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群青 袁振国 贺文凯

摘要：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进入新时代，西部高等教育发展也迈入新的阶段。但由于长期受区域、资源等条件制约，东西部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和西部高等教育发展不充分的问题仍在加剧，西部高等教育竞争力不足严重制约其自身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西部高等教育全面振兴面临高校与学科发展失利、教育经费供给结构失衡、人才引进与流动秩序失当等多重滞碍。基于全面振兴计划的政策诉求，从战略目标设计层面看，未来西部高等教育发展应秉持“更加公平更有质量”的核心发展理念，以信息化推进西部高等教育更高层次的普及化进程、构建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西部高等教育新格局；从实践向度看，未来西部高等教育应从政策引领、制度保障、机制落实等三方面推动自身内涵式发展、一体化进程和整体能力的提升，为其全面振兴导航开路，灌注活力，规范秩序。

关键词：教育现代化；教育振兴计划；西部高等教育；“双一流”建设；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21）01-0026-10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9年度国家重大课题“立德树人的落实机制研究”（VEA190002）。

一、引言

高等教育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和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支撑引领着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进步，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最大红利和牵动力。新时代聚焦西部高等教育①、发展好西部高等教育，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教育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自1998年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一系列旨在促进西部高等教育竞争力提升的政策与规划纷纷出台，西部高等教育发展进入了快车道。2001年教育部启动了《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东西部高校建立起“结对帮扶”关系。经过十多年发展，受援高校综合实力大为提升，学科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师资队伍结构得到优化，社会服务能力大幅提高。2013年，教育部等三部委联合印发《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2012-2020）》，着力解决高等教育资源布局不尽合理的现象，全面提升西部高等教育质量与水平，更好地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并相继实施了“中西部高校提升综合实力工程”“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通过点线面结合方式振兴西部高等教育。2018年，教育部召开支持和提升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座谈会，提出通过部省合建新模式重点支持中西部14所高校发展，强调“部省合建学校与部直属高校同等对待”，进一步提升中西部高等教育水平。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出台了《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强调要推动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着力加强适应西部地区发展需求的学科建设。

总体来说，在这些持续连贯性的政策强有力的扶持和推动下，西部高等教育取得了巨大历史成就，办学规模显著扩大，整体面貌得到明显改观（见图 1）。但是，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受资源、区位、人才等方面不利影响，西部高等教育发展仍处于不利地位，西部高等教育竞争力不足已成为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目标亟待解决的问题。面向2035，西部高等教育在新时代如何追赶超越谋振兴，需要我们重新思考，更好地做到“翻篇归零再出发”。

二、西部高等教育全面振兴发展面临的重大现实挑战

党的十九大报告已作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大政治论断。在高等教育领域，主要矛盾则体现为高水平国际一流的教育需求与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创新不足的供给矛盾[1]。而高等教育领域改革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难题主要表现在东西部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西部高等教育发展不充分。进入全面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新阶段，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愈发处于不利地位。本文选取高校和学科评估数量、教育经费供给、师资队伍建设情况等要素作为西部高等教育资源总量的主要组成部分，通过数据处理，整合出高校和学科评估数量等物力资源、教师队伍等人力资源、教育经费供给等财力资源在西部地区的分布情况，呈现出西部高等教育的相对弱势程度。

（一）物力资源：高校与学科发展失利

在2017年公布的“双一流”建设名单中，西部12个省区市共有28所高校入选，其中一流大学建设高校9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19所，入选学科总数51个（见表1），分别占总数的20%、21.4%、19.4%、11%，其中在没有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10个省份中，西部地区就占有6席。就“双一流”建设高校与学科而言，东部地区高校具有绝对优势，东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极不均衡。而在普通院校方面，普通本科院校最少的省份依次为西藏、青海，专科院校最少的省份为西藏、青海、宁夏，均属西部地区。截至2020年，西藏自治区仅有7所高校，是全国高校数量最少的省份，其高校数仅为江苏省高校总量的二十四分之一。可见，西部高等教育规模占比较低，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极不充分。与此同时，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资源区域配置也极不均衡，普通高校主要集中在陕西、四川两省，陕西、四川高校占到西部高校总量的31%，而青海、宁夏占比不到5%，差距十分显著。

