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刘云天

北京的夜空，悠悠地飘起了雪花。一片孤独的雪花落在挡风玻璃上，我还没来得及细看，它便已化成了水痕，被昏黄的路灯刷得无影无踪。熟悉的情境从脑海深处浮现：十三年前敖德萨的夜晚，我清楚地记得是五月的第一天，在去长途汽车站的路上，天空居然下雪了。夜色中的苏式拉达小轿车里，乌克兰大叔一手夹着烟一手握着方向盘，带着我穿行在冷清的街道上。匆忙的比赛安排，让我在这座深沉而有韵味的城市只停留了短短一天，这也是我在乌克兰的最后一天。这一天所有的经历都是神奇而美好的，热情的人们、黑海边的烧烤、老式有轨电车、气派的“波将金”石阶、低调的音乐学院，这一切还不足以形容这座城市的浪漫。普希金、铁木辛哥、奥伊斯特拉赫、吉列尔斯、里赫特这些伟大的名字与这座城市的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我坚持在最后的乌克兰行程中，从基辅来回坐两次通宵长途汽车，怀着崇敬的感情来到这里，原因很简单，这里是我敬爱的老师卡丽娜·波波娃的故乡，是她生活、学习、工作过的地方。

波波娃老师曾于1994年跟随丈夫亚历山大·布加耶夫斯基（Alexander Bugaevsky）来到广州，任教于星海音乐学院，直至1997年回国。2001年，布加耶夫斯基先生积劳成疾，倒在了比赛的评委席上。收拾了悲痛的心绪，波波娃老师在2003年决定重返她心爱的中国，继续在广州的教学事业。那时的我，还只是一名星海音乐学院附中高二的学生。当我听说波波娃老师要再次来星海任教的时候，心中充满了期待。初次与老师见面是在选拔学生的考试现场，可能因为过于紧张，我对当时的场景已有些淡忘，依稀只记得她嘴角带着微笑，用一种严厉而神秘的眼神看着我。师徒之缘就在这样一种神奇的状态下开始了。

不得不说，波波娃老师对我们这一批新学生是极其严厉的。通过简单的俄语、英语甚至中文的沟通，我们都能感受到她的热切期待与严格要求。在课上，我们很少被要求去想象一些虚无抽象的概念，而是最直接地通过示范听到并感受到她对于声音与音乐的想法。通过自己头脑中这些想法的积累，让我们衍生出自己的特性。我大概是让她最不省心的学生，在学校贪玩出了名的我，落下技术不稳定、读谱不严谨的坏毛病。最初的一个学期，被吼上两个小时对我已是家常便饭。工字楼323琴房旁边的楼道不再是学生们偷偷抽烟、谈恋爱的“好”地方，因为总有一串串愤怒的俄语单词从天而降，破坏气氛。有几次晚上加课，波波娃老师发现我的情绪开始沮丧，便有些不好意思地要我关上琴盖，招呼我到她家，塞给我一颗巧克力。也是从那之后，一直标榜“靠感觉走天下”的我，开始好好读谱、练技术了。

也许是以前技术上的缺失太大，而我又着急将它填平，不顾疲劳的高强度练习让我的手终于坚持不住了。2004年“金钟奖”比赛前的一天，我右手的四指忽然失去了控制，波波娃老师也很着急，但是大赛在即，也没有更好的方法，只能祈祷。后来别的老师告诉我，波波娃老师在赛场观众席中听我演奏，紧张得嘴唇紧闭，双手紧紧捏住提包，结束后才放松下来，满头是汗。只有我知道，她是担心我的手多于比赛的成绩。第二轮结束后，我回到学校，还来不及换下西裤和皮鞋就跑去打篮球，被波波娃老师在球场上狠狠训斥了一通。这一回她是真的生气了，以至于我第二天专门去道歉，并保证以后一定不穿西裤皮鞋打篮球了。

附中的生活是短暂而平静的。没有太多犹豫，我留在了星海音乐学院继续我的本科学习。手的伤势愈发严重，我的母亲带我走遍了大大小小的诊所、医院，甚至拜访了赤脚医生寻求奇方秘药，仍得不到好转。我的心态开始变得焦躁，虽然每周依然回到附中跟波波娃老师上课，但我已经明显处在自暴自弃的边缘。我开始抵触波波娃老师的话，甚至会跟她争论，有时还会编造一些理由跷课。有几次，我在课上完成了灾难性的演奏后，我们一言不发，许久，她会带着发红的眼圈轻声安慰我说：“你弹得很好，那是心理作用。”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我确实把心中的压抑全发泄在了老师身上，她无能为力，却默默地承受了这些委屈。大学三年级时，我赌气般挑选了拉威尔《夜之幽灵》这样压力极大的作品。波波娃老师见我根本听不进她的意见，便带我来到家中，拿出一张师兄黄业崴演奏的《夜之幽灵》比赛实况录像说：“你要弹，起码不能比这个差太多。”看完录像的我沉默了，深知自己的差距，一种懊恼的情绪涌上心头。见我眉头紧锁，波波娃老师塞给我两大盒巧克力，在乌克兰人心中，没有什么事是一颗巧克力解决不了的，她还让我拿走了视线内的所有水果。自此之后，我慢慢调整了心态，在波波娃老师的开导下改变了演奏的状态，伤病的影响逐渐减少。

