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芙蓉 许玲

摘 要 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网络谣言，选取民众的视角进行调查，理论基础为7W传播模式，旨在揭示民众谣言接受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民众生命安全的强烈需求、“重生恶死”的生命观，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发性、严重性、不可控性、模糊性及特殊时间、事件节点等情境是谣言传播的前置条件。事件中民众的年轻化、高学历等特点、文本意义建构的选择性、媒介的多样性、强关系连接的再传播加强了谣言循环传播。同时，有关生命安全与防护、对政府公信力的质疑等谣言更易引起民众的重点关注。

关键词 7W模式；民众；谣言调查；接受度；新冠肺炎疫情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21）20-0001-09

基金项目：2020年广东教育厅普通高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科研专项（项目编号：2020KZDZX1137）。

1 研究背景

2020年1月，武汉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采取了“封城”“隔离”等强有力措施以防止交叉传染，各省市也陆续启动一级响应。面对突发公共衛生事件，漫天飞舞的谣言让人真假莫辨，极大扰乱了舆情秩序，也加剧了人们的恐慌情绪。

国外对谣言的研究相对较早，1947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和波斯曼在二战期间对谣言问题进行的专题研究被公认为谣言研究的重要开端。此后谣言研究逐渐兴起，学者们对谣言给出了不同的定义，如“未经证实的解释”“社会现象的假说”“无可信来源的信息沟通”等[1]。巢乃鹏等提出“谣言，是指在特定的环境下，以公开或非公开渠道传播的对公众感兴趣的事物、事件或问题的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诠释。”[2]本文沿用此定义。但鉴于有些“谣言”后来被证实并非谣言，在调查中用“传闻”来表述。

2 研究依据与设计

以7W模式为理论基础，从民众角度揭示谣言的传播机制，旨在揭示谣言接受的影响要素，分析某些群体现象、心理特征及其需求，为谣言消解、引导及治理提出一些合理的建议。这是本研究的目的。

1958年理查德·布雷多克（Richard Braddock）提出了“沟通过程的七个方面”的问题清单——谁（Who）在什么情况下（What Circumstances）通过什么媒介（What Medium）对谁（to Whom）说什么（What），目的（动机）是什么（What Purpose），效果是什么（What Effect）？他在拉斯韦尔5W[3]的基础上，增加了“情境”（What Circumstances）和“动机”（What Purpose）两个环节，提出了7W模式[4]。鉴于谣言传播中Who常常被隐去，本研究将民众设定为考察对象，Who直接指代民众，To Whom指对下级民众进行再传播。这里的民众是指大众传播媒介的接触者和大众传播内容的使用者，等同于“受众”。

本研究试图回答以下问题：

1）谣言的传播机制是什么？

2）民众的哪些基本特征影响了谣言的接受度？

3）哪些信息内容是容易被接受的？

4）不同层级的民众有什么不同的媒介使用习惯？

5）影响再传播的重要因素是什么？

6）民众因什么动机接受不同的疫情谣言？

7）什么特殊情境加速谣言传播？

8）谣言的接受效果如何？

围绕以上问题，做了以下三方面的资料收集与调查：1）收集2020年1月20日—2月11日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网络谣言（包括网页、自媒体、微博、微信聊天等）；2）2月7日—11日，用腾讯问卷发起了“关于疫情的网络信息接受度”的调查，内容包括谣言传播及接受度的7个大项，24个子项，其中也涉及政府、主流新闻媒体发布的相关新闻与辟谣信息等；3）在2月11日前对5位不同年龄的受访者进行关于“双黄连事件”的网络访谈。

网络调查采用滚雪球的方式，共回收1 289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1 284份，涵盖28个省市自治区。其中，20～50岁为主要受访人群，占3/4强。30岁以下占41.82%，30～40岁占20.72%；男性占34.5%；女性占比65.5%；高等学历占77.96%，高中以下仅占5.37%；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占一半强，群众占43.54%；广东省的居多，占41.2%；其次是湖北，占16.51%。通过SPSS22软件，采用描述性分析、显著性分析、T检验等方法对数据统计处理，获取了网络谣言的传播机制及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谣言接受度的相关数据。

