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思茵，余明辉

（1．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广东 广州 510665；2．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广州 511483）

成为世界一流的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是粤港澳大湾区未来的建设目标，高职教育可以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提供具有工匠精神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目标的实现。粤港澳三地高职教育各有特色与优势，差异化的特征是合作的前提条件。高职教育合作是基于差异性和共同的利益诉求，以实现共同的愿景。重视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三地高职教育的合作发展，不仅有利于充分整合三地的教育资源优势，更有利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目标的顺利实现。

近年来，关于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领域合作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研究讨论也日益增多。有研究从大湾区建设的内容和对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导向等两方面阐述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合作的现实价值，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五方面分析合作的基础，并在这两者的基础上提出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合作的推进方略[1]。还有研究从宏观层面分析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时代意蕴和从微观层面构建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合作的内涵框架[2]。还有研究从多层级治理的视角探讨粤港澳职业教育合作体系，在多层级治理理论指导下构建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的多层级治理框架，基于多层级治理框架提出有利于推进三地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路径[3]20-26。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合作的价值、推进合作的路径等几方面。毋庸置疑，关于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合作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以往的研究对象更多的是针对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的职业教育（这其中包括中职和高职教育），对于高职教育领域的合作研究还不够深入。本文引入教育生态学理论研究粤港澳大湾区高职教育高质量合作，一方面是从研究视角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另一方面是因为教育生态学理论强调生态系统内各生态主体的和谐统一，在教育生态学理论指导下推进粤港澳三地高职教育高质量合作，对于推进湾区共同体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粤港澳大湾区高职教育高质量合作的现实诉求

推动粤港澳三地高职教育高质量合作有利于实现粤港澳三地教育链、产业链和人才链三者之间的精准对接，而粤港澳大湾区高职教育高质量合作也具有国家宏观政策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三地整体利益最大化等三方面的现实诉求。

（一）国家宏观政策推动的必然结果

2017年3月《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4]这表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国家从战略层面推进粤港澳三地的合作。2017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签订了《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该协议的签订要求加强粤港澳三地的合作，充分发挥三地优势，创新合作机制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5]。同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6]从2017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推动深度合作”变成“全面推进合作”，昭示着内地与港澳的合作将在各个领域推进（包括高职教育），合作程度全面深化。2018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全国两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大湾区规划纲要很快出台，全面推进粤港澳三地互利合作，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有世界竞争力的湾区[7]。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合作发展具有政策引领指导作用。近几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文件，足以可见国家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视，也推动着内地与香港、澳门的全面合作（也包括高职教育领域的合作）。这同时表明粤港澳三地高职教育的合作处于国家强大的宏观政策推动之中，为三地的合作奠定了良好的政策基础[8]。

（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出的新要求

一般而言，湾区经济的发展会经过港口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和创新经济四个阶段。从广州市、深圳市和珠海市的三次产业结构来看（见图1），近五年三市第二产业的占比呈逐渐下降的趋势，但仍占据一定的比重，这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需求密切相关。第三产业的占比逐渐升高，第一产业的占比较为平稳，逐渐形成稳定的“三二一”产业格局。广州市第三产业的占比略高于深圳市和珠海市，但其占比也没有高于80%，所以目前三市仍处于港口经济、工业经济发展阶段。香港和澳门第三产业的占比总体呈缓慢上升的趋势，第二产业的占比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但第三产业的占比均高于90%，占领产业结构绝对地位（见图2、图3），处于服务经济和创新经济的发展阶段。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是广东省众多城市中第三产业占比相对较高的三个城市，具有代表性，但从近五年的产业结构比值来看，与香港和澳门仍存在较大的差异。

图1 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2015—2019年产业占比

图2 香港特别行政区2015—2019年产业占比

图3 澳门特别行政区2015—2019年产业占比

广东省作为全国乃至全球闻名的工业制造中心，制造业基础雄厚，但由于历史等各种因素导致服务业的发展相对滞后。香港的产业结构主要以金融、仓储物流等现代服务业为主，澳门则主要以博彩业等现代服务业为主，广东与港澳地区的产业结构和产业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导致湾区内部专业链与人才链的契合度不高。但较大的差异亦意味着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差异是合作的基础和前提，湾区内部的发展差异使区域的互补合作成为可能。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提出把粤港澳三地捆绑成一个命运共同体，有共同的利益诉求和愿景——成为世界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为了实现三地共同的目标必须在差异中相互借鉴，在资源互补基础上集结优势资源，谋求协同合作之路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提升整体竞争力，如深圳的科技企业加上香港的融资市场，两地产业间具有较强的互补性，能促进整个大湾区高新科技产业链的形成，形成湾区特有的竞争优势[9]。目前湾区已经逐渐改变了以往固守的产业发展模式，致力于打造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现代产业体系。高职教育与区域产业联系最为紧密，服务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是高职教育的神圣使命。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在于人才，因此，必须加强粤港澳三地高职教育的合作，提升产业发展与高职教育的匹配度以满足湾区产业发展多样性的需求，培养一批具有工匠精神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湾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人才支撑。

