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傈僳族已婚育龄妇女常见生殖道感染及影响因素调查

2021-03-31赵粉花郑佳瑞乔丽梅赵艳珍

中国妇幼健康研究 2021年3期
关键词:滴虫傈僳族生殖道

赵粉花,李 燕,张 燕,郑佳瑞,乔丽梅,赵艳珍

(1.云南省妇幼保健院,云南 昆明 650051;2.昆明医科大学,云南 昆明 650000;3.兰坪县妇幼保健院,云南 怒江 671400)

生殖道感染(reproductive tract infections,RTIs)是代表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在国内外患病率较高,每年有超过一百万的妇女和婴儿死于RTI的并发症[1],其不仅引起妇女自身疾患,还影响出生人口质量(如新生儿宫内感染、早产、出生缺陷等)[2-3],已成为严重影响妇女生殖健康的重要因素。中国卫生部、财政部、妇联利用中央财政专项补助经费从2009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以常见生殖道感染与宫颈癌筛查相结合的农村妇女宫颈癌筛查项目,但是缺乏影响因素的探索。云南省怒江州傈僳族人口占51.6%,本研究通过调查傈僳族已婚育龄妇女常见生殖道感染患病率水平,分析其患病与傈僳族生育文化方面的相关性,为相关部门制定傈僳族妇女常见生殖道感染防治措施提供建议。其结果分析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本研究2017年7月至2017年9月云南省傈僳族较集中的怒江州兰坪县随机抽取3个乡镇的15~49岁600名已婚傈僳族育龄妇女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15~49岁农村已婚妇女;②傈僳族;③无严重精神疾患或其他影响妇科检查的重大疾病;④非月经期及妊娠期;⑤愿意接受妇科检查。排除标准:①有严重视听障碍,可能影响对问卷的正确理解和回答者;②患有严重精神疾病或其他影响妇科检查的重大疾病者;③月经期及妊娠期;④拒绝合作者。本研究是基于国家农村妇女宫颈癌筛查项目的深入研究,研究方案、研究者与知情同意书等符合医学伦理规范,有关研究对象的医学记录和研究资料都是保密的,所有研究对象均知情同意参与本研究。

1.2研究工具

自制调查问卷、访谈提纲、临床检查和实验室检查。问卷调查:内容包括人口学特征、生殖道感染知识知晓情况、月经、性生活、生育、避孕情况、卫生习惯、健康教育获得情况等。访谈提纲:内容包括风俗习惯、两性关系、宗教信仰、澡堂会等。临床检查:主要是妇科检查。实验室检查:临床上辅助诊断阴道炎的方法为阴道分泌物检查[4]。

1.3诊断标准

妇科疾病的诊断标准依据第8版《妇产科学》及《生殖道感染防治技术指南》。对有阴道炎症或体征的妇女,在阴道分泌物中找到滴虫确诊滴虫阴道炎;在阴道分泌物中找到假丝酵母菌的芽生孢子或假菌丝即确诊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病;临床特点为鱼腥臭味、稀薄阴道分泌物增加但阴道检查无炎症改变,线索细胞阳性、pH>4.5及胺臭味试验阳性4项中符合3项即诊断细菌性阴道病;出现子宫颈管或子宫颈管棉试子标本上肉眼见到脓性或黏液脓性分泌物或用棉试子擦拭子宫颈管时容易诱发子宫颈管内出血之一、显微镜检查子宫颈或阴道分泌物白细胞增多诊断为宫颈炎;对于排除其他引起下腹痛原因有下腹痛的妇女临床检查有宫颈举痛或子宫压痛或附件区压痛,附加宫颈或阴道异常黏液脓性分泌物或阴道分泌物湿片出现大量白细胞即诊断盆腔炎性疾病。