3 谣言传播机制

从单一渠道的微观层面分析，布雷多克7W模式中传播效果、情境与动机（目的）位于并列的位置，传播效果处于显性表现层面，而情境与事件、动机与民众紧密相关，属于隐性的传播层面，这三方面相互作用，形成了以民众为中心的谣言循环扩散型传播路径，“再传播”民众成为下一轮循环的传播者。在特殊的事件和时间节点（发布“人传人”“隔离”及“封城”等消息）作用下，因为不同的动机刺激，民众通过媒介主动或者被动接收信息，媒介又通过改编与强化信息等手段传递给有需求与亲缘、学缘等关系压力的易感民众，谣言就产生了再传播甚至群体事件等强效果（见图1）。

从宏观层面分析，网络谣言的发展并非单一渠道传播，许多谣言都是多渠道传播。通常以人际多向顺延的“漩涡型复式传播”模式，具有速度快、信息量大、反馈性强的特点[5]。纵观新冠肺炎疫情的谣言传播，通过7W相关环节交互作用，谣言实现了多点爆发，特别是关键节点上，人际与网络间呈几何级增长，甚至引发了抢购双黄连的群体事件。3.1 易感人群：低等学历者及女性，对疫情的判断更悲观，对民生、经济恢复更担忧

超过半数样本对疫情的判断比较乐观。如图2所示，样本中觉得在一周至夏天可以控制的占58.18%，其中男性中的66.37%持此观点，女性占比53.86%。“很难说”选项占总样本比38.79%，女性比男性高出13%；“很难控制，可能会蔓延到全球”占3.04%，学历越高占比越高。

对疫情后的担忧主要集中于患者康复及民生、经济等方面。如表1所示，对感染者治愈后留下后遗症占比高达58.26%，尤其是女性；其次是物价上涨、社会心态、国内经济等方面。

3.2 信息附着：1/4左右民众相信关于生命安全及防护的传闻，有细节、分析合理的信息更易传播

选取了已经辟谣或者被删除的26个传闻，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第一，安全及生活需求，包括生命安全（病毒来源、病毒防治、病毒扩散、病毒危害）、生存保障（高速封路、油站无油）、个人财产与信息安全（支付宝数据）；第二，对社会公众人物及医护群体的关注与担忧（钟南山院士、医护人员等）；第三，政府公信力及公平性（红十字会传闻、武汉病毒所所长等）；第四，社会道德（卫健委所长带毒潜逃、超级病毒传播者）；第五，国际形象及国际态度（新加坡航空）等。

1/4左右民众相信关于生命安全及防护的传闻。最相信的传闻“SARS病毒没有消失过，一直寄生在蝙蝠身上”，占27.8%；其次是“武汉市红十字会收取捐赠服务费”，占25.08%；再次是“成都一男子经武汉停留10分钟被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占24.53%。这些传闻传达了担忧、谴责与恐惧等情感与态度。

文本内容真实有细节、分析合理，认同度很高。如图3所示，“某些文章真实，细节很详细，我相信”，认可度中位数3分比31.62%，4～5分强认可度占40.26%；“文章写得好，分析有条理我就相信”，中位数3分占29.91%，4～5分占33.18%。

3.3 媒介改编、强化：新闻网站、微信及微博为主要的传播媒介，直观的信息形式容易传播

媒介与信息具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媒介通过信息强化事件的严重性，改编某些环节，高密度强化以唤起民众的记忆、期待，信息附着在媒体上以更新颖、多种形式呈现出来。

新闻网站、微信及微博为主要的传播媒介。“您最能接受的信息传播途径”，列举了新闻网站，常见的自媒体、社交平台、社交论坛、社交工具及其他。其中新闻网站占比最高，达73.83%；其次是微信，占比72.12%；再次是微博，占比45.33%（见图4）。