從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总体情况来看，西部地区高校共有1 016个学科获得分档排名（前70%），其中A类学科66个，B类学科435个，C类学科515个（见图2），分别占总数的19.6%、9.2%、19.5%、23%，西部地区A类优势学科明显不占优势。就西部地区各省份而言，除了四川省与陕西省A类学科总量达到了20个以上，其他省份A类学科总量均未达到10个，且有7个省份高校学科评估没有获得A类。总体而言，西部地区高校学科建设水平仍旧偏低，许多高等教育政策抽象地看是公正的，但由于高校发展中“马太效应”的影响，西部高校在未来的第五轮学科评估和“双一流”建设中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

（二）财力资源：教育经费供给结构失衡

教育经费不足是影响西部高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国家、省域“双一流”全面建设的背景下，各高校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如果没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高校就很难在竞争中做到可持续发展。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经费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来自于政府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政府的这项投入自2012年首次超过GDP总值4%以来已连续7年保持在4%以上，2018年达到了4.11%[2]。但由于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较少，在经费竞争中处于劣势。与东部广东、江苏等地动辄斥资上百亿打造高水平大学和一流学科，西部地区对这些资金投入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高校经费来源最主要部分都是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西部地区高校教育经费远低于东部地区高校，远不能满足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需求（见表2）。教育经费的第二个重要来源是学校的收费，这项费用目前在我国西部高校教育经费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尽管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相关政策已经为社会所接受，多年来政府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对高等教育收费上涨进行了有效管理，但由于高等教育的社会公益属性及学生、家长对学费变化的敏感度，高校学费不可能有大幅上涨的情况出现，西部地区高校更是如此。然而，高等教育存在成本递增的特质，高校发展需花费的金钱数额越来越大，这就会造成高等教育发展经费不足。目前，许多西部高校的经费问题已经表现得非常突出。

再具体到各高校，2017～2019年部分“双一流”建设高校预算经费情况表明（见图3），由于东部高校竞争性优势，总体而言，东部发达地区的高校在经费上比西部地区高校要充足很多，西部地区高校投入明显偏少，两者之间差距悬殊。在科研经费方面，2017年云南大学、兰州大学分别为2.65亿元、3.79亿元，而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分别为51.68亿元、44.2亿元，西部600余所高校共获得科研经费的数量只占据全国高校科研经费总数的15.6%[3]。在未来的激烈竞争中，如果教育经费投入“东高西低”的现象得不到有效缓解，西部地区高校得不到中央与地方政府大力支持，东西部高等教育的差距会进一步扩大，进而导致西部高校人才培养质量持续下滑，区域经济与社会均衡发展的智力基础愈益薄弱[4]。

（三）人力资源：人才引进与流动秩序失当

高等教育的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师资力量，西部高校师资力量远不能满足高等教育发展的需求。一方面，西部高校师资队伍缺口大，高学历、高职称的教师难以引进，师资结构亟待优化。根据《201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1.6%，迈入国际公认的普及化发展阶段，高校在校生数量正在呈持续增长态势，尤其是西部地区高校的学生数量正在急剧增加，面临着教师资源不足，生师比过高等问题。从2017年区域高校专任教师学历来看，西部高校只有17.93%的教师具有博士学位，大大低于东部地区高校，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从高级职称比例来看，2017年，西部高校具有高级职称的专任教师比例为40.08%，不仅低于东部地区，也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而与之相反，西部高校具有初级职称及以下的教师比例显著高于东部高校，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东部高校专任教师总量和具有正高级、副高级、中级的教师数基本上都是西部高校的两倍左右或以上（见表3）。另一方面，西部高校高层次拔尖人才缺乏，人才流失严重。由于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上相对落后，优质资源较少，职业发展前景不如东中部，导致许多教师不愿意去西部的高校任教，西部高校自己培养的优秀教师，在获得教授或者人才计划称号后，纷纷流向发达的东中部地区，“孔雀东南飞”现象严重，导致西部高校专任教师数量不足，研究生学历教师比例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这就会从根本上造成西部高校教师的数量和质量跟不上发展步伐。以长江学者为例，1999年至2016年全国共有来自208所高校的3 487名教师入选长江学者，其中140所“双一流”建设高校占有3 320名，占比95%，东部地区高校有2 353名教师入选，占比67.48%，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入选人数均在250人以上，而西部地区新疆大学、云南大学、贵州大学一共只有11人入选[5]。尽管长江学者评选从2012年起实施向西部倾斜政策，西部高校名额有一定程度增加，但西部高校与东部高校的差距还是越来越大，西部重点高校人才流失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改观。

