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延强 段禹

摘要： 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各自的起源与发展是构成今日之人文社会科学的两大重要脉络，在这个语境下，新文科建设的开展既是人文社会科学发展脉络的自然延续，也是其应对自身当代危机的应然之举。作为对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之现代性的克服与超越，新文科之“新”，在于对社会科学以物理学为建构标准、以民族国家为分析框架唯一性的突破，在于对人文学科自我设限的古典主义色彩的超越，在于对以学科专业为载体的知识生产方式的弥合。在具体的建设实践中，探索文科专业的新方向、创新文科人才培养的新模式以及凝练人文学科的核心功能与素养可成为高校实践新文科建设的关键步骤。

关键词：新文科；人文社会科学；发展脉络；当代危机；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21）01-0036-08

基金項目：重庆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教育学本科人才培养的转型与发展”（CYB20076）；2019年西南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重大专项“新文科建设的理念和实施路径”（2019ZDJY009）。

“新文科”建设提出已近两年，尽管学界对此的讨论愈演愈烈，但相比于“四新”建设中的新工科、新农科，新文科在实践中的推进相对缓慢，究其原因，无外乎学界尚未形成关于新文科的共识，类似于新文科建设的实质是什么、新文科究竟新在何处、新文科如何在实践中落地等问题尚未厘清，这在实践中严重影响了新文科的推进深度。2020年11月3日，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在山东召开，会议发布了《新文科建设宣言》（下称《宣言》）。《宣言》对新文科建设的理念、原则、任务进行了勾勒，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新文科建设共识的形成。但事实上，《宣言》本质上仍然是一个实践层面上的宏观性指导文件，对于理论层面的新文科建设实质、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规律等问题未能充分观照。鉴于此，本文立足于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史的考察，阐明新文科建设的实质，从根本上回答“新文科是什么”这一关键问题，并针对新文科如何在实践中推进提出几条建设性意见，以期为新文科建设正本清源，助力我国高校的新文科建设实践。

一、人文社会科学的历史发展脉络

事实上，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讲的“人文社会科学”内含了“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两个主体，根据《辞海》的定义，人文科学“原指同人类利益有关的学问，以别于在中世纪教育中占统治地位的神学。后含义几经演变，狭义指拉丁文、希腊文、古典文学的研究。广义一般指对社会现象和文化艺术的研究，包括哲学、经济学、史学、法学、文艺学、伦理学、语言学等”[1]（P1878）。社会科学是指“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法学、教育学、文艺学、史学、语言学、民族学、宗教学、社会学等”[1]（P1988）。不难发现，“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各自的下属学科领域有很大的重合交叉，二者都与人类的教养和文化、智慧和德行有关，确实难以明确划界。因此，人们习惯以“人文社会科学”作为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总称，用以与自然科学相对应。

（一）人文学科的起源与发展

“人文学科”一词最早可追溯到西塞罗在论述雄辩术时所创立的“Humanitas”学说，意指一种为了培养自由的成年公民而实行的全面的文科教育。从一开始，“Humanitas”就带有一种精英教育的意味。经过希腊和古罗马学者的不断强化，“Humanitas”成为了古典文科教育的主要形式。漫长的中世纪中，人文学科继承古罗马人文七艺，在大学里作为预科性质的基本训练而出现。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弗朗西斯科·彼得拉克将“学习人文学科”视为将欧洲从自我破坏中拯救出来的途径，因而首倡将人文学科作为连贯的研究科目，通过学习古罗马人写的书籍和学校讲授的知识恢复高贵的人文教育[2]。由此，被视为“人文主义之父”的彼氏开启了一场人文主义运动。人文学科也逐渐褪下神学的外衣，成为世俗化、研究性的科目。工业革命以来，“有用的知识”（Useful Knowledge）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语中开始成为一条显赫的标语，当时许多社团在名字中使用了这一标语，如费城实用知识促进会以及纽约实用知识促进会等等[3]。与此相对应，以古典教育为主要存在形式的人文学科开始作为独立的领域出现在自然科学的对立面。德国哲学家首先提出了人文学科的一般理论，狄尔泰称此学科为人文科学或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而李凯尔特则把人文学科叫做文化科学（Kulturwissenschaften）[4]。随着美国研究型大学在19世纪后期的兴起，以及20世纪初期实用主义思潮在美国的广泛传播，人文学科的生存空间愈发受到压缩，被分裂为不同的系科，一部分保留在19世纪兴起的以古典语言、文学、历史、艺术等为主体的“古典学”中，另一部分体现在以自由教育为主体的通识科目中，成为不同专业的学生都必须学习的“通识教育”。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不断推进，“数字人文”开始兴起。所谓“数字人文”，是指计算机信息技术处理与人文学科间的一种交叉研究与教学领域。其特点是将数字化了的材料和本身就是数字化的材料结合起来，把传统的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与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的工具以及数字出版融为一体。数字技术的发展使人文学科的领域和边界发生了重要变化，例如有数字人文学者关注文化数据组的视觉化问题，还有学者将计算方式运用于分析谷歌图书数据库。如今，许多西方高校已对此设立了相应的科系或研究中心，例如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数字化人文学科系”以及弗吉尼亚大学的“高新技术人文学科研究院”，等等[5]。近年来，数字人文的外延愈发扩大，涌现出了数字文化、媒介文化、软件研究等一大批综合性学科，展现出了较大的发展潜力。

