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数字出版企业的数字化模式及创新路径分析

2021-03-16许桂芬

新媒体研究 2021年20期

关键词：数字出版创新路径

许桂芬

摘要我国新型数字出版企业的数字化模式，因内容对象的不同、服务对象的不同而千姿百态。综其主要特征，将其分为平台服务型、专项服务型、知识服务型三种类型。然后依据其这些年的探索和经验教训，总结并分析它们在发展过程中的创新路径。

关键词数字出版；新型数字出版企业；数字化转型模式；创新路径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21）20-0071-04

基金项目：国家新闻出版署可信数字版权生态与标准重点实验室建设项目；国家一流本科专业编辑出版学建设项目。

在我国数字出版发展浪潮中，我们可以看到主要有两大类数字出版企业，一类是寻求数字化转型的传统出版企业，另一类则是新型的数字出版企业。本文对后者的概念界定为盈利模式定位于数字出版本身，并以此为业务方向的企业，如同方知网、中文在线、方正电子等。本文将对这类新型数字出版企业的数字化模式及其创新路径做些探讨。

新型数字出版企业的数字化模式及数字出版的终端形态，在数字技术推动下，犹如寒武纪的物种大爆发，日新月异，层出不穷。而从事数字出版技术服务的新型数字出版企业的数字化模式，也因内容对象的不同、服务对象的不同而千姿百态。综其主要特征，可以分为平台服务型、专项服务型、知识服务型。

1.1 平台服务型

早期的新型数字出版企业多为平台服务型的技术提供商，它们是我国数字出版的驱动者[1]。这一类新型数字出版企业，多是一些影响较大的公司，技术实力也较强。同方知网、万方科技、维普资讯、龙源期刊、中文在线、方正电子等都是其中著名的新型数字出版企业。这些公司中，有的已经在数字出版这一领域辛勤耕耘20年之久。

平台服务型的新型数字出版企业，顾名思义，是为内容资源提供商提供数字出版的平台，将提供的内容资源在平台上予以整合，以数字出版物的形态提供给用户。数字出版平台的服务，有机构用户和私人用户。应该说所有的数字出版服务平台，都既为机构用户服务，也为个人用户服务。但从目前投入和产出上来说，机构用户虽然少，但投入少产出大，较易获利。而个人用户的推广，投入大却产出增长缓慢。因此，大部分的数字出版平台都以机构用户为主要推广对象。更有平台依靠其社交开放平台，容纳各类新型数字出版物的服务。以此三类着手，可将目前主流的平台服务型新型数字出版企业细分为以下三类。

1.1.1 资源整合型

同方知网、万方科技、维普资讯、龙源期刊等公司属于这一类的新型数字出版企业。这类企业和科技服务型新型数字出版企业一样，或以为机构服务入手，或以为个人服务入手，实现其数字出版物的服务。但比之于科技服务型企业，更多或更早地实现了为个人数字出版服务的目标。

前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裁陈昕在2004年的方正APABI大会上的主题演讲中有一个观点，即“‘数字出版的春天’衡量的標准是，个人消费使用数字出版物的市场开始成熟”。除了少量只为专业机构服务的平台，平台型的新型数字出版企业的衡量标准亦是如此。

例如同方知网的服务设计，从营销推广来看，是为图书馆服务的。但是从使用体验而言，可以说是完全注重于个人使用体验需求的。同方知网通过对图书馆的服务，推动了我国图书馆向数字图书馆转化，加快了图书馆服务由信息服务向知识服务转化的进程，成为推动我国数字图书馆发展尤其是服务模式转型的重要力量。更是在个人使用体验上，有着卓著的功效。多年来，同方知网完成了智能主题标引与检索技术、碎片化加工技术、数字出版技术、大数据分析技术、智能化技术等相关技术的研制，这些核心技术中以智能标引与文献检索技术、知识元自动抽取技术、XML碎片化技术、基于深度学习的超大字符OCR技术和语义相似性检测技术为重中之重[2]。据官方资料，目前同方知网在全球72个国家和地区拥有3.3万家机构用户、2亿个人用户，网站日访问量1 600万人次，年下载文献总量达到23.3亿篇次，已成为最大的中文数据库服务商。同方知网能发展到这样的规模，与其在论文数据这一内容资源上所下的苦功密不可分，对于其终端用户个人来说，多种技术应用下形成的检索资源的便利、避免个人的论文与已经发表的论文重合的查重功能，具有重要的吸引力。