获取新闻信息是第一需求，直观的信息形式更容易被接受。“最喜歡的信息发送形式”中：新闻占比最高，达74.45%；其次是图片、公众号、视频，均超过四成；某些大咖的文章占14.88%（见图5）。“某些信息有视频，直观性强”4～5分强认可度占31.62%，中位数3分占比34.74%；“某些信息有图有真相”中位数3分的占比33.72%，4～5分占28.27%。

微博在媒介中排名第三。结合“会上微博，参与疫情相关话题的讨论吗？”，共回收358份有效问卷，半数以上不发微博。可以看出微博还不是大部分人发送信息的渠道，更多的只是阅读，获取信息。只有9.78%的人会进行评论反馈（见图6）。

3.4 再传播循环：超过五成的民众会转发有关防治的信息，超过八成的转发对象是亲戚朋友等强关系

20.40%的受访者“一般不转发”，这部分人群是被动接收者。其中20岁以下人群比例更高，占36%；中等以下学历的最低，占16.96%。被动接收的信息只是静止的，造成的影响也是线性的，不会继续传播形成辐射。

其中半数以上是再传播者，即会转发谣言的民众。他们的转发行为是有选择性的。有关防治的，57.32%会转发，有随着年龄增加而增加的趋势；女性比男性高出近4个百分点；不同学历之间没有明显差异（见图7）。

转发对象方面，限制条件是会转发的受访者，共收到1 022份样本。84.15%会转发给亲戚朋友等关系比较亲近的人；41.10%会转发到朋友圈；31.90%会转发给同学群（见图8）。

3.5 极化效果：某些谣言使民众催生了新冠肺炎疫情不可控的认知，激发了同情、害怕、恐惧等情绪，引发了对红十字会、某些权威机构的质疑

“效果”指信息到达民众后，民众在认知、情感、态度和行为各层面所产生的反应，它是检验传播活动效果的重要尺度[6]。民众具体表现为不信谣、信谣、传谣、群体事件等。通过一些具体定向谣言放大民众的恐慌情绪，产生了极化结果——群体事件。

某些谣言让不少人产生了新冠肺炎疫情完全不可控的认知。“成都一男子经武汉停留10分钟被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有24.53%的人相信。

有些谣言让人产生了同情、感动、害怕、恐慌等情绪反应。相信这些传闻的原因：“医护人员的事迹令人感动”占41.82%。“大家都在传全国感染人数有10万，是因为对这次疫情不了解令人恐慌”，（非常）同意的占比43.38%，25.47%的认为一般（见图9）。

态度方面，主要表现为对社会公平及政府公信力的质疑。“红十字会将口罩拿出来卖”的传闻满天飞是因为大家不相信政府的公信力，37.15%的（非常）同意，33.64%的人群态度中立。

行为方面，最常见的是转发谣言，极端的反应会引发群体性事件，“双黄连事件”即是例证。新华社@新华视点1月31日22：46发布微博称：“记者31日从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获悉，该所和武汉病毒所联合研究初步发现，中成药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该信息发布几小时就转发3.6万，点赞57.4万。而且大量媒体转载，阅读量迅速达到“10万+”。不到5分钟所有网店的双黄连口服液抢购一空，许多城市居民连夜排队抢购双黄连口服液。

但是“双黄连可以防治肺炎”被很多人相信是因为权威媒体发送的。针对此信息共回收269份答案。36.80%认为一般，不同意占24.90%，21.19%非常不同意。因为发布问卷调查时，“双黄连事件”已经辟谣，大部分人接受了辟谣信息。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辟谣对人们态度转变的作用。

3.6 疫情暴发及政府宣布“人传人”“封城”等时间节点成为引爆谣言的重要情境

特殊事件背景下八成以上民众心理感受为负面，但是积极配合政府（见图10）。“听到武汉封城的消息，您的感受”选项中，恐惧、害怕、担忧等情绪占83.41%，但是受访者觉得“不满”的只有1.25%，湖北更低。这说明，本能的恐惧害怕反应并没转化为对社会的仇恨与攻击，相反与政府配合度很高，觉得“有必要，积极配合政府”占比78.43%。

