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须爱

[提要]过去五年，中国民族理论学科发展平台和研究力量的全国性分布特征更加明显，学术专著、教材、民族知识读本、论文、研究资料汇编等不同类型成果的产出成绩斐然，在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政策、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团结进步理论与创建实践、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多民族国家建构理论与实践、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等九个方面的研究进展明显。可以预见，在未来几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团结进步理论与创建实践、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将会继续成为研究热点，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政策体系、新一轮助推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新的国内外局势下的民族问题、多民族国家建设理论与实践等很可能会成为新的研究热点。本学科的发展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尤其是在学科理论方面，未来一段时期应加强中国民族理论“三大体系”(学科、学术和话语)、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民族现象和民族问题基础理论、西方多元文化主义和民族理论政策新动向等议题的研究与建设。

中国民族理论学科是民族学之下二级学科“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的简称，具有指导民族工作实践、为祖国的统一提供理论依据、阐扬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对整体民族研究作理论指导、为社会提供科学的民族观等重要职能。[1]“十三五”时期，中国民族理论学科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态势，特别是民族理论学界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以及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研究与阐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及其中国化成就、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民族问题基础理论等方面展开了新的学术视野及实践，取得了一系列学术成果。本文尝试对“十三五”时期本学科发展的基本情况扼要回顾，在此基础上对未来一段时期的研究热点作出研判，对应当加强研究与建设的理论议题提出一些建议。

一、学科力量分布与成果产出

学科平台、专业人员是本学科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0年8月，全国范围具有本学科硕士点的高校超过20所，具有博士点的高校超过10所，招收本学科及研究方向博士后的科研单位超过10家，其中新增博士点高校二所，为陕西师范大学和内蒙古师范大学。①相比之前，“十三五”时期本学科发展平台、研究力量呈全国性分布的特征更加明显，具有本学科点及研究方向的高校从之前主要分布在北京和民族地区向全国扩展，尤其是中东部地区一些综合型著名高校、工科院校的人文社会科学院系增设本专业方向的研究基地(中心或所)，或在其他学科建设中增加本专业研究方向都具有典型意义。例如，东南大学设立了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研究基地，华中科技大学设立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暨南大学设立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院，浙江大学以人文高等研究院为依托设立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等。

目前全国范围从事本专业的教研人员主要分布在四类机构：(1)民族院校和部分普通高校；(2)民委系统所属的民族研究所(中心或院)；(3)社科院系统所属的民族研究所(中心)；(4)中央和省级层面的党校(行政学院)、社会主义学院和民族干部学院。全国绝大部分省级行政区的上述机构中，或多或少都有从事本专业的教研人员。当然，他们有的主要依托本学科硕士、博士点从事本专业；有的依托其他学科从事本专业，如民族学(二级学科)、民族政治学、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这些研究力量所在高校的普遍做法是在人文社会科学类学院(系或研究院)建设中把本专业要素吸纳其中，设立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民族政治、民族主义、民族问题、世界民族、移民问题等研究方向；还有的依托各类研究基地(中心)从事本专业，如国家民委在全国设立的数十家“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基地”、2019年中央和国家“四部委”联合设立了10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和5家培育基地等。②综合来看，相比学科点的分布，“十三五”时期从事本专业的教研人员的全国性分布特征、多学科背景特征更明显。

产出的成果在形式上主要包括学术著作、教材、民族知识读本、论文、研究资料汇编等。据不完全统计③，“十三五”时期出版的学术专著超过50本，议题主要包括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理论制度政策及实践、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民族国家建构理论及实践、民族团结进步理论及实践、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实践调查等④；出版的教材，若从党的十八大以来算起约有二十本，包括面向全国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本科生的公共课统编教材、面向民族学专业本科生的专业课及选修课教材、面向本专业研究生的专业基础课教材、面向各类干部学院学员的培训教材，以及具有地方特色的高校通用教材等⑤；出版的民族知识读本从党的十八大以来算计有近十本，议题包括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解读、新时代民族理论政策知识解答、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政策知识、中国多民族国家国情知识、民族团结知识等⑥；发表的论文数量很多，以本学科主要研究议题为篇名进行检索，其中篇名直接或间接包含“中华民族”(包括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工作”和“民族团结”的论文占据前三位，发表篇数均超过三千⑦；出版研究资料汇编书籍十余本(卷)，主题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选、学术会议论文选、年度学术热点论文选、专题学术论文集等⑧。

