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书华 黄晓文

摘 要 智能手机作为当下农村居民最重要的通讯工具与获取信息的媒介，正在深入地影响着农村居民的生活。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微信、短视频、新闻客户端等都在无形中影响并改变了农村居民的消费、教育、公共事务处理、信息获取、社交生活多个方面。采用田野观察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杭州J镇G村为考察对象，探究智能手机的普及对于农村居民生活的具体影响，从中可以窥见杭州欠发达地区农村社会在数字化浪潮冲击下做出的回应、调适以及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 智能手机；农村生活；数字化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21）20-0037-07

基金项目：本文系杭州市社科规划项目“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杭州乡村文化传播路径优化研究”（编号为Z20JC057）最终成果；本文同时受到国家社科后期基金（编号为：2019FXWB002）、浙江理工大学史量才新闻与传播学院与杭州市委宣传部共建2021年度课题“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系列精品课程与教学研究”的资助。

1.1 研究背景

进入21世纪以来，互联网的发展突飞猛进，而随着互联网在国内的普及，人们上网的媒介也在发生着变化。人们最开始借助电脑使用网络，智能手机出现以后，由于其具有操作简单、携带方便等特点，渐渐成为了人们上网冲浪的主要工具。信息和知识是农村发展和农民賦权必需品日益成为共识。但是，关于手机媒介的影响研究大多聚焦于城市和城市居民，对于其对农村及农村居民的影响研究却甚少关注[1]。诚然，对于农村而言，数字化社会的构建尚有很大的空间。曾几何时，农村居民获取信息还主要依赖于电视，日常的娱乐生活也大多是观看电视节目。电脑虽然早在20世纪末就开始在国内普及，但由于农村居民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加上网络资费居高不下，大多数乡村居民没有养成使用电脑的习惯。随着智能手机的出现和普及，农村居民对于手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智能手机对农村居民的生活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手机重塑了农村的社会交往、消费观念、乡村治理等许多方面。因此作者以杭州J镇G村为研究对象，对这些影响作深入探究，以窥见杭州欠发达地区农村社会在数字化浪潮冲击下做出回应、调适以及存在的问题。

1.2 个案选择

本文对杭州市J镇G村居民对智能手机的使用及对村民观念、行为方式的改变进行了考察。之所以选择G村作为田野观察点出于以下四点考量。

第一，G村本身具有的属性。G村位于杭州市J镇，属该市欠发达地区，距离杭州约200多千米，车程约3～4个小时。该村共有农户300余户，总人口1 700人左右，村民小组分为8个，土地面积约2 000亩，人均耕地面积约1.17亩。该村经济结构以农业和外出务工为主，主要种植山核桃、茶叶等作物。居民经济来源以农业和外出务工为主，村民基本处于“半工半农”的状态，外出打工的村民主要是20～50岁的青壮年，多选择在杭州、宁波等沿海地区的工厂从事体力劳动或者经商，也有村民在平时从事农业劳动，农闲时在附近县城打零工，根据村委会提供的数据，2019—2020年人均年收入约1.4万元。

第二，选择G村符合人类学田野选点的长期性原则，即研究者在研究点生活二十年以上。

第三，符合深入性，即研究者长期参与被调查者的生活和活动，与他们有良好的社会关系，把自己融入当地居民的生活里，亲身体验当地的人文风情和日常生活经验，详细观察其行为，深入了解其社会系统的运作过程，细致体会其心理活动[2]。