在宣布“人传人”“封城”等特殊情境下谣言接受度超过四成。如表2所示，“钟南山宣布人传人的时候”占比高达45.87%，女性比男性、中等及以下学历者比高等学历者高出10%多；“宣布武汉封城的时候”占44.94%，“政府宣布病人需要隔离的时候”占34.89%。D与A选项数据相差33.41%，说明对于普通民众，并不想探究病毒的原理，更想了解它的特點、传播途径、对人们可能造成伤害的影响因素，从而指导防护，获得足够的安全感。

3.7 内在的安全需求与外在媒介谣言、社会关系链的压力刺激民众接受谣言

布雷多克说“他的动机是传递信息，表达情感和态度，激发情感和态度，还是让观众做某事或同意某事”[4]。在新冠肺炎疫情中，谣言接受的动机有来自内部的情感需求，也有外部的压力、诱导。

民生、医疗及社会公平需求是谣言使人相信的主要原因。41.91%的受访者认为“某些影响生活的事引起关注”；41.82%选择“医护人员的事迹令人感动”；41.51%认为“社会中一些不公的事情引起关注”（见图11）。

“支付宝提供了在武汉海鲜市场的支付数据”被相信，是因为大家担心自己的个人信息被泄露，（非常）同意占比31.31%，（很）不同意占比34.42%。财产安全的需求比生命安全略低。

不同特征的民众，在恐惧、害怕、担忧等心理状态下，在特殊的时间节点、事件发生以及周围传谣的压力情境之下，出于寻求安全的心理慰藉或者对公信力质疑以转移注意力等动机，从不同渠道主动或者被动接收谣言信息，产生了不同的认知、情感、行为反应等效果。

4 民众接受度影响机制

谣言接受度是谣言产生影响的关键指标，接受度可从接受效果角度考察。接受效果可分为群体及个体效果。群体效果直接表现为转发、不转发、群体事件等，个体效果主要表现为情感、态度、行为的改变。比如激发同情、恐惧、担忧等情绪，表达了相信、不相信等态度，产生了不造谣、不传谣或者传谣、抨击、参与抢购等行为。

4.1 年龄越大的民众越不相信关于公信力的谣言，20岁以下的民众转发意愿最低

女性更关注生命安全，如“感染者治愈后留下后遗症”、影响生活方面以及社会不公的信息，分别比男性高出13%、10%、7%。

近4/5受访者为高等学历，学历越高对待突发情况如“武汉封城”越淡定，对前景的判定越不乐观，对社会问题如公平的关注度越高。

从地域来看，在面对影响生命安全及生活保障等原因时，如“武汉封城”“我身边有人感染”，湖北样本比广东相信传闻的比例高出近10%、14%。

转发方面，30岁以下转发信息的意愿更低。有关防治的转发比例超过一半，有随着年龄渐长而增加的趋势。中等以下学历的人群转发的内容倾向于“政府通知”和“有关防治的”。

关于谣言消解方面：近八成会看辟谣专栏，二成多不会看；男女比例没有明显差异；30岁以下人群看辟谣的比例比较高；高等学历者比中等及以下学历高出近5%；广东与湖北没有明显差别，与平均值相当。

4.2 有关生命安全的信息接受度最高，其次是社会公平、政府公信力等内容

有关生命安全的谣言接受度最高，因为信息文本提供的“生命安全”等含义召唤民众的期待——体现了中国文化“重生恶死”的生命观。26条传闻中排名前十的，“生命安全”类最多，其次是生活保障，再次是政府管理方面。

媒介（大部分是自媒体）通过减省信息价值（并未清晰交代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具体细节）来传达他们的意见、意图，从而引起民众的恐惧、担忧、同情或者愤怒的情绪。相信传闻的原因里，“医护人员的事迹令人感动”占比超过一半。

文本选择性传递信息，而民众也寻找与自己的内心期待相匹配的，从而达到意义共振。从关注度最高的主题上分析，与中国的传统观念及社会心理相关。“有关防治的，会转发”超过半数；“钟南山院士建议盐水漱口防病毒”相信的占15.81%。每当灾疫来临，预防、治疗疫情的小道消息都是谣言的重灾区。