二、主要研究进展

中国民族理论学科的研究对象分为“理论”和“政策”两大部分。就各自的本义而言，理论侧重回答“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政策侧重回答“干什么、怎么干”的问题，但在我国民族事务领域，理论与政策直接相通，互相紧紧扭在一起，难以分开。故本文对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进展的阐述不刻意区别。综合来看，“十三五”时期学科的研究进展，主要体现在九个方面。

(一)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研究

党的十八大前后，学界对中国现行民族理论政策曾出现较大范围的争论，受其影响，一些人对坚持党的民族理论政策产生动摇。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召开之后，质疑之声逐渐沉寂，党的民族理论及基本政策、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得到肯定。与之对应，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成为民族理论学界近几年研究的重点之一。从发表的成果来看，研究进展主要体现在对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科学内涵的学术揭示、怎样进一步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民族平等与反对民族歧视、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和共同繁荣发展的理论阐释及实践路径等方面。其中在内涵探讨方面，一种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探索和确立的；“道路”的比喻表明了一个目标明确的前进方向，而非一条已经开通的顺直平坦、畅通无阻之途；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在制度完善、法律保障和政策完备等方面的种种努力，都是在纠正错误、克服偏颇、总结经验基础上的开拓发展，目标就是使中国各民族人民在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关系中，实现共同繁荣发展，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化事业。[2]同时，研究者还重点对这一道路的形成过程和未来发展前景作了分析⑨，对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若干基础理论问题作了深入讨论⑩，对中国特色民族政策形成和发展的思想渊源与实践历程，以及市场经济背景下如何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加快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从不同角度回应了一些人对中国现行民族理论政策的质疑[3]。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政策发展研究

已有研究着重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以来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多方面阐释。研究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民族理论发展的最大成果[4]，由现阶段民族工作总目标统辖的民族理论政策内容之丰富、应对问题之明确、话语特色之鲜明、对现实民族工作指导之积极，在中国民族理论政策发展史上前所未有[5]；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现了“民族工作涉及方方面面，方方面面都有民族工作”的新时代特征，使民族工作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目标息息相关、紧密相连，形成了广义的民族工作基本方略[6]，为“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新的视野”[7]，“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8]；习近平关于民族工作系列重要论述蕴含的思想，显著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进程，其思想贡献“主要体现在对民族工作理论的创新发展、对民族工作先进经验的总结提升、对民族工作面临形势的正确判断以及对民族工作方式方法的改进发展等方面，内涵丰富，自成体系”[9]。这些研究与见解为学界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开了一个好头。

(三)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

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政策的基本思想来源，对其不断深化研究是本学科基础理论建设的题中之义。过去五年的研究进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本原理、基本观点的深入研究及阐释。学界以往的研究总是首先涉及最基础的理论问题，过去五年的研究同样如此，这方面发表的成果虽然不多，但对如何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后文简称“经典作家”)关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规律、民族的概念、民族与国家的一般关系、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产生的历史逻辑等取得明显超出前人的研究进展。同时，已有研究还对经典作家关于民族问题的“两种历史趋势”、民族主义、民族文化自治、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共同体、大小民族之关系等思想进一步作了深入分析及阐释。(2)对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的传播史研究。最明显的进展是有研究对经典作家民族理论文献在中国的百年传播史作了系统梳理，在此基础上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百年传播中取得的历史成就、存在的主要问题作了总结，并据此作了理论分析及改进建议，为学界深入研究这个议题提供了一些必要线索。[10](3)对非正统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研究。已有研究主要是对国际共运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奥托·鲍威尔的民族理论作了重新评价。