第四，据作者在村庄微信群的调研，智能手机在18～65岁的村民中普及率达到约96%，智能手机的普及对原来的田园生活带来的影响相对较大。G村人口组成、经济收入、生活方式、智能手机普及率较能代表杭州欠发达山区农村手机媒体的使用状况，因此选择该村作为田野点来研究本主题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作者从2021年1月10日到2021年2月27日在G村进行了为期49天的参与式观察，并与部分村民进行了不止一次的深入访谈，主要采用“目的性抽样”和“异质性抽样”相结合的抽样方法确定访谈对象，一共访谈了23位村民，通过访谈资料了解智能手机的普及对村民生活的具体影响。访谈对象的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在这23位访谈对象中，共有男性村民9位、女性村民14位；年龄分布上，年龄最小者12岁，年龄最长者65岁。受访者中，有长期在村中居住的居民，也有外出务工或读大学的年轻人。他们的职业有农民、务工人员、个体户、教师、公司职员，此外还有中学生和大学生。所有访谈皆在受访者同意下进行录音，并在访谈结束后转换成文字材料进行分析。由于G村姓氏较为单一（只有三个姓氏），为了保护受访者隐私，本文对受访者进行了编号。

2.1 超越乡土：智能手机与新型社交生活的建立

20世纪八九十年代，G村村民的社交基本集中在线下，社交范围呈现明晰的地缘和血缘性，社交对象往往是村庄的邻里、亲戚同学、生意伙伴、客户等。但无论是什么身份，都在现实生活中与其有着“具身”的交集。通讯设备尚不发达，和远处的亲戚朋友联系多借助电报。由于人们之间的交往缺乏即时性，有时甚至差点错过亲人生病等重要时刻，酿成遗憾。2000年左右一些富裕的农户安装了电话座机，方便与增加了村民与远方亲友之间的联系。

“我娘家远在千里之外的贵州，八几年我刚嫁到这里的时候，联系家里人还要靠拍电报这种方式。有一次过年我回娘家没带大女儿，突然一天夜里她发了高烧了，她爷爷给我发电报，等我知道的时候孩子都已经退烧了。一直到2000年之后我家里才通上电话（座机），其实之前也流行过大哥大啊、小灵通啊什么的，可是农村人穷啊，有几个人买得起。我们家直到2008年的时候才有了第一部手机，也只能接打电话。我识些字还可以发个短信，有一些不识字的或者不会拼音的连短信都发不了。”（受访者2）

村民们线上社交的最初经验来自于电脑，从2005年开始，少数富裕的家庭购置了台式机，他们在家里可以登录QQ进行线上社交，但此时电脑尚未普及，大多数熟人没有QQ账号，极少数上网的村民几乎只能跟陌生人交往，而村民出于对陌生人的防范，QQ社交对交往范围的扩展作用较为有限。

“那时候我儿子买了台电脑，我因为念过几年书，就申请了一个QQ号。别人都不怎么用电脑，我只能跟网上的一些陌生人聊天。聊的东西也没什么意义，慢慢的也就不用了。而且陌生人不知根不知底，万一遇到骗子呢。”（受访者22）

再加之电脑的使用门槛高、操作复杂等特点，使之没有在G村中普及开来。

“我们村到现在也找不出来几个人用电脑，前几年还有些年轻人买了在家里打游戏，现在基本都闲置在家里没有人用。那几年年轻人结婚还会置办个电脑，现在都不在乎啦。一个手机全部搞定，又快又方便。”（受访者13）

后来出现了按键的智能手机，但由于移动通讯资费昂贵，手机的上网功能形同虚设。人们实现网上冲浪自由是因为2010年以来智能手机逐渐普及和移动通讯资费的下降。伴随着这一进程的是G村外出打工者、经商者近年来逐渐增多。根据G村村委会提供的统计数据，目前村中80%以上的青壮年脱离了农业劳动，进城务工或经商等，也有个别老人投靠在城市工作定居的子女。据村委会统计，村里70%以上的收入来自外出务工人员。这些“打工”的村里人远离乡土到城市谋生，每逢清明节、农忙、春节才回家和家人团圆。他们的交往范围围绕着自己的工作、生活而展开，在自己熟悉的乡土社会之外，建立了更广泛的“非强联系”的社交圈。

微信在2012—2013年迅速进入G村人的生活。作为一种使用门槛低并且功能性强的社交软件，微信不仅是新型的社交渠道，更是接受新闻与其他讯息的应用软件。它使人们的交往变得即时、便利、沟通方式更加多元。