从中国的语境来看，我国有着深厚的人文传统，从诸子百家、稷下学宫时期的自由辩论，到汉武帝建太学、立五经博士，再到唐朝后兴盛的寺院佛经论辩，甚至从隋朝一直延续至清末的科举制度，都是关于学习国学人文经典的选拔制度。但作为我国制度化、规训化的现代人文学科，实质上仍是在近代以来“西学东渐”过程中被建立起来的。我国传统的学术门类，集中表现为“四部之学”，即经、史、子、集，体现出“通人之学”的特点，分科的标准不在于研究对象，而取决于研究性质。鸦片战争以来，随着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为代表的西学逐渐输入，“经世之学”兴起，西学中的分科观念逐渐为国内学界所接受，中西学术被整合在一个全新的系统中。代表性事件是张之洞以日本“六科”分立制为蓝本，提出大学分设经学、史学、格致学、政治学、兵学、农学、工学的“七科分学”方案，此后，他又于《奏定大学堂章程》中，将大学分为经学、政法、文学、医科、格致、农科、工科、商科等八科，并具体规定了各科所包括的学科门类，传统国学例如周易学、尚书学、毛诗学等被归入经学科，史学、中国文学则被归入文学科[6]。由此，我国的人文传统逐渐开始向体制化、规训化的西式学科体系转型。伴随着这个过程，我们需要重新思索自身的知识、人文传统与现代学科制度之间如何调和，审视我们自身的人文传统对于当代社会的意义等一系列问题。

（二）社会科学的起源与发展

社会科学不仅是一种知识体系，也是一种社会建构，社会经历的种种变革，往往也会反映到不同时期社会科学的内在逻辑上。前工业时代，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尚未形成，文科与人文科学、文学或美文学、哲学、道德科学等许多称谓都是当时社会科学的名称和不同叫法[7]。中世纪大学兴起后，“文科”作为一种博雅教育，在大学中作为“自由七艺”而存在，除以罗马法为主体的法学外，社会科学几乎没有进入大学的视野。此时的文科知识体现出经验化、零散化的特征，并笼罩在神学的面纱之下。

17世纪中叶以前，欧洲学者几乎所有关于社会的讨论都以一系列持双重标准且非常强有力的假设为指导。这些假设阻止人们在理解和解释人类互动的任何尝试中，使用那种用于理解自然的解释性策略[8]（P191）。通过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继承，人们相信人类的行为制度与自然界的规则在本质上是不同的，支配前者的是“审慎的”知识，而支配后者的是理论知识或确定的科学，因为自然界不存在意愿。此外，犹太教、基督教传统认为人类是上帝以自身为形象创造的，因而人类并非自然界的一部分，而是大自然恩赐的受益者，这种根深蒂固的认识也造成了人与自然之间分裂的强化。虽然一些古典思想家，包括原子唯物主义者伊壁鸠鲁及其古罗马时期的追随者卢克莱修，试图将人类视为宇宙的一部分，另有一些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如尼古拉·马基雅维利以及让·博丹，试图对一些人类的制度给予自然的解释，但他们终究只是少数，人与自然的分离在这一时期占据了人们思想的主导地位。

