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评论员 戴志勇

近期，教育领域有几件大事值得关注。一是关于“985”“211”的8个文件被废除，重点高校的建设，统一纳入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的新工程；二是教育部长新旧更替，或带来新气象；三是教育部下发通知，要求各地不得将学籍作为中小学生入学和转学条件。

这些事件，初看起来并无内在关联，但却在同一链条上。不以学籍来定入学转学，是否意味着在中小学将给体制内外真正的教育家以更大空间？以可进可退的“双一流”取代日趋僵化的“985”“211”，是否能为高校学术探索引入新动力机制？而为政在人，新教育部长能否担起大任，使中国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改革，行进在正确的道路上？

在民族国家体系里，国家竞争始终免不了。科技强国论、制度强国论、教育强国论，林林总总，着眼点都在“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对挨过打的中国来说，为了“到本世纪中叶，建成高等教育强国”，投钱来引进人才，购置设备，举办各种前沿学术研讨会，都非常必要。然而却万万不可极端化，以为光靠国家来配置资源，就可堆出世界顶尖的科研水平来。

在科研领域，有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让研究人员念兹在兹的内心探究冲动，才是“出成果”的终极动力。如果一所研究机构，能够以最符合学术内在规则的方式，为科研工作者提供这样的条件，“双一流”就大有希望。由行政人员或学阀来掌管评价标准与资源分配都是成问题的，前者往往导致走关系、行贿甚至造假等方式去获得项目，后者必然导致近亲繁殖、交叉帮衬、集体分赃等不良行为，浪费与侵吞纳税人的钱。

更何况，一些重点项目，本身未必是当前世界上最前沿或最重大的问题，往往会掺入科研价值之外的诉求，这些诉求，与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并没有直接关联。

这并不是说要离开一个国家的现实需求，让科研人员全都去探索脑科学、人工智能、分子生物、量子物理等领域。中西文化比较、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特问题、中国治理方式的研究，都是带有中国视野的课题。这些题目研究得深了，同样可以是世界一流，而且中国学者真的有得天独厚的研究条件。

一些重点高校，经费其实并不稀缺。截至2014年7月，占本科数量14.3%的“211”“985”高校拿走了全国七成政府科研经费。这些经费，是否以符合学术需求的方式，用到了最需要的地方。是谁，以什么标准，在判断哪所学校，哪些学科，应该得到这些经费？

顶尖的学术期刊有生存空间吗？我们的学术共同体建立起来了吗？这些学术共同体与国际上一流的学术共同体有足够自由和充分的交流吗？显然还有很多地方有待改善。举个最近的例子：有些地方把中央限制官员公费出国的办法，用在学者身上，规定学者一年只能出国一次，一个国家只能待5天，这是否合适？让学术的归学术，让学校的行政管理回归服务地位，有可行的规则，“一流学科”与“一流高校”的科研教育强国梦，才能真正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