“我们以前想跟人联系一下，都是靠打电话。一般有事才打电话，没事儿谁去浪费那个话费，就算是往娘家打个电话也说不了多长时间。现在有了微信，有事儿没事儿就打个视频电话，以前闲着没事儿除了在家看电视就是出门打麻将，现在拿着手机跟闺蜜打个微信电话不知不觉一上午就过去了。”（受访者8）

据笔者观察，G村拥有智能手机的人群里，几乎每个人的手机都至少有一款短视频App，其中2号访谈者的手机中短视频App多达4款（快手、抖音、火山小视频、抖音火山版）。他们使用短视频App的目的，首先是为了娱乐。“没事儿刷刷抖音、快手，看看人家唱个歌儿，或者看看段子挺有意思的。”（1号）其次，由于短视频的制作门槛较低，人们不需要经过复杂的技术操作就能够发表作品。因此，很多农村居民注册了抖音账户。他们不仅仅只是短视频的观看者，也有部分村民成为了内容的发布者，他们用影像来记录乡间的生活：“我现在已经养成了发抖音的习惯了，像发朋友圈一样。出去玩会发，跟朋友聚会也发，有时候在地里干活无聊了也要发一个抖音。”（受访者19）

村民在短视频上发布的主要是唱歌、跳舞等娱乐性内容和生活日常生活，抖音的followers多是他们的亲朋好友、熟人，与followers是相互关注的状态。村民在短视频平台上建立的线上社交网络多是血缘或地缘为纽带的延伸，但不局限于熟人关系，短视频App基于大数据的算法推荐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人们线下的社交圈，或者找到了断联多年的熟人。

“我从贵州嫁到杭州之后，很多之前的同学亲友都已经断了联系，很多人三十年没再见过，只有前几年回老家时加了几个同村要好的同学的电话。结果玩抖音的时候，抖音有那个通讯录推荐功能，我们就互关了，慢慢地抖音给我推荐了越来越多老家那边的同学，很多人我都记不起来了。还有一次，有一个人私信喊我姐，我们聊了好久发现他竟然是我一個远方的表叔。如果不是抖音，我可能这辈子也想不起来还有这么一个亲戚，还有老家那边的很多人，现在都通过抖音又联系起来了。”（受访者2）

“有一次我在抖音上收到一条私信，那个人说看了我的作品说我们俩长得很像。虽然我觉得不像，但我觉得这人挺有意思的，后面聊着聊着竟然变成朋友了，他还给我寄了他们家那里的特产，这谁能想到通过抖音还能认识个那么远的朋友。”（受访者7）

智能手机普及以前，G村居民的娱乐方式经常是聚在一起闲聊，聚会的地方往往是某个村民的家里、小卖部或者村中心的小广场。现在，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微信和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成了村民线上聊天的“茶室”。闲暇时，村民们在这些平台上察看附近人的动态，借此了解亲朋好友的最新动向，通过点赞或评论来交往与互动。他们与熟人、陌生人在网络上构建了一个虚拟的公共聊天空间，有研究者指出短视频导致了村民人情关系的疏离[3]，这一现象在G村同样存在，因为智能手机多款社交App的兴起，很多村民的交往由原本聚在一起聊天的“具身交往”变成了各自在家刷手机，具身交往的缺乏导致了人情较从前变得淡漠。

2.2 短视频直播卖货拓宽了村民的致富渠道

智能手机的普及使得农村居民接收的信息量增大，接受信息的渠道也变多。以往村民种地或者养殖牲畜大多凭借经验。现在很多农村居民会通过关注与农业相关的公众号或者短视频账号来进行学习。

“我是我们村现在唯一的养殖户，我家养了四十头羊。以前羊肥了给羊贩子打个电话到家里来，价格谈好了就卖掉，但是总是有卖的不值的时候。现在我在抖音上关注了一个郭老师，每天都更新视频，讲解一些行情，也会提到我们羊市的行情。我听她的话卖过几次羊，还真都卖了好价钱！”（受访者1）