16世纪晚期到17世纪，文科发展迎来了转机，这种转机是由三种因素所共同推动的：首先，宗教改革以原子式的个人聚合社会概念摧毁了人我一体的社会制度概念，每个人都必须单独地和上帝打交道，个人的灵魂获得了拯救。人类社会逐渐被视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世界开始接受理性解释，这从思想上为社会科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其次，由资产阶级主导的新的经济力量出现了，传统的以土地占有和人身劳役为基础的经济不得不让位于以贸易和小规模制造业为基础的经济[9]，中世纪的社会哲学再不能够满足文艺复兴时期的经济要求。最后，作为现代社会科学产生的先导，科学革命的成果之一在于“设想有一种关于社會的科学—— 一种关于政府、个体行为和社会的科学——将在凯歌高奏的诸科学之中占有一席之地，产生出它自己的牛顿和哈维”[10]。在17世纪中叶的几十年里，人们无数次地尝试将自然科学方法与概念运用于人类社会，例如霍布斯从分析人类的感觉、观点和情感出发，将心理学的方法引入了政治生活的研究中；詹姆斯·哈林顿则在政治哲学分析中引入了哈维的生理学分析方法；以约翰·贝彻为代表的皇室顾问，将炼金术的经验方法和理论应用于解决其君主所面临的国家财政危机问题，从而创造了财政科学或官房学[8]（P222）。随着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出版，人们对关于人与社会的科学，即关于个体行为的“人的科学”和关于群体行为的“社会科学”的期望更加强烈，人们确信，通过理性和普遍规律，人类可寻求到真理和确定性。

法国大革命后，社会科学作为社会重组工程的一部分而正式出现，民族国家为实现更好的治理效果，亟需更加精确的知识作为制定决策的基础[11]（P23）。借助对牛顿物理学的效仿，孔多塞基于数学概率论，试图发展出一套统计社会科学，从而为政治学中的理性决策提供工具。斯密跟随牛顿，致力于寻找千变万化现象之下的简单法则。赫尔德提出一种由心理学和语言与文化研究推动的经验的、历史的科学，并主要通过教育来实现[12]（P7）。到18世纪，随着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亚当·斯密《国富论》、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纲要》、赫尔德《迈向一种历史哲学的观念》等代表作的面世，社会科学开始成为一种制度化的知识体系，成为一种以民族国家为分析框架的科学。

在方法论上，社会科学效法的是已取得广泛成功的先驱即自然科学的基本规则：从系统的、精确的、经验性的探索，推导出理论，理论越精细，科学就越先进[13]（P297）。这形成了社会科学中实证主义产生的先决条件。工业革命的凯歌高奏促使圣西门等人意识到“新秩序”的存在，在圣西门工业主义乌托邦思想的影响下，孔德提出了实证主义体系。在他看来，任何知识都会经历从神学形式到形而上学形式再到实证形式的三个发展阶段，而实证主义是科学主义的最高表达。通过创建“社会学”这一研究领域以及对社会学方法论原则进行规定，孔德奠定了实证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实证主义在历史的长河中历经了三代发展：第一代以孔德、穆勒以及斯宾塞为代表；第二代以马赫、阿芬那留斯为代表，他们的学说被称为马赫主义或经验批判主义；第三代以石里克、卡尔纳普和纽拉特等人为代表，他们的学说被称为逻辑实证主义或逻辑经验主义[14]。时至今日，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取向始终占据着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地位，实证研究也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经典传统。