1.4统计学方法

2结果

2.1傈僳族妇女常见生殖道感染现状

在600例调查妇女中,常见生殖道感染总的患病人数为308人,患病率为51.33%,其中合并有2种生殖道感染者在感染人群中有21人(6.82%);滴虫阴道炎的患病率最高(12.00%),其次为盆腔炎(11.83%)、宫颈炎(11.00%);其他(包括非特异性外阴炎、萎缩性阴道炎、单纯性阴道炎等)患病率为12.50%;见表1。

表1 傈僳族妇女生殖道感染患病情况

2.2影响傈僳族妇女常见生殖道感染的因素分析

2.2.1傈僳族妇女常见生殖道感染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傈僳族妇女常见生殖道感染患病率在不同近1年每周外阴清洗次数、内裤换洗次数之间有统计学差异(χ2=6.21,P=0.04;χ2=10.45,P=0.03);内裤在隐蔽地方阴干及用沟渠水清洗外阴的妇女常见生殖道感染患病率均高于内裤在阳光下照晒和清洗外阴用水为温开水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17,P=0.04;χ2=3.75,P=0.03),见表2。

2.2.2傈僳族妇女常见生殖道感染影响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常见生殖道感染的影响因素有内裤在隐蔽地方阴干(OR=4.71,P=0.04,95%CI:1.00~22.10)、用沟渠水清洗外阴(OR=1.42,P=0.04,95%CI:1.02~1.99),见表3。

表2 傈僳族妇女常见生殖道感染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n(%)]

表3 傈僳族妇女常见生殖道感染的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分析

2.3影响傈僳族妇女滴虫阴道炎的因素分析

将单因素分析对傈僳族妇女患滴虫阴道炎有影响的变量纳入多因素分析,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分居、离异/丧偶(OR=1.62,P=0.02,95%CI:1.08~2.43)、丈夫文盲(OR=2.08,P=0.03,95%CI:1.07~4.03)、近3年未参加妇科检查(OR=1.45,P=0.03,95%CI:1.05~2.01)为滴虫阴道炎的危险因素,见表4。

2.4影响傈僳族妇女宫颈炎的因素分析

宫颈炎影响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20岁年龄组、文化程度为文盲的妇女宫颈炎患病率高于其他组(χ2=6.30,P=0.04;χ2=3.87,P=0.04),见表5;进行非条件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无统计学意义。

2.5影响傈僳族妇女盆腔炎的因素分析

选取了10个可能对盆腔炎患病有影响的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发现,生殖道感染原因知晓率低的妇女盆腔炎的患病率高于知晓率高组(χ2=4.19,P=0.04);既往有生殖道感染症状不去就医者盆腔炎患病率高于去就医组(χ2=4.67,P=0.03),详见表6。

表4 傈僳族妇女滴虫感染的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分析

表5 傈僳族妇女宫颈炎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n(%)]

表6 影响盆腔炎的单因素分析[n(%)]

