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 琳，云 祥

（1.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2.南京森林警察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人们经常会面临这样的困惑：如何在个人权利与更大利益之间取得平衡？为了增加更多人的整体福祉是否可以忽视一个人的权利？这类要求个体在道德行为选择时必须二选一，并且所做的道德选择涉及道德原则之间冲突的情境，称之为道德困境，它是考察人们做出道德判断时的常用范式。在经典的电车困境和天桥实验范式研究中发现，同样是牺牲一个人救五个人，电车困境中，人们会拉拉杆；而在天桥实验中，大多人选择了不推胖子［1］。坚持结果论的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米尔提出：人的行为应取决于结果最大化准则，只要有利于“最大收益”与“最大幸福”，那么该行为在道德上就是应当的［2］。坚持义务论的哲学家康德则认为不应将人作为行为工具或手段，即使最终不利于整体结果也必须遵守人们固有的权利与义务，否则在道德上该行为就是不应该的［3］。按照哲学家们的信念，无论持有何种观点，无论在哪种情形下，个人的道德选择应当一致，然而在实际情境中却常常出现不一致的情形。究其原因，传统的道德判断解释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一是面临道德困境时，个体需要将行为进行接受或不可接受的归类，并进行非此即彼的对立选择。但事实上，个体在做出道德判断时会同时受到两种原则的驱动以及随之引起的道德冲突［4］。二是对道德困境中行动的结果变量缺乏实验操纵，使得对传统困境反应的解释变得模棱两可。三是传统的道德困境只关注禁止性规范（即规定人们不应做什么的规范），而没有考虑倡导性规范（即说明人们应做什么的规范）。在涉及禁止性规范的困境中，个体所做的义务论反应有可能混杂了个体不倾向于行动的偏好［5］。由此可见，对道德困境判断的心理机制和影响因素虽有探究但仍有不足。本文以传统解释存在的问题为起点，阐述并介绍道德困境研究中的代表性理论模型及研究方法，期望能够为后续研究做好相应的梳理及展望。

一、道德判断双加工模型

20世纪的道德研究是理性研究，以发展心理学家为代表展开了道德推理发展阶段的阐述；21世纪的道德研究是直觉研究，以社会心理学家为代表展开了道德判断中情绪与直觉的影响研究。可以说，过去的道德困境研究围绕情与理展开争执。

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心理学家约书亚·格林运用脑成像技术，开创性地探索道德哲学领域关于情与理的争议。格林承认情绪在道德判断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同样也强调道德推理这种审慎认知过程的不可或缺。格林认为，要明确情绪和认知的作用必须首先区分结果论道德判断和义务论道德判断两种类型。

格林等人通过功能性核磁共振方法观测个体在回答电车难题和天桥实验时的脑区活动，发现在道德困境中个体所采用的道德判断类型取决于个体在判断时激活的脑区。在电车难题情境中，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前扣带回皮层等与审慎认知加工有关的脑区会被激活；而天桥实验中，腹内测前额叶皮层、杏仁核等与情绪有关的脑区会被激活［6］。格林提出道德判断双加工模型。该理论认为道德判断的形成依赖于两套独立的加工过程，情绪导致义务论判断，而审慎认知导致结果论判断［7］。双加工模型说明个人的道德判断类型会依据不同的道德情境下激活的脑区所决定，情绪和认知在道德判断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尽管双加工模型调和了情与理的争论，但仍未能解决传统范式中将结果论判断和义务论判断混为一谈的缺陷。

二、道德过程分离模型

Conway和 Gawronski（2013）提出了过程分离（PD）模型，以弥补传统困境中个体道德判断二元对立的不足［4］。PD模型通过设计一致性和不一致性困境，进一步厘清道德困境判断的心理过程。一致性困境中：基于义务论的道德判断和基于功利主义的道德判断在该情境中反应一致；不一致性困境中：基于义务论的道德判断和基于功利主义的道德判断在该情境中反应不一致。为了便于更好地理解，我们用Conway和Gawronski（2013）的PD模型图（图1）做进一步解释。

