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庆玲

摘要： 人文学科是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重要元素。从已公布的一流学科建设名单来看，人文学科所占比例偏低、发展空间不足且呈现出鲜明的工程化、国际化、数据化思维导向。究其根源主要是：学科评估的计算主义哲学导向、技治主义思维对人文学科的钳制、资本逻辑对人文学科的束缚、国际化偏好对人文学科的诱导。对此，亟需通过学科交叉实现颠覆式创新，找准人文学科的“内心视点”；强化学科主体意识，重建中国特色“国家+”人文学科知识体系；走出指标“陷阱”，构建适切的人文学科评价体系；超越数字人文，找准人工智能时代人文学科的主体性优势。

关键词：世界一流学科；人文学科；国际化；学科评估；学科交叉；数字人文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21）01-0044-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大招标课题“‘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学科调整与建设研究”（VIA170003）。

人文学科是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重要元素，是人类知识谱系的基本构成要件，也曾被公认为人类最有价值的知识。人文学科的发展态势直接决定了大学学科建设的总体水平与“双一流”建设的预期成效，是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中心环节。从已公布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和建设学科名单来看，“双一流”建设高校更倾向于理工类高校和理工实力较强的综合性高校；从学科布局来看，“双一流”建设学科倾向于国际化程度更高的理工农医等自然科学领域，人文学科处于“无用知识”的尴尬境地；从学科建设思维来看，一流学科建设倾向于采取“一刀切”的工程化思维建设人文学科，人文学科面临被抽象化、算法化、符号化的生存危机；从学科属性来看，“双一流”建设倾向于国际化通用学科，中国特色本土学科严重不足；从一流学科建设实践来看，这种基于科学主义的标准话语体系、学术模型和科学范式不利于人文学科的自然生长，破坏了学科生态平衡，违背了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理念。

在这个数据化的计量主义时代，人文学科“内卷”于“技术化”“标准化”和“程式化”的“科学管理丛林”，仰赖的是“饱和的自我”与“思想的悬置”，陷入了被估算的风险。正如罗萨所言，“如今的科学领域，不论在人文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目前的学术论述很难发展出更好的论点逻辑，很难检视哈贝马斯所谓的有效性宣称，也几乎没办法进行集体的思量，因为科研人员已经都在失控地、狂热地追求更多的出版、会议、研究经费。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成功已经不在于或几乎不在于有没有提出什么强而有力的论点，而是只去看论文发表量的多寡而已”[1]。毫无疑问，人文学科映照着一所大学的历史底蕴和人文高度，人文学科的缺席无异于是对一流学科建设的釜底抽薪。一流大学不仅要培养“国之大器”的工匠人、科学家，还要培养“国之命脉”的哲学家、思想家；不仅要推进科技创新，还要实现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思想创新。

一、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中人文学科的生长困局

从教育的历史来看，人文学科曾是人类最有价值的知识，直到今天，人文学科在思想性和创造性方面依然是最有价值的学科，专注于人类灵魂的“唤醒”。科学旨在解决事实判断，通过探究自然规律来描述和分析客观世界的原貌，发现或发明科学的原理或定律，提高人类的生活品质。人文学科研究指向的是一种意义结构，重在价值判断，通过解释和理解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探讨生命的价值、行为、目的及其意义。人文学科表达的是人类社会的价值内核，关注的是人的思维和精神产物，具有较强的地域文化脉络性。