(四)中华民族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与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民族工作主线相呼应，民族理论学界对中华民族的研究成为过去五年的最大热门，展开了一系列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前沿课题研究，成果呈快速增长态势。学界的关注点及研究进展主要体现在探讨中华民族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内涵、解读并阐释习近平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阐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解析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内在机理、研究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原理、分析“中华民族”入宪的意义及影响、阐释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对象的民族研究新任务、揭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五个认同”的关系、研究百余年来中华民族观念的变迁史及中华民族建设历程与经验、探寻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实路径、研究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地方经验和典型案例等十多个方面，可以说展开了全面研究中华民族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学术视野。

(五)民族团结进步理论与创建实践研究

民族团结始终是民族理论学科关注的核心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的“各族人民亲如一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定要实现的根本保证”、“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民族人民的生命线”、要“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等重要论断，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向新时代作出的理论阐释和实践指导，为民族团结进步研究揭示了新的理论境界、开辟了新的实践路径。与之对应，学界过去五年从多学科、多专业方向展开了这一传统议题的深化研究、前沿研究，产生一大批成果，成为与“中华民族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热度相当的一个议题。研究进展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团结思想与理论溯源、中国特色民族团结的理论意蕴及演化研究、中国特色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理论阐释与创新实践研究、推进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路径研究、立足于地区经验和行业特点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理论与实践研究等议题之中。

(六)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

作为一项新的理论与实践命题，“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最先提出于2010年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对其内涵与实践指向作了系统阐述，成为新时代指导民族关系发展，维护和巩固各民族大团结的重要遵循，也为学界研究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交往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打开了新视野。因为这是一项新的学术命题，所以过去五年的研究是一个逐步展开并不断深入的过程，但是这个命题很快形成学术热点。学者们的关注点主要体现在对民族交融的意涵及理论渊源的探讨、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阐释、促进民族交融和互嵌的理论与实践路径、城镇多民族互嵌社区形成模式的实证研究、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治理研究、族际交往与民族关系治理的国际比较研究、立足于区域和民族特点的民族交融经验研究等方面，其中在民族交融、互嵌的内涵阐释与理论建设以及各民族互嵌式社区的实证研究方面，取得了较为突出的学术成果。

(七)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研究

这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命题以后新出现[11](P.90)且很快成为研究重点的议题。学界的研究主要围绕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的内涵、如何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治理主体、对象与手段是什么，以及衡量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的标准、目前面临的挑战等展开。研究认为，“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是实现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两方面的现代化“主要表现为民族事务治理方式和治理过程的法治化、制度化和规范化”[12]，这也“是一个涉及模式转型、体系重构、能力提升、制度优化和话语重构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复杂系统”[13]；就实现途径而言，“是通过对民族事务治理主体、治理对象、治理手段、治理方式和治理思维的变革，实现民族事务治理的平等化、民主化、法治化、制度化、社会化和人文化”[14]；民族事务由“管理”向“治理”的转向，“在拓展民族政治子系统中主体类型的同时，更涉及制度的规范有序、资源的系统配置、内容的精细划分和效果的精准评估等诸多面向”[15]，“涉及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可根据属性划分为身份事务、权益事务、政策事务、创建事务和关系事务”，民族事务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依法治理、政策运用等多种能力建设于一体[16]；在我国，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就是具有特定目标的民族工作体系，这个体系已经比较完整和成熟，但从完善的角度看，还存在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因素不够充分、市场化和社会化的因素还有待补充、已有的体制成分及其结构关系还有待调整等问题，而完善治理体系的过程就是提高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17]

(八)民族国家建构理论与实践研究

这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始终是本学科研究重点的议题，过去五年的具体讨论点包括民族国家的内涵与分类、国家构建与国族构建之关系、民族国家认同、民族国家构建模式、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构、多民族国家对少数民族差别性权利正当性的界定与主张等，但话语的分歧点也多。一种代表性观点认为，民族国家是国家形态的现代发展，分为单一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的不同类型决定了处理国内民族问题的不同路径和不同方向；中国从历史到现实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如何认识历史国情和现实国情，是近代以来如何建构现代国家的主要争议焦点，也是选择不同基本政治制度和民族政策的分水岭[18]；另一种代表性观点认为，民族国家是一种国家形态，本质上是一套保障民族认同国家的制度安排；获得并保持一定的国家认同，是民族国家存在的基础，构建国家认同也成为民族国家建设的根本任务；随着民族国家“多族化”现象的出现和发展，认同构建就成为民族国家必须优先解决的根本问题；在实践中，民族国家的认同构建有两种模式比较突出和典型并具有普遍性和巨大影响：一是“民族模式”，一是“族群模式”。前者为苏联、中国采用，后者为欧美国家普遍采用[19]。还有研究认为，从总体趋势和国际经验来看，一个国家内国民享有的共同文化、共同价值观越是广泛和深厚，就越容易建立起较为稳固的国家认同；反之，一个国家内国民分化或形成各种刚性的社群组织，国家认同就难免被这些刚性化的社群认同所分割，从而具有更大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多民族国家构建进程中如何界定和保障少数民族的差别性权利，一直是困扰各国政府和理论工作者的重大议题，等等。[20]

