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展览”：小镇做题家网络空间新型社交模式探究

2021-03-16林辰

新媒体研究 2021年20期

林辰

摘要后疫情时代，网络社交形态多元化，展览自己的“失败”成为当下一种新型的社交模式。通过网络民族志，以小镇做题家为考察对象，探讨“失败展览”现象产生的多重影响，深挖“失败展览”现象背后折射的社会心理和文化结构转型。研究发现技术赋能、心态焦虑、群体孤独是引致“失败展览”现象背后的原因，此现象同时对社交话语的转向、群体身份认同、情感社交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关键词网络空间；网络新社交；小镇做题家；“失败展览”；社交新模式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21）20-0082-04

基金项目：本文系南京林业大学高层次人才引进项目“建设性传播：网络社区传播及治理转型研究”（项目编号：16308004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2020年5月豆瓣社区成立了“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以下简称为“计划”小组），引起了不少社会关注。小组成员自称是小镇做题家，进入大学后他们发现曾经“优等生”的光环消失，比照日常生活中乘地铁、喝咖啡的细节，对比城市背景同龄人的英语口语、社交能力等，都让“小镇青年”备受挫折，滋生“自己除了做题什么都不会”的感慨。毕业踏入社会后，普通的家境、非本地户籍、父母的沟通能力和支持水平等因素，更让他们难以转化情绪，觉得“我真是个five（废物）”。小组介绍称其宗旨为“分享失败故事，讨论如何脱困”。

袤则市场研究咨询发布的《2020大社交趋势观察报告》将小镇做题家展览自己“失败”经历的现象归结为一种新的社交模式，即“失败展览”。社区中的交往将“自我揭示作为社交纽带”，“自我”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个人将内在的情感好恶外化为交往纽带，通过展示内心和揭示自我来与他人建立情感联系，甚至对“真诚”形成了一种强迫性的要求[1]。

本文以“失败展览”现象为例，使用网络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以小镇做题家在社交媒体中留下的数字痕迹为分析材料，主要包含知乎话题的热门回答和豆瓣“计划”小组（小镇做题家概念原出处）的线上田野，经过整理与筛选对具有代表性的文本进行分析，归纳得出小镇做题家“失败展览”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影响，进而追溯该现象背后折射的社会心理和文化结构转型。

戈夫曼将自我呈现动机归为“向上流动”，即个体通过表演性质的自我呈现，获得物质及精神奖赏，获得来自上层阶级的青睐，以实现向社会上层流动的目的[2]。从显性的角度看待，小镇做题家展览“失败”的自我呈现方式与戈夫曼所述的“向上流动”观点是相悖的，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交模式，“失败展览”现象折射丰富多元的社会文化构成和青年群体心理变化，下面从技术、个体、群体三个方面进行简要分析。

1.1 技术赋能：数字技术重构传统关系网络

费孝通指出传统关系网无论是血缘还是地缘，都存在稳定性、确定性和鲜明的层次感，形成了差序格局[3]。随着现代数字技术的出现，人们对血缘、地缘的依赖性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数字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传统社交之所不及，人们交往不再拘泥于血缘、地缘，而是以个人为原点，如射线般放射而出，将全世界的人们相连[4]。线上社交彻底解放了时空，释放了人们的内在交往意愿，兴趣成为人们交往好友的新准则。人们对社交拥有了更多自主权，再小众的人群也能更快速地找到有归属感的社区，基于不同的网络社交平台，人们能实施不同的自我展露和交往策略，体验不同的乐趣，同时社交圈层化孕育了多元丰富的亚文化[5]。

1.2 焦虑心态：对“向上流动”的渴望与“向下沉沦”的恐惧

小镇做题家的“失败展览”不是说他们能力和知识欠缺，而是指出路的问题。小镇做题家的困惑是，良好的高等教育没有给他们带来相应的经济回报或社会资本。小镇做题家作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小镇青年，他们中的大多数通过自己的努力留在了城市，并且获得了与自身教育程度相匹配的职位，本应属于社会的“预备中产阶层”。但由于社会向上流动通道的窄化，以及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多，年轻人的“预备中产”身份迟迟难以“转正”，出于对向上流动的渴望和对向下“沉沦”的恐惧，他们陷入焦虑、身心俱疲[6]。高热度讨论贴《经历&共鸣：985硕士，月薪三千》中作者写道“写下这些主要是想发泄一下，顺便希望帮到同样在迷茫期的内卷受害者”；“很明显，大学生活让很多人误以为真正跟其他优秀同学站在同一起跑线了，而出了学校就被打回原形”。“失敗展览”更像是人们面对挫折寻找意义、自我关怀和抱团取暖的方式，这种聚集的方式有温和反抗的意味。