（一）人文学科知识谱系的流变

人类知识论经历了一个谱系性的生产过程，知识最初的分门别类与人类早期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知识随着人类生活方式的变迁而呈现不同的知识生产方式与知识分类方式，某些知識之所以被保存并传承下去，并不是因为这类知识有多么高深，而是与人类的某种需求相契合。从中世纪大学产生到柏林大学建立之前，人文学科构成了大学的灵魂，人文知识一直是最有价值的知识，大学以古典教学为主，既不提供实用的科学研究，也不直接为社会服务，目的在于培养践行社会品格的德性人。在古希腊以及此后漫长历史进程中，知识都是有品格的，没有品格的知识是不可能存续的。17世纪之后，有品格的知识观逐渐让位于以技术理性为架构的科学主义知识观，基于常识的价值判断转向了基于数学模型、符号话语的事实判断。以学科设置为例，19世纪之前，西方大学主要设置了神学、哲学、法学、医学等学科，致力于培养遵守道德约束和高洁品格的社会精英以及通晓多学科知识的思想家、哲学家。19世纪以后，尤其是德国柏林大学将科学研究确立为大学使命后，自然科学学科、社会学科取代人文学科成为大学课程设置中的主导力量，物理学、化学、生物学、解剖学等自然科学逐渐成为大学的核心课程，并在国家力量的助推下，受到师生的追捧。于是，知识不再是美德，学术开始成为一种职业，专家知识与世俗权力日渐合流，知识成为权力的代名词。自然科学开始以“科学”的名义在大学的课程设置中迅速蔓延，并完成了学科制度化，占据了越来越多的课程席位，导致人文学科越来越“科学化”、理性化、机械化，否则就可能因不合乎科学范式要求而失去生存空间。在系科主义支配下，大学逐渐知性化，大学教授从公共知识分子向政府“发言人”、企业“合伙人”转型，权力与金钱开始慢慢渗入大学，人类意义上的普遍关怀和道德合法性被弃之如敝屣。同时，学术成为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大学笼罩在资本的控制下，并不断地向社会输送驯化的“资本人”，充满人文气息的德性大学逐渐被功能性的知性大学所取代，最终，大学成为了帕森斯所说的“知性复合体”，“它看不到罪恶，听不到罪恶，闻不到罪恶，不知道罪恶”[2]。

今天，在技术革命和资本革命的侵袭下，大学在走向国际化、全球化的同时，也越来越商业化、资本化、政治化，大学里奉行的企业化管理模式，与人文学科倡导的学术自主格格不入，而人文学科如果不能回答社会提出的问题，不能用多学科的观点来理解当下数字化或人工智能的技术革命带来的社会变化，将逐渐在大学失去存在的合法性根基。人文学科为了证明自己的功用，部分放弃了为知识而知识的自我论证，开始寻求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向商业靠拢，向技术问道，寻求政治的庇护。如今，无论是自然科学学科还是人文学科都在极力地向“一流”靠拢，似乎有了“一流”的“符号”王牌，就可以坐拥“学科巅峰”。雷丁斯认为，所谓“一流大学是一个大学理念的幻影”[3]，是一个贫乏苍白的、没有内在品质的空洞目标，最适合技术官僚根据计算主义模式来加以管理。在“一流”的驱动下，衡量一个学者是否优秀的标准，主要看他的论文发表量、课题申请数、文献引用率等量化的外显指标，而不是某种学术的内在标准。“一流学科”是科学主义逻辑下的产物，自它产生以后，就成为衡量所有学科的通用标准，人文学科作为一种以人的精神性、思想性和价值判断为指向的意义结构也加入这场“他人场域”的“学科之争”，必然陷入科学主义的“陷阱”。吊诡的是，“我们今天接受的知识体系基本来自西方，尚未形成中国本土化的知识体系，实际上中国的人文学科从未得到过充分发展，我们的知识生产者大多是在借用他人的概念和理论来解释自己”[4]。今天，中国的不少科技成果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但在人文学科领域，还是拿不出一套人文学者自创的理论——我们的人文学科与西方存在巨大的落差，这既是人文学科的危机，也是中国文化的危机。

（二）“双一流”建设中人文学科的生存现状

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和建设学科名单公布结果来看，共计42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和95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共列出465个一流建设学科。以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分类框架来看，各类学科的分布比例如下，其中人文科学有52个（哲学门类5个，教育学门类6个，文学门类19个，历史学门类9个，艺术学门类13个），占比为11.20%；社会学科有55个（经济学门类11个，法学门类23个，管理学门类21个），占比为11.80%；自然科学有358个（理学门类104个，工学门类188个，农学门类24个，医学门类42个），占比达77%。同时，一流学科比例之间存在一定的校际差异，如北京大学有10个人文学科，8个社会学科，23个自然科学学科；以文科为主的中国人民大学有3个人文学科，10个社会学科，1个自然科学学科；理工类大学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7个一流学科均是理工类学科；综合类高校如浙江大学共18个一流学科全是理工类学科，厦门大学共5个一流学科也均为自然科学学科。可见，理工类、综合类高校在选择申报一流学科时，都是倾向于优先考虑理工类学科。根据2018年《學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去掉10个军事学科，我国共有101个一级学科，其中人文学科15个（哲学1个，教育学3个，文学3个，历史学3个，艺术类5个），社会学科13个（经济学2个，法学6个，管理学5个），自然科学学科73个（理工类14个，工学类39个，农学类9个，医学类11个），人文学科占学科总数（除军事学以外）的14.90%，社会学科占比12.90%，自然科学学科占比72.20%。由此可见，一流学科建设中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占比均低于“学科目录”中其相应学科所占的比例，而一流学科建设中的自然科学学科比例较高于其在“学科目录”中所占比重；一流学科建设进一步拉大了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学科本不平衡的学科布局，加深了学科发展的罅隙，人文学科的地位进一步被弱化。从国家发展战略和学科属性来看，理工类学科满足了决策者对于精确性、标准化、计算性的科学管理范式，容易进行比较、达成共识，并且能够适应我国产业化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因而被置于更高的学科地位。