除了养殖业，这些类似的自媒体账号还会讲解农业知识和农产品的行情。以前人们只知“面朝黄土背朝天”埋头苦干，却很少有人真正科学地去耕作。虽然也会用农药和化肥种植庄稼，但多是凭借经验“用药”，很少有人能真正讲出其中的科学原理，因此也时常出现用药不对害死庄稼的情况。

“我小孩儿的爸爸常年在外面打工，现在孩子大了我就回家陪他们上学，顺便种家里的田。但是我之前没怎么一个人种过地，很多情况不知道怎么应对，有时候跟着地邻居学，但是各家的地情况总有不同。前几年，我种的辣椒要么农药打错死了，要么下大雨给淹死了。也不是我一个人，有一些种了二三十年地的有时候看着自己的庄稼被药死也没什么办法。跟着抖音上那些专家学一下，不能说全都有用吧，反正是比自己琢磨好一点儿。”（受访者10）

除了农民，很多经商人士也开始利用手机上网来拓展营销渠道。通过建立客户微信群、拍短视频宣传这些方式，让自己在经营关系中变得更加主动。

“我年轻的时候给别人婚礼跟妆，最开始的时候我买不起手机，人家要联系我都要托人。后来有了手机之后我的业务明显的变多了。现在我在自己村里开了一个小美容院，通过抖音给自己打广告，还建了客户微信群，这十里八村的女人都知道我们村有个美容院。我的生意也不愁做了。”（受访者9）

除此之外，还有想法更前卫的年轻个体户，试图利用短视频直播来扩大自己的销售区域。

“一开始用抖音的时候，只是觉得好玩儿。有一天，我店里没顾客，我溜达到隔壁店铺，发现她在抖音上直播卖山核桃，竟然卖出去了。后来我也试着直播了几次，本来没指望卖出去什么，但是竟然有好多人问，我以后要好好考虑怎么把这件事情做起来。”（受访者4）

总之，抖音、快手上的与农业种植有关的短视频，因为简单易操作，容易被村民们效仿，帮助他们提高了农业种植的技术。对于经商的村民，通过手机微信公众号、微信群、抖音、快手拓宽了村民的销售渠道，但是至于智能手机对经营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的跟踪考察。

2.3 乡村妇女身体的解放

与传统消费行为相比，现阶段农村已婚女性的消费需求、消费动机、消费内容、以及消费渠道和方式、消费频率和金额深受媒介接触行为的影响[4]。10多年前的农村女性在装扮上还很保守，访谈者中年龄超过45岁的女性几乎都表示自己以前很少会公开穿裙子，不是不喜欢，而是觉得“不体面、穿不出门”。

“我40岁以前从来没穿过裙子出门，我觉得我要是穿个裙子出门村里人肯定会说××家媳妇穿得花枝招展不体面。我不想让别人看我笑话，而且我也不让我的女儿在学校里穿裙子。”（受访者8）

这样的观念在近几年有了很大的改变，智能手机让农村妇女更直接地了解到城市的生活方式，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上活跃的女性网红，她们时髦的穿衣风格、敢于活出自我的自信对部分女性居民思想和行为方式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她们的思想变得更加开放。

“我小时候下巴被烫了一个疤，从小就对自己的外貌很自卑。但是我越自卑，越不敢去打扮自己。但是我现在就觉得，我打扮得漂亮一点没什么不对的，这又不是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以后我们农村女人不能就知道吃苦挣钱，该对自己好就对自己好！”（受访者17）

20世纪初外出务工的热潮还没有掀起的时候，村民的经济来源主要来自于农业。比起外出进入工厂务工，在家种植农作物则要辛苦得多。耕种不僅风吹日晒，而且体力消耗巨大。参与访谈的村民都表示，如果不是下暴雨等实在不宜呆在户外的天气，他们一般不会停滞农活的进度。甚至有时为了抢收庄稼，即使是天气很恶劣的日子也要坚持待在地里赶工。与这种农耕的生活方式相伴的消遣娱乐方式是村民结束农活后会利用空闲时间来打麻将、看电视、闲聊等。

