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伟华

[提要]近年来人类学、民族学界关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研究形成了这样一些热点：文化(社会)适应研究、社会(城市)融入研究、社会支持研究、城市民族关系研究、公共服务与权益保障研究、服务管理与城市民族工作研究等。现有研究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也存在热点主题扎推、新的研究领域开拓不够、理论与方法创新交叉不强、田野民族志过少导致解释力弱化等不足。在总结成绩的同时客观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不断采取跨学科的视角，积极借鉴多学科理论、方法，是适应未来中国社会发展需要，在城市民族问题研究方面取得更大成绩的必然要求。

随着我国东西部人口双向流动速度的加快，大量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离开家乡到中东部地区谋生，他们的到来改变了城市原有的人口结构与民族关系格局，并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使得少数民流动人口问题成为城市民族工作乃至城市民族事务治理的重中之重。在此背景之下，人类学、民族学界围绕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文化适应、社会融入、社会支持等问题展开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如彭谦主编的《沿海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城市社会稳定研究》、陶斯文《西南民族地区城市化进程中人口流动与民族关系发展互动研究》、马胜春《中国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生活适应性研究》、李吉和等人《流动、调适与融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调查》、杨茂庆《多元与交融：少数民族流动儿童的城市社会融入问题与对策研究》等。还有部分著作的主题不是专门针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但仍然是在探讨城市民族问题，如方付建的《城市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问题研究》、单菲菲的《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以西北地区为例》《城市多民族社区管理模式研究》等。除此之外，研究者们还发表了大量此类主题的论文，笔者在中国期刊网(CNKI)检索发现，以2010年1月1日到2020年11月30日作为检索时段，篇名包含“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论文有469篇；篇名含“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论文有169篇。与此同时，学术界还召开了多场相关主题的研讨会。例如每年召开的中国民族学学会年会、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年会都有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相关的专题研讨。2018年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年会举办了题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创新》的专题研讨；2019年举办了题为《回顾与展望：我国城市民族工作发展轨迹》的专题研讨；2020年举办了题为《新时代城市民族工作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专题研讨。这些专题研讨会尽管多以城市民族工作为背景，但研讨重点仍然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等问题。通过专题研讨，不同地区的学者就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等问题展开深入研讨，共同推动了此类研究的不断发展。

从以上简单梳理来看，随着大量研究者对于包括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内的城市民族问题的关注与介入，人类学、民族学界逐渐形成了一个重要分支——城市民族学，即“针对城市民族关系、民族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以和谐都市建设为核心目标而产生的新兴交叉学科。”[1]

在任何学科发展过程中，对某一时段的研究成果进行客观梳理与分析，是推进学科进步并促使研究成果由量变到质变的重要环节。基于这样的研究目的，本文主要对2010到2020年这十年来有关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研究成果进行认真梳理，在总结成绩的同时，分析当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与短板，进而从理论方法、研究视角、选题内容等方面进行反思，为今后的研究提供更好的借鉴。

一、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研究的热点分析

相关研究主要针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来到城市之后面临的各种问题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探讨，其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一些热点问题。

第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文化(社会)适应研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文化适应，在具体研究中又细分为日常生活适应、心理适应、社会关系适应、宗教文化适应等方面，研究者们针对这些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郑信哲认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城市文化多样性以及不同民族之间文化的传播、交流产生了积极意义。他们通过辛勤劳动，提高收入后，生活水平得以改善，在城市的发展对于他们以往观念的改变产生了促进作用[2]。还有研究者指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数量上不占优势，且多居住在城市边缘地带，很容易成为遭受伤害的弱势群体。由此，他们的心理特征具有一定的脆弱性。对外界的刺激比较敏感，促使其防范意识相对较强，难以融入城市生活，经常表现出孤独、疏离等心理特征[3]。汤夺先在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宗教文化适应问题进行研究后发现，宗教适应对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适应具有两方面作用。他们在宗教适应过程中体现出变通性的特点，且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世俗化倾向。通过加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之间的交往互动来减少文化差异，能够缓解他们在宗教文化调适中遇到的不适应问题[4]。