（三）“双一流”建设中的工程化思维导向

在一流学科建设中，无论是理工类学科还是人文类学科，都呈现出鲜明的工程化思维导向，按照一定的计算主义哲学价值观，以可量化、可切割、可比较、可评测的思维逻辑来建设人文学科，必然使人文学科陷入技治主义的生存危机。在现实中，学科评估被纳入一定标准化的数据库，并以数字和指标的形式输出排名；排名成为一些大学和学科评价结果的唯一表现形式，甚或是评价结果的主要目的，呈现出向国际化看齐、向指标看齐、向计算主义看齐的价值倾向性，尤为重视诺贝尔获奖者、国际声誉、国际期刊论文发表和引用率、学术“头衔”等硬指标。在“以排名论一流”的评价体系下，“双一流”建设的绩效经常被等同于论文发表或学科排名，结果就是“数据、统计和排名将会替代我们做出决策”[5]。事实上，不同学科有不同的学术传统和引用惯例，“人文学科领域的参考文献，几乎四分之三引自著作，而非期刊论文，长期以来该比例都保持相对稳定；自然科学领域80%以上的参考文献源自期刊论文，引用著作的频率较低，好像著作不如论文那么科学。”[6]（P18）一本优秀的人文学术著作可能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时间的积淀，而以可量化的数据评测为学科评估的主要工具，采用“效率至上”的工业化生产模式，忽视了人文学科自身的积聚性与内隐性。过于功利的工程化思维，只会导致人强烈的资本性。钱理群教授曾指出：“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德雷谢维奇在《优秀的绵羊》中也提到，“精英高校并没有兴趣培养过多的探索者，如思想家、诗人、牧师、律师、非营利组织工作者甚至教授。栽培这种类型的人才，高校需要付出更多，要培养利他主义、创造力、知性思维以及理想主义。问题是，大学作为机构本身，并不引导学生如何更充分地利用自己的教育资源去创造更好的社会价值。学校默认了社会的价值取向：物质的成功等同于人品、尊严和幸福”[7]。无论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还是“优秀的绵羊”，本质上都是人性物化的“资本人”在不同语境的翻版。哈贝马斯认为，知识的旨趣不应该限于技术和应用，而应体现在解放旨趣上。人文学科要做到学术创新，需要走出工程化思维的束缚，回归人的自然性和生命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文学科是现代“资本人”的防火墙，是遏制人性物化的最后一道关卡，必须承担起人类的学科使命，做好人类灵魂的“瞭望塔”。