对于长期耕种的农民来说，吃苦耐劳不仅仅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习惯。农民们将吃苦视为本分，对于很多人来说，即使是合理享受生活或者消遣休闲都成了一件负疚感很重的事，这在四五十岁以上的村民群体中非常明显，但是受访的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多数认为父辈们过于节俭的生活是过于苛责自己。

“印象中我爸妈好像很少买新衣服，我妈妈只会跟我讲她和爸爸有多么辛苦，但是他们给自己添置了什么东西的时候就总是表现得很不好意思，好像他们对自己好一些就不对。但是我觉得那是他们应得的，适当地满足自己的私欲是无可厚非的，毕竟这对任何人都没有带来伤害。”（受访者3）

随着打工热潮的兴起，该村已经呈现出“半工半耕”的现象，脱离体力劳动的村民不断增加，劳动强度降低，闲暇时间增多，再加上近年来智能手机的普及，村子里的妇女们通过手机学会了广场舞，并且自发组织成立了广场舞队，自费购买了音响、队服。村委会为了支持这项有益身心的活动，专门拨款一万元修建了面积有一个足球场大的广场。这些消费在以前只会被视为浪费奢靡之举。并且，这样“扭来扭曲、莺莺燕燕”的活动，放在以前是没有女人愿意会做的，甚至可能会引人非议。现在，每天晚饭过后，她们集中在广场上跳广场舞，甚至会与其他村子的广场舞队举办联谊比赛。手机解放了村民的思想，借助手机这个科技物而开展的文体活动不仅有助于身体健康，还丰富了业余文化生活。总之，智能手机的数字生活对农村妇女生活方式的重造是显而易见的，不仅表现在她们更舍得花钱为自己购置时髦的时装，也在熟人的带动下跳起了广场舞，这是数字生活带给妇女身体的双重解放。

2.4 更高效、更便捷的数字化乡村治理

随着现代性对农村产生深刻影响，村庄面临“空心化”“原子化”困境，村落公共空间逐渐衰落[5]。取而代之的是线上公共管理空间的建设。以前的乡村治理，村干部想要传达信息都要依靠村委会的广播，由于条件有限，加上村民们的活动时间不一致，每一次的信息传达都要重复多次，但依旧不能保证所有人都完全听懂了。智能手机普及之后，村里建立了微信群，每家至少有一个人在群里。村干部想要传达什么信息的时候，除了在喇叭里广播，也会将信息同步到微信群。这样虽然不能保证所有家庭都能马上接收，但即使错过了信息，还可以事后在微信群里发问，村干部或者群里的其他村民会帮助解答。比起之前，村庄事务管理的效率有了明显提高。

除了传达信息，农村治理中的很多事务也都数字化了，在作者进行田野观察的四十多天里，亲眼目睹了G村村民用手机办理并激活社保卡、缴纳医保、购买土地保险、为家里电动车上牌照等多项事务。

“以前有什么事儿都是靠村干部广播，每次广播在屋里都听不清，人们都跑到大街上去听，有些老人年纪大了只听得吵闹根本听不清说的什么。现在好了，有事儿看微信群，干什么都能用手机。交医保啊、买养老保险啊，现在都不用一趟一趟往居委会跑了，有了手机办事儿方便多了。”（受访者7）

乡村治理的数字化特征越来越明显，也对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想要让手机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治理，村干部首先要能熟练使用它。

“我在这村里做干部已经将近四十年了，村长、支书都干过，就是会计也做了二十几年了。以前的习惯就是有事儿就喊喇叭。后来领导班子一茬茬地换，换到现在的年轻人都不喜欢喊广播了，有事儿一发微信，比我广播快得多。镇上开会的文件也喜欢发到手机上，没办法，我也让我儿子给我买了个智能机，还真是方便了。我以前以为多高科技，这不是一学就会么。”（受访者13）