无论是对患病的恐惧，还是对防治方法的重视，都与中国人的生命观有关。中国人普遍怀有朴素的生命观，如“不知生焉知死”等“重生恶死”观念。当生命权在重大事件中被凸显、放大，生命安全的内在需求被激发，一些次级需求比如自由活动、财产安全等便退居其次。这是人们在不可控事件中更容易被外界信息所影响的主要原因。

社会公平、政府公信力依然是每次灾情被关注的次重点。“社会中一些不公的事情引起关注”占比超过四成。女性更关注社会公平现象；随着学历升高，对社会不公现象关注度升高。“红十字会收取捐赠服务费”，相信的比例占1/4多，“红十字会将口罩拿出来卖”的传闻满天飞是因为大家不相信政府的公信力，（非常）同意的比例超过1/3。

媒介選择性建构意义。媒介通过重大事件，将某些现象进行挖掘发酵，传递一定的态度倾向，引导民众的价值取向。政府的服务与管理问题是屡次重大事件中的漩涡中心。一方面，必须防止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民众的心理挑起对政府的敌意；另一方面，可以运用这些传言改进政府管理的透明度、合法性及公平度。

4.3 权威媒体依然发挥着风向标的作用，新闻网站及微信被普遍接受

最常用的媒介为新闻网站、微信，最喜欢的传播形式有新闻及图片、公众号，微博主要为年轻人所接受，基本是为了获取信息。

从媒介选择来看，所有媒介的占比总和为347.43%，说明每个人平均使用约3.5个媒介。第一层级为新闻网站（占73.83%）、微信（72.12%）；第二层级为微博（45.33%）、公众号（43.69%）。视频网站只有7.01%，但是使用电话的占9.42%，其中60岁以上样本占26.32%。

最喜欢的传播形式，第一层级的有新闻（74.45%）；第二层级有图片（44.63%）、公众号（43.93%）、视频（42.83%）。同时，信息表达形式上，“信息有细节、真实”（非常）认可的超过四成；因为“有视频”而（非常）认可超过三成；“某些信息有图有真相”被认可的近三成。调查说明民众更趋于理性，追求真实，所谓有图有真相的说法，被大量的P图所破坏，认可度反而不高。

与其他社会化媒体相比，微信平台具有强关系社交、传播环境较封闭、私密化的互动情境、自净功能较弱等特征[7]。72.12%的样本会用微信，其中60岁以上人群占比94.74%。

微博以及时性、互动性为主要特征，传播效率相对较高。超过半数的受访者不发微博，发微博、参与评论的占一成多，大部分为年轻高学历女性。另外，高等学历者对文字为主的冷传播比如新闻、公众号等接受度比中等及以下人群高出10%，特别是一些大咖的文章。

大众媒介已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但是权威媒体依然发挥着风向标的作用。

选择辟谣平台的总比例201.48%，说明每人至少看两个以上平台。官方网站占1/3强。其次是专家辟谣，占了2/5强；具有公信力的政府及权威公众人物更容易在突发事件中获得恐慌人群的信任；权威平台是人们获取正面资讯的最常用媒介（见图12）。

4.4 近八成民众有再传播行为

再传播是谣言几何层级扩展的关键节点，通过民众赋予意义、重新筛选后再转发给相关人员而取得效果。再传播效果衡量设定为转发或者不转发。二成多民众不转发。30岁以下人群不转发的比例明显更高。

转发内容最多的前三项为有关防治的，有关政府的通知以及好的分析文章。其中中等以下学历者更愿意转发政府通知及有关防治的信息，可以有效及早发布正面信息，及早引导，通过他们多传播正面消息。

强弱关系决定了信息转发的对象。再传播民众第一层级是亲戚朋友，属于强关系连接，无论哪方面的信息首先都会选择转发给这个关系群；第二层级为朋友圈、同学群和工作群，属于弹性关系连接，转发二成到四成不等；兴趣爱好群、党派群、信仰群等为外围层级，属于弱关系连接，选择转发的比例明显很低。中等及以下学历人群与高学历人群没有明显差异。另外，亲戚朋友属于人际关系网络，不同于网络虚拟关系，会更容易产生信任感，对于在这个圈层内传播的信息，有封闭传播的特点，更容易被下级民众所接受。

