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化与平时化：抗战时期大学学生自治会活动的双重取向研究

2021-03-24董柏林

高教探索 2021年2期

摘要：抗战的爆发扰乱了国民政府管控学生自治会的正常节奏，也打破了学生自治会以校内活动为主的发展格局。如何限制学生自治会的越界活动并引导其构筑抗日救亡的第二条战线，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制定学生团体活动规则的主要依据和核心诉求。为适应抗战需要及维护正常教育秩序，国民政府将“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确定为学生自治会开展各项活动的指导原则，以实现学生自治会活动“战时化”与“平时化”的有机衔接与相生相成。“两化”方针作为政府巩固基层社会政治秩序建构的有效形式，在抗战初期达到了统制学生自治会的目的，促使学生自治会的发展与国家和政府的需求紧密结合。随着抗战形势的转变与民主运动的兴起，国民政府对学生自治会的强力整合逐渐失去效力，追求自由与民主的学生自治会最终走向了国民政府的对立面。

关键词：抗战时期;大学学生自治会;活动取向;战时化;平时化

学生自治会是五四运动的产物，是学生自己成立的带有自治性和社会性的学习组织。北洋政府时期，本应以自治事务为中心的学生自治会对校务与政治的强势参与，引起学校当局的反感，更不为政府所容忍。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学生自治会采取了一系列整顿和限制措施，使学生自治会的发展从自由放任阶段进入政府治理阶段。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力求通过规章制度和民族危机有关应对举措来将学生自治会限制在“战时化”与“平时化”的轨道运行，以使学生自治会在“抗战”和“建国”中发挥应有作用。抗战后期，国民政府逐渐加大对学生自治会的统制力度，以增强其建设性。理性受到挫折就有被非理性取代的危险。政府侵蚀学生自治的强制管控并没有奏效，扮演社会良心角色的学生自治会再次活跃在反内战、争民主等爱国运动第一线。

一、战时高等教育政策的确立

在历次的反日活动中，高校师生一直走在最前列，并担负起启蒙广大民众抗日救亡的时代重任。在日军眼中，我国学校均为反日机构，青年均为反动力量。梅贻琦记述了北平沦陷后日本宪兵队在清华大学的搜查过程中，重点“光顾”了学生自治会会所。经过搜查，宪兵队封闭了学生自治会会所。[1]时任教育部部长的王世杰记载了日军对大学的摧残情况：自1937年7月7日至10月21日，平津、上海、南昌、广州、苏州及保定等地的大学教育机构，被敌机炸毁损者已有23校。[2]国民政府虽然在战事发生前后采取了一定的防范措施，但是未能有效阻止日军对中国教育文化事业的破坏。在短短一年内，大专院校、教职员与学生的数量，均因学校暂停办学或被迫关闭而骤减[3]，已不能维持原有的规模。

为降低战事对教育事业的破坏程度，教育部于1937年拟定了《平津沪战区专科以上学校整理方案》，对战区学校整理和经费支配进行了初步规划。在整理学校的同时，国民政府开始整合各界关于实行“战时化”还是“平时化”教育体制的论争，着手调整教育政策以适应战时的需要，先后颁布了《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以下简称《纲领》）、《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等法令，最终确定了抗战时期的教育政策和教育实施方案。对于教育政策的制定，蒋介石也极为重视，并尽一切可能获得控制教育发展的主动权。抗战时期，他曾多次发表演说阐述他的教育宗旨论，为战时高等教育政策的确立提供了基本遵循。概括起来，就是基于“战时要当平时看”的办学方针，以“三民主义教育”宗旨作为制定教育政策的基本依据，以“青年守则”作为教育的基本信条，培养学生传统道德品性，激发学生爱国良知，使学生成为能承担建设国家和复兴民族职责的健全国民。[4]

在救亡压倒一切的特殊时期，国民政府有效地实现了对大学的整理与管控。大学职能的所有方面，包括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都要以国家需求为中心，服务于抗战的总体要求。学生自治会亦转变抗战前的工作模式，不以追求团体独立和自主发展为目标，而是以组织学生和唤起民众站在民族救亡最前线为首要任务，随时等待国家的召唤。一位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学生如是说：“至于对时局的态度，我们认为中央政府已有其既定的方针，我们若‘空喊‘盲动亦无补于事，但是如果国家真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往最前线上跑。”[5]学生所指的既定方针就是一方面要把“战时当作平时看”，另一方面要力行“教育军事化”，以达成抗战建国的真正目的。