1.3 群体孤独：社会交往的需求

雪莉·特克尔用“群体性孤独”（Alone together）来表述现代人的社会生活状态[7]，很多人因长时间沉迷于网络世界的虚拟社交而减弱了现实生活中与人交际的正常能力，从而产生人群疏离感，感到孤独。当前，人际疏离的社会现实使得个体的这些基本需要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满足，从而产生强大的内驱力，促使个体转向网络的虚拟环境中寻求情感交流和宣泄[3]。反之，换个角度看“群体性孤独”，应该看到“硬币”的另一面，互联网也给我们提供了获取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的新途径[8]。线上社交作为线下社交的补充，拓展了人们社会交往的触角，满足了人类社会交往的新需求[9]。

社交需求隶属于马斯洛需求理论的第三个层次，即在人类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满足之后，社交需求可以进一步理解为情感和归属的需要[10]。独生子女是当代社会结构与关系结构的真实写照，他们生活在城市的钢筋“森林”里，父母工作繁忙，长时间一个人独处，很难体会到亲情、友情或者爱情的温暖和美好，他们感情得不到倾诉和表达。社交媒体的出现满足了这些青年群体社交的需求，通过网络，他们在“云上”彼此连接，寻求慰藉。

研究发现，“失败展览”现象对公共交往、群体交往和人际交往三方面具有明显的影响：首先，在公共交往层面，“失败展览”现象与青年群体“自嘲”的社交话语转向具有内在一致性；其次，在群体交往层面，“失败展览”有利于凝结群体认同；最后，在人际交往层面，“失败展览”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交模式，它所呈现的弱连接属性，有利于形成真诚的情感社交。

2.1 话语转向：自嘲成为一种社交礼仪和话语范式

自嘲（Self-mockery）是处于窘境的人们为缓解尴尬氛围采取的言语策略，自嘲者通过矮化自身形象的方式来释放压抑的情绪，从而获得心理宽慰和精神愉悦。当前自嘲现象从现实社会延伸至网络社会，使用人群则以活跃于社交媒体平台的网络亚文化群体为主，呈现出青年集体性自嘲的流行趋势[11]。文章《顶尖高校：绩点考核下的人生突围》将大学生面临的“内卷困境”从部分群体的自我戏谑转变为社会公共议题，“废物是我”“是我不配”“膜拜大佬”等随之也成为网络流行词汇，这种通过捧杀他人并贬低自己的对话方式成为了一种新的社交礼仪和话语范式[12]。但冠以“废物”之名的自嘲“失败”，在本质上不是完全的颓丧，反而是另一种“上进”的表现。2017年英国瓦尔基基金会《全球公民资质调查》显示，与富裕国家青年普遍存在的主动失业相比，中国青年的求职态度最为积极。豆瓣用户“Allons-y”发帖称“投出了50份简历依然没有回音、这是逼我创业吗”“手握Costa在咖啡厅里吹空调，共享经济、封面画作，等于浓厚的都市精英质感”。在积极的进取心和巨大的现实压力之间，当代青年人成为背负高压前进的一代。自嘲成为他们缓解焦虑，努力与自己和解的方式，在自嘲背后延伸出“良性心理防御机制”，充满着对未来的积极情绪态度[13]。

2.2 群体归属：“他者”到“我们”的身份找寻

群体之间的身份认同，回答的是“我们是谁”的问题[14]。豆瓣小组群体成员之间的身份认同建构，是通过感知内部的同一性（即我们群体的归属）和外部的差异性（即他们群体的划分）这一过程来完成的[15]。“计划”小组设立了较高的进组门槛，想要加入其中需要发送入组申请并获得管理员的许可。小组的设立可以看作是对同好者的一次筛选，严格的审核条件可以看作是二次筛选。小组需要在入组申请中填写“暗号”，入组暗号藏在组规之中，只有仔细阅读组规的人才能发现。在经过筛选后，成功入组的组员会对小组产生较强的归属感，为组员身份感到骄傲，从而加深对自己身份的认同感。同时豆瓣小组是典型的以共同的兴趣爱好将陌生网友相连的趣缘社区，“计划”小组更具有较为明确的指向性：小组的讨论话题包括分享失意经历、寻找同乡同校面临困境的“做题家”，互助脱困等。拥有相似经历和人生体验的“做题家”在赛博空间里找到归属，在彼此的交流中投入时间与感情，在信息传播中加深了对自我身份的认同[16]。