3.1 农村儿童沉迷手机现象普遍

有多位学者提示过农村青少年沉迷手机的风险，中小学生的心理尚未成熟，社会经历还明显不足，如果智能手机使用不当很可能会给他们的身心发展带来影响[6]。据笔者观察，手机对G村的儿童、青少年也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作者进行田野观察期间，全民居家抗疫，中小学生通过在家上网课的形式完成课程。为了方便孩子上网课，家长们大多花费千元左右购置了新手机。村庄解封后，学校恢复了线下课程，之前购置的手机都闲置下来变成了孩子的玩物。

很多外出务工的父母为了方便与孩子沟通，都会给其添置手机。但对于农村孩子而言，手机的娱乐功能的使用远远大于父母所期待的社交功能。对于没有经济能力的中小学生而言，价值上千元的手机无疑是他们在同伴中炫耀的资本，出于虚荣心和优越感，他们的手机在同伴中来回使用。

“我妹妹没有手机，但是她的《王者荣耀》段位比我都高，我在家打游戏的时候她还在旁边指导我。我好奇她哪里有机会打游戏，明明我爸妈的手机里也没有游戏。后来她发小来我家我才知道原来她经常借发小的手机来用。”（受访者3）

即便不是因为上网课，很多家长在陪孩子时也因没有耐心、宠溺孩子等原因把手机拿给孩子，使其安静下来。手机已经成了农村孩子最感兴趣、甚至是唯一用来玩乐的物品。据观察，2005年后出生的农村孩子从出生开始几乎就生活在智能手机时代，他们从小耳濡目染父母刷手机，在不良示范下，几乎没有不会玩手机的，甚至三四岁的孩子都会独自打开快手观看视频，十多岁的青少年在手机上刷快手、抖音等短视频，或者打《王者荣耀》《和平精英》等游戏。

“我们以前玩儿的都是跳皮筋儿、捉迷藏这样的游戏，现在的小孩儿都是用手机打游戏，要么就是刷抖音。我那天走在街上，听见邻居家的两个小孩儿在学抖音段子。那个小一点儿的还不到三岁就开始学这些东西。”（受访者20）

此外，由于青少年心智不成熟，在互联网上很容易受到欺骗。

“我有一次在网上打游戏的时候被一个比我大的男生骗走了七百多，然后他还教我怎么蒙骗父母。”（受访者15）

有的孩子能够意识到沉迷手机是一种不正确的行为，但碍于缺乏自律，一次次被手机控制。

“去年读初三的时候，我虽然知道玩手机是不对的，但总是管不住自己。虽然每次回家前我都发誓绝对不玩手机，但是一回家就控制不住自己。加上疫情的时候每天都拿着手机上网课，有了更多机会玩手机，到最后中考就落榜了。今年我妈严格控制我，我的成绩跟去年相比进步非常大。”（受访者5）

据笔者统计，G村中使用智能手机的青少年辍学率达到11%，甚至有些孩子连九年义务教育都没有完成。显然，儿童和青少年沉迷游戏会带来一些不容忽视的伤害，如脱离现实社会：网游和娱乐占用了他们真实社交的时间，将自己置身于虚拟的环境中，缺乏人际交往、逃避现实，心理产生自闭倾向和畸化，与社会和现实格格不入；另外，玩手机会减少他们的运动时间，伤害视力，损害身心健康等。个中缘由，一方面是中小学生更容易被手机中的娱乐内容诱惑，另一方面也在于家长们不能引导孩子正确使用手機。教育问题是家庭的重心，如何引导孩子正确使用手机，是家长们正在面对并且必须要妥善解决的事情。

3.2 虚假信息、低俗信息的泛滥

智能手机普及以后，村民们渐渐没有了看电视的习惯，无论是收看新闻还是影视剧或者娱乐节目都通过手机完成，当村民们开始使用手机接收各种信息的时候，由于农村地区信息的匮乏以及自身文化水平的局限，缺乏辨别真伪的能力。这一点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尤为突出。