男女的身份认同不一样，选择转发的对象有一定差异。男性更多注重事业、成就认同，所以男性转发到同学、工作、兴趣爱好群比例更高，而女性对于亲情、感情的归属感更强，因此转发比例最高的亲戚及朋友圈，分别比男性高10%、5%多。

从关联信息来看，民众不会因为信任关系而盲目转发，理性程度越来越高。“我越信任传送消息的人，我就越相信这些信息”认可度数值为3.02，中性偏强水平。关联相信这些传闻的原因“宁可信其有”占比21.74%，近八成民众不会跟风相信。

4.5 特殊情境和特殊时间节点是影响谣言情境接受度的两个主要因素

布雷多克从微观层面探讨传播情景要素中的“时间”（time）和“情境”（setting）两个因素[4]。

一是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发性、严重性、不可控性以及模糊性，构成了谣言的特殊情境，是谣言滋生的温床。事件的突发性引起了民众极大的心理压力和恐慌，四成以上的民众“在宣布武汉封城的时候”更愿意相信那些传闻；在不同时期，关于新冠肺炎的定性从“不传人”到“有限人传人”到“钟南山宣布人传人”，民众对于其严重性及不可控性感知也加大，此时相信传闻的占比超过1/3；因为事件的模糊性，民众“对这次疫情的信息了解很少，没有安全感”占24.64%。

二是刻板印象更容易将矛头指向人事，特别是政府。另外，民众的地缘关系也影响了接受度差异。“红十字会将口罩拿出来卖”的传闻满天飞是因为大家不相信政府的公信力，（非常）同意占37.15%。地缘方面，湖北比例明显高于广东。

三是特殊的时间节点影响了谣言接受度。人们常常沿用过去的经验对待未知事件，其经验在不同时间的作用被夸大，从而更相信传闻。如最相信的传闻是“SARS没有消失过”，将新冠肺炎与SARS进行类比，以求获得经验的关联从而解释事件。

在官方信息真空期间，民众希望从外界了解一些信息这一项趋于中性偏强水平，“某些信息让我了解了以前不知道的信息，我就越有兴趣”，数值为3.03。

4.6 谣言接受动机

布雷多克的“Purpose”既指动机，也指目的，指代传播过程中接受信息的驱动力，它包括个体的内在动力，也包含外在压力下的驱动力。

4.6.1 內在动机：内在的负面情绪及事件严重性等压力是影响民众接受谣言的主要动机

内在动机来自民众内在的情感、认知等，驱使民众接受谣言得到心理上的满足，产生成功感、归属感或其他愉悦、纾解压力的体验。

突发事件产生的负面情绪加速了谣言的传播。当代中国网络传播呈现出“后真相”的特点，网民的情绪与倾向对事件传播所起的作用远远超出事件真相的影响[8]。超过八成的人在“武汉封城”时觉得害怕、恐惧或担忧；“疫情事关人命，特别关注染病人员相关信息”，认可度高达4.3。另外，对于灾后的担忧很强烈。如染病人员的后遗症、物价上涨、国内经济难以恢复、社会心态的改变排名靠前，分别占比58.26%、49.30%、46.96%、45.17%。

四成多的民众希望通过细节性强的文章了解事件的真相。两面提示原则认为，长期受到两面而不是一面意见，会对负面的消息产生免疫力。而在一面提示下的思想会在接触到两面信息时，对于非主流信息进行报复性反弹而更广泛被接受。特别是本次受访者，大部分是高学历的年轻人，具有较好的教育背景和求真的愿望，也具备一定的反思与批判精神，较容易接受两面提示的环境。