二、人文社会科学的当代危机

人文社会科学在当代遭遇危机已是不争的事实，这种危机一方面表现在现代性对学科内部发展的侵蚀上，另一方面也反映在人文社会科学在高等教育领域不断被边缘化的事实中。

“社会科学在其初始就抱持着对历史的新理解和对现代性的高度期望”[11]（P22），对于现代社会科学而言，现代性始终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主题，以至于现代性的发现直到今天仍然是理解社会科学的基础背景。现代性以理性、主体性、科层化等要素为主要特征，在现代社会科学的体制化进程中，科层化、按专业体系运行的知识生产模式都是现代社会科学中关于“现代性”的外在表征。一方面，现代性的产生发展与社会科学的兴起是耦合在一起的，现代性一直以来都是社会科学阐释与批判的主要对象，另一方面，现代性也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社会科学的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的各个领域与层面，学科组织结构的科层化、学科专业目录的行政化、学科知识生产的功利化、学科人才培养的标准化、学科专业文凭符号化以及学科评价的量化等一系列现代性风险也随之裹挟而来[15]，学科发展面临着异化的危险。

从具体的高等教育实践来看，人文社会科学在当前似乎正逐渐走向边缘化：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2014年公布的一份名为“Prifiel 2016”的学校规划大纲中，计划削减财政，废除部分语言专业，同时将包括哲学、历史、荷兰文学等在内的其余人文学院剩余专业合并为“人文学位”，将学校的建设重心放到更具职业导向的专业上[16]。美国对人文学科的拨款从1979年的4亿美元（以2016年美元计）下降至2015年的1.5亿美元（以2016年美元计）[17]。日本文部科学省则于2015年向国立大学下发《关于全面重议国立大学法人等的组织及业务（通知）》，要求国立大学对缺乏实际效用的文科院系或专业进行“关停并转”，从而开启了国立高校的去文科化步伐[18]。国内的清华大学也于2020年5月宣布取消新闻与会计专业的本科招生，此举进一步引发了关于文科存废的热议。种种迹象表明，文科在高等教育领域的边缘化已是不争的事实。

这种全球性的文科危机，一则源自实用主义在现代商业社会中的日益兴盛，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依附于物品之上的附加价值，将带来物品的明显增值，因而在知识社会中，知识只有在应用中才能生存。二则在于自二战以降，自然科学通过信息革命与新科技革命牢牢占据了引领社会发展的主力位置，科技文明彻底主宰了当代世界，相较地，人文社会科学则在自然科学璀璨的灯光下显得落寞而苍白。三则源于新形势下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使18、19世纪以来欧洲知识分子构筑的历史走向终结。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人文社会科学无法在短时间内直接创造经济价值，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重要力量，同时，在应对新形势下世界复杂问题的解决手段上也再不复民族国家诞生之初的荣光，其危机的种子也就逐渐生根。

事实上，不少知识分子对于文科在当代遭遇的困境已有洞见，早在19世纪中叶，斯宾塞在论述“什么知识最有价值”时，便将“才艺、艺术、纯文学”等古典教育视为教育中的“闲暇部分”，并预言科学最终会“统治一切”[19]。进入20世纪后，随着以理性为代表的现代性的不断深化，文理之间的分野逐渐演化为斯诺口中的“两种文化”，他指出文学知识分子与科学家之间“存在着互不理解的鸿沟——有时还互相憎恨和厌恶”[20]。20世纪中后期，伴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展开，社会变得愈发机械化，民族性、社会性、个体性逐渐被磨灭。在利奥塔看来，这种变化使得“头脑与生活相分离”，对此，他甚至宣称文科“已经死掉了”[21]。此时，一部分学者终于意识到，要从根本上缓解文科的危机，需要从拓展研究机构、跨越传统界限等方面着手，于是，才有了华勒斯坦等人笔下的“开放社会科学”。不难发现，近现代以来知识的“应用性转向”和“全球性发展”构成了人文社会科学危机的深层次原因，这种转变的影响是深刻的，为此，学者们用“新人文主义”“新科学主义”“第三种文化”等概念来描述这一新的知识生产与存在样态，关注的焦点在于知识结构的异质性和跨界性。因此，要重新赋予文科以发展的生机，需要从知识发展层面的变化来着手。

三、新文科对于传统人文社会科学的突破与超越

显然，基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新文科的提出深深地根植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历史发展规律之中，建立在当代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背景之下，更内嵌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行动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认为，新文科建设的实质，正是对现代社会科学之现代性的克服与超越。它的出现预示着后工业时代的人文社会科学即将迎来自零散化阶段、实证主义阶段之后的第三种发展形态，这种新的发展形态包括以下四个特征：