“新冠肺炎刚刚爆出病例的时候，网上传了很多所谓第一现场的虚假视频，尽管后来都已经被辟谣，但是我们家族群里还是在传这些信息。学校的年级群里通知了不要相信这些虚假内容，我在家族群里解释却很少有人会听。后来这些虚假视频没有人传播了，但是我妈他们又开始传偏方了。他们在抖音上看到有所谓的老中医说喝大蒜水可以预防新冠肺炎，就在家里疯狂煮大蒜水。我去看了那个所谓的老中医，竟然有十几万的点赞转发。但是，他们一面相信这些不可靠的信息，一面在我提出屯些口罩消毒液的时候不理不睬。”（受访者18）

此外，由于大多数农村居民文化水平不高，审美水平较低。为了迎合这部分用户的品味，很多自媒体发布的信息中不乏低俗性内容，观看者却趋之若鹜。低俗趣味的内容迎合了村民的心理需求，并在微信群或朋友圈分享等方式传播开来，尽管在成人的社交圈子里这些内容只被当作消遣，但无形中这些内容也影响和塑造了村民的行为。

“现在有很多农村人也在网上拍段子，有些确实很搞笑，但是也有一些内容在我看来会有些不适，包括但不限于不尊重女性、行为不得体等诸多因素，但是这在我爸爸看来只是觉得搞笑，甚至这些因素使视频搞笑的成分更丰富了。由于不觉得这是不对的，他在生活里偶尔也会这么‘幽默’一下，但是我并不喜欢，我也不希望我弟弟妹妹学他。”（受访者20）

孩子的价值观会受到家庭的很大影响，很多没有判断是非能力的孩子会因为家长的这种无心之失而受到负面的影响。

“有些段子对小孩子影响很大，我儿子跟他爷爷一起看抖音，后来有一天我听见他骂人，我问他跟谁学的，他告诉我是爷爷手机里的人。从那儿以后我再也没给他看过抖音、快手这些东西。”（受访者16）

农村数字化的快速发展，对于农村居民来说是一把双刃剑。老百姓通过手机获得了超越乡土世界的信息，让他们看到了外边的世界，思想更开明、眼界更开阔、社交生活更丰富，也为他们拓展了经营渠道，带来了收入的增加，同时使村庄的治理更为便捷。但是智能手机在G村的快速入驻也带来了诸多消极影响。如儿童会接触到不良信息，对成长带来了负面影响；成年人会收到诈骗信息，稍有不慎，就会上当受骗。诚然，农村生活的数字化对农村居民来说是一件利大于弊的事情，但也要尽量做到趋利避害。

作者认为，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各方责任主体的共同协作。首先，基层政府可以在村民中开设技术指导课，指导村民学会如何在手机上选择与农业生产、寻找工作等有关的信息；其次，政府要致力于提高村民的信息辨别能力，对家长网络虚假信息鉴别能力培训落到实处，让辨伪能力体现在村民的媒介素养上，而不是止步于文件上；再次，家长要重视孩子的屏幕接触和教育问题，由于家长即时即地地使用手机，G村的幼儿从学会说话开始被动接触手机上的各种讯息，可能会造成他们“童年的消逝”；最后，政府、学校、老师和家长都要关注农村青少年手机使用的负面影响，家长注意对孩子的“具身”陪伴，学校给孩子留出户外活动的时间。总之，多方联手才能使智能手机扬长避短，最大程度地发挥其积极效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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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任丽颖.新媒介接触对西北农村已婚女性消费行为的影响[D].兰州：兰州大学，2020.

[5]牛耀红.建构乡村内生秩序的数字“社区公共领域”：一个西部乡村的移动互联网实践[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25（4）：39-56，126-127.

[6]李正强.试论智能手机对农村小学生的负面影响的预防及对策[C]//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研究中心：2020年基础教育发展研究高峰论坛论文集.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研究中心：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研究中心，2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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