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勇军，杨新荣

（广东白云学院，广东 广州 510450）

1 综述

“协同”的概念是德国著名学者哈肯（Hermann Haken）在1971年提出，他1976年在《协同学导论》中进一步阐述了协同理论。它认为不同创新主体通过协同创新在复杂开放系统中大量子系统相互作用而产生高效率。“协同创新”是麻省理工学院研究员彼得.凯莱（Peter Gloor）最早定义：一群自我激励的人，透过网络来交流信息、思路及工作状况，并达到目的。1992年英国学者库克（philip Cooke）提出区域协同创新，不同区域拥有各自擅长资源和能力，在企业、大学、科研机构、政府、金融中介等直接主体或间接主体的协同配合下，共同开发领先科技活动或行为。 2017年后国内学者越来越多关注大湾区，辜胜阻（2018）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构建创新生态系统的一些制约因素并提出互惠互利的对策。叶林（2019）从区域协同发展孤立、扩散、共生和融合4个阶段，认为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已经发展到共生、进而到融合，并从微观角度提出跨越区域合作障碍，加强粤港澳三地创新系统协调合作。文章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还是解决跨区域协同创新合作的一些实际问题，包括政府协同、组织网络协同、主体协同创新机制。

2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优劣势分析

2.1 优势分析

2017年7月1 日，广东省、中国香港特区、中国澳门特区在香港签署了《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中央决策层高规格的提出粤港澳大湾区概念，声势直追世界三大湾区：纽约湾区、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让人振奋。归纳一下粤港澳大湾区的优势。

2.1.1 世界自由港+国内最具市场化的开放型经济体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是世界自由港，广东省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阵地。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开放程度独领风骚。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全球，广东外向型经济特征更加明显，全年广东外贸进出口7.08万亿和实际利用外资1620.3亿元分别占全国的22%和 17%。香港吸引了大量全球跨国公司亚太区域中心和离岸金融机构，使得粤港澳大湾区形成了亚太区最具开放型经济体之一。根据统计局资料，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体达到1.64万亿美金，稍逊东京湾区，但是大湾区发展速度最快，年均增速超过7%，拥有远远超过世界其他3大湾区的土地面积和人口总量，预计社会经济发展10年内将远超其他三大湾区。

2.1.2创新资源集聚

2020年广东省研发经费支出3 200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2.9%，达到美欧日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世界知识产权发布全球创新指数2020显示，深圳-香港-广州科技群位居全球第2位，将建设20家粤港澳联合实验室。2020年广东区域创新能力排名全国第一，自2017年以来连续4年领跑全国。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高新技术企业逾3万家，世界500强企业及独角兽企业有17家与35家，湾区内上市公司有2 199家，平均研发费用超过2亿元。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创新创业网，拥有华为、腾讯、比亚迪、华大基因、大疆等知名创新企业。湾区内聚集173所大学，其中4所世界前100强大学，科研实力正在不断增强。近5年发明专利和国际专利已经超过旧金山湾区，其中深圳专利数量最多。

2.1.3 产业配套齐全

粤港澳大湾区产业互补性强，珠三角制造业体系完备，港澳金融服务业发达。珠三角产业基础雄厚，作为全国乃至世界重要的制造中心，具有完备的产业链，广州的汽车制造、装备、造船产业实力不凡；深圳的通讯电子、5G、新能源汽车、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未来产业集聚；东莞的服装、家具家电，佛山的陶瓷、电器和机械制造举世闻名；一小时可以在珠三角采购到各种产业配套，将科研成果转化创新产品。多层次、多样化、立体产业体系形成关联产业，进一步形成高效协同创新系统。

2.1.4 现代服务业国际领先

粤港澳大湾区拥有世界级海港群、空港群及高效的物流体系，为产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域内有香港、深圳、广州三大全球性海港，港口集装箱吞吐量达到7 000万标箱，是其他三大湾区总和的5倍。港珠澳大桥2017年如期通车，形成大湾区一小时经济圈。随着深中通道、虎门二桥等一系列基础设施的完工，湾区将构建发达的海陆空交通网络，营造更加便捷、互通互联的现代物流体系。大湾区有“港交所”和“深交所”两大交易所，完善的金融服务为创新创业注入了发展活力。