(九)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研究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自费孝通于1988年提出以来，始终受到学界的热烈关注并产生了大量成果。但总体而言，以往的研究“应用移用多，对话反思少，整体显现出重当下轻历史的现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该理论进行拓展、深化与提升的可能”[21]。过去五年的研究主要体现为两点：(1)理论提升与升华。有学者开创性地提出应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打造为“多元一体主义”，认为“多元一体”已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和政策的重要内容；“多元”与“一体”的矛盾是当代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文化问题的基本矛盾；作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概念的延伸，多元一体主义是对中华民族结构乃至全部民族结构的概括，是对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观念的弘扬，体现了“多元”与“一体”的辩证统一，也是对文化相对论的扬弃，在打造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学派和中国话语的时代背景下，应当将上升为既能体现“中国特色又有普适意义，体现更为广泛共识的民族和文化理念”[22]。还有研究指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合”思想面向的基本问题域俱为“一”与“多”的关系且都与“和而不同”的旨归相一致，两者间逻辑关系的高度一致性，证成传统“和合”思想与现代中华民族建构的内在理路，藉此我们似乎可以超越西方民族国家理论[23]。(2)理论思想溯源的深化。有研究用诸多事实说明，民国时期中国民族学界长期存在一种建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思路，即在承认少数民族存在的前提下，既承认“多元”又谋求“一体”的思路。20世纪40年代以后这一思路逐步完善，而这正是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基本思想来源，据此认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是中国民族学在20世纪发展的集体成就。[24]上述两方面的研究进展大大拓展了我们认识和发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历史纵深与未来视野。

三、未来一段时期的研究热点研判

民族理论政策研究与现实社会发展有着极高的关联度，即将到来的“十四五”也会直接影响到本学科的研究方向和内容。从目前的研究趋势来看，未来一段时间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很可能会在以下几方面形成热点，其中一些是以往热点的持续。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

前文述及，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民族研究成为民族理论研究最大的热门，未来一段时期这一研究的热度不但不会改变，而且还会得到加强。这是因为随着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完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前景将进一步明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基础条件，有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建设与实务性工作必然会受到学界更多关注。同时，新的国内外环境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进一步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也进一步彰显了凝聚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必要性。此外，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要举措，重新阐述与书写中华民族史已成为学界共识，国内一些重要科研机构目前已展开研究工作，但以什么样的理论为指导，从哪些视角、维度展开，才能书写出一部科学的、能被各民族广泛接受和认可的中华民族，学界目前还未达成共识，想必还会有热烈的讨论。

(二)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政策研究

“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理论命题最先是由胡锦涛在200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提出的，习近平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对其基本内涵用“八个坚持”作了系统阐述，之后学界就此问题展开了研究，但还远没有达到应有的规模和热度，从学术上阐述的深度、系统程度也还很不够。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用“九个坚持”总结了新中国成立70年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取得新成就的经验。这“九个坚持”深刻阐释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精髓要义，“标志着我们党对民族工作规律性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25]，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理论政策原则的发展及完善轨迹。此外，这次会议还就中华文明、中国历史、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关系作了新论述。但学界对与这一道路、新的理论紧密结合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政策的研究还没有充分展开。预计20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将成为一个契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完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政策的研究会迎来一个高潮。

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及其运作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具体实践，显示了我国民族事务治理上的优势和特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作为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一项显著优势，说到底是在强调我国民族事务治理体系的优势。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体现在民族工作领域就是坚持和完善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项工作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也会进一步得到推进。