图1 PD模型图

从图1可见，从左到右的三个路径中的每一条都对应了两种不同困境中个体道德判断的结果。图中的三个路径记录了以下情况：功利主义驱动反应（顶部路径）；义务论驱动反应（中间路径）；功利主义或义务论都不驱动反应（底部路径）。模型中，U描述功利主义驱动反应的情况，D描述义务论驱动反应的情况。相反，1-U描述功利主义不驱动反应的情况，而1-D描述义务论不驱动反应的情况。

用图1右侧的两列，可以倒推并找出导致个体在一致或不一致性困境中将伤害行为判断为是可接受的还是不可接受的心理过程。例如在一致性困境中，当功利主义驱动反应时（U），伤害行为被判定为不可接受。另外，如果功利主义不能驱动反应（1-U），同时义务论可以驱动反应（D），则在一致的困境中伤害行为将被判定为不可接受。仅当功利主义（1-U）和义务论（1-D）都没有做出回应时，有害的行为才被认为是可接受的。

以疫苗困境为例，不一致性情境表述如下：您是一名患有高度传染性疾病暴发地区的医生。初步测试表明，新疫苗由于严重的副作用而未被您所在国家的卫生部门批准。疫苗的副作用可能会导致数十名未被感染的人死亡，但该疫苗将通过防止病毒传播而挽救数百人的生命。一致性情境表述如下：您是一名患有高度传染性疾病暴发地区的医生。初步测试表明，新疫苗由于严重的副作用而未被您所在国家的卫生部门批准。疫苗的副作用可能会导致数十名未被感染的人死亡，但是通过预防病毒的传播，疫苗将挽救大约相同数量的生命。

在不一致性情境中，医生使用具有潜在致命副作用的疫苗会导致小部分人死亡，但能挽救更多生命。在一致性情境中，医生使用具有潜在致命副作用的疫苗导致的死亡数和能够治愈的生命数量是相同的。基于义务论的原则，两种道德困境中接种疫苗都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它与道德规范相冲突，会对他人造成伤害。相比之下，根据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不一致情境下使用疫苗是可以接受的［4］。

从操作层面而言，PD模型假设个体在完成某项任务时存在多种认知加工过程，以此为前提构建模型，有效分离和量化道德判断过程中不同的心理过程对个体行为的影响，是研究社会认知的重要方法，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8］。

三、CNI模型

虽然PD模型解决了道德困境中义务论和功利主义混淆的问题，但是两种判断依据都忽略了个体行动（不行动）倾向的问题。在PD模型基础上，Gawronski等（2017）构建了CNI模型，试图分离被试在道德困境中做出判断时的不同认知加工过程。在这个模型中，研究者假设道德判断由三个心理过程来完成：结果导向的反应（consequence，参数C），道德规范驱动的反应（norm，参数N），结果和道德规范驱动失败时被试倾向于不行动的反应（inaction，参数I），它们分别代表了三种假设的潜在心理过程：功利主义倾向、义务论倾向和反应倾向的主要特点［5］。