三、西部高等教育全面振兴发展的逻辑要义与战略目标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文件，在对标国家现代化建设战略安排及深入分析国际国内教育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提出了到2020年教育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2035年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迈入教育强国行列的目标，是新时代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纲领性文件。教育现代化是“普及”“质量”“公平”“结构”等方面整体水平的提升，这种逻辑要义也是对西部高等教育全面振兴发展战略目标的价值向度的回答，由此衍生其战略目标。因此，未来西部高等教育全面振兴发展，也必须从以上几方面着眼，设计战略目标，推动自身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一）更新核心理念：秉持“更加公平更有质量”的高等教育发展理念

公平与质量是教育利益相关者共同关注的问题，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高等教育，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教育理念的具体体现。从世界范围来看，从《仁川宣言》《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到《教育2030行动框架》都指出，要确保全纳、公平、有质量的教育。而在我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党的十九大报告及历年政府工作报告又强调“要发展更加公平更有质量的教育”。可以说，“公平而有质量”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理念，也是未来较长时期内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基本格局。在向普及化迈进阶段，西部高等教育公平问题主要表现为高等教育资源在城乡和区域之间分布不均衡，而西部高等教育质量问题主要表现为高等教育水平整体落后于东部地区。这就需要我们在西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继续统筹协调、全面布局，不断加强高等教育高质量内涵式发展，使西部高等教育资源合理配置与有效使用，确保每个适龄青年均享有平等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

（二）建构信息化生态：以信息化推进西部高等教育更高层次的普及化

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51.6%，根据马丁·特罗高等教育发展的三个阶段理论，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普及化发展新阶段。西部地区高等教育也会随后迈入普及化阶段，有越来越多的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在校生数将会呈现稳步增长的发展趋势。在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成长成才需求，需要我们提供适应多元需求的不同层次的就读体验，也需要新的教育方式持续推进西部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在信息化时代，“互联网+”已经变革了传统线性教育模式，为人们提供了模块化、可定制的教育内容，提高了接受高等教育的选择机会与自由。而人工智能也正在深刻改变着教育形态，需要我们推动二者深度融合，加快发展伴随每个人一生的教育、平等面向每个人的教育、适合每个人的教育、更加灵活开放的教育。西部高等教育发展应主动拥抱人工智能等技术革命，及早构建智能时代的高等教育新形态，让更多的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利用人工智能的技术进步，接受可增值的高等教育服务，努力实现规模化教育和个性化培养的深度融合，实现西部更高层次的高等教育普及化[6]。与此同时，需要改善硬件设施以支撑现代化技术下的小班化、智慧化教室[7]，更好地满足多样化需求，提高服务质量。

（三）强健可持续发展结构：构建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西部高等教育新格局

西部高等教育的振兴发展必须遵循区域经济社会和高等教育协调发展的规律，形成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区域高等教育结构，实现一体化建设。第一，从空间维度来看，需以“一种独特的文化持有者的视界”来认识西部高等教育一体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与组织结构，立足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自主性、特色性和内需性，推动西部高等教育的结构创新。一方面，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框架设计、组织设置、主体确定等，都要经过科学的分析和论证，协调好国家、省级政府、地方政府、学校之间的各种非线性关系。另一方面，西部高等教育一体化发展须强化域情适应性与开放性，形成不同层次、结构和规格的特色办学模式，以强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匹配度。要在充分挖掘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向而行的内在规律的基础上，构建起学科链、创新链、产业链、服务链一体化的学科专业结构，为西部加快新旧动能转化、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战略支撑和引领[8]。第二，从时间维度来看，西部高等教育结构要根据不同时期经济社会结构特点和发展动力特征的变化而变化。一方面，需要根据时代发展环境调整自身发展目标、管理体系、学科设置、人员配备，更好地维持发展的长久效能。另一方面，新一轮高等教育供给侧结构改革，在理论上更加强调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度超前性。因此，我们需要科学谋划布局，完善顶层设计，加强西部高等教育结构调整战略研究，强化专业布局的区域统筹，增强优势资源互补，克服同质化倾向，提升西部区域高等教育的凝聚力和整体效能。

四、西部高等教育全面振兴发展的行动理路

基于西部高等教育的独特功能定位及“双一流”建设中的不利处境，着眼于未来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及人民对多层次、高水平高等教育的需求，未来西部高等教育需要综合施策，主要从政策的引領作用、制度的保障作用、机制的落实作用三个方面推动自身内涵式发展、一体化进程和整体能力的提升，为其全面振兴导航开路，灌注活力，规范秩序，解决西部高等教育全面振兴发展过程中其自身的积极性、发展的可能性与可行性等问题。