(三)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越来越受到中央的重视，被定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和“基础性事业”。与之对应，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也已成为新时代党和国家开展民族工作的具体抓手。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26]。与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相呼应，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19年10月印发《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就新时代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提出了指导思想、目标原则和方法途径，这个指导性意见实际上也为未来一段时间的民族工作作了规划，必然会成为学界未来研究的重要内容。

(四)助推民族地区新一轮发展的政策研究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障碍将随着民族地区脱贫攻坚的完成而被清除，这一任务完成的经验性总结、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以及进一步发展的思路、政策创新也将得到广泛讨论。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如何把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中央第三次新疆工作座谈会的精神落到实处，必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学术研究的重大关切。民族地区如何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及“三步走”的目标任务，如何把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提出的“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具体任务转化为政策与实践，尤其是使之前的少数民族文化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民族文化旅游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与新的发展战略有机衔接，在发展中实现文化多样性与同一性的互动、共生及繁荣，同样会引发民族理论政策层面的讨论。更值得提及的是，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使民族地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及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安全中的战略地位更为突显。如何使中央的新政策与既有的各类民族政策、民族地区实际及“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机遇有机衔接，使新政策的巨大潜能转化为推进民族地区新一轮大发展的有效动能，也必然会成为民族理论学界的重要关切。

(五)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及互嵌研究

前文述及，“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一个新的理论与实践命题，中央在2010年提出时的社会背景是市场经济、城镇化进程大潮催动的我国各民族人口跨区域流动、居住、工作与生活现象的普遍化、常态化，以及相伴随的各民族共性与因经济利益、文化适应等问题引发的矛盾呈双向增多的态势。可以肯定，这种现象和社会趋势在当前及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仍会持续，与之相伴随的社会矛盾也会持续存在且不排除出现阶段性增长的情况。所以，如何化解不断出现的矛盾，引导各民族在未来更为顺畅地交往交流交融，尤其是如何使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不光是在居住格局上形成各民族互嵌格局，更要在就业、职业、社会结构上形成各民族互嵌格局，学界势必会进一步开展相关深入研究。实际上，这个进程在我国才刚开始。少数民族在向城镇流迁进程中如何尽快地融入城市，西方移民国家的经历远比我国要早、要长，他们积累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可以预见，未来我国民族理论学界对国外学界相关研究进展的关注也会持续增加。

(六)新的国际环境下的民族问题研究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快速上升并越来越走进国际舞台中央，美国在战略上开始对华全面打压，目前在新疆问题、香港问题和台湾问题上的干预插手肆无忌惮，未来几年这种情况很可能会持续。其他国际反华势力也趁机兴风作浪，尤其是我国周边一些国家正在领土、领海问题上制造新的事端，这些都会对我国的民族团结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造成消极影响。所以未来几年，我国反对分裂主义的斗争会愈发激烈，而这也需要民族理论学界继续作出理论和学术上的呼应。与此同时，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势头放缓已成定局，就业、医疗等领域的民生问题和国家、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下降，使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面临一些预料不及的挑战。消极民族情绪和“两种民族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则很有可能再次凸显，成为影响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隐患。这些问题也会成为民族理论研究的重大关切。

(七)多民族国家建设研究

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建设提供理论依据与学术支撑是中国民族理论学科最根本的职能和责无旁贷的责任。就此而言，本学科其他热点议题的研究最终都要服务于国家建设。中国既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也是国际政治单元中的一个民族国家。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设具有同一性，但它们在学界的当前研究中往往被分离为两种理论话语。相当一段时间以来，民族理论界关于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的讨论相对热烈，与此相关的中华民族建设研究也应声而起。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方兴未艾，关于多民族国家建设、“国家民族”建设等议题的讨论也必将持续。