2.2 劣势分析

2.2.1 政策法律差异

粤港澳三地制度不同，不是一个畅通无阻的共同市场。粤港澳分属3个关税区、3个法域、3种货币。社会制度不同，法律制度不同，制度差异既是大湾区发展独特优势，也是最大障碍。“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发展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同时也面临一些突出问题与挑战。日益快速便捷的交通大大缩短空间距离反而出现了文化与心理距离却越来越远。中央和地方成立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但没有设立解决日常事项部门或者机构。法律体系方面香港是海洋法系，澳门的大陆法系，区内9个城市的法律属于大陆法系，港澳特区政府有限立法权限和自行处理行政事务的权力，运作模式与内地差异甚大。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香港法律体系比较完备，内地相对有差距。建立共同市场始终面临各种有形和无形的壁垒，比如境内外在社保、医保待遇不同步；港澳资金视为外商投资，执业资格证明不互认。创新要素聚而不联、流通不畅、体制机制对接困难。粤港澳三地在基础设施建设、跨境医疗、养老事业、环境治理，既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一个有力机构来推动解决。

2.2.2 组织网络协同有待加强

横跨粤港澳的产学研用组织稀缺。尽管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珠三角自主创新示范区等创新平台建设取得一定成效，但是仍面临一些问题，由于政府联动机制架构不健全，官方、民间、产业组织、行业协会、高校联盟互动机制欠缺，协同创新机制薄弱。美国硅谷和中国台湾新竹等集聚较多的研发机构与活动，成为全球或区域创新网络核心。湾区4个核心城市各有所长，也存在不足。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有4所全球顶级高校，基础研究较强，根据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的《2019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香港由全球第六升为第三。香港四大支柱产业分别为贸易及物流业（21%）、金融业（19%）、专业服务（12%）、旅游（4.9%）。 香港回归祖国之前，政府在研究及发展（R&D）投入极少，1995年只有6.59亿港币，占生产总值0.25%。近年来研发投入占本地生产总值稳中有升，达到0.86%，但与发达国家标准3%相比仍有差距。香港研发投入50%用于资助高等教育机构，用于特区政府机构的投入低于5%，资助最多的是信息科技领域、制造技术、电气及电子领域。深圳初步形成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但缺乏高质量的研究型大学。广州高校林立，制造业实力雄厚但缺乏国家级科技型龙头企业，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不足。澳门需要发展科技创新，改变博彩业半壁江山的产业格局。总之四大核心城市各有所长，除非优势互补，才能实现创新驱动。能横跨三大区的产学研用区域协同创新网络尚未建立，内部资源优化配置、城市错位发展和优势互补，协同创新体系都有待加强。

2.2.3 创新主体优势不突出

企业是真正的创新主体，投入最多受益也最多。苹果公司就是原始创新的典型代表，产品获利丰厚。粤港澳大湾区有一批创新型企业，但是原始创新还不够，拥有先进制造业存在核心技术少、不够尖端的短板。华为有5G专利技术但是芯片制造受制于人，发展不太稳健。在芯片、平板显示、锂电池隔膜等几十项关键技术仍依赖进口。根据全球独角兽数据库显示，大湾区有15家，总价值46亿美元，远低于全球第一旧金山湾区84家独角兽企业，总价值达3 320亿美元。大学是另一类创新主体，大学集群已经成为产学研创新机制的重要结合点，大学是区域经济真正中心，是湾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周边许多大学都有300年的发展历史，早期偏向纯科学研究，如今更多面向实业界和企业界。美国两大湾区创造了大学集群与产业集群“和谐共振”的世界奇迹。麻省理工学院与128公路的繁华，斯坦福大学与硅谷联姻都是全球最为成功的案例。湾区内香港的4所大学在全球100强靠后的位置，粤澳甚至没有一所进入世界前100强。内地高校在论文发表还是专利技术都有待提高，综合实力较为落后。因此当前湾区大学既要提升教科研水平，又要解决互动与共享共建共治共同发展的问题。

3 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机制路径分析

根据跨区域协同创新理论，首先突破地域、行业、部门框架，通过机制创新对各创新主体的目标任务、资源有效配置，吸收国内外创新理论与实践经验，探索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组织中介的协同机制，强化各协同主体战略协同。文章梳理区域协同创新机制包括政府协同、组织协同，主体协同构成“三位一体”的关系。