（四）“双一流”建设中人文学科“国际化”的“学科运动”倾向

“双一流”建设中常出现一些盲目推动人文学科国际化、西方化、英语化的“学科运动”倾向，过度追捧英文期刊和英文出版物，特别是以数量化为导向的SCI、SSCI期刊论文的发表。学科评估主要参照SCI、SSCI数据库以及参加的国际会议等国际标准。在职称评审中，一篇SSCI论文相当于四篇甚至五篇中文CSSCI论文，导致人文学者也纷纷转向数量相对较多的SSCI期刊（从收录的期刊目录上来说，SSCI期刊有3 500多种，而中文C刊包括扩展版也只有700多种），运用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并模仿其写作风格和学术规范，优先考虑西方期刊感兴趣的话题和方法论，亦步亦趋紧跟西方学者的研究偏好，导致我国本土“颠覆性创新”的匮乏以及知识体系的松散。从期刊引文来看，国际期刊存在严重的语言偏向性，“《美国社会学杂志》获得的引用中有97%的英文文献，仅有3%为其他语种的文献。相比之下，法国《社会科学行为研究》获得的引用中有64%的为法文文献，26%的为英文文献，还有3%的为德文文献。引文的地理来源也显示了《美国社会学杂志》更多地聚焦本土，其中2/3的引文来自美国，而在法国《社会科学行为研究》中只有40%的引文来自法国。”[6]（P47）从世界大学排行榜来看，《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发布的U.S.News世界大学排名中的国际化比重占到了22.5%（“全球学术声誉”12.5%、“国际协作”5%、“具有国际合作的出版物总数的百分比”5%），英国QS世界大学排名的国际化比重为20%（“全球雇主声誉”10%、“国际教职工比例”5%、“国际学生比例”5%）。英国泰晤士报发布的THE世界大学排名国际化程度（工作人员、学生和研究）占比7.5%。上海交通大学发布的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的6大指标几乎全与国际化有关，包括获得过诺贝尔科学奖或菲尔兹奖的教师折合数（20%）、汤森路透公布的各学科领域被引频次最高的科学家数（20%）、在《自然》（Nature）和《科学》（Science）上发表的论文折合数（20%）、被科学引文索引（SCI）和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收录的论文数（20%）、获得诺贝尔奖或菲尔兹奖的校友折合数（10%）、上述五项指标得分的师均值（10%）。可见，从一流大学排名到一流学科建设，国际化都是一个重要参数，关涉着大学定位和学科建设方向。然而，不同学科研究对象或多或少的本土性对其指标的有效性还是有影响的，在一些领域如哲学、历史，主要是作者独立发表论文，国际合作的比例就不能作为评价国际化的有效指标。人文学科具有强烈的地域性、人文性、民族性与本土化等特征，是一个国家的文化符号，仅依靠国外的数据库和外文学科评估标准难以真实客观反映我国人文学科的发展水平，更难以建立适切的中国知识体系。人文学科是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发言人”，具有较强的地方性和意识形态属性，必须扎根于中国“现实生活的情境”，其世界一流的标准既要与人类其他文化对话，又要用中国“自己的话”解释“中国模式”。

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中人文学科生长困局的原因分析

在现有知识生产模式主导的学科布局下，学校优势资源集中向短期内见效快的理工类学科聚集，人文学科由于天然的内隐性、长期性、积聚性与不确定性，其发展空间经常受到挤占而面临生长困局。实际上，学科建设应该是同类学科共生共存，异类学科协同交叉的良性生态平衡，知识无贵贱，学科本无等级之差，所谓的差异皆是人为建构的虚假之言。我们正处于流动的现代性（鲍曼语），人文学科从兴盛到衰落再到生长困局，既与科学主义主宰的大环境有关，也与“双一流”建设的目标站位、评估导向、技治主义思维有极大的关联性。

（一）学科评估的计算主义哲学导向

近十年来，排名、评价、计量、h指数、影响因子等词语在高等教育及其研究领域颇为盛行。政府和科研管理人员希望运用定量指标来评价一切，包括对普通教师、教授、科研人员、课程和大学的评价[6]（P1）。“双一流”建设可以说是现代高等教育“计算主义”评价的产物，评价的比较性突出了“一流”的非一般性，以数据为本的计量式教育评价成为现代高等教育的重要装置。在计算主义哲学的数据思维导向下，学科评估排名化，教育成了“可算度的教育”，学科成了“可算度的学科”，人也变成了“可算度的人”。马尔库塞表达了他的忧虑：“人和它的目的只是作为计算收益和利润机会时的变量而进入其中，数字化达到了对生活本身的真正否定来进行运算的程度。”[8]（P5）这种评价的“数字本位”，导致量化指标成为理性的非理性选择，实质上是一种机械化的评价，试图以一种类似“评价的泰勒主义”方式减少开展此类评价所需的专业知识。一流学科建设在计算主义哲学的导向下，更倾向于优先发展资助多、见效快、易量化的理工类学科，现有的世界大学排名评价所使用的数据库尤其是论文的数据库大多也是以自然科学为主要对象的。例如，美国科技信息所（ISI）推出的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I）对世界大学排名具有很大的影响。该数据库分22个学科领域，其中20个是自然学科，只有2个社会学科，而人文学科一个也没有，显然这样以ESI学科排名为参考并不能准确地评估我国的人文学科水平。有些高校为了迅速提高在大学排行榜中的位阶，甚至直接停办或裁撤某些人文学科院系，丝毫不考虑学科内部的生态平衡。这种过于短视化、功利化、工具化的学科评估，是对学科生态系统的极大破坏，其数字景观的背后是對人性的遮蔽与戕害。