一是突破社会科学以物理学为建构标准的唯一性，使其从一种分析的科学走向多种知识相结合的新体系。现代社会科学的产生，源于对自然科学尤其是牛顿物理学研究范式的效仿。法国大革命后，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压力变得异常紧迫，许多人认为，要想在一个牢固的根基上组织社会秩序，社会科学就必须越精确（或越“具有实证性”）越好。抱着这样的宗旨，十九世纪上半叶许多现代社会科学的奠基者开始转向牛顿物理学，将其作为效法的楷模[12]（P9-11）。随着现代性的不断深化，理性开始走向神坛，数理分析方法及其背后的实证主义思想成为社会科学从19世纪沿袭至今的学术传统，人们相信，科学是积累起来的，是直线发展的。但随着20世纪以量子力学为代表的非线性自然科学、复杂科学出现，当代科学的发展从分析科学走向综合科学，在古典物理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在解释生命和社会现象时开始力不从心。同样地，愈发复杂的人类社会现象也迫使社会科学愈发需要更加多元、更加综合的学科方法的参与，从而真正走向华勒斯坦等人所言的“开放社会科学”。

二是突破以民族国家为分析框架的唯一性，向民族间性、跨民族性、世界性的研究框架转型。华勒斯坦认为，19世纪被制度化的社会科学存在三个特征：它们主要甚至仅从经验主义的角度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核心国，实际上只研究了其中少数几个国家；几乎所有的学者都只研究那些与他们自己国家相关的经验主义研究素材；研究的主要模式是经验主义的和具体的[13]（P18）。人文社会科学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紧密相连，现代民族国家曾为社会科学提供了赖以存在的各种条件[22]，民族與国家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视为社会科学分析研究的框架依据以及背景起点。当前，全球化的浪潮方兴未艾，时间与空间都在这场浪潮中被缩小，民族和国家之间的边界不再重要，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大的全球政治。对于社会科学而言，以民族国家为分析范畴，以殖民主义知识、冷战知识为分析背景的方式已经显得捉襟见肘，无力应对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新问题、新挑战。因此，社会科学势必要从带有历史色彩的民族、国家分析框架转向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向的全人类、世界性的问题视角。

三是超越人文学科自我设限的古典主义色彩，向现实关怀转向，向大众文化领域拓展。古典主义是人文学科诞生之初的最大特性，并每每在人文学科因外界环境变化而遭遇抨击时成为其捍卫自身合法性的有力武器。在现代科学技术日趋发达的背景下，人文学科要重焕生机，必定需要从远古的神坛走下，介入到更广阔的现实社会文化生活空间中，以人文学科与生俱来的反思与批判精神，重新思索人文学科与科技新发展、社会新思潮之间的联系，积极探索人文社会学科可以介入的其他社会空间，把握“机器焦虑”与“技术恐惧”等核心议题，从而“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事”。

四是弥合以学科专业为载体的知识生产方式，由单一学科专业向跨学科、超学科转型。我们必须承认，学科的分化与坚守是确保知识产业经济的生命线，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东西。知识的专门化、科学的精细化使得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认知能力。按专业体系运行的知识生产模式不仅是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之一，并且自科学的体制化进程以来曾大大助推了人类知识的进步与发展。20世纪以来，知识成果越来越多地在应用情景、交叉学科环境下诞生，由此催生了“模式1”“模式2”乃至“模式3”等新型知识生产模式。新的知识生产在更加广阔的空间、场域之中，围绕应用性问题解决，由不同主体、学科、群体紧密互动而形成，这是知识领域的一场重大变革，称之为知识生产转型。知识生产转型对于社会科学的影响是深刻的，它要求现代社会科学超越条状分割的学科体系，持续推进建立一种面向新时代、新经济与新产业，融合理、工等诸多外部学科要素的包容性学科框架。