3.1 政府协同机制

关注制度环境，可以有效降低交易费用。粤港澳大湾区有“一国两制”的不同，除了国家层面成立了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还要专门设立协同创新发展领导部门统领相关事宜，这个部门隶属国务院职权高于省和特区级别，以便处理不同法系、知识产权、破除壁垒难题就，切实先行推进建设深港、珠澳、南沙三个创新特别合作区。以旧金山、奥克兰、圣何塞三大城市为核心的旧金山大湾区制度、体制、法律法规单一，同属于加州地区，城市之间协调成本低、效果好、速度快。粤港澳大湾区涉及“一国两制”，人员往来需要办理通行证，需要专门部门协调解决3方日常需要解决的诸如实现人员往来，科研合作，政、校、企、产业合作等问题。政府还要推动民间文化认同，缩小政府与社会协作治理上的落差，真正建成人心归一的创新共同体。

3.2 组织协同创新机制

创新生态系统的协同效应建立在主体充分合作基础上。有一个超越创新主体的网络组织才能实现多元主体整体协同。这个组织网络覆盖产、学、研、用各种类型主体，独立于政府或者市场。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不意味独自开展技术创新全过程，而是集合各种创新要素，实现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优势叠加。探索在大湾区内建立各种专业研究组织，汇集各类产学研用共享机制。加快建设协同创新服务体系和创新资源共享平台。旧金山湾区形成了大学-企业-风险投资-政府的完善创新生态系统。粤港澳大湾区香港拥有一流的大学、深圳有一流的创新型企业、广州有一流的高校资源和制造工厂，三者如何突破藩篱，深度融合发展，必须建立促进三者协同创新机制。政府应鼓励香港高校与深圳科技企业合作，政府、大学、行业、企业融合、协同发展。世界顶级人工智能专家李飞飞，职业为教师，任职美国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在大学任教多年后再奋战产业，或许若干年还将回到学校，因为她的教职身份还保留。“大疆科技”就是香港科技大学与深圳产学研结合的产物，目前香港高校和广东产业界交流不够，政府可以推动校企互动，深圳高新技术产业集群需要得到香港知名高校智力支持，这里的协同创新机制很重要。

3.3 创新主体协同机制

源头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大学、科研机构，湾区抓紧推动打造一批世界一流科技企业和大学。一流的科技企业引领是推动湾区协同创新机制的关键。大湾区四大核心城市各有所长，不可能一城独大，推动多圈多核的经济区一体化协同发展才是出路。围绕创新主体企业、大学、科研机构力争做大做强。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具有世界影响力原创技术的大企业比较少，缺少拥有顶尖技术的公司。因此，政府应通过政策制定和制度创新培育新型企业；企业本身也要加快发展创新驱动的步伐，进入世界顶尖行列。区内中山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华南理工、南方科技大学需要从中游迈入上游乃至世界一流，目标瞄准世界前20水平。而做好这些人才是第一资源，整合湾区内大学资源，吸引世界顶尖人才加盟大湾区。加大科研机构培育力度，引入高端科研团队入驻并予以资金、项目支持。

4 结语

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要借助“外延和内涵”。在外延上要借助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契机，覆盖50多个国家，44亿人口占全球63%，21万亿美元经济总量占全球29%，贯通东亚、中亚、东南亚、西亚及欧洲、非洲等地。内涵上要突破“珠三角”的狭窄地域，至少扩大到“泛珠三角”或者 “南中国”的更大空间和地理范围，“泛珠三角”区域拥有全国1/3的人口和1/3的经济总量，拓展腹地面积，把“势能”做得更大更足，广东的高速公路、高铁、港口已经辐射到“泛珠三角”区域，足够拉动周边地区共同发展。根据社会分工和相对竞争优势理论，更大地区的社会分工和相对优势更加明显，具有更强大的发展动力。

综合以上，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将跃居全球最大的湾区经济体。通过激发粤港澳大湾区大学和科研机构知识创新源头的作用、突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并发挥好政府引领作用、构建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带，通过10年拼搏努力，超越硅谷成为全球创新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