而传播内容与同方知网完全不同的龙源期刊网，则是精心统计分析最终读者的数据，以提供给与其合作的期刊出版企业，帮助内容资源提供商追踪读者的相关需求爱好，以帮助其可以组织更多读者需要的内容资源，提高期刊的质量。

1.1.2 科技服务型

中文在线、方正电子、睿泰集团等都属于这一类新型数字出版企业。这类企业和资源整合型新型数字出版企业一样，或以为机构服务入手，或以为个人服务入手，实现其数字出版物的服务。但比之于资源整合型新型数字出版企业，它们更多都将力量放在为内容资源提供商提供新型的数字出版方案，以提高与其合作的内容资源提供商的数字化水平，将其融入到自己的数字出版平台中，以实现发展数字出版服务的目标。

中文在线成立于2000年，是国内第一家上市的数字出版企业，其立足于数字阅读，以内容为中心，围绕“文化+”以及“教育+”为战略方向。在中文在线的诸多产品中有一个是数字全民阅读平台。中文在线通过不断地整合形成了完整的在线教育指导服务体系，既有服务于大众的数字全民阅读平台，又有专注于中小学生、教师和家长的分级阅读平台。例如其旗下“中文慧读”是中文在线设计的专门服务于中小学生、教师和家长的分级阅读平台。首创三级阅读模式，即泛读+精读+研读，再加以调研测评、系统测评、核心测评，组成全新适应中小学生的阅读模型。通过中文在线技术团队的研发，更好地发挥了其中小学图书馆的作用[3]。

方正电子亦是如此，多年来不遗余力地推广其电子图书的制作系统，从图书的排版开始就纳入电子图书的同步制作之中，推进纸质图书和电子图书的同步出版。方正电子还全面配合传统出版企业的工作流程，设计了一整套的数字化流程，期待通过推进传统出版企业工作流程的数字化，全面介入传统出版企业的数字化工作，从而在数字图书市场上占据主要优势。因此方正电子有一整套配合传统出版企业工作流程数字化的方案。

睿泰集团也是如此，在为职教定制数字化工作流程的基础上，也推而广之为传统出版企业定制了数字化工作流程，以进而实现出版物的数字化。

1.1.3 社交开放型

腾讯的微信公众号就是一个典型的社交开放型传播途径。已经有不少传统出版企业在此推出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利用社交开放型的平台优势，进行数字出版和数字传播的活动。这类平台的特点就是比其他平台多了可以充分运用自有的社交开放优势，用户的黏性较高，用户的参与积极性也可以得到更大程度的满足。而传统出版企业在这类平台上开展数字出版与数字传播，其投入极小。这一类平台特别受年轻人的欢迎，无论是读者还是编辑。

平台服务型的公司，本身不生产内容，应该属于技术服务型公司。但是在完善了数字出版的流程之后，很容易直接对作者开放，变为部分内容生产商的角色。国外的亚马逊已经有了先例，应该引起我国正在向数字出版转型的传统出版企业的重视。

1.2 专项服务型

专项服务型新型数字出版企业，严格来说，应该是新型数字出版技术公司。这类公司通过对数字出版企业的专项服务，如动画的设计与制作，以及VR、AR、MR、CR等设计与制作，帮助拥有内容资源的出版企业完成新型数字出版物的实现和创新，从而介入数字出版物的专项服务，逐渐进军数字出版领域。这类公司多半以某类数字技术服务起家，其后所形成的新型数字出版企业，也多偏向于这类技术所研发的数字出版物，而且会在转变成新型数字出版企业后，继续延续第三方的数字出版技术服务。

雅昌公司就是从帮助出版企业完成数字化制作，从而完成了自身的发展，变身成为了新型数字出版企业。雅昌原来只是一家印刷公司，通过为出版社提供彩色图像数字印刷的服务等，逐步建立了中国最大的艺术与收藏影像资料库。其下的雅昌艺术网成立于2000年10月，据其官网资料介绍，拥有逾100万专业会员，800万人次日均浏览量。雅昌艺术网有“画廊”“拍卖”“展览”“雅昌讲堂”等多个频道，还为公众网友提供形式多样的网络艺术社区。通过博客、论坛、艺客空间等多种平台，创造一个可以自由发布信息、分享作品相册、沟通交流、结识同好的虚拟生活空间。