本科学习结束前，我必须确定未来的发展方向。在波波娃老师的耐心开导下，我在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与美国帕克大学中选择了后者，跟随著名钢琴家斯坦尼斯拉夫·尤丹尼奇（Stanislav Ioudenitch）先生继续学习钢琴表演。说起来也挺有缘分，波波娃老师的老师伊戈尔·苏克玛尼诺夫（I g o r Sukhomlinov）是涅高兹的高徒，而尤丹尼奇先生的老师德米特里·巴什基洛夫（Dmitri Bashkirov）则出自著名的戈登威泽尔的教研室。两位老师都是根正苗红的俄罗斯学派继承者，虽然当时他们互不相识。波波娃老师给我列举了继续弹琴的好处，比如“不用学数学”“不用通宵上班”等，还幽默地说“你与新老师长得挺像的”。分别的时刻总会来到。临行前，我到波波娃老师家坐了一个下午，用奇怪的语言与手势的组合，聊着我们自己才能明白的事。离后面学生的上课时间越来越近，我陪着她慢慢走到琴房。在琴房门口，我们四目凝视了几分钟，想着谁能说点儿什么，然而泪水抢先涌了出来。我就这么抱着老师哭了好几分钟，直到楼下传来学生的脚步声。她也赶紧抹了一下眼泪，勉强笑着嘟囔了几个我没听懂的单词，我们就这样告别了。

结束了美国的学习生活，我回到了星海音乐学院任教。以前与现在的学生们定期为老师举办生日聚会，也在节假日组织一些聚餐活动。平时几乎不沾酒的老师，这个时候也会开心地举杯畅饮，感受难得的轻松惬意。生活中的波波娃老师保持着自己的生活节奏，教室与住所两点一线，除了偶尔出现在音乐会观众席，她很少参加其他社会活动。年龄的印记越来越明显，除了日渐花白的头发，波波娃老师患上风湿的双腿让她步履艰难。有时候在楼下碰到她缓慢地爬着楼梯，我想帮她拎一下提包，她总是摆摆手示意不用。更多的时候她会发信息招呼我下来吃东西聊聊天，她不太习惯饭堂的口味，课多的时候面包抹点果酱就对付了一餐。大家都担心她的饮食习惯对健康的影响，比如爱吃甜食，不吃青菜。每当这个时候她就笑着一摆手，转头又给自己的茶里放一大勺糖。

2019年底，波波娃老师如往常一样回乌克兰了。临走前她跟我们开玩笑，说回去可能不会回来了，我们笑着没当回事。每一年她回国都会跟我们说一遍同样的话，我们也理解，虽说中国已然是她第二故乡，但落叶归根的想法随着她年龄的增长也愈发强烈。她舍不得在中国生活的女儿卡佳，更舍不得早已被她当作儿女的学生们。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让所有人的生活受到了极大影响。波波娃老师不得不取消了年后回中国的计划，开始了漫长的等待，期间她最关心的还是留在广州的学生们。在疫情得到缓解后，她就立刻要我们这些师兄师姐为附中的学生们授课。当时，国外的疫情开始不断恶化，直到我们忽然得知老师感染“新冠”的消息，紧接着就是老师突然离世的噩耗。半夜醒来的我得知这条消息，便再也无法入睡。强忍着悲痛上完一天的课，再次躺在床上的我，看着一张洒满阳光的323教室照片，才忽然意识到，这间教室里不再会有老师的背影、熟悉的琴声与严厉的吼声了。我控制不住溢满眼眶的泪水，不愿接受这个现实。努力在脑海中回忆老师的形象，试图把逐渐虚化的身影抢回来，但这一切都已无济于事了。

我体会过生死相隔的感觉，我将之理解为暂时的离去，只不过每个人乘坐的列车班次不同而已。我宁愿相信从人世间逝去的亲人朋友们只是在另一个地方继续着她们日常的生活，她们经常回到我的梦中，让我分不清哪一边才是真实的世界。生活恢复了平静，老师可能有点儿急事先走开了一阵，等疫情好转了，说不定老师就回来了，还要赶上明年的生日聚餐呢，一定是这样的，对吧？

（2020年12月12日夜，书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