（二）技治主义思维对人文学科的钳制

技术时代以降，技治主义犹如空气一般裹挟、形塑、规训着人类的思维、行动以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现代性社会无法躲避的事实性存在。在技术至上的现代社会中，技治主义不仅环绕于我们周围的一切，更成为控制人类思考走向的思维方式，技术理性正与经济理性、工具理性联手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强劲的精神控制力量。技治主义思维遵循的是一种确定性的、单向度的实证主义分析哲学，实证主义分析哲学本身就是单向度的思考方式、单向度的哲学，因为它把语言的意义同经验事实和具体的操作等同起来，并把既定事实无批判地接受下来，从而把多向度的语言清洗成单向度的语言[8]（P3）。在高等教育中，“双一流”建设深受技治主义思维的强烈支配，“效率至上”“实用主义”的技术理性取代了价值理性，使人处于技术王国中有用之器的工具性职能的地位。由于偏重技术性治理的目的性导向，大学里人文学科遭遇了冷漠与拒绝，“人文学科成为湖面上快要沉没的年代已久的孤岛，有可能沦落成博物馆的文化或表演艺术的女仆的危险。或者成为点缀专门职业生活的花朵，供闲暇的消遣”[9]。我们现在面对的精神危机不是上帝已死的后果，而是人之死的结果；不是上帝需要被铭记，而是人性需要被重新唤醒[10]。在技治主义思维的主导下，自然科学学科本身遵循着一套科学理性的实证主义原则，再加上可量化、易标准化、操作性强、产出快的优势而成为“双一流”建设的宠儿；相反，人文学科关涉的是一门与人性、文化、感性有关的“柔性学科”，既不易操作也不易控制，更无法迅速看到产出，对于决策者来说，具有一定的风险性，超出了技治主义的理性阈限。技治主义遵循着一套“投入-产出”的因果律治理模式，自然科学学科符合因果律的控制过程，周期短、数据清晰、决策失败的风险较小；人文学科难以按照因果律的原则直接控制，周期性长、概念模糊、投资风险较大。因此在技治主义思维模式控制下，“双一流”建设的学科布局助长了学术界“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马太效应。在这种技术方式下，一个人“丢失的是无价之宝，即能够毫不间断地忠于他童年时代的沉思本能，借此达到一种宁静、统一，一种关联和协调，这些东西是一个被培养去进行生存斗争的人未尝梦见过的”[11]。

（三）资本逻辑对人文学科的束缚

现代性社会的人类处于一切皆可“资本化”、一切皆化为“资本”的生存场域。这是一个“资本”通行的盛世，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技术资本、学术资本、知识资本等浸染于个体化的生命空间，成为指导人类行为准则最可靠、最直接的理性标准。“今天，将全部生活都包容到机器中去的过程再也不能避免，生活已变成一个企业，其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工人和雇员”[12]。诺布尔在1998年一篇题为《数字文凭作坊：高等教育的自动化》中提到：“最近二十年，大学里发生的最主要变化，便是校园成为了资本积累的重要场所。”[13]学术成为资本在于学术是“有用”和“有价值”的，并且学术是一种独特形态的、能够维持自我发展的内在收益和更持久的学术发展“利润”的稀缺资源，故学术暗含着资本化的潜质[14]。马克思提出了资本的“效用原则”，在一定意义上可说成是资本的“金钱原则”，资本把世界上的一切都与金钱联系在一起，把世界上的一切都转变成能赚钱的机器。资本的自然属性就是使一切可获得之物成为工具，资本追求的是无限的增值。如今，资本的逻辑或价值体系已经渗透到人类的时间、空间、肉体与灵魂，是附加于现代人性之上的赤裸裸的价值本色，成为我们时代文化与社会的“关键词”。后工业社会全球性的资本扩张对于高等教育哲学的解构、对于学科结构的威胁、对于“利欲性”人格的放大都加剧了现代性社会中“资本人”的急剧生产性扩张。“双一流”建设在学科布局上也推崇着这种学科“资本主义”的逻辑，甚至出现了学科“鄙视链”——为了在学科评估中获得优先排名，裁撤一些社会效益或资本效益一般的弱势学科或“软学科”，而为迎合市场需要，极力发展经济效益或职业效益较好的“硬学科”。学科建设中，人工智能、数学、物理学、化学、工程学、生物医学等理工类学科因具有较强的市场潜力和经济价值被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成为学科竞争资源的优胜者，受到政府决策者、企业单位、学生家长等相关利益群体的青睐，教育学、文学、哲学、历史、艺术等人文学科因其固有的艺术性、思想性和非功利性而较少有机会争取到外部支持，甚至沦为学生的“备选学科”，处于被遗忘的尴尬境地。为了赢得学科的发展契机，人文学者们“皆企图模仿科学的方法与程序，连艺术都被‘非人化了”[15]。我们如果不坚持认定人文学科和艺术的至关重要性，它们就会离我们而去，因为它们不能赚钱。实际上，它们的作用远比赚钱宝贵，“它们能造就一个值得人类在其中生活的世界；它们能使人们将其他人看做完整的人，有各自的思想和感情，应当受到尊重与同情；它们能造就这样一种国家，能战胜恐惧和怀疑，以支持富于同情心的、讲理的辩论。”[16]（P160）“双一流”建设固然重要，但人文学科的价值理念和精神取值是难以计量求证的，过于追求学科的资本效益，必将人文学科推向机械化的生存危机。