1.3 知识服务型

知识服务型数字出版企业有一个特点，即：从知识传播的角度入手，在进行知识服务的同时，将自己转身为新型的数字出版企业。知识的服务本来就是出版传播进入数字化时代的特色，而利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进行知识服务，就是直接提升到新型数字出版服务的最佳途径。

“得到”App（所属公司思维造物）、“樊登读书”（所属公司上海黄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等，都属于知识服务型数字出版企业。

“得到”App是罗振宇带领的“罗辑思维”团队创立的知识付费App，于2016年5月上线，其宗旨非常明确，即为用户提供“省时间的高效知识服务”。瞄准核心用户对提高认知水平、解决多场景难题的需求，设立商学院、人文学院、社科学院、科学学院、视野学院、能力学院6大学院，提供多元知识服务；采取“专家+团队”模式，邀请知识大咖薛兆丰、宁向东、武志红等集体入驻，为用户量身打造大咖专栏。产品形式多样化，以在线课程、“每天听本书”、电子书等知识产品为主要交付形式[4]。此外，还为用户提供知识搜索、知识城邦社区、直播授课、个性化推荐等功能内容。2017年，“得到”App在App Store中国图书类畅销榜中位居第一，2017年12月，“得到”App入选App Store年度精选的年度趋势（知识付费类）。在《互联网周刊》与eNet研究院联合发布的“2019 知识付费平台 TOP50”榜单中，“得到”App高居榜首。

“樊登读书”是由央视节目主持人、MBA资深讲师樊登于2013年发起，同年10月正式成立。以“帮助3亿国人养成阅读习惯”为使命，以“互联网+”的方式，从更好地帮助读者阅读图书入手，为读者提供更多的服务。

首先，针对当前图书品种繁多、用户选书难的问题，樊登读书的选书和编辑团队实行一套严格的图书筛选流程，被选书籍形成一个“选书池”，每月在这个池子里筛选出最好的四本书进行讲解，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用户选书难的问题[5]。

其次，针对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快、没有很多的时间或整块的时间来看书的问题，樊登读书增加了听书功能，将原来单一的文字的呈现形式，转换为音频形式，从而帮助用户充分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可以一边做其他的事，一边继续“阅读”。

此外，同样是阅读，樊登读书每星期在全国各地举行上百场读书活动，书友们围绕一本共同喜爱的书展开深入分享和讨论，形成一个共同学习、一起进步的氛围。樊登读书这种新型的数字读书平台作为知识中介，顺应时代要求，通过对抽象和理论化的元知识进行再次整理和加工，用音频和视频方式输出，从内容和形式上快速满足了当下人们对知识的渴求。

综上可见，这些新型数字出版企业因其内容对象和服务对象的不同而形成了各自的数字化模式。

依据这20年的探索和经验教训，我国新型数字出版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創新路径有以下几点。

2.1 结合中国的实际，直接学习海外的先进经验

同方知网无疑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经验。但在同方知网之前，已经有斯普林格、爱思维尔等国外大型期刊出版巨头的成功先例。同方知网应该是学习了海外的先进经验，创造性地与国内的行业实际相结合，建立了开放性的合作平台，吸纳了近乎全国的科技期刊和社科期刊，最终形成了国内论文汇聚的数字传播超级大平台。

纵观国内的数字出版传播的发展，不得不看到，不少新型数字出版企业或者相关企业的成功案例，其起步期间，背后都或多或少有一些与国外的数字传播案例相同之处。比如“京东”与“亚马逊”“微信”与“脸书”等，都是如此。由此也可以看到，直接学习海外的先进经验，对于推动我国数字出版业的发展极有帮助。但是也必须看到国内的产业市场，其体制、文化背景等与海外有着巨大的差异，因此必须结合国内的实际情况，具有切合实际的创新，才能独领风骚。

2.2 直接运用最新的互联网理念

直接运用最新的互联网理念，推行“互联网+”，是“得到”“樊登读书”、雅昌等新型数字出版企业发展创新的又一条发展途径。

“得到”“樊登读书”都是靠“阅读”得到发展的。区别是“得到”读的是自己的书，是自己知识的知识服务，比如宁向东讲的是“宁向东的管理学课”，薛兆丰讲的是“薛兆丰的经济学课”；“樊登读书”阅读的是别人的书，是自己团队挑选的图书的知识服务。但相同的一点，都是运用了最新的互联网理念。