另外，社群知名度的提升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小组成员对集体身份的认同。随着“计划”小组热度的增加，小组成员明显感受到自己所在的网络社群愈发受到外界关注。进组考核难度增加（填写学校信息及一段“失意”的经历），也让社群成员意识到自己所属的亚文化群体的稀缺性[17]。在外界关注之下，豆瓣小组成员将外界对社群组织的认可内化为对自己社群成员身份的认可[18]。对于自我身份和社群身份的认同，进一步激发了小组成员的表达欲望，小组成员渴望分享符合社群规则的多样化内容，渴望自己的经历与体验能够被其他成员认可，获得他人的关注并引发热烈的探讨。成员积极参与对构建网络社群文化至关重要，这种深度参与帮助小组实现内容生产的正向循环，小组成员越多参与到社群讨论之中，就越发加强其对自我以及集体的身份认同。

2.3 社会交往：弱连接下真诚的情感社交

格兰诺维特指出，传统社会每个人接触最频繁的是自己的亲人、同学、朋友、同事……这是一种十分稳定的然而传播范围有限的社会认知，这是一种“强连接”现象；还存在另外一类肤浅的社会认知，如一个人无意间被人提到或者打开收音机偶然听到的一个人，格兰诺维特把后者称为“弱连接”[19]。格氏认为，互联网提供了让原本素不相识、地理距离和社会距离都很远的陌生人互相结识和交谈的机会，非常适合“弱关系”的建立。“计划”小组中的发帖与回帖，仅仅针对话题展开讨论，讨论结束后大部分成员之间不会私下联络，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不稳定的“弱关系”。虽然，小组成员之间的“弱关系”不如“强关系”稳固，但是却具有格氏所说的低成本、高效率的传播特征。“计划”小组成员之间的“弱关系”使其能够获得更丰富的信息，例如豆瓣用户“简自卑QAQ”发帖“提名B站有用的网课”得到组员热烈讨論，基于不同学科背景的小组成员在讨论中补充分享了更多的“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信息茧房，遏制了回音室效应[20]。

另外，“弱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小组成员的媒介意识形态（media ideologies）。媒介意识形态指的是人们自己所建立的一种信念，这种信念塑造了用户思考和使用不同媒介的方式[21]。新生的媒介技术在用户的使用过程之中，往往会被其排列到既有的“情感序列”之中[22]。在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平台上，从最初的自由分享、真实自我的展示到最后的“形象管理”，人们对媒介的定位正在发生变化。相比没有朋友的“朋友圈”，小组成员之间“弱联系”反而提高了用户对豆瓣的情感排序。因为用户彼此陌生，在无熟人关注的社交平台，小组成员实现了真正的匿名，所以更敢于表达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提供行业秘辛，甚至讨论私密性极强的话题等。

“失败展览”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数字技术的发展重构了传统社会关系网络，也相伴而生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焦虑和孤独感是网络时代青年群体内心的写照，也是“失败展览”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作为一种新型社会交往模式的“失败展览”，也在多个层面影响了社会交往的结构关系：自嘲成为一种新型的社交礼仪和话语范式；失败经历的“展览”塑造了群体之间的归属认同；弱连接的沟通形成了真诚的情感社交。目前鲜有关于“失败展览”现象的深入研究，“失败展览”在成为某种趋向的同时，其背后复杂的张力还有待学界去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彭佳妮，冯广圣.“拟在场”：网络社交礼仪功能辨析：以微信“拍一拍”为例[J].东南传播，2021（3）：130-132.

[2]吴风，谭馨语.社交动机自我呈现：弱关系主导下社群意见表达策略的实证研究[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1，43（6）：158.

[3]王灿，冯广圣.论新媒介对乡村人际交往方式的再造：基于豫东南C村的田野考察[J].东南传播，2021（7）：31-34.

[4]卜嘉敏，徐力.赋能与回归：新媒体语境下乡村文化传播现状调查与分析：以南京市溧水区X村为例[J].东南传播，2021（7）：39-42.

[5]杨鑫，冯广圣.基于趣缘的隐性连接下文化的狂欢：基于“惊雷”“淡黄长裙”现象的考察[J].东南传播，2020（11）：83-85.

[6]甘露颖.网红经济视域下审美文化的转向：以女性“容貌焦虑”现象为例[J].东南传播，2021（5）：20-22.

[7]王菲.后疫情时代老年群体数字融入的困境与对策[J].东南传播，2021（5）：113-116.

[8]董晨宇，张恬.反思“孤独社交”：社交媒体真的让我们更加疏离吗[J].新闻与写作，2019（6）：50.

[9]徐娉婷，冯菊香.大学生时尚杂志电子刊消费的心理动因与行为特征[J].东南传播，2020（9）：89-92.

[10]冯菊香，邹嘉楠.认同与重塑：网络游戏社区中拟态关系的影响研究[J].新闻知识，2021（2）：21-26.

[11]舒竞.社交媒体中青年自嘲文化的互动传播分析：以“柠檬精”为例[J].新媒体研究，2020，6（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