四、今后需加强研究的几个方面

除了上述极可能会出现的研究热点以外，还有些研究是民族理论学科发展非常需要的，但目前的研究力度明显不够，因此需要加以重视，其中以下几方面尤其值得关注。

(一)中国民族理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中国民族理论的发展事关民族工作的方向，在民族学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中国民族理论学科自然不能置身事外。关于中国民族理论的学科建设问题，民族学界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曾有过一次集中讨论，但此后便渐趋沉寂，致使支撑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的教材建设长期滞后。作为中央“马工程”任务之一的《民族学概论》教材编写数易其稿，至今仍未完成，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民族理论学科建设滞后且没有在民族学中取得应有的“学科哲学”地位直接相关。因此，民族学界未来的研究应给予中国民族理论学科建设更多关注。更重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中国民族理论研究的进步，而离开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中国民族理论研究也必然受到很大的局限。

(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之根基，当下这方面的研究虽然还有进行，但很难形成规模效应和热点效应，因此学界在未来的研究中应给予更多关注，中央和国家层面相关理论工作部门也应当给予必要引导、扶持。未来的研究一方面要鼓励继续在弄懂、弄清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本原理、基本观点上下功夫，另一方面也要鼓励研究经典作家民族理论思想与观照现实问题相结合，国内学界以往在这两方面都做得还不够。与此相关，中央“马工程”2004年启动以来提出的“四个分清”目标任务，在民族研究领域还有待彻底完成。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弄不清基本原理、基本观点便没有资格谈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而不和现实民族工作、民族问题相结合也便失去了研究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意义。同时，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也是世界人民的思想财富，国际学界尤其是西方学界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研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民族理论研究，有很多值得中国民族理论学界借鉴的地方，比如研究方法和视角、新的研究资料的发掘和利用等，我们长期以来关注不够。因此，中国民族理论学界在未来的研究中还需要对借鉴国际学界的研究成果与国际学界接轨给予更多的关注。

(三)民族现象、民族问题的基础理论

基础理论致力于学科对象的规律探索。探索规律则是科学的本质要求。民族现象、民族问题的规律是传统民族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对此，中国民族理论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有较多讨论，然而近些年来的研究似乎越来越具有即时性、应答性倾向，宏观基础理论的探讨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研究中国民族现象、民族问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是中国民族理论学科安身立命的根本，但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的民族现象、民族问题包含在世界宏观民族过程之中，揭示中国的民族现象、民族问题的历史纵深与未来走向，探寻我国各民族和谐发展之道、推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向更高层次发展之道，离不开对宏观视野下世界民族现象、民族问题规律的探索。

(四)西方多元文化主义和民族理论政策新动向

近十年来，欧洲一些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相继声言多元文化主义在本国“已死”或“失败”，这被我国许多学者解读为多元文化主义已在欧洲“彻底失败”，并据此认为欧洲一些民族国家的建设方略正在重回传统自由主义所持守的建构无差别公民国家的立场、重回民族同化政策的方向，从而映射我国民族政策在未来的可能走向。实际上，多元文化主义此前在欧洲一些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取得的重大成果还谈不上被颠覆。西方大国政要所谓多元文化主义在本国“已死”或“失败”的言论，主要针对的是近些年大量涌入的新移民带来的社会融入危机而产生的集体焦虑。当前西方国家对“原住民”和历史形成的“次国家”少数民族的制度承认非但未被削弱，反而在荷兰、法国、德国和英国还有所推进[27]。可以说，多元文化主义已在欧洲“彻底失败”的言论实际上是我国民族学界一个被夸大和误读的命题。多元文化主义无论如何都是西方民族国家建构史上超越民族同化主义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为众多国家所实践，学界的相关研究已形成不同的理论流派。而中国民族理论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原本就比较薄弱，如果基于上述判断而更加轻视多元文化主义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取得的积极成果，实在无益于本学科从中汲取思想营养。同时，随着近些年来移民浪潮的冲击和民粹主义的抬升，西方一些国家的民族理论开始明显向右倾斜，与此相关，极右势力的排外、反移民倾向及种族主义也日渐抬头，这种理论趋向及背后的保守主义思潮已开始对我国产生或明或暗的影响。对这种逆历史潮流和社会公平正义而动的理论取向及思潮，中国民族理论学界也必须作出必要的回应。

注释：

①《2017年审核增列的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名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http://www.gov.cn/fuwu/2018-03/27/content_5277774.htm.