第二，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城市)融入研究。此类研究主要聚焦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文化适应与社会融入之间的关系，城市融入中存在的问题，促进城市融入的对策等方面。例如，高向东从经济适应、社会接纳、文化认可、心理归属四个维度，构建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状况的评价体系，进而发现这四个维度的融入程度并不均衡，相关部门应该通过具体的工作机制促进这四个维度的均衡发展[5]。还有研究者侧重于从某个特定角度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进行探讨，如徐莉通过田野调查发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自我归属感及幸福度与社会信任存在密切关联，提升信任范围、改变信任原则、维护信任机制，是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重要方式[6]。陈纪从社会互动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互动情境、互动中介、互动意义分别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条件、手段、动力，这三组关系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相互作用并推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7]。

第三，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研究。此类研究大多围绕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不足、社会支持来源、社会支持意义，增强社会支持的措施等进行了探讨。如马伟华从正式支持与非正式支持两个角度，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来源进行了分类，并根据不同的支持类型，提出构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支持网的建议，从而使其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中发挥出积极作用[8]。张旭东从政府公信力、族际矛盾、家庭关系等角度分析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支持缺失造成的危害，进而从政府、社区、个人角度提出了解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支持缺失的相关对策，以更好地提升该群体的生活满意度[9]。朱宏伟以广东地区为例，研究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支持的来源及其在城市融入中的重要意义，在探讨增强社会支持的对策方面，重点从加强社会组织的角度，帮助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维权并协调工伤、薪酬、救护等方面，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支持的相关路径[10]。

第四，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引发的城市民族关系研究。此类研究探讨了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城市原有民族关系格局的影响以及对于城市社会稳定造成的潜在冲击，进而提出了构建城市和谐民族关系的具体路径。如康旭以Z 省 KT 社区为例，探讨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该社区后，社区民族关系发生的改变，从加强基层党建、提升基层党组织能力、积极创新社会治理方式等角度，提出了改善城市社区民族关系的措施[11]。随着外来少数民族务工人员的流入，城市民族关系格局发生了改变，进而引发了冲击原有民族关系的因素，如何改善这种现状？部分研究者指出，应该从提升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潜能、完善《城市民族条例》、加强城市不同民族群众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健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监督管理机制等方面，来构建城市和谐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间的良好交往[12]。还有研究者认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来到城市后，他们的市场平等意识、公平竞争意识、公民意识等得到了增强，从而加强了族际之间的交往与了解，但是仍然需要通过细致的服务管理方式，来消解破坏城市民族关系的潜在因素[13]。

第五，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与权益保障研究。这一主题主要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缺失、社会保障不足、社会保障权益受损等方面来展开。公共服务与权益保障之间存在密切联系，部分成果从这两者中的一个方面来讨论。如姚建伟指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不足、公共文化活动较少、文化适应存在障碍等，需要将政府、社区、企业等多元主体协同起来，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提供相应的公共文化服务产品[14]。更多的成果将公共服务与权益保护结合起来进行探讨，以公共服务作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权益保障的切入点，来挖掘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如李俊清认为针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权益保障问题，流入地城市部门应该通过优化公共服务产品供给，从民生角度为该群体提供相应保障。通过流出地与流入地两地政府部门之间的深度合作，完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权益保障机制[15]。杨小柳以广州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为例，探讨了当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权益保障方面的差异状况，揭示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结构适应与文化调适对于权益保障的影响，认为城市民族工作部门应该通过制定灵活多样的政策，来改善该群体权益保障不足的现状[16]。