在PD模型对行为结果进行操控的基础上，CNI模型中进一步操控道德规范变量（禁止性道德规范.倡导性道德规范），使得每种类型的道德困境涉及四个版本。以绑架困境为例，四种版本分别是：（1）禁止性规范下行动的收益大于成本。表述如下：假如你是某国家总统。在某冲突地区活动的游击队组织绑架了一名来自你国的记者，如果你的政府不支付一百万美元的赎金，他就会被斩首。该组织将使用赎金购买武器，这将导致更多人死亡。国会已批准支付赎金，但你有权否决。在这种情况下否决赎金是否可以接受？（2）禁止性规范下行动的收益小于成本。表述如下：假如你是某国家总统。在某冲突地区活动的游击队组织绑架了一名来自贵国的记者，如果你的政府不支付一百万美元的赎金，他就会被斩首。该组织将使用赎金为饱受干旱困扰的家人购买食物。国会已批准支付赎金，但你有权否决支付款项。在这种情况下否决赎金是否可以接受？（3）倡导性规范下行动的收益大于成本。表述如下：假设你是某国家总统。在某冲突地区活动的游击队组织绑架了一名来自贵国的记者，如果你的政府不支付一百万美元的赎金，他就会被斩首。该组织将使用赎金为饱受干旱困扰的家人购买食物。作为总统，你有权批准支付赎金。在这种情况下，批准支付赎金是否可以接受？（4）倡导性规范下行动的收益小于成本。表述如下：假设你是某国家总统。在某冲突地区活动的游击队组织绑架了一名来自你国的记者，如果你的政府不支付一百万美元的赎金，他就会被斩首。该组织将使用赎金购买武器，这将导致许多人死亡。作为总统，你有权批准支付赎金。在这种情况下批准赎金是否可以接受？

Gawronski等设计了6种基本的道德困境用来验证CNI模型的适用性［5］。根据被试对24个道德困境（6种基本道德困境，每种道德困境有4种版本）的反应，CNI模型可以量化影响被试做出道德困境判断三个独立因素：对结果的敏感性（C参数）、对道德规范的敏感性（N参数）和个体行动的一般倾向（I参数）。对结果的敏感和对道德规范的敏感是决定道德判断的功利主义倾向还是道义论倾向的关键因素，而个体行动的一般倾向与遗漏偏见相关［8］。如图2所示，第一行的反应模式体现对后果敏感的反应模式，第二行的反应模式显示对道德规范敏感的反应模式，而第三行和第四行则体现个体行动的一般倾向导致的反应模式。

图2 CNI模型图

CNI模型通过量化和数据拟合的方式，较好地分离个体在道德判断过程中的心理过程，进一步解释了被试在一系列道德困境中做出判断的情况，反映出被试对后果敏感、对道德规范敏感以及忽视结果和规范的一般不作为或作为的反应模式。然而值得注意的是，CNI模型对三个参数的量化估计主要针对群体水平，无法给出单独个体在道德判断中的倾向指标，这导致CNI模型难以应用于回归类研究［5］。目前已有研究者从两个方向力图解决相关不足。一是增加更多的道德困境，从每个被试身上获取足够的反应数据，以便充分拟合个体的反应模式［9］。但该方法的问题在于大量的反应任务会导致被试过度的认知消耗，影响研究结果。二是使用基于R语言的TreeBUGS软件包［10］，对被试的CNI模型反应数据使用贝叶斯分层MPT模型拟合出C参数、N参数和I参数，并进一步使用MCMC方法（Markov chain Monte Carlo methods）计算出连续型预测因子和贝叶斯分层MPT模型拟合出的三个参数间的回归方程［11］。该方法可以在不增加被试认知负担的前提下，有效地将CNI模型用于相关类型的研究，但不足之处在于它需要研究者熟悉R语言和编程，在应用推广上有难度。

道德困境判断的研究能够帮助我们全面深入地了解个体道德判断的冲突所在，CNI模型突破了传统道德困境研究范式的局限性，推动了道德判断研究的新发展。今后的研究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一是结合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方法。虽然关于道德困境判断的研究模型日趋成熟，模型与行为数据拟合较好，但今后研究应当注意将心理过程与人脑的神经活动等认知理论相结合，进一步探索加工树模型中心理过程的神经基础，为道德困境判断的研究做好生物学解释。

二是考察社会文化氛围的影响。文化随时随地都在影响着每个人对周围事物的认识。道德困境判断往往发生在特定的文化情境中，不同的文化造就个体不同的思维及行为模式，今后的研究可以通过采用CNI模型进一步揭示道德困境判断的文化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