二、抗战时期学生自治会活动的双重取向

（一）战时化——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抗战爆发使得学生自治会在組织学生正常学习生活之外，尽其所能服务于抗战大局，进入战时化工作状态，成为抗战中的第二条战线。1938年，福建协和大学新一届学生自治会主席说道：“自治会本学期拟动员全体同学参加救亡工作，而工作方法力求切实，使时不虚费，钱不虚耗。希本校教师多多指导，全体同学切实合作，完成本学期救亡工作。”[6]国难当头，动员学生开展救亡工作已成为自治会的头等大事，一切事务都服务于救亡工作。结合战时需要与自身优势，学生自治会主要在成立抗日团体、组建抗建剧团和举办抗敌刊物等方面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成立抗日团体

抗战时期，如何凝聚广大青年学生的力量，组织参与抗日救亡活动，成为学生自治会的职责所在。在政府规定的学生自治会组织机构中，并不存在专门为抗战而设立的部门。“夫人之侵略我也，既有组织有计划，则我之抗拒之，亦必有组织有计划。”[7]为组织学生更好地开展抗日活动，一些学校的学生自治会在战争爆发前后，提议成立抗日救国组织。如1937年9月，在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自治会主席便提议组织抗敌后援会。与会人员还就后援会隶属代表会、组织法、组织大纲、职员产生等问题进行讨论并议决通过。[8]自治会根据自身架构复制组建了新的后援会，专门负责抗敌后援工作，实现了自治会抗日工作与日常工作的有机统一。厦门大学也在1937年10月成立了“学生救国服务团”。服务团组织学生深入田间地头百姓家，向民众控诉日寇对我国的侵略，号召群众团结一致，支援前线，并通过举办抗敌剧团和抗敌刊物提升宣传效果。[9]同月，同济大学改组学生救国会，成立了学生战时服务团。服务团组织歌咏队、剧团和宣传队，在学校所在地积极宣传抗日主张。[10]事实上，多数学校学生自治会在“九一八”事变后就组建了“抗日救国会”等抗日组织。这些抗日救国会在出版抗日救国刊物、募捐抗战物资、督促政府积极抵抗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成效显著。

2.组建抗建剧团

戏剧在抗敌宣传和民众教育上具有特殊的作用。为增强抗战宣传效果和募集更多的资金，学生自治会大多组建了抗建剧团。抗建剧团充分利用师生的文艺特长，以排练大众化的抗战名剧为主要任务，深入农村、工厂和部队进行演出。福建协和大学学生自治会十分重视抗建剧团的建设，在当时的大学中表现得较为突出。1940年，协大学生自治会抗建剧团前往闽、浙、赣、皖第三战区进行抗建宣传。在文学院院长林希谦率领下，剧团男女共30人先在上饶公演《凤凰城》和《牛头岭》，后转往浙江金华。[11]1942年，为推动学校所在地邵武剧运的发展，自治会抗建剧团发起邵武中等以上学校话剧公演竞赛，籍此观摩戏剧艺术，增进学校之间的文化交流。[12]抗建剧团不仅服务于校外群众抗战意识的培养，也满足于学校师生精神文化的需求。1941年，抗建剧团在迎新大会上公演《我总是这样》二幕剧，甚受好评。1943年，抗建剧团除每两周出版《舞台人》壁报外，并于自治会迎新大会中公演《红心草》及元旦公演《面子问题》三幕剧。[13]1944年，为了促进剧团可持续发展，原属自治会的抗建剧团改为直属训导处的“协大剧团”。改组后，学生参加剧团的热情高涨，报名甚为踊跃。[14]为尽可能动员国内抗战力量，自治会在组建剧团上不断探索创新。1938年，同济大学学生组建了儿童剧团，希望通过儿童天真纯洁的呼喊声，激发民众的爱国情感，巩固和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在学生的指导下，儿童剧团充分展示了儿童的演出才能和宣传效果，给昆明各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演出的收入，除支付剧场开支外，全部捐往前线支援抗战。儿童剧团的组建，不仅有助于儿童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也推动了全民抗战的进程。[15]除组建儿童剧团外，同济大学话剧团利用迁校的机会，一路上演出话剧，既动员了群众，又筹集到捐款，学生从中也受到了教育。[16]