第六，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与城市民族工作研究。这类研究主要从城市民族工作部门及相关社会机构、社会组织，在政策制定、资金投入、法规完善、服务措施等方面来展开研究。如马冬梅认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绩效评估对于促进该群体的权益保障，提升城市民族工作的服务管理水平都具有深远影响，积极构建服务管理绩效评估体系是城市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17]。卢时秀以上海P区的实践经验为例，探讨了社工介入对提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水平的意义，从城市民族工作部门购买公共服务长效机制、多方联动积极培养社工人才，改变城市民族事务治理理念等角度出发，讨论了社工介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的具体要求。还有研究者以群际接触理论为视角，提出城市民族工作必须坚持“两个端点，双向视角，多重维度，理论导向，留有余地，社区为基”的原则，只有处理好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才能实现城市民族工作效率的提升[18]。郑信哲认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来到城市，一方面能够促使城市各民族之间的互动频率增强、交往机会增多；另一方面深度互动使得他们之间的矛盾因素不断凸显，成为影响城市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潜在因素。这将导致城市民族工作出现复杂化、多元化、繁重化等情况，协调好城市民族工作中的各种关系，能够帮助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更好地被城市接纳[19]。

二、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研究的困境

综上所述，我们能够看到近年来人类学、民族学界对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研究取得的成绩，若将这些研究成果放在一定的时间维度来看，当前此类研究似乎陷入了某种困境之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理论视野狭窄、解释性话语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的研究深度。

人类学、民族学等受学科特点的限制，无法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所有问题做到较好的理论解释，需要从交叉学科的理论视野进行深入分析。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相关问题的研究涉及人类学、民族学、管理学、社会保障、社会工作等诸多学科，然而大部分研究者仍然出自人类学、民族学的学科背景，受先天学科素养等因素的制约，传统人类学、民族学对于行政管理、社会保障、社会政策等学科的理论阐释不足，从而导致部分研究成果的解释力不强、缺乏应有的深度分析。例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创新涉及政府治理、新公共管理等方面的理论，如果不借鉴这些跨学科理论，则无法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中的问题进行深入阐释，并从相关学科话语的角度来剖析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机制及其背后深层的社会治理问题。城市民族工作是一个相对宽泛的话题且学科针对性不是很聚焦；服务管理问题本身是行政管理与公共管理探讨的话题。部分从城市民族工作角度进行研究的成果往往流于表面，似乎陷入一种就事论事的境地，缺乏以服务管理理论作为支撑，对于两者之间内在联系的把握也不够紧密。今后的研究需要以服务管理作为前提，在城市民族工作中有机融入服务管理的理念、理论、方法，才会使研究成果更具学理价值。

第二，研究方法相对单一，缺乏多学科研究方法的有机整合，使得研究中材料的获取途径受限，影响了研究的科学性。

现有研究大多以质性研究方法为主，问卷调查的成果虽然有一些，但并不占据主流，且多种研究方法的有机运用也略显不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生活本身以及由其构成的城市流动社区，使得调查者在进行田野调查时面临诸多困境。不如传统村落等乡村社区那样符合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固有范式，参与观察等研究方法的运用极为受限，不如乡村社区的文化习俗、仪式表演等问题观察起来更为容易。无论是以深度访谈为主的质性研究，还是以问卷调查为主的定量研究，在城市里进行操作都相对比较困难，尤其涉及抽样调查时这种困难更加明显。这也是导致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研究在方法层面表现出单一，且容易陷入不规范境地的主要原因。正如周大鸣所言，“都市研究有没有明确的一个地域所在？我们所研究的社区还存在吗？这是我们在选择田野点时所要面对的问题。”[20]他所提出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并需要通过具体实践去解决。如何在城市里进行田野调查并获得有效的田野调查资料，是当前研究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比较棘手的问题。这一人群居住分散，很多人白天忙于生计，只有晚上才回到租住的地方。我们该如何寻找这些人，并对其进行深度访谈或参与观察，这都与传统村落社区的调查具有较大不同。这既是当前研究方法层面的困境，也是未来需要直面的现实问题。如何根据特定情景以及具体问题，采用灵活多样且科学规范的研究方法，在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研究中显得非常重要。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驱动实际上是人才驱动，大力培养和吸引科技人才已成为各地赢得区域竞争优势的战略性选择。科技人才指具有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具备科学思维和创新能力，从事科学技术创新活动，对科学技术事业及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劳动者,主要包括从事科学研究、工程设计、技术开发、科技创业、科技服务、科技管理、科学普及等科技活动人员。