②“四部委”分别为中央统战部、中央宣传部、国家教育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③下文涉及的著作、教材、民族知识读本、研究资料汇编等成果的数据主要依托中文学术网站“读秀学术搜索”的检索结果统计，论文数据主要依托“中国知网”的检索结果统计，检索时间的下限均为2020年8月31日。

④其中2016年出版的著作有：郝时远《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之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雷振扬《中国特色民族政策与民族发展问题探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丹珠昂奔《民族工作方法论——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体会》(北京：民族出版社)，于春洋《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理论、历史与现实》(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2017年出版的著作有：周竞红《内蒙古民族团结进步理论与实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马俊毅《多民族国家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周少青《民族政治学——加拿大的族裔问题及其治理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王幸平《奥托·鲍威尔民族理论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2018年出版的著作有：朱伦主编《五十国民族政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崔明德《中国民族关系十讲》(北京：人民出版社)，王延中著《新时代中国民族地区发展调查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杨须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民族理论文献在中国的百年传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熊芳亮《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2019年出版的著作有：阿尔泰·赛肯《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建立和发展分析》(北京：人民出版社)，李树林、伲萍《城市民族工作的理论与实践》(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等。

⑤这些教材主要有吴仕民主编《中国民族理论新编(第3版)》(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6年)，金炳镐《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概论(修订本)》(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4年)，艾尔肯主编《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指南》(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16年)，龚永辉等编《民族理论政策讲习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中央民族干部学院教材编写组编《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北京：民族出版社，2019年)，乔娟《我国现阶段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十二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等。

⑥党的十八大以来出版的读本类成果主要有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编《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北京：民族出版社，2014年)，国家民委民族政策研究室编《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创新观点面对面》(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年)，国家民委研究室编《新时代民族理论政策问答》(北京：民族出版社，2019年)，中共宁夏区委党校(行政学院)编《民族理论政策干部读本》(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6年)，熊芳亮、王平《人权知识少数民族权利读本》(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沈林编著《中国的民族国情与理论政策》(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年)，沈林、周文京编著《中国的民族团结工作》(北京：民族出版社，2019年)等。

⑦依据“中国知网”的检索数据统计，截至2020年8月，发表的论文中篇名直接或间接包含“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的有273篇，包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有53篇，包含“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有126篇，包含“中华民族”(包括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3227篇，包含“民族工作”的有4386篇，包含“民族团结”的有3436篇，包含“民族区域自治”的有362篇，包含“民族问题”的有164篇，包含“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包括民族融合)的有307篇，包含“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有65篇，包含“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有237篇，包含“民族关系”的有514篇，包含“民族事务治理”的有111篇，包含“多民族国家构建或建设”的有30篇，包含“民族主义”的有902篇，包含“民族政治或族际政治”(包括民族政治学)的有90篇，包含“民族文化保护传承发展”的有84篇，包含“少数民族或民族地区精准扶贫脱贫”的有134篇，包含“兴边富民行动”的有93篇，包含“人口较少民族”的有201篇，包含“民族地区城镇化”的有227篇，包含“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的有29篇，包含“民族干部”的有293篇，包含“对口支援”的有794篇，包含“跨界民族问题”的有102篇等。

⑧与这些议题对应的成果如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室选编的五卷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金炳镐等主编《中国民族理论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6、2017、2019年)，王希恩主编《民族理论探新集：中国民族理论学会论文选2015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青觉主编《民族政治辑刊》(第4辑、第5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2019年)，龚永辉、陈建樾、刘泓主编《民族理论研究》(第1、2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陈建樾、刘泓、龚永辉主编《民族理论研究》(第3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张三南、杨须爱主编《同心斋撷实：民族理论若干问题探究》(北京：时事出版社，2016年)等。

⑨参见王希恩《问题、视野及道路——关于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的几点认识》，《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金炳镐《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特色民族理论政策发展》，《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等。

⑩参见任勇《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创建与发展：基于中国共产党治理的研究》，《民族研究》，2019年第1期；潘红祥《论民族自治地方自治立法权和地方立法权的科学界分》，《法学评论》，2019年第3期；戴小明、盛义龙《自治机关自治权配置的科学化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