3.举办抗敌刊物

即使在生死存亡的抗战期间，也有民众不了解抗战的意义和进展状况。“闻一般同胞竟有不明抗战意义者和不知战争究在何处，或有人欲知无法知者。”[17]抗战初期，政府在民众动员上也缺乏正确的认识和引导，未能将民众动员视为赢得抗战胜利的重要保障。正如时人所评论：“过去的抗战，我们不能不承认是失败的多，胜利的少，这除了武器不如人外，最大原因就是民众动员做得不够。”[18]为进一步扩大宣传效果，学生自治会通过举办抗敌刊物揭露日军的侵略罪行，报道抗日救亡有关情况，为全民抗战营造舆论氛围。1938年3月，厦门大学救国服务团下设的出版委员会编辑出版了《唯力》十日刊。“唯力”的意思是唯有集合全国一切人力、财力、物力，才能攻克中华民族的历史难关，赢得抗战的最后胜利。[19]从刊发的文章看，主要分为民众动员和时事述评两类。无论是民众动员，还是战事介绍，这些宣扬民族抗战的理论、政策及各项问题的文章，既重视学术的研究，又注重客观的批评，表现方法得当，十分契合当时社会的需求。同济大学学生战时服务团为动员民众，也编印出版了《合流》。该刊以宣传国共合作与全民抗战为主旨，发表了毛泽东、宋庆龄、冯玉祥等人的重要文章。[20]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在1944年出版了《联大半月刊》和《联大通讯》。除报道学生自治会活动情况外，两份期刊重点刊登教授演讲时事的文章，并由学生购买散发到全国各地。[21]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同样利用下设的出版委员会，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例如对十日内战争情形作一概略而有条理的报告，出版战时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论著，邀请学者讲授国防常识等。[22]

值得注意的是，学生自治会在募集抗战物资、提议增强课程的“战时性”和开展兵役宣传等方面也彰显出鲜明的“战时化”色彩。学生自治会开展的抗日救亡活动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服务工作，对整合民众思想、激发抗战热情、减少政府开支和促进自身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学生自治会的这种“出位之举”，政府并没有严加限制，而是有序引导。从中央社会部工作报告中，可以明显看出这一倾向：“查社会服务为本党今后深入民间争取民众信仰之有效路径，兹为加强中等以上学生自治会之工作，及使其体会总理‘人生以服务为目的之遗训起见，特分函各省市党部，设法策动其所属之学生自治会，参加当地社会服务处所举办之各项工作，藉作其他民众之表率。”[23]允许学生自治会参与社会服务事业与抗日活动，虽然会带来一些风险，例如难以有效控制其参与的范围和程度，但是参与性策略体现多重价值，因此更为国民政府所看重。事实上，权力的有效性和稳定性取决于基层社会的赞同与参与，政府的控制能力只有通过扩大相关群体对各项活动的参与才能有所增强。政治控制的参与化与社会化，是一种能够使没有得到开发的资源和能量释放出来的有效路径，使个人认同与集体认同有机融合，从而提升政治系统的合法性与感召力。

（二）平時化——推进校内公共事业

作为练习学生自治和维护学生利益的重要组织，学生自治会始终以谋求学生福利为宗旨。在抗战的特殊形势下，学生自治会将抗日救国与服务学生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了“在抗日救国中服务学生，在服务学生中抗日救国”的良性互动。学生自治会主要在提请学校解决问题、开展学术文化活动、举办各类体育赛事等方面推进了校内公共事业的发展。

1.提请学校解决问题

学生自治会不仅要履行上情下达的职责，也要承担下情上传的任务，扮演着学校与学生中间人的角色。正如四川大学学生自治会学生所说：“自治会是全体同学参加的组织，它一方面传达学校对于同学的意旨，同时又负起推动一切有益同学身心的活动和自治工作的责任。”抗战内迁为学生正常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学生反映的问题自然较平时多，且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从学生自治会会议记录看，学生反映较多的是人身安全、基本福利以及抗日救国等问题。如1937年9月，浙江大学干事会提请学校建筑坚固地下室，以保护师生安全，会议议决由自治会主席负责向学校交涉。[24]1941年，国立中正大学干事会举行第三次会议，其中议决要案与学生切身利益相关的有：“请求学校图书馆添购自然科学与新文艺之书籍，及增订中西文杂志与港报;请求学校当局，函请汀西省立图书馆，准许学校同学凭学校借书证前往借阅各种图书;请求学校提前添建膳厅;请求学校将新建教室，暂时移充自修室之用;向本校校长、教职员及同学征求本会主办各项比赛所需之奖品等。”[25]1942年，学生自治会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议决每月增加膳费8元，并成立消费合作社，请求学校增加贷金名额及金额，并按月拨发贷金。[26]1944年，四川大学第一届学生自治会在介绍该会概况时说：“本会同人受命以来，不惮其烦，劳怨兼任，务期有助于学校，有益于同学。向校方陈述改善同学生活方面之建议达数十项，如修路，建设新饭厅，严禁摊贩在学校范围内摆设，加紧管理校警、校工，清理寝室四周环境，积极美化校景等。”