第三，同质性的重复研究较多，热点内容过于扎推，全新研究领域开拓不够，制约了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研究的广度。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文化适应、社会融入、社会支持、公共服务与权益保障、服务管理等问题尽管非常重要，但是扎堆于此的大量研究成果似乎只是换了城市，换了民族而已。虽然每年都会有大量新的成果产生，但是研究主题大多集中在前文所述的热点领域之内。例如，就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问题而言，从中国期刊网(CNKI)检索可以发现，这一主题的论文约占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研究文章总量的22%，也就是说五分之一都是关注此类主题的。在这样的现状下，其他一些研究内容涉猎不足，尤其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开拓不够。例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返乡后的研究寥寥无几，该群体返乡之后存在文化再适应、社会再融入等问题，而这些问题跟乡村振兴战略密切关联，有待于加强此类研究并形成一系列具有交叉意义的研究成果。另外，对海外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研究也非常不足，这一类研究尽管与跨境民族研究有所交叉，但是仍然存在一定的独特性。例如，对于流动到韩国的中国朝鲜族的研究，尽管也形成了不少成果，但是其研究主题仍然比较有限，有待于开拓更为宽阔的研究视域。

第四，田野调查力度不够导致微观描述不足，鲜活的研究个案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民族志作品较为缺乏，使得部分研究限于过于空洞的局面。

现有研究成果似乎陷入了一种宏观理论概括与普遍阐述的境地，采用深入田野调查的民族志作品相对较少。众所周知，怀特的《街角社会》、林德夫妇的《中镇：美国当代文化研究》、周敏的《唐人街》、项飚的《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等都是经典的都市人类学民族志作品，对于了解都市社会结构、文化传承等大有裨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民族志研究的缺乏，使我们无法较好地感受都市外来务工少数民族的真实社会生活。民族志作为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手段以及通过这样的方法而形成的研究文本，能够揭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生活的整体场景，对于他们的细腻描述，能够使我们更加清楚该群体在文化适应与社会融入中的真实状态，从而在服务管理方面提供更为精准的措施，帮助他们实现在城市里的融入。以都市拉面馆从业者的研究为例，尽管该群体在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关于该群体的民族志著作到现在仍然较少见到。从中国期刊网(CNKI)检索来看，采用人类学的视角研究该群体的论文不过寥寥几篇，还有一些是硕、博士论文。以笔者近年的田野调查来看，都市拉面从业者在扎根就业及其深度融入城市的过程中，有许多故事可以书写。他们从青海化隆等地到中东部地区各大城市的过程，是一个社会关系网络不断建构的过程，这里面包括亲缘关系、乡缘关系、业缘关系、族缘关系等多重关系，只有通过细微的民族志研究，才能对其在城市里的融入状态，融入过程中遇到的困境具有深刻认识，也才能提出更具现实针对性的服务管理措施。

第五，对于大数据融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且不同地区学者的研究个案、数据资料共享不足，缺乏系统性的联合研究，在大数据运用、数据库建设等方面徘徊不前。