基于以上四点，我们认为，新文科是后工业时代基于知识高度综合化、信息化、数字化的一种文科知识生产与再生产的新形态，是文科知识规训的新模式、新手段。

四、新文科建设背景下人文社会科学的转向

新文科建设最终的落脚点还是人才培养。当前，高校可从以下三个方向持续推进新文科在实践中的探索：

（一）探索文科专业的新方向

《宣言》提出，要“紧扣国家软实力建设和文化繁荣发展新需求，紧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趋势，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与文科专业深入融合，积极发展文科类新兴专业”。可见，新文科建设要求在传统文科的基础上，规划和设计新的专业及课程体系，这是促进人文社会科学脱离自身重复性较高的基础研究，转向与社会、市场结合更紧密的应用型研究的重要步骤。在专业规划方面，重点在于围绕国家战略、市场需求以及自身优势与特色，积极筹划开办面向国家重点需求领域、新兴服务业、前沿技术产业、地方支柱性产业的新型文科专业，例如“一带一路”背景下的语言+国情复合型专业、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农业+社会学专业、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的哲学+社会学+公共管理专业等。值得重视的是，新文科专业并非等于传统专业之间的简单叠加，而是问题导向、需求导向下的知识生产与再生产的重组与重构。在专业师资队伍建设方面，重点在于建立稳定的高水平师资队伍，为此，需要建立行之有效的激励措施，同时辅之以实体研究中心或虚体的学术松散联合体，设置一定的申请条件，鼓励教师以课题申请、跨学科学术交流、跨学科教学等形式参与到新文科建设的实践中来。同时，还要对跨学科教师资源进行延伸与拓展，一方面要面向产业与行业，建立起人才交流互通的绿色通道，将具备丰富实践经验的高级行业人才、专家引入到常規师资队伍当中，另一方面也要鼓励高校专职教师积极走出高校，进入产业行业挂职、兼职或进行课题项目研究，真正做到“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

与此同时，高校在探索如何给文科“增量”的同时，还要注重文科的“减负”。具体到地方性、行业型高校而言，针对一些近年来就业率低、就业门槛低、不适应社会发展新趋势的文科类专业，要敢于对其进行淘汰、改造与升级，从而脱离效率较低的基础文科研究，转向与社会发展结合更加紧密的应用型文科研究，走特色化、差异化的文科发展之路，更好地为地方社会与行业经济发展服务。针对高水平综合性高校而言，在大学课程中保留人文学科，不仅是为了人文学科本身，也是构成各种学术教育体系的必要部分。但同时，更要将经典人文传统与现实观照相结合，主动跟踪时代发展趋势，聚焦新时代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聚焦党和国家关心的战略和政策问题，努力将文科的学科发展逻辑与市场逻辑结合起来。

（二）创新人才培养的新模式

《宣言》提出要“以培养未来社会科学家为目标，建设一批文科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高地，聚焦应用型文科人才培养”。在新文科人才培养模式方面，目前有三种比较成熟的做法可供借鉴：

一是建立健全国内外跨学科联合学位培养模式。联合学位培养是指学生在两所或多所跨境合作机构学习，在完成合作机构共同规定的学业要求后，由合作机构共同为其授予学位的活动[23]。这一模式的特点在于通过合理调配，可以充分利用不同高校现有的优质教育资源，且相对灵活，可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社会需求的变化及时进行不同专业间的组合，最大限度满足社会需求。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于2019年7月发布了《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办法》，指出“具有学士学位授予权的普通高校之间，可授予全日制本科毕业生联合学士学位。联合学士学位应根据校际合作办学协议，由合作高等学校共同制定联合培养项目和实施方案”。根据文件精神，联合学位培养模式可尝试向本科教育阶段“下移”，这对于培养更具国际竞争力以及跨文化领导力的复合型新文科人才而言至关重要。未来，有条件的国内高校应当将这一本科培养模式拓展到更多的国外一流大学，更充分地借鉴与利用好不同高校的优势资源践行“新文科”建设。