4.6.2 外在动机：不断升级的谣言诱导及社会关系连接压力

突发事件通过各种手段不断强化其严重性、不可控性等，吸引、激励、诱发民众，成为促进他们接受的动力源泉，称之为外在动机。

从2003年的SARS到新冠肺炎，防治和染病的不同途径、离奇的染病经历等是谣言最泛滥的话题，是针对人们在特殊事件中的需求而制造恐慌、吸引眼球的惯常压力手段。文本通过夸大事实、移花接木、恐吓、呼告、建议、同情等方式，向民众提供不同的情感、态度压力以及行为指向。超过八成的人对“感染人数十万”感到恐惧。“成都一男子经武汉停留10分钟被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也是利用夸大事实、移花接木等方式引起恐慌情绪。

通过谣言，使人们产生移情心理，强化优越心理或者受害心理等。“医护人员的事迹令人感动”占比超过四成，有随着年龄增长而更容易被感动的趋势。

群体社会关系连接压力带来的谣言接受动机。因为群体关系中强连接的高转发率，造成了个体在社会中寻求身份认同的压力，从而接受谣言。

集体文化观念的激发，形成了较强的集体意识，民众对于政府的权威性比较认同。因此，转发政府通知与有关防治的比率相当，分别为57.97%和60.87%。民众在听到武汉封城这个消息后，“觉得有必要，积极配合政府”占78.43%，与三种负面情绪（害怕、恐慌、担忧）比例之和相当。这些观念也转化为积极配合政府防疫抗疫。

总之，在新冠肺炎疫情重大卫生事件中，谣言传播较为突出。首先，强烈的生命安全需求是内在原因，另外，事件本身的突发性、严重性、不可控性以及不同情境下政府所采取的特殊举措，政府、官方媒体关于病毒信息披露不及时，科学防护宣传的薄弱，加剧了民众的恐慌情绪，给谣言滋生提供了温床。信息文本通过呼唤结构唤起人们对于生命意识的过度关注与恐慌，从而传播相关谣言；年长者是微信的最大使用群体，对于生命防护的需求也更高；高等学历人群对于社会不公现象更为关注；疫情中的湖北人民明显对于物资生活保障等方面更为关注与担忧；八成的转发者会转发给亲戚朋友等最亲密的圈层，20岁以下的人群转发意愿最低。

5 建议

新冠肺炎疫情来势凶猛，其影响超出了历次公共卫生事件的广度和深度。在早期疫情侵袭、政府信息缺位、关键信息发布及政府采取重大举措时更容易引起人们极大的恐慌、害怕情绪，也是谣言的高传播期。但是随着政府及时、多角度的信息披露，对于网络谣言的及时处理，民众愿意积极配合政府工作，转达政府通知，心态渐趋理性。

为了建立更为合法有序真实开明的舆论环境，打击恶意谣言，防止类似事件中的谣言传播，建议如下：

1）建立舆情模型，预测突发事件的关键时间节点、关键信息内容，监测转发频次等，及时做好普及医学知识、防治措施及政府决策等宣传，在谣言出现之前进行预警式信息发布，提前布局将为后面的人力、物力等节省更多成本，达到事后解决问题数倍的效率。

2）在法律的框架下，营造相对宽松的网络环境。应适当宽容对待日益成长的年轻高学历网民的批判性思维，容许在突发事件来临时的不同声音，各职能部门也应循着这种不同声音对政策、执行方面进行反省与排查，以提高行政治理水平与效率。同时媒体也应肩负提高网民认知，帮助其辨别真伪不断成长的职责。更重要的，对于那些恶意造谣扰乱社会秩序、危言耸听、恶意攻击的言论及团体、个人，用法律的手段予以制裁。

3）拓宽官方信息披露的渠道，采用图、文、视频等多形式多渠道及时发布官方信息；深度挖掘信息内容，拓展报道题材。目前新闻网站、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基本具备发布关于政府决策、医疗信息、辟谣等功能，应加强深度报道一线的医护人员、建设者以及各种参与救治的志愿者、团体，还有普通市民、病患者的生存状态等内容。

4）提高政府部门及信息发布权威平台的公信力，媒体当好舆情的“守门人”。明确各级职能部门职责，加强合作与信息沟通，及时准确发布各类信息。规范管理各级红十字会的人员管理、物资管理与发放准则、流程、时间期限及监督机制，严格审核各类媒介、研究机构的信息内容，做到求实求真，不浮夸不诱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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