在大数据介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与城市民族工作的研究方面，尽管部分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的学术意义与实践价值，但受限于学科背景、技术手段等因素，现有成果仅限于分析大数据在融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中的重要性及其相关困境、具体措施等，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还有待于对其展开更为细致的研究。当前对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研究基本以民族院校或具有人类学、民族学学科的综合性大学为主，并且形成了几个重要的研究阵地。例如，中央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民族院校的研究团队；综合性大学如中山大学的都市人类学研究团队、兰州大学的城市民族研究团队。这些高校与其他兄弟院校之间对包括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内的城市民族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但是缺乏类似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牵头搞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这样的数据库，无法使不同地区的研究者通过相关规则、协议等，来共同使用这样的数据库。由于数据采集的困难，很多学者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研究方面似乎陷入了单打独斗的局面，或是以某个单位为研究团队，总体来看与其他学者之间的数据共享仍然存在较大局限性。

三、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研究的创新之路

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将来会有更多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来到城市，加强对该群体的研究显得更为紧迫。在总结现有研究成绩并分析其中不足的基础上，需要探索一条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研究的创新之路。

第一，加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分类研究，通过分类来揭示不同类别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状态的区别以及服务管理措施的差异性。

今后的研究应该根据不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喜欢流入的城市以及从事职业的特点等，开展更具现实针对性的研究，改变现有成果宏观论述过多，细微描述不足、对策措施空洞等局面。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以及城市民族工作研究缺乏相关分类，会导致研究出现“以点带面”“以偏概全”等不足。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有多种分类方式，可以从具体民族来分，例如回族流动人口、维吾尔族流动人口、朝鲜族流动人口、苗族流动人口等；也可以从流出、流入地的来源划分，如乡城流动、城乡流动、城城流动、乡乡流动等不同类别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21]。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尽管以乡城流动型为主，但是不能否定其他类型的存在；还可以从职业等角度来划分，如打工型、经营型、投资型等类别。不同类型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他们在城市融入中的生存需求不同、文化适应方式各异。对于他们的服务管理也应采取灵活多样的措施，而不是一种相对固定的服务管理方式。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从多种角度来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行划分，并在此基础上研究针对该群体的服务管理问题，才会更具现实价值。

第二，积极借鉴、采用多学科理论方法，不断拓宽研究领域，减少重复的同质性研究，努力探索全新的研究领域。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研究要突破现有困境，要求研究者在发挥已有学科优势的基础上，积极吸收人口学、社会工作、社会保障、行政管理等学科的理论方法。既要立足于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固有传统，从理论方法层面发挥传统优势，如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微观的城市社区研究，也要积极借鉴社会学、社会保障、行政管理、社会工作等专业的理论与方法，采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动态与静态相结合、流入与流出相结合等多种理论、方法、视角，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开展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挖掘更为深层的一些问题。今后的研究应该立足于田野调查，根据不同城市的发展目标，直面城市民族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采用学科交叉的视角，探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供给问题、子女受教育问题、政治参与问题、社会资本建构问题、心理健康干预等问题，拓宽研究领域[22]。尤其需要加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返乡之后的社会再融入、文化再适应、社会关系网络重构、社会资本再造等问题的研究，加强这些内容的研究其实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助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由此可见，积极开拓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研究领域，不仅是学科发展的需要，更是人类学、民族学积极参与城市社会治理的必然要求。随着中国城市化率的大幅提高，立足于本学科的固有基础并广泛采借其他学科的理论视角，不仅是人类学、民族学应用研究的需要，更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发挥学科专长的必然之路。

第四，通过微观社区或具体现象的细微刻画，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田野民族志作品，来展现该群体在城市中的现实状态与生存状况。

