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清彬

(集美大学心理咨询中心，福建 厦门 361021)

一 前言

2020年是我国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高校帮扶贫困大学生在做好扶贫工作的同时也要做好扶心工作。在扶心方面，需要积极引导学生思想，树立正确价值观，提升心理健康水平，更好地帮助贫困大学生成长、成才。相较于非贫困大学生，贫困大学生更容易产生自卑心理，焦虑、抑郁情绪问题和人际关系问题等[1]，对其心理健康的教育不仅关乎贫困生成长成才，也关系到国民素质的提升和社会和谐稳定。

相对剥夺感是一种主观认知与情绪体验的结合，在进行比较中，个体或群体认为自己不如别人或处于落后地位，进而体验到不满、愤怒或抑郁等一系列的负性情绪[2]。有研究显示，在与优势群体比较中，社会地位和家庭收入较低的弱势群体往往体验到更高的剥夺感，因为弱势群体会认为自身权利被剥夺，这种剥夺感不仅使他们失去很多机会，而且还会损害他们正常的心理发展[3-4]。相对剥夺感对个体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具体表现为个体容易产生焦虑、抑郁、孤独感等心理问题。一方面，大学生相对剥夺感的水平越高，其抑郁水平与自杀意念也越高，另一方面，高相对剥夺感者更容易产生逃避心理或不良行为，该行为可能作为个体处理由相对剥夺感所产生负面认知和情绪的一种应对方式[5-6]。有研究发现，大学生相对剥夺感与社会支持之间呈显著负相关，社会支持可以作为相对剥夺感的保护因子，也就是说社会支持水平越高的人，其相对剥夺感体验越弱[7]。

应对方式是个体在面对压力源时所采取的认知和行为模式，这种模式具有个体差异性，每个人的反应性质、强度有所不同。消极应对与心理健康呈显著负相关，说明消极应对不利于心理健康发展，而积极应对能有效的提升心理健康水平，贫困大学生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能降低其人际敏感性[8-9]。人际敏感性是指在人际比较过程中个体产生的不自在感与自卑感，具有神经过敏、自责和自我评价低等特点。人际关系敏感、精神性病和抑郁是贫困大学生最为突出的几种心理问题，这与他们经常采取消极应对方式，倾向于把交往中的失败外在归因，具有高度人际敏感性，进而产生自我服务偏见不无关系[10-11]。

虽然有学者对相对剥夺感、应对方式和人际敏感性做了一些有意义的研究，但是专门针对贫困大学生相对剥夺感的实证研究仍较少，同时探究相对剥夺感、应对方式和人际敏感性三者关系的研究也不多见。本文通过对相对剥夺感、应对方式和人际敏感性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进一步探究相对剥夺感对人际敏感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为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思考。

二 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选取福建省某本科高校，按随机抽样的方法发放1500份问卷，剔除920份非贫困生问卷，剩余580份贫困生问卷，其中有效贫困生问卷为553份，有效率达95.35%。年龄在19岁至22岁之间，平均年龄为20.20±0.25岁。男生221人，女生332人；独生子女107人，非独生子女446人；一般困难贫困生406人，特别困难贫困生147人；农村461人，城镇92人。

(二)研究工具

1.相对剥夺感量表。采用李珊珊等人编制的大学生相对剥夺感量表[12]，该量表共有10道题项，主要测量认知和情感相对剥夺感两个方面。按李克特7点计分(1为非常不好至7为非常好)，全部题目都为反向计分，得分越高表示贫困大学生相对剥夺感越高。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46，信效度良好。

2.简易应对方式问卷。采用解亚宁编制的简易应对问卷[13]，该问卷共有20个题目，主要测量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方面。采用4点计分法(0-3)，积极应对得分越高，表明贫困生采用积极方式应对问题。该问卷的重测相关系数为0.89，α系数为0.90，有良好信效度。

3.人际敏感性量表。采用Dergatis编制的症状自评量表(SCL-90)中的人际敏感性分量表，该分量表按5点计分法，即1(从无)到5(很严重)，得分越高，表明贫困大学生的人际敏感性程度越高。