（一）政策驱动：为西部高等教育全面振兴发展导航开路

1.制定专门的西部高等教育政策方案，明确阶段性的战略目标主题

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性战略目标主题，须以阶段性的政策法规体系的指导为基础。例如，国家可以通过出台《全面振兴西部高等教育的愿景与行动》，研制《全面振兴西部高等教育实施方案》和《西部高等教育全面振兴的标准与评价指标体系》等[9]，以政策法规的形式正式确立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地位及重要功能，不断提高政策的集成度、精准度、创新度。同时，鼓励西部高校与企业、科研院所、中介组织等在科技研发和合作成果推广等方面进行多元化合作，阶段结束后进行科学评估。重庆等部分西部省市区在这方面已给予了重视。如《重庆市高等教育发展行动计划（2018-2022年）》旨在破解重庆高等教育优质学科偏少、高层次人才欠缺、源头创新能力偏弱、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不充分等问题。此外，在财政支持政策方面，国家还须制定明确的法律条款，建立能够调动各组织积极参与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法规，对于积极参与合作的组织应给予适当的税收和公益性收费的减免。

2.借势“一带一路”政策红利推进国际化进程，实现“输造结合”战略效能

“一带一路”倡议推动着我国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也牵引着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它为高校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拓宽了新领域，为人力资源开发拓展了新途径，为文化交流搭建了新平台，为智库建设和智力资源汇聚提供了新渠道[10]。2016年教育部发布《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倡导以基础性、支撑性、引领性三方面举措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全面推动各国教育提速发展。西部高校具有良好的区位优势，应充分借助“一带一路”的政策环境红利，促进西部高等教育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开放共享，提升西部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与影响力。

首先，西部高校要摒弃相对闭塞的改革发展观，以建设“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为目标，与沿线国家构建起多层次多类型的中外合作办学格局，不断提升中外合作办学质量和水平。其次，要积极推动师资队伍和学生的国际化，全方位开展人才培养合作，推进学分互认、学位互授、课程共建、短期交流，促进沿线国家学生的自由流动。要立足于区域、学科与专业前沿，制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才引进和科学研究政策，吸引国外优秀人才到西部高校任职，以共同面临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共建科研团队和智库平台，促进技术与成果的转化，形成良好的学术共同体，最终建立起分领域、多层次的高校联盟或区域研究中心。最后，要积极主动与沿线国家政府、企业建立产学研合作关系，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不断提高西部高校产学研水平，优化西部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实现对西部高等教育的“复杂变量”的精准把控。

（二）制度创新：为西部高等教育全面振兴事业灌注活力

1.优化西部高等教育的财政投入、运作管理制度，完善中央地方共同事权

在现阶段，由于行政隶属关系造成了高等院校巨大的校级差异，部属普通院校的生均经费明显高于地方高校，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前者是后者的两倍。同时，生均经费的区域不平衡问题也十分突出。有研究表明，在非义务教育阶段，特别是高等教育阶段，中国东、中、西部的教育资源分配是极不平衡的[11]。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现存高校财政拨款机制不尽合理，也严重阻碍了普通高校之间的公平竞争，需要我们在高等教育的财政拨款、管理利用、地区扶持等方面构建起完善的制度，注重资金使用结构和效率。

目前我国“双一流”建设已经如火如荼，省级政府高等教育经费统筹越来越重要。因此，为了实现教育经费的合理配置，保证西部高等教育未来的整体健康发展，需考虑从以下四个方面加强教育资金投入和管理工作：第一，创建经费投入多元化渠道，加大中央对西部地区地方高等院校的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完善成本补偿机制，合理调节省际分配，解决地方政府在高等教育财政投入过程中的“替代效应”和“粘蝇纸效应”，加大地方政府的教育经费投入力度。第二，制定合理的教育资金支出管理规范，加强教育资金的预算和拨付工作，从而增强教育资金使用的合理性，从法律制度上约束高校管理者对资金的使用方向和途径，坚持依法理财、制度管财。各高校情况均不相同，资金支出方向也不一样。高校管理者要对学校运营当中的问题有充分的认识，力争把教育经费投入到最合理的地方，确保资金的有效性利用。同时，在资金使用管理中，既要有政府考核指标的引导，也要注重完善高校资金使用管理的约束机制。第三，政府对高校财政拨款应逐步由“投入型”向“绩效型”转变、升级，完善高校教育经费使用监管制度和内部监管问责制度，强化支出控制管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教育项目决策的规范化、透明化和公平性，提高教育决策的科学化水准，建立“规模+成本+绩效”的多参数拨款公式和分类分层的高校绩效评估体系[12]，使有限的教育经费能够发挥最大的使用效益，扩大有限资金的受众面，实现高等教育资源的强弱互补。第四，建立分类、精准的投入机制，设立“支持地方高校改革发展专项资金”，确保西部高校生均拨款和教师收入不低于或者适当高于东部高校标准。