3讨论

3.1傈僳族常见生殖道感染患病率情况

印度、埃及妇女的生殖道感染率在52%~92%之间[5],中国农村地区生殖道感染的患病率水平约为35.8%~85.1%[6],云南省宫颈癌项目地区农村妇女生殖道感染患病率为40.83%[7],摩梭族妇女生殖道感染患病率为35.3%[8]。本研究发现傈僳族育龄妇女常见生殖道感染患病率为51.33%,居全国中等水平,但高于云南省农村妇女和摩梭族妇女的患病水平。亚洲妇女滴虫阴道炎患病率为2%~5%[9],云南省农村妇女与摩梭族妇女滴虫阴道炎患病率分别为2.51%和6.9%[7-8],本次研究发现傈僳族妇女滴虫阴道炎患病率为12.00%,高于以上报道。傈僳族妇女盆腔炎患病率为11.8%,较曾素霞[10]研究的盆腔炎患病率5%的水平高,与王淑梅[11]研究的盆腔炎患病率10.21%的水平基本相同;孙志城等[12]研究发现中国中西部农村地区慢性宫颈炎患病率为42.7%,云南省某省级医疗机构研究报道宫颈炎患病率为24.2%[13]。本次研究发现傈僳妇女宫颈炎患病率为11.00%,低于上述报道,可能与本次研究宫颈炎诊断标准修正,而不是按以往某些研究把目前医学诊断为宫颈柱状上皮的“宫颈糜烂”纳入宫颈炎诊断有关。细菌性阴道炎和真菌性阴道炎等妇科感染性疾病,已成为临床最常见的感染性疾病之一,患病率高达42.9%[14],有学者研究发现深圳地区一般人群育龄妇女阴道假丝酵母菌携带率为15.4%[15],云南省农村妇女与摩梭族妇女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病患病率分别为10.35%和7.8%[7-8]。本次研究发现傈僳族妇女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病患病率为5.00%,低于以上报道,访谈发现可能与傈僳族妇女较少使用避孕药、抗生素,且很少行阴道冲洗及非月经期使用卫生护垫等情况有关;蒋汝刚等对咸宁市农村已婚育龄妇女研究发现细菌性阴道病患病率为16.8%[16],云南省农村妇女与摩梭族族妇女细菌性阴道病患病率分别为11.18%和13.7%[7-8],本次研究发现傈僳族妇女细菌性阴道病患病率为2.50%,明显低于以上报道,原因可能为细菌性阴道病主要是阴道内菌群失调所致的内源性感染,而傈僳族妇女较少有阴道冲洗、上药等破坏阴道生态平衡的行为有关,也可能与以往部分研究把细菌性阴道炎误诊为细菌性阴道病有关。

3.2傈僳族妇女常见生殖道感染相关影响因素

女性生殖道感染患病率高与女性特殊的生殖道解剖和生理特点有关,阴道炎是妇科疾病中最常见的多发性疾病,具有反复发作、病原体种类多、病因复杂等特点[17]。有学者研究发现在不良卫生习惯中患者及丈夫/性伴侣是否经常清洗外阴与生殖道感染有相关性[18]。本次研究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均发现卫生习惯与傈僳族妇女常见生殖道感染存在相关性,其中内裤在隐蔽地方阴干和使用沟渠水清洗外阴是常见生殖道感染的危险因素。内裤在隐蔽地方阴干可因潮湿环境增加假丝酵母菌等细菌的繁殖而增加生殖道感染。傈僳族妇女主要居住在山区,使用未加热的沟渠水清洗外阴,未经加热煮沸的沟渠水可能因细菌超标增加傈僳族妇女生殖道感染的机会。患滴虫阴道炎还与妇女分居离异的婚姻状况、丈夫文化程度低和缺乏主动就医行为有关。生殖道感染与年龄及性活跃度相关[19],相关研究发现宫颈炎与年龄有明显的相关性,有学者对不同年龄段进城务工女性下生殖道感染研究发现<30岁组宫颈衣原体感染率最高,其次是30~40岁[20],学历越高的女性患宫颈炎的概率越低[21],与上述研究相符,本研究单因素分析发现20岁年龄组及文化程度为文盲的傈僳族妇女宫颈炎患病率高于其他组。本研究发现生殖道感染原因知晓率与既往有生殖道感染症状是否就医的妇女盆腔炎患病率不同,生殖道感染原因知晓率低的妇女与既往有妇科病症状不去就医者盆腔炎患病率高于知晓者与积极去就医者。傈僳族妇女中未听说过生殖道感染的占64.30%。有60.70%的妇女认为只要没有症状就没有生殖道感染。与有学者认为妇女对保健知识的了解程度可直接影响到她们的健康观念、态度和是否能采取健康的行为[22]的结论相符。

综上所述,傈僳族已婚育龄妇女常见生殖道感染总体患病率高,以滴虫阴道炎患病率最为严重。影响生殖道感染的因素众多,除微观因素外,宏观因素主要包括政治、经济环境、社会文化、民族风俗等。针对傈僳族妇女常见生殖道感染特点,尽快启动由政府补助的全面的农村妇女常见生殖道感染免费普查普治项目工作,建立由政府主导,多部门协调配合的群体防治机制对提高傈僳族妇女的生殖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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