(三)数据处理

主要运用SPSS20.0处理和分析数据，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做共同方法偏差检验，采用相关分析、回归分析方法分析相对剥夺感、应对方式和人际敏感性三者之间的关系。

(四)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集数据主要通过量表，量表以不记名的自我报告方式作答，为提高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谨性，需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检验采用SPSS20.0做Harman单因子检验，把所有项目放在一个探索性因素中，结果发现：11个因子的特征根大于1，并且第一个因子的解释率仅为15.59%，没超过40%的临界值[14]，说明本研究共同方法偏差的问题不严重。

三 研究结果

(一)贫困大学生相对剥夺感、应对方式和人际敏感性的相关分析

通过相关分析方法，考察贫困生相对剥夺感及其维度、应对方式及其维度和人际敏感性之间存在的关系。结果显示(见表1)：贫困生总体相对剥夺感与人际敏感性存在显著的正相关(p<0.01)，认知相对剥夺感和情感相对剥夺感两个维度均与人际敏感性呈显著正相关(p<0.01)。贫困生总体相对剥夺感与应对方式呈显著的负相关(p<0.01)，其中贫困生总体相对剥夺感与积极应对方式呈显著的负相关(p<0.01)，贫困生总体相对剥夺感与消极应对方式存在显著的正相关(p<0.05)。贫困生的积极应对方式与人际敏感性之间呈显著负相关(p<0.01)，贫困生的消极应对方式与人际敏感性存在显著的正相关(p<0.01)。

表1 贫困大学生相对剥夺感、应对方式和人际敏感性之间的相关分析(r)

(二)应对方式在相对剥夺感和人际敏感性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根据中介效应检验的三步骤方法[15]，第一是相对剥夺感显著预测人际敏感性，第二是相对剥夺感显著预测积极/消极应对方式，第三是积极/消极应对方式显著预测人际敏感性。因此以相对剥夺感为自变量，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方式分别为中介变量，人际敏感性为因变量。结果发现(见表2)：贫困大学生相对剥夺感对人际敏感性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β=0.30，p<0.001)；相对剥夺感对积极应对方式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β=-0.25，p<0.001)，相对剥夺感显著正向预测消极应对方式(β=0.10，p<0.05)。当相对剥夺感和积极应对方式同时预测人际敏感性时，积极应对方式对人际敏感性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β=0.11，p<0.05)。当相对剥夺感和消极应对方式同时预测人际敏感性时，消极应对方式均对人际敏感性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21，p<0.001)。

在中介效应检验三个步骤的处理中，有关的回归系数都具有显著性，这表明了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分别在贫困大学生相对剥夺感与人际敏感性的关系之间有部分显著的中介作用，其中积极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为9.1%，消极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为7%。贫困大学生相对剥夺感可以直接作用于人际敏感性，同时也可以通过积极应对方式或消极应对方式对人际敏感性产生影响。在相对剥夺感和人际敏感性的关系之间，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都能起部分中介效应(见图1)。

表2 不同应对方式在相对剥夺感和人际敏感性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过程

图1 相对剥夺感对人际敏感性影响的路径分析

四 讨 论

(一)贫困大学生相对剥夺感、应对方式与人际敏感性之间的关系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相对剥夺感、消极应对方式和人际敏感性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相对剥夺感和人际敏感性均与积极应对方式呈显著负相关，该结果与王勇、邓晓红等人研究结果类似[8-9]。此结论说明贫困大学生相对剥夺感水平越高，越倾向于消极应对方式，人际敏感性程度越强。原因可能是与非贫困生比较中，贫困大学生自认为经济、生活水平较差，进而产生不满、气愤等消极情绪。面对这些消极认知和负面情绪，较高相对剥夺感的贫困生如果采用回避、幻想或压制等消极方式应对，会使贫困生在与同学交往过程强化其自卑情绪和在意别人评价等敏感性心理特点，进一步导致其人际关系变得敏感、不自在，甚至不愿或回避与人交流、交往。同时，人际敏感性又反过来强化了贫困生相对剥夺感。最后使贫困大学生进入到一个恶性循环里面，不利于其心理健康发展。该结论说明积极应对方式有助与降低贫困大学生相对剥夺感水平和人际敏感性程度。在比较中，贫困大学生产生不如别人的不合理认知和不满、焦虑等负面情绪，此时如果贫困大学生采用改变不合理认知、积极调节情绪、用合理方式解决问题和寻求社会支持等积极应对方式，有助于降低其相对剥夺感，改善其人际敏感性，促进人际发展。有研究表明[16]，消极应对方式不但不利于改善人际敏感性所产生的非理性认知和抑郁、焦虑等情绪问题，还会加重其人际敏感性，导致不愿或回避与人交往，严重者甚至会产生社交焦虑障碍等精神障碍。如果贫困生能够运用积极应对方式，则有助于改变人际中不合理认知，积极主动与人交往，降低其人际敏感性，促进其心理健康 。