“互联网+”可以使旧行业发生极大的变化，可以孕育出更有生命力的新生事物。就以“樊登读书”为例，当传统阅读“+”了选书团队精心挑选的优质图书，“+”了每周1本优质图书的精华解读，“+”了视频、音频、图文等多种形式的呈现，“+”了碎片化的阅读，“+”了社交功能……“樊登读书”也就华丽转身为一个拥有樊登读书、一书一课、知识超市、心选商城、樊登书店、核桃书店、樊登小读者、樊登年轮学堂、“10万+”等多款明星产品，内容全面覆盖企业、管理、职场、创业、家庭、心灵和人文等众多知识领域，拥有3 600多万用户的新型数字出版企业了。

雅昌也是如此。起步时仅仅是隶属于印刷行业的一个彩图印刷厂。其新型数字出版的转型，起源于艺术品数据库的建立。艺术品数据库的建立，表明了不仅是将图片数据放入了数据库，更是有了艺术品的分类、标引、描述等内容的深层次加工，其后才能有“画廊”“拍卖”“展览”“雅昌讲堂”等多个频道，才能为公众网友提供形式多样的网络艺术社区。从而达到今日这样的规模。

2.3 创新必须完成从加工到出版和传播的转变

专项服务型的新型数字出版创新路径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完成创新，而不仅仅是出产品。“水晶石公司”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水晶石公司2008年和2010年，借助于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卷轴”和上海世博会的动态《清明上河图》，声名鹊起，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一时风头无俩。但该公司的精力放在扩展和上市方面，做的主要还是动画的加工。因此当市场发生变化时，其再也没有能力转型为新型数字出版企业。和雅昌公司当年并非是世界最先进的彩图印刷企业一样，水晶石公司也并非是世界最先进的动画制作企业。但当年水晶石公司的声誉，还是为其争取到了大量的动画制作机会。面对如此众多的素材，没能抓住机遇转身成为动画构件的公众平台，没能成为动画的传播平台，也就失去了转型的机会。

2.4 科技服务型的创新必须提供最需要的服务

科技服务型的创新，必须给予服务对象最需要的服务。方正电子尝试的为传统出版企业提供数字化的服务，也可以视作不成功的案例。

方正电子是与同方知网同期、同等级的公司，一个背景是北京大学，一个背景是清华大学；一个发展目标是图书的数字出版，一个目标是期刊的数字出版。20多年的发展，同方知网已经是国内外著名的数字出版企业，而方正电子还在图书数字出版的泥淖中蹒跚。

方正电子对于传统图书出版企业的数字化服务，不可谓不尽心尽力，纸质图书的数字出版转化、出版企业的数字化办公流程等，确实花费了不少的心血。但是在传统出版企业最需要的服务上，却是失分较多。

一是2001年周劲先生提出的“卖水不淘金”理念未得到后续的贯彻，未解决传统出版企业对是否会沦为纯粹的内容提供者的担忧，因此未能得到传统出版业界的倾心合作，影响了授权数字出版资源的获取。

二是其为传统出版业界定制的数字化流程，未能提高出版工作中编辑加工的劳动生产率。数字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激发了内容资源创作的速度，但编辑加工的智能辅助不得到解决，出版社的审稿成本居高不下，审稿质量不能得到大幅度的提高，还是会拖累传统出版企业向新型数字出版的转型。

由此可见，科技服务型的公司，必须能够真正解决传统出版企业的数字化需求，方有可能转型为新型数字出版的企业。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新型数字出版企业因其内容对象和服务对象的不同而形成了各自的数字化模式，并且有各自不同的创新路径。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和数字出版理念的深化，必将有越来越多的新型数字出版企业不断涌现。它们又将会有怎样的数字化模式，又會走出怎样的创新路径呢？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1]温辉.传统出版社在数字出版产业下的盈利模式探寻[J].出版广角，2014（18）：43-45.

[2]涂佳琪，杨新涯，王彦力.中国知网CNKI历史与发展研究[J].图书馆论坛，2019，39（9）：1-11.

[3]雷鹤.中文在线“文化与教育+”发展战略启示[J].发展改革理论与实践，2018（5）：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