（四）国际化偏好对人文学科的诱导

“国际化”成为21世纪大学评价与学科评估的通用规则，是衡量某一领域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打造“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是近几年高校走向国际化的重要战略，大学走向国际化无可厚非，但就学科建设而言，并非所有学科都适合国际化。在科研评价中，使用期刊排名和影响因子带来的另一个重要但不太明显的负面影响是，它使科研人员远离本土的、边缘的或不流行的研究主题。这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尤其危险，因为它们的研究对象本质上比自然科学更本土化。“由于引用率最高的都是英文期刊（这一特征常常被误认为是“国际期刊”的同义词），所以要获得期刊的认可取决于期刊对研究对象的兴趣。因此，想要获得更高引用率的经济学家倾向于研究美国的经济，而不是法国或加拿大的，因为引用率最高的美国经济学期刊对这些研究并不感兴趣。”[6]（P46） 如果机械地使用引用指标而不考虑其“指示性”，那么那些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本土研究对象将被低估甚至最终被忽视。加拿大经济学家的例子已经证实：在过去30年里，为了在其领域内所谓的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这些专家对当地的经济问题逐渐失去了兴趣[17]。在解读学科评价指标时，如果不考虑不同学科的知识本体性，只会使科研人员放弃对不太主流主题的研究，以免不能在官方评价体系中“A”类或“B”类期刊上发表论文。奇怪的是，这种分类方案中的“A”类期刊大多是英文期刊，全国性期刊则倾向于被列为“B”类，而所谓的本地性期刊则被增选委员会和组织列入“C”类。事实上，在对人文与社会科学期刊进行排名的欧洲组织早期提出的许多分类中，不难发现某种形式的殖民主义[6]（P46）。人文学科走向国际化与世界文化交流的前提是立足于本土化的知识体系与社会实践，而不是盲目向西方靠拢、借用西方的评价指标和理论模型，自身文化立场不坚定，极易陷入学科“殖民化”风险。

三、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背景下人文学科建设新思路

“我们正在追求能够保护我们、使我们愉快、让我们感到舒适的占有物，泰戈尔将它们称作我们的物质‘外罩。但是，我们似乎忘记了灵魂，以丰富、细腻、复杂的方式，将个人与世界联系起来；我们似乎忘记了应将他人看做有灵魂的人，而不应仅仅看做有用的工具，不应看做实现我们计划的障碍；我们似乎忘记了应将自己看做有灵魂的人，与他人沟通，应将他人看做深刻、复杂的灵魂，与我们自己相同。”[16]（P6）人文学科更重要的学科使命大概是人类灵魂的唤醒和自由意志的沉思，回归事物的真实形态，培养我们的“内心视点”。

（一）通过学科交叉实现颠覆式创新，找准人文学科的“内心视点”