2.开展学术文化活动

作为互相砥砺学行与养成学生自治能力的学生组织，学生自治会是学校“第二课堂”的倡导者、组织者和实施者，担负丰富校园文化和“文化建国”的重要职责。恰如广东大学学生自治会所言：“学生自治会对学生课外活动之筹办，自治事务之推行，靡不竭力以赴。”[27]与抗战前相比，抗战时期学生自治会举办的学术文化活动呈现出与抗战时势结合的特点，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如福建协和大学学生自治会既举行有关抗战的辩论会，又举办时事座谈会，“活动思政”倾向十分明显。1938年8月，在武汉沦陷前，学生自治会研究股举行了一次题目为“大学生是否应到武汉参加保卫战”的辩论会，正反双方围绕“到武汉去”还是“到课室去”展开辩论。辩论会邀请到校长和5位教授担任评判员，足以显示学生自治会和学校对此类课外活动的重视程度。[28]

除举办“政治性”的学术文化活动外，学生自治会也开展了一些服务于师生的“一般性”文化活动，常见的有员生联欢会、筹备校庆等。抗战期间，师生流动性较大，为联络新旧员生感情，在每年开学之际，学生自治会一般会举行员生联欢会，以示欢迎。1942年3月，广东大学增聘不少知名教授及添收港澳各级学生，为增进师生情感，学生自治会举行新旧员生联欢会。[29]1941年，湖南大学学生自治会为欢迎新校长、新教授和新同学，也举行了一次盛大的迎新会。[30]学生自治会不仅是举办员生联欢会的主导力量，也是筹备校庆的得力助手。鉴于举办校庆在抗战期间有着特殊的内涵和意义，校长通常委托组织能力较强的学生自治会筹备校庆，而学生自治会对此也十分热衷，不遗余力。1944年，四川大学学生自治会在改选之际，奉校长之命筹备学校13周年校庆。自治会以责无旁贷的使命感，聘请校内热心同学组织校庆筹备委员会，从事校庆筹备工作。

3.举办各类体育赛事

开展体育活动在抗战期间有着多重意义，不仅有助于锻炼学生体魄，还可以为抗战积蓄后备力量。在1938年颁布的《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中，武力、经济、文化构成建国三要素，三者之間互为因果，相生相成。而体育以强身卫国为目的，以充实武力为归宿。《方案》认为体育被当时人所误解，于己不能健其体，于国不能卫其国，体育成为点缀品和消费品。学校开展体育活动的目的在于竞赛，培养运动员的目的在于耀名，失去了体育的真义，自卫卫国的效能更无法实现。[31]为切实发挥体育的功能，激励学生参与体育活动，方案规定，各级学校学生体育不及格者不得升级或毕业。鉴于世人对体育的曲解导致“个人为弱而病，其民族焉有不病与弱”的困局，各校学生自治会体育股和卫生股都因地制宜地开展了多种多样的体育活动。1938年，厦门大学搬到长汀后不久，就在校庆十七周年纪念日举行体育运动大会。因为新校址没有正规跑道和沙坑，田径赛类就以越野赛跑代替。足球既缺少场地，又没有其他学校作为对手，便在户外草坪划线为门，组成“厦队”和“大队”两队进行比赛。[32]其他学校学生自治会主办体育赛事的新闻也频见报端。1941年3月，为了救济义民及慰劳前方作战将士，国立中正大学学生自治会特与社会服务处发起篮球赛义卖，将义卖所得之票价，全部充作救济金及慰劳金使用。[33]

三、“两化”方针的内在逻辑及其转向

抗战时期，学生自治会活动中演绎出“战时化”与“平时化”的双重变奏具有某种历史必然性，是大学独立性与追随国家意志之间相互博弈的产物，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大学教育偏离了国家政治发展与战时社会生活的轨道。完全“战时化”或“平时化”对政府和学生自治会来说，都是不现实和非理性的选择。如果选择“全员皆兵”模式，实为“无深远见识”之举，青年失学以及能力培养缺失带来的影响将于战后显现。如果依然在象牙塔里“自娱自乐”，学生自治会将失去多年来形成的爱国主义传统，势必遭到舆论的攻击和社会的指责。因此，只有在“战时化”和“平时化”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并促成两者的和谐共生，学生自治会才能契合时代的要求。这也意味着，“战时化”与“平时化”之间存在着既相互独立又彼此依存的逻辑关系，呈现出“互为合理化”的特殊现象。一方面，“战时化”是“平时化”的拓展和延伸。如果没有“平时化”的支撑，“战时化”实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大学也将矮化为“抗战训练所”，失去应有的多重功能。“战时化”实际上是“平时化”的战时状态，战时的活动都可以在“平时化”中找到原型和依据，如学生自治会有文艺部和演出经验，才能在组建抗建剧团中应付自如;有学术部和办刊的基础，才能在举办抗敌刊物中游刃有余。另一方面，“平时化”是“战时化”的目标和归宿。“战时化”是特殊时期的权宜之计，是非常态化的工作模式，对“平时化”起到的是一种补充和协调作用。正是有“战时化”的倾向，“平时化”在战时才彰显出价值感和合理性，才凸显出大学的发展与民族救亡和时代需求紧密衔接在一起。然而，“战时化”最终还是要服务“平时化”，以“平时化”和“为国储才”为归宿。