2.完善扎根西部的高素质师资队伍建设制度，形成“引入型+培养型”导向

加强西部高等教育师资队伍制度建设，首先应该明确将财政资金和创收资金结合使用，以更加公平合理的劳动收入分配提高教师的整体薪资和福利待遇，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青年才俊投身西部高等教育事业；其次要健全高校教师全过程培养管理体系，构建教师储备、职初培养、专业发展、人才引进、高端引领的螺旋式人才发展机制[13]，以良好的学术氛围与工作氛围，打造一批具有较强专业素质与能力的专家型、学者型教师队伍，保证师资队伍的整体质量不断提高。最后应注重教师人事制度配套改革，完善人事管理制度和教师职称评审制度，激发教师队伍活力。要通过下放人力资源管理权，构建多样化、发展性、全方位考核教师绩效的评价新体系，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在深入推进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中，要坚持实行分类评价，将“一把尺子量所有人”变为“每个群体有不同的尺子”。譬如，参照上海市教委出台的《关于试行市属高校教师分类考核评价的指导意见》，针对不同类型教师的学术领域、岗位职责和任职条件，制定聘用、考核、晋升、奖惩等管理方案，做到分类评审，完善专业技术职务晋升考核，建立各类教师在各类岗位聘任和晋升的“立交桥”。总而言之，致力于打造一支扎根西部高校的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师资队伍，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当前存在的诸多问题。

（三）机制优化：保证西部高等教育全面振兴事业的规范有序发展

1.加快建设人才流动机制，扎实深化“放管服”改革

长效的人才流动机制是落实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的关键。由于西部地处欠发达地区，基础设施、工作条件、人才待遇、经费支持、信息渠道等方面都与东部高校存在较大差距，基于现实考量，即便是在同等工作条件下，大多数高层次人才到西部高校工作的意愿并不强。同时，西部高校自我培养起来的高层次人才面临着大量流失，师资队伍极不稳定。因此，要建立良好的人才交流机制，着力破解西部高校人才引进和流失难题。第一，增强“人才工程”弹性。政府部门应还原人才称号的岗位属性，根据西部地区重大科学问题研究需求，专项设置“千人计划”“万人计划”“长江学者”等国家级人才西部项目，定向自主招聘，约定相关义务，吸引优秀人才到西部高校安心工作。第二，增强柔性的人才智力引进，即“不求所有，但求所用”，将人才使用权和拥有权相剥离，将东部的“智力”与西部的需求相融合。西部高校根据学科专业建设、科研团队建设等需要，摆脱传统的“人才单位所有制”观念，实施人才共享模式，包括租赁型共享、任务型共享、候鸟型共享等[14]，注重发挥人才对西部高校持续发展的能动性。如，实行柔性挂职、科研咨询、定期报告、指导学生、技术开发与服务等举措，发挥人才“身东‘济西”的特殊机制优势。第三，出台有效举措限制东部高校从西部“挖”才，如果西部高校培養起来的高精尖人才无序流向东部高校，则应本着“谁引进、谁补偿”原则，由人才引进单位向相关高校支付人才培养补偿费用，补偿资金再用于西部高校高端人才引育工作。第四，完善人才引进落地工作的问责机制，优化高校进人用人环境。西部地区各级政府、各高校应以“甘肃省人社厅制约高层次人才引进被问责”等事例为前车之鉴，推进工作作风改进，将“管卡压”变为“放管服”，确保改革举措落实落地。