“颠覆性创新”是著名经济学家克里斯坦森在《创新者的窘境》中提出的一个概念。“双一流”建设既要重视学科内生性、传承性与发展性，也要在制度、组织与知识体系层面通过学科交叉实现颠覆式创新，以动态开放的视角审视知识结构的“联通性”。在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下，学科和学科组织几乎都是“封闭化的科研场域”，这种“内循环”式的知识生产文化造成了不同学科边界上的“文化围墙”和不同学科间乃至异质学科间心理上的“文化隔阂”[18]。今天的“江湖”是学科会聚的命运共同体，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再到知识经济，社会的形式在变，学科也要重新定义。新知识生产模式的结果是学科边界的日趋模糊，从单一学科到学科交叉融合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和事实，跨学科工作成为一种规则。这就决定了人文学科必须进行范式创新，打破固有的学科划分逻辑，进一步促进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真正进行跨界协同的复合型研究。从教育部公布的《学位授予（不含军事单位）自主设置交叉学科名单（截至2020年6月30日）》来看，人文学科所设交叉学科相对较少，如中国人民大学自主设置了12个交叉学科，有3个人文交叉学科（中国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国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设置了9个交叉学科，有1个人文交叉学科（文化传播与管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均未设置人文交叉学科。面对一流学科建设的契机，人文学科必须依靠跨学科研究的天然优势，利用通识教育的课程平台，寻找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共通性知识生长点，聚焦于社会现实问题的审思，开发新的知识域，找准人文学科的“内心视点”。实质上，人文学科就是启发心灵的思想，使之联系外界事物，再返回思考心灵本身，以认识事物的真实形态。人文学科的“内心视点”应该是激活人类的思考与想象，超出于学科的阈限，学会彼此关照对方思想感情的内心机能，使人际关系成为丰富的人性关系，而不是简单的互相利用和操纵的关系。

（二）强化学科主体意识，重建中国特色“国家+”人文学科知识体系

当前，我国一流学科建设对西方名校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总是遵循“世界标准”和“国际惯例”，照搬英美建设方案，逐步走向西方化、同质化、去国家化的“学科陷阱”。一般而言，任何一个知识体系都是建立在对本国文明的思考之上，西方文明就立足于西方的社会实践和知识系统，而我国尚未建立起独立、系统、完善的知识体系，需要借助国外的学科标准来衡量自己，导致中国学者对我国学科产生“边缘危机意识”。当前人文学科最大的问题应该是缺乏学科主体意识，找不到学科文化归属，惯用西方的理论模型、概念结构、研究方法、话语范式和引文数据库来解释中国的本土化实践。然而，人文学科的地域性极强，难以区分先进与落后，其影响因子的关键不是理论模型的创新，而是本国文明的建构。人文学科彰显的是一个国家的文化气质与精神风貌，是国家文明的“透视镜”，其学术体系必须建构在“现实的中国情境”基础之上，强化人文学科主体意识，自觉抵制西方意识形态的浸染，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颜色、中国底色的一流人文学科。“中国特色”意味着要走“中国式”的学科建设之路，栖息于中国本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生态系统和风土人情，构建具有“国家+”的中国特色人文学科内涵，设计立足中国话语和中国方案的人文学科知识体系，用中国概念讲好中国故事。所谓“国家+”是要体现国家的文化符号和国家气质，是超脱于概念范畴的一种理念或标识。一份成功的人文学科建设方案应该包括：立足中国本土的价值理念、学术风格、适用性情境；借鉴世界人文学科建设的共同经验，如制度安排、学科治理、资源配置、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学术成果转化等；在国际舞台上发声，表达本土的學科立场，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加入国际学术组织等。概言之，一流的人文学科建设必须与国家命运同频共振，不能为了“一流”而损害人文学科的“国家性”，这是人文学科建设的基本立场，也是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根基”。

（三）走出指标“陷阱”，构建适切的人文学科评价体系

教育评价是现代性的产物，是工业化或工厂化教育对生产过程、生产结果及其产品的技术性描述手段，本意是收集显性、易量化的统计数据，减少误差，降低资源消耗，以满足利益相关者的科学指数。现实中，这种计量评价可以在短期内快速满足决策者的任务性指标，却往往阻碍原创性、顶尖研究成果的产出和“卡脖子”技术的突破，是一种超强功利化的短期主义“教育陷阱”。这种计算主义支配下的大学评价遵循一套标准化的数学模型，试图将一切自然现象客观化、定量化、具体化，与自然科学的确定性、实证主义、可量化原则相匹配，满足了自然科学的计算性要求，而人文学科的思想性和人文性都需要长期建构，无法通过简单的数字模型进行估算。人文学科是一门“解释”人、“透视”人、“理解”人的学科，致力于教育过程中对人的主体性、生命性和内在精神性的唤醒，以培养学生“正当的情感、正确的判断、自觉的生命体验”为己任。因此，人文学科既不能按照理工类学科的学术评价标准，也不能按照西方主导的评价指标来评判。建设一流人文学科应兼顾国际视野和民族特性，取消对国际论文发表的盲目追求，极力遏制“唯论文”的“一刀切”评价方式，减少对量化指标和国际化评估标准的依附性，开发形式多样的人文学科评价标准，注重人文学科的“默会成分”。人文学科评价指向的应该是人类的终极善，必须超越计算主义的技术性手段和短期主义的功利性指标，维护指标设计的国际通用性和地域差异性的平衡，克服评价的趋同导向以优化学科的生态位次，实现从数据导向到人的主体性导向的位移。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把人的终极实践看作是追求最高的善的行动，最高的善是人的福祉和人的德性完善，即灵魂的完善，这也是人的幸福的内涵，因此，教育最高的实践是完善人的德性、完善人的灵魂的行动，即是为了人的发展的[19]。

