《荔枝图》的题款中回忆过这段往事，更是夸赞荔枝“果园无双”。无双的或许不只是果子，还有那往事里的美人和纤纤玉手吧。远游中难免思念家乡，每登钦州天涯亭，望断天涯路，岁末已至，又到了游子归乡之时。

荔枝图 纸本设色 34×45.5cm 齐白石

石门二十四景之棣楼吹笛图 纸本设色 34×45.5cm 齐白石

借山图卷之十八 纸本设色 30×48cm 齐白石 北京画院藏此幅所画为小孤山，齐白石曾经数次路过小孤山，他在写生稿中画过多个方向的小孤山。

五出五归，齐白石四十六岁，他的朋友罗醒吾邀请他去广东。罗醒吾是齐白石青年时期的好友，两人相遇时，二十七岁的齐白石剛刚拜湘潭乡绅胡沁园为师学习绘画，自此丢弃了斧凿，从一名雕花木匠变成画匠。罗醒吾是胡沁园的侄婿，他们的关系一直很亲密，不久，齐白石、罗醒吾等七个青年文人一起组成了“龙山诗社”，常常在一起吟诗作画，那是齐白石最无忧无虑的一段时光。此时，罗醒吾在广东提学衙门任职，齐白石此次到广州与罗醒吾相会，不觉间已是秋天。齐白石从广州回到家乡后不久，又受父亲所托前往钦州接四弟和长子回家。次年正月，他在钦州再次见到郭葆生，老友邀他住下，过了夏天才走。他一路带着四弟和长子从广州经香港、到上海，又去了苏州，游览虎丘，到南京，坐轮船西行，路过小孤山，在轮船中画了一幅《小姑山图》。齐白石这次出游，所去的地方格外多，在外面转了一大圈之后，他在九月份回到家乡，结束了自己的五出五归。

远游归来后，已是宣统二年（1910年），再有一年，清朝将结束276年的统治，中国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此时的齐白石又回到了自己的天地之中，与好友作诗、联句，沉浸在诗意的生活中。他有感于自己“五出五归”中所看到的景色，决定将旅途中的写生稿和画稿重新整理，完成了一套《借山图卷》，在《白石老人自述》中，齐白石记载一共画了五十二幅，现存于北京画院的尚有二十四幅。这套《借山图卷》是齐白石一生极为珍视的作品，后来他定居北京，也一直把这套作品带在身边，并邀请许多社会名流、文化名人题字。从《借山图卷》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齐白石山水画风的巨大转变，他已经完全舍弃了清代“四王”山水画的绘画范式，将大写意的理念融入山水画中，把真实的山水、旅途中的感受和抽象的笔意结合在一起，创造了具有实验性的前无古人的山水画格调。

大胆如齐白石，想如今尚有人评判他的山水不合法度，毫无艺术造诣可言。而在齐白石所处的时代，人们更是难以接受他这般的山水画，可也有人偏偏喜爱，比如当时北京画坛的领袖级人物陈师曾，初看齐白石的《借山图卷》就作诗点评：“曩于刻印知齐君，今复见画如篆文。束纸丛蚕写行脚，脚底山川生乱云。齐君印工而画拙，皆有妙处难区分。但恐世人不识画，能似不能非所闻。正如论书喜姿媚，无怪退之讥右军。画吾自画自合古，何必低首求同群。”后来与齐白石相熟之后，更是将之借去欣赏。

“五出五归”的远游，于齐白石来说是人生中极其重要的经历。远游中的山水、景物启发了齐白石将真实物象与传统的绘画模式相对比，注重对真实物象的刻画;远游中观看友人家中所藏前辈大师的作品，改变了他的审美品位，令他舍弃了艺术上对美与巧的追求，转而追求真与拙等更本质的内涵;远游中的社交拓展了他的人脉圈子，令他更为了然人情世故，与社会精英人士的交往也同时提高了他自身的文学和艺术修养，这些全部体现在他日后的艺术和人生之中。这些转变对于齐白石来说意义重大，虽然此时尚不见波澜，但却是他日后进行“衰年变法”自成一派的伏笔，是他去往大师路上的一个重要的节点，无此经历，便无后来人人皆知的齐白石。在“诗与远方”中，齐白石进一步认识了中国社会、认识了自己的内心追求、认识了艺术的本质，远方不仅有诗意，更有胆识、胆魄和远见。

借山图卷之五 纸本设色 30×48cm 齐白石 北京画院藏 齐白石深爱桂林山水，这是他所画的独秀峰。

四季山水 四屏立轴 纸本设色 122×36.5cm×4 齐白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