抗战早期，国民政府推动了学生自治会“战时化”和“平时化”的协调发展，但到后期，国民政府逐渐偏离“两化”轨道，对学生自治会的专制统治取代了有序引导。1943年11月，教育部颁布了《学生自治会规则》（以下简称《规则》）。表面上看，《规则》的颁布是为了充分发扬学术研究的风气，助长学生自治精神。然而实际上，《规则》从服务宗旨、活动范围、指导监督、职员成分、工作内容、职责权限等方面都限制了学生自治会的发展空间，其结果将根本失掉了学生自治的本意。此外，《规则》只字未提“抗战”一事，可知在政府的观念中，“抗战”已不是学生自治会的重要职责，依法治会、服务学校与听从指挥应成为自治会的核心价值观。《规则》的实施，标志着“两化”方针已被“规训化”和“法治化”的“新两化”策略所取代。这种转变在《规则》与1930年颁发的《学生自治会组织大纲》（以下简称《大纲》）的对比中显得更加明朗。与《大纲》相比，《规则》对学生自治会的干涉与渗透愈加明显，种种修改及新增之处充分显示出国民政府企图消解学生自治会的自治精神，将其改造为学校管理机构的一部分。《规则》颁布后，学生自治会大多没有遵照法令行事，成为了一纸空文。这一点可从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领导的“一二·一”运动等实例中得到印证。

四、结语

抗战时期，为避免学生自治会在抗日活动中“荒废学业”与“误入歧途”，国民政府始终密切关注学生自治会的动向，通过“战时化”与“平时化”的双轮驱动激发活力的同时，又将其控制在“合理区间”运行。[34]具有爱国主义传统的学生自治会在抗战初期基本认同了国民政府战时教育方针，以“战时化”与“平时化”作为开展各项活动的依据和旨趣。基于各自立场的不同，在“战时化”与“平时化”的侧重点上，国民政府和学生自治会体现出了一定的差异性。与国民政府更希望“达成教育本来的目的”相比，学生自治会的“战时”倾向尤为强烈。在政府和大学的有效平衡下，学生自治会妥善处理了“战时化”与“平时化”的辩证关系，既为学生参与战时生活提供了平台，又为正常教育的开展创造了条件，契合了多方的需求。

学生自治会在抗战中体现出“战时化”与“平时化”的双重取向既是对国民政府教育政策的认同，又是对长期形成的“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传统的继承，从中可以透视学生团体与中央政府在执行教育方针过程中的互动与博弈。法国学者夸克指出：“政治合法性是通过它与认同、规范网络和法律这三个概念的关系来定义的。”[35]正是基于学生自治会的认同以及对“读书—救国”传统的遵循，国民政府在抗战初期对学生自治会的管控才体现出合法性和有效性。然而，国民政府对权力的追逐和专制的偏好再次唤醒了学生自治会的权利意识和斗争精神。合法的立法来自公共协商，抗战后期《规则》的制定既没有经过学生自治会的协商讨论，又因束缚太甚不被自治会所认同，其合法性与权威性也就无从谈起。在驾驭学生自治会方面，国民政府始终未能在“自治”与“他治”之间寻找到平衡点和制定出有效方案，学生自治会也经常逾越“合法”的边界，双方更多的时候是将对方作为对立面看待，而不是以合作伙伴相处的。或许，追求大学善治和倡导民主协商是解决两者分歧与实现合作共赢的可能路径。[36]事实上，承认学生自治会具有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并不增加可能会引起矛盾冲突的“资源”，因为明智地分享权力并不等于削弱权力，反而可以多出成果。[37]如果总体上允许学生自治会在“自治”的理念下有序发展，那么对利益相关方都有好处。尤其是对学生来说，学生自治是发展他们人格的唯一方法。[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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