（四）超越数字人文，找准人工智能时代人文学科的主体性优势

这是一个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虚拟技术裹挟的数字时代，数据范式正在引起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治理方式的巨大革命，人文学科也难逃数字的“殖民”。人工智能时代，人文学科陷入了实用主义、科学主义、专业主义与虚无主义的围困中，处于“四面楚歌”的生存困境。为突破传统人文学科的外展性不足，数字人文成为当下人文学科研究的学术热点和趋势。数字人文是通过一定的数字处理软件，搭建文本数据库，使用编码化的符号语言，按照一定的“算法”逻辑，遵循标准化的计算指令，对人文知识进行分析和解构的数据化处理技术，以呈现可视化、可量化的数字知识图谱。近十年来，世界各国相继成立了数字人文中心、数字人文研究机构、数据库平台，组建了数字人文研究团队，主要依托于计算机、数学、地理学、文学、艺术、历史等学科，实现了人文学科的数据化。目前，欧美国家与中国文化有关的数字人文研究项目主要有：中国历代人物传记数据库、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古籍半自动标记平台。数字人文在学界很时髦，但我们真的相信人文学术能被量化吗？换句话说，学术真的可以完全量化吗？如果只能用量化的方法，我们就面临一切皆可量化的诱惑。很明显，现实是复杂多维的，量化仅是一种技术工具，而不能承包我们生活的一切方面。“我们必须特别谨慎，不要被追求效率的数字化测量所诱导，尤其是在数字没有代表重大事实的地方，一切以数字形式呈现给决策者的东西都是表象，而不是真理。认为表象就是真理，必然导致决策的失误。在大学里，这可能是灾难性的”[20]。人文学科必须找准人工智能时代的主体性优势，立于人性的教化、情感的交互与生命的關怀，这是人工智能暂时无法替代的领域，也是人文学科最后的从容。

“双一流”建设是我国学科发展的重要契机，人文学科作为国家的“心脏”，要超越“一流”，走向卓越，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建设指明方向，做好人类文明的“瞭望塔”。人文学科对于受教的人可以做两件事：“第一是锻炼心情，其结果可以把我们所有的才情发展出来，从逻辑的分析起到艺术的欣赏止，真是应有尽有。第二是供给一个宽阔的机架，其中的枢轴经纬可以是历史的、逻辑的以至于物理、化学、生物的现象所交织而成的种种关系；有了这个机杼，一个人在前途生命史里耳目所接触的一切事物，心理所经历的一切见解，就各有其附丽的地方，不致茫无头绪，泛滥无归。”[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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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Growth Dilemma of Human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World-class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ZHANG Qing-ling

Abstract： Humanities is an important elemen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world-class discipline. From the published list of first-class disciplines， the proportion of humanities is low， and the development space is insufficient， and it shows a distinct engineering， international and data based thinking orientation. The main courses are as follows： the computational philosophy orientation of discipline evaluation， the restriction of technology governance thinking on humanities， the constraint of capital logic on humanities， and the guidanc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preference on humanities. Therefore， it is urgent to realize subversive innovation through interdisciplinary， find out the inner view of humanities， strengthen subject consciousness of disciplines， reconstruct national + humanities knowledg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get out of the trap of indicators， construct appropriate evaluation system of humanities， and transcend digital humanities to find out the subjectivity advantage of humanities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Key words： world-class discipline； humanities； internationalization； subject evaluation； interdisciplinary； digital humanities

（責任编辑 黄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