(二)不同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

通过中介效应分析的结果，贫困大学生相对剥夺感能显著正向预测人际敏感性；相对剥夺感能显著负向预测积极应对方式，并显著正向预测消极应对方式；积极应对方式显著负向预测人际敏感性，消极应对方式则显著正向预测人际敏感性；相对剥夺感可以通过积极应对方式或消极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影响人际敏感性。也就是说，贫困大学生相对剥夺感可以直接影响人际敏感性，也可通过积极应对方式或消极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影响人际敏感性。一方面，贫困大学生相对剥夺感直接影响其人际敏感性程度，即相对剥夺感高的贫困生，其人际敏感性程度也高，这可能是由于在比较过程中所产生的负面认知和情绪，没有得到合理的处理，加重了贫困生的不自在感和自卑感，使贫困生心理更加自责、自我怀疑等，甚至回避人际关系。另一方面，贫困大学生相对剥夺感水平较低者，更倾向于采用积极应对方式，其人际敏感性水平也较低。反之，如采用消极应对方式，则会加重其人际敏感性。有研究发现，贫困大学生自尊越高，其越会采用解决问题、求助等积极的应对方式，越有助于提升心理健康水平，自尊低的贫困生则较多运用幻想、回避和自责等消极方式应对困难[17]。与非贫困生相比，贫困生更容易产生落差感、自卑感等负面情绪，同时由于其自身较高程度的人际敏感性的原因，在产生相对剥夺感时，如果采取回避、自责等消极方式应对，则会使其人际关系更加敏感，影响其心理健康。若能合理面对自身与他人的差异，采用合理归因、积极调节情绪问题、合理改变认知等积极应对方式，则能改善其人际敏感性。也就是说积极应对方式能有效改善人际敏感性。贺斌研究发现贫困大学生运用积极应对方式的水平可以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18]。因此可以引导贫困生采用积极应对方式面对问题，改变非理性认知习惯，建立良好社会支持系统，对改善贫困大学生的相对剥夺感和人际敏感性，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具有较高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

五 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相对剥夺感、消极应对方式和人际敏感性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相对剥夺感、人际敏感性均与积极应对方式呈显著负相关。相对剥夺感可以显著预测人际敏感性和积极应对方式、消极应对方式，积极应对方式、消极应对方式分别能显著预测人际敏感性。应对方式在贫困大学生相对剥夺感对其人际敏感性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二)建议

本研究结果对于贫困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具有启发意义，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维护贫困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一是认知改变，合理归因。通过认知行为治疗方法改变贫困生非理性、不合理的认知方式，降低相对剥夺感的消极体验，加强引导贫困生关注自身性格优势，建立客观、合理的比较参照系，树立正确的比较观，树立理性平和心态，同时要切实解决贫困生的实际问题，降低因贫困造成的心理困扰。二是积极应对，树立信心。通过课堂教育、生活情境体验等方式，培养贫困生运用问题解决、主动求助等积极方式处理人际、生活等问题。运用合理情绪疗法疏解贫困生自卑、抑郁等不良情绪，克服抱怨心理，树立自尊自信心态。最后是人际互动，融入生活。通过家校联动和师生、生生之间的互助关系，营造积极向上、和谐融洽的人际氛围，缓解贫困生的人际敏感性，帮助其发展稳定的社会支持系统和良好的人际关系。利用团体心理辅导的方式，积极引导贫困生学习人际交往技巧，提升人际互动能力，改变不良性格特点，真正地融入大学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