二是探索以多学科集群为基础的现代书院制度。以现代书院制度践行新文科建设，其特点在于将教学空间与生活空间相统一，不仅能够借助多学科集群优势，培养具备复合型知识背景的新文科人才，更能够通过文化空间的创设，使书院成为新文化、新创意诞生的摇篮。针对新文科建设对于前沿导向和需求导向的强调，高校可创造性地设立一些相对小众但前沿的书院。例如新媒体、文漫影游、在线教育等新兴行业急需复合型文科人才的供给，高校可针对性地围绕这些社会需求灵活组建相应的学科群，同时借鉴既有的书院制实践探索经验，并引入校内校外的双导师制，建立对接社会新型需求、瞄准前沿技术的新型书院。此外，传统书院制实践只在高水平大学中开展，而现代大学书院制度的实践范围理应更广，但在具体的实践方式上不应拘泥于一格，应根据自身服务面向、整体优势以及培养特色，建立各具特色的书院模式。在具体的人才培养工作中，高校需要打破人才培养的“路径依赖”，将书院制改革视为一项涉及观念、制度、师资、硬件等要素在内的综合改革而逐步推进。

三是践行“传统文科+”，助力传统文科转型升级。给传统文科“做加法”，特点在于最大化利用高校内部的既有资源，成本小，见效快，易于推广，同时也能够带动高校整体上形成新文科的建设氛围，避免出现传统文科与新文科之间相割裂、两张皮的现象。例如，通过传统文科+国家战略，使学生能够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为国家或跨国组织提供决策咨询；通过传统文科+现代技术，在建立与信息时代相适应的人文社会学科新型教育教学方式的同时，培养学生的“数据素养”与“技术素养”[24]。给传统文科“做加法”，关键的措施在于以科研项目为牵引导向，以教育教学为具体抓手，通过设立跨学科、以国家战略为指向的科研项目，同时鼓励对于前沿科学技术、先进研究方法的运用，使广大教师、研究人员通过科研实践形成“新文科素养”，最终以多样化的方式落地在教育教学的实践中，使新文科建设回归到培养人的本质上。

（三）凝练人文学科的核心功能与核心素养

传统文科在当代遭受的抨击与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人文学科的“空心化”弊病不无关系。事实上，我们必须区分作为知识专业的人文学科与作为良心修养的人文精神，必须区分经由严格训练而成的专业学术和仅凭热情与模仿而成的业余爱好。面对市场的追问，我们必须反思：什么是人文学科可以，而其他学科不能？什么是经由人文学科训练才能达成，而其他学科训练所不能达成的？可以确定的是，人文学科至少具备两大核心功能：第一，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中，其发展创新的伦理边界需要人文学科来加以限定；第二，人文学科能够在时代的洪流中提供反思及前瞻性的视野，它储存着关于个体和集体的记忆，正是这些记忆使得人之为人，使得我们的过去和未来具备了意义[25]。

不难发现，人文学科的核心功能似乎都与宏大、精神、心灵、情操等此类词汇密切联系，人文学科时常给人一种悬于专门知识之上的不确定感也正源于此，因此，人文学科才更需要凝练自身的核心素养，需要借助新文科建设的契机，进一步夯实自身的学科基础。为此，在知识视野上，人文学科应跳出和超越其古典传统，将自身的学术传统与现实问题相结合，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下，超越殖民主义扩张时期形成的知识框架与分析范式，形成新的关于世界不同区域的人文研究领域和人文知识，最终还要形成真正具有中国底蕴和中国特色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在核心议题上，人文学科要聚焦由于科技进步与产业革命所带来的失业、伦理、法律、社会治理等现实问题，同时积极探索人文社会学科可以介入的其他社会空间。在研究方法上，要积极探索可视化图形图像数据库、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等量化分析数据库建设，充分利用数字化、数据化文本挖掘等现代数字技术，推动数字人文的发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传统人文学科“解释性学术”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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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is the "New" of Liberal Arts： Based on the Review of the Histor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UI Yan-qiang DUAN Yu

Abstract：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re the two important lines that constitute current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this contex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liberal arts is not only a natural contin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ut also a response to its own contemporary crisis. As the transcendence of modernity of moder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he "new" of liberal arts lies in the breakthrough of social sciences using physics as the construction standard and nation-state as the unique analytical framework， the transcendence of the classicism that imposes restrictions on the humanities， and the closure of the knowledge production method based on disciplines. In the specific construction practice， exploring new directions for liberal arts majors， innovating new models of humanities talent training， and condensing the core functions and qualities of humanities can become key steps for universities to practice new liberal arts construction.

Key words： new liberal art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development context； contemporary crisis； talent training

（責任编辑 黄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