今后的研究完全可以发挥人类学研究的专长，通过民族志的研究，来了解类似拉面从业者、维吾尔族烤馕师傅等人的社会生活场景，深描他们在城市里的喜怒哀乐。项飚关于北京浙江村的研究[23]，王春光关于巴黎温州人的研究[24]等，都为我们呈现出田野民族志在都市人类学研究中的重要价值。采用整体观进行的民族志写作与田野调查、文化书写(批评)等具有密切关联，只有处理好田野调查与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并以文化比较作为书写动力，民族志才能达到至真至善的效果[25]。例如，在研究回族流动人口的清真餐饮经营时，如果能够选取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拉面馆，对其生产经营、社会关系网络、权益诉求等问题进行微观描述，则会取得一些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笔者曾在天津市南开区等地对青海籍、甘肃籍拉面从业者进行过田野调查。通过与一位甘肃籍拉面馆老板建立密切联系后，获得了许多比较深入的田野调查资料。他告诉笔者很多关于拉面从业者的事情，曾经长期存在于青海籍拉面馆与甘肃籍拉面馆之间的冲突，背后往往是经济利益的驱使以及行业竞争等问题，但是从表象上看又是以城市民族关系问题而显现出来的。如果不对这些拉面从业者进行细微的描述，以“故事”叙述的形式呈现出来，我们对于该群体的认识总是流于表面，又何谈服务管理呢？

第五，加强大数据在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中的作用、措施等领域的研究，开展联合式研究，形成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数据库，从而开展更为深入的研究。

鉴于大数据在未来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今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研究应该在此方面有所侧重。针对大数据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中的指标测量、服务管理中相关信息提供、社会保障中具体数据的检测、教育医疗支持中相关措施的完善等问题展开更为深入的研究。尤其需要从大数据应用的角度，加强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中华民族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问题的研究。在此研究基础上，还应形成一系列咨询报告等应用性研究成果上报中央统战部或国家民委，深度阐述大数据在城市民族事务治理中的特殊价值以及具体应用机制，以供这些部门在制定涉及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相关政策时采纳或借鉴。不同地区的学者可以在调查数据共享、调研经验借鉴等方面加强联系，做好联合研究。在利用不同城市调研数据的基础上，做好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相关内容的数据库建设。利用这些数据库，可以实现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更为深入的分析，不断增强此项研究的科学性与针对性。

四、结语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内人类学、民族学界开始对包括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内的城市民族问题进行了相对系统的研究，但是从学术史的梳理来看，此类研究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从2000年到2010年左右，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研究主题较为有限，大多围绕着文化适应和社会融入等主题来展开，田野调查地点主要在广州、深圳、北京、武汉等地。但是从2010年以来，此类研究逐渐突破了相对狭窄的主题，由文化适应等逐渐向权益保障、服务管理、城市民族事务治理、互嵌式城市民族社区构建等主题拓展。尤其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针对城市民族工作做了专门部署之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研究逐渐由文化层面向社会层面、政府层面乃至更加多元的层面进行延伸。学术界针对这样的背景，选取了更多主题来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行广泛研究，田野调查地点逐渐由以上提及的城市向长三角地区的上海、南京、杭州、苏州等城市，京津冀地区的天津、唐山、石家庄等城市，以及中西部地区的成都、昆明、兰州等城市转移。由此可见，在中国社会高速发展的进程中，选择特定时间段来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研究进行学术反思是非常必要的。总结现有研究取得的成就，分析其中存在的不足，是为了实现更好的研究。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研究，作为都市人类学或城市民族学的重要议题，理应与人类学、民族学其他的研究方向一样，不断与时俱进，在理论方法层面进行积极创新，并适应国家发展的战略需求，从研究广度、深度等方面有所提升，才能实现研究水平的提升。

未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研究，需要紧扣时代发展主题，与国家发展的一些重大战略紧密结合，努力开展跨学科的联合研究。例如，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当前我国的一个重要战略，现有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研究，多从经济、生态、环境等角度来挖掘，人类学、民族学完全可以从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的角度来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进行阐释。京津冀地区的河北省有6个自治县，2个民族县，55个民族乡，具有丰富的少数民族资源，以满族、回族、蒙古族为代表的河北少数民族在省内或京津冀地区流动，他们的就业状况、生活满意度、融入状态等问题非常值得研究。以此为例，我们可以看出，未来有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研究，应该积极拓宽主题，在理论、方法层面实现多学科交叉，并结合国家发展重大战略，形成一系列具有学科代表性且兼具国际视野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