2.健全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动态调整机制，加快提升服务水平

学科建设是教育教学、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的“聚合”反映，也是学校办学的核心竞争力。西部高校首先要坚持以服务西部大开发战略为发展方向，围绕地区农牧业、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医药、旅游等新业态产业的发展需要，寻找学科专业生长点和成长空间，打造基于区域资源、地域特色、民族文化的学科专业集群，在空白领域抢占学科建设的制高点、掌握学科业内的话语权、建立学科框架的规则书[15]，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其次，要加强学科与教学事业、科学事业的双向度互动与平衡。一流学科的建设不能仅仅停留于虚拟状态，只有将智力成果转化为服务实践活动与人才培养的有效资源，才能真正体现学科建设的意义，达成产学研之间的协同创新与深度融合。一方面，要通过学科人才与智力等创新资源，输出战略性、原创性的研究成果，促进知识的创生与增长，提高社会影响力，并利用增长的学科知识，培养复合型人才，为社会的进步创造条件。另一方面，要逐步形成“教学即研究”的教育价值观及“学科即问题”的教育知识观，以育人为中心，优化教学科研，培养学生探索问题的意识、研究问题的兴趣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此才能促进高校与学生服务社会的能力。最后，西部高校要主动与社会建立良性互动和支撑，树立“以服务为宗旨，在贡献中发展”的办学思路，推动学科共同治理。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市场的主体地位越来越凸显。在共同治理理念指导下，西部高校应超越传统的书斋式学科知识生产方式，重视利益相关者的权力诉求[16]，合力推进“合作化”模式，推进校际、校地、校企和中外合作的开放式办学，主动将优势学科与区域主导特色产业相对接，以提升学科发展实效性；要发挥教育中心作用，在不同层次上开展卓越人才和应用型人才培养，努力成为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推进器”、创新创业人才的“孵化器”、科技成果转化的“适配器”[17]，进而不断满足人才的市场化需求，切实增强高等教育助推西部各项事业发展的能力。

3.构建一体化的交流合作机制，打造“合纵连横”的战略架构格局

“合纵”就是要强化“和而不同”的文化相容性，聚合西部政治、经济、文化主体势能，构建西部区域高等教育发展联盟，实现区域内高等教育资源的有效互补与充分利用[18]。例如，发挥西部较发达地区的教育资源优势，推动中西部高水平大学对口支援区域内地方高校，以陕西、四川和重庆组成的“西三角”为西部高等教育发展龙头，在政府主导下，建立西部高等教育发展联盟，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加大科研项目合作力度，提升西部高校科研实力整体水平和西部高等教育整体竞争力。但是，在成渝教育圈内，优质教育资源主要集中在成都和重庆两地，呈现“双核独大”的“二人转”现象和除中心增长极外的扁平化现象，尚难以与周围二三线城市形成梯度式跨域、跨校联动[19]。国家相关教育管理部门应该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以国家加快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为契机，进一步制定并且监督实施各种可以促进西部地区高等院校发展的政策，促使西部地区高校尽早形成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和协同发展的区域一体化办学发展模式。

“连横”就是要充分发挥东部高校的支持带动作用，持续实施对口支援西部高校计划。第一，中央、地方、高校要强化制度性与政策性供给，建立更适切西部高校发展的政策规划和制度，扩大对口支援规模。第二，注重受援对象的广泛性。在地域位置上，要扩大云南、广西、内蒙古、陕西等地区受援高校数量；在受援高校的办学层次上，应提高对地方普通本科院校、高职院校的关切度；在办学性质上，不仅只支援公办高校，还要构建含纳民办高校的对口支援体系[20]。第三，创新对口支援方式，进行团队式对口支援，根据受援高校的不同办学定位和办学特色，分类制订不同模式的团队式支援方案，以学科建设为重点，与西部高校共建更多优质的科研、教学共享平台和创新团队，促进受援高校的师资队伍水平、人才培养质量、科研服务能力和学校管理水平显著提升，以“扶智”战略催生西部高等教育的智力自生能力，实现智力资本的多点投资和多方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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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alistic Dilemma， Logical Essentials and Solutions of the Overall Revit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Western China

CAI Qun-qing YUAN Zhen-guo HE Wen-kai

Abstract： With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entering a new era，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Western China has entered into a new stage. However， due to the long-term constraints of regional and resource conditions， the problems of unbalanced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s East and West， and inadequat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Western China are still aggravating. The lack of competitivenes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Western China has seriously restricted its overall， coordinat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overall revit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Western China is faced with multiple obstacles， such as the failure of the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ies and disciplines， the imbalance of the supply structure of educational funds， and the improper order of talent introduction and flow. Based on the policy demands of the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pla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Western China should adhere to the core development concept of "more fair and more quality"， promote the popularization process of higher education at a higher level with informatization， and construct a new patter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Western China in lin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and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ctice，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Western China should promote its own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integration process and overall ability through three aspects； policy guidance， system guarantee and mechanism implementation， so as to open the way for its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education revitalization plan； Western China higher education；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 李震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