（三）三地高职教育实现整体利益最大化的必然选择

一方面，从粤港澳大湾区高职教育合作的地理空间来看，粤港澳三地之间有既定的行政边界和特定的区域空间，受行政边界和权力边界的影响，三地高职教育合作碰到了较大的阻碍。另一方面，就粤港澳大湾区高职院校的分布范围来看，广州市的高职院校多达45 所，其余8 个城市的高职院校的数量分别在2～4 所之间（见表1）。香港的高等职业教育主要由香港职业训练局负责，其下设13 个专修学院为学生提供全面的职前和职后训练[10]。澳门目前有澳门科技大学、澳门保安部队高等学校、澳门高等国际学院等6 所学校为学生提供高等职业教育[11]。从高职院校和提供高职教育机构的分布来看，空间布局分散加上历史原因，尤其是三地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异质性，导致粤港澳三地的高职教育合作形式还是停留在互派教师、学生交流等非制度化的浅层次的合作形式，相互之间处于独立的运行状态，合作的深度和广度还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3]21-22。粤港澳三地的高职教育各有优势，只有深化三地高职教育的合作程度，实现三地的高职教育资源在湾区范围内自由流动，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才能产生规模效应和1+1+1>3 的强大效应，从而达到整体利益最大化的效果。

表1 粤港澳大湾区九市高职院校数量分布

二、教育生态学理论与高职教育高质量合作的内在联系

（一）遵循生态位原理，实现“弯道超车”

粤港澳三地高职教育在整个粤港澳高职教育生态系统中都有其特定的生态位，但这个生态位并非是稳固不变的，而是具有动态调整性。根据拓适原理，谋求成功的发展和增强发展的动力必须拓展生态位[12]24。在粤港澳高职教育生态系统中，广东、香港、澳门等地应根据自身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充分吸收各种有益于本地高职教育发展的资源来实现资源的优化集聚，达到拓展新的生态位的最终目标。需求推动行动，拓展新的生态位这个过程也是推动三地高职教育高质量合作的过程。由于各种历史原因，粤港澳三地高职教育一直遵循“各自为营”“各不相谋”[13]的发展模式，但这种发展模式已经成为粤港澳三地高职教育发展瓶颈，必须有新的资源注入才能为其发展的爆发累积更多的潜力，协同合作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从整体推动三地高职教育资源充分合理流动，不仅有利于实现拓展生态位的目的，更有利于实现粤港澳大湾区高职教育的“弯道超车”[14]。

（二）遵循多样性和主导性原理，实现资源优势互补

粤港澳大湾区瞄准成为全球创新发展高地，整合三地高职教育资源实现优势互补，充分考虑到大湾区的特殊性，协同推进高职教育合作形式向教师互聘、相互招生、建立跨境教育机构等深层次转变，实现精准育人，为大湾区产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是实现全球创新高地目标的有力保证。目前粤港澳三地“9+2”个城市产业结构与产业定位均不一，但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四市产业形态相对高端，主要以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为主打产业，高职教育合作能更精准聚焦产业所需人才精准供给。根据多样性和主导性原理，必须充分发挥这四大城市的集聚效应和示范引领作用，但是同时又要注重整体性和多样性，兼顾其它城市的发展，分散风险，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根基才更加稳定[12]25。

（三）遵循机巧原理，实现技术革新

教育生态学中的机巧原理既有对古义的继承，也有对现实的创新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的提出把粤港澳三地糅合成命运共同体，对于广东、香港、澳门等地来说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机遇。但与世界三大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仍然存在创新质量偏低、产业形态低端等问题，存在阻碍湾区发展潜在的风险。根据机巧原理，粤港澳三地高职教育应抓住一切有利于湾区发展的资源和机会，去应对风险，通过提升创新质量、进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有效解决现存问题[12]25。这一实现前提需要有人才的支撑，但人才供给短缺是目前制约湾区建设的重要因素，因此倒逼粤港澳三地高质量合作（尤其是高职教育领域的合作）。因为技术的革新是创新质量提升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核心引擎，高端技术技能型人才是技术革新的重要保证[15]，加强粤港澳大湾区高职教育领域的合作，建立协同合作机制，为粤港澳大湾区应对风险提供必要的人才支撑。

三、粤港澳大湾区高职教育高质量合作的现实困境

（一）宏观层面：在制度、经济等层面上存在较大异质性

粤港澳大湾区高职教育生态系统属于粤港澳大湾区社会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与粤港澳大湾区社会生态系统互为动力、和谐共生（见图4）。粤港澳大湾区高职教育生态系统与粤港澳大湾区社会生态系统形成关系链并与其进行物质、能量的交换，以维持粤港澳大湾区高职教育生态系统的平衡，也有利于促成粤港澳三地高职教育的合作。但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具有两面性，在物质、能量的交换过程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三地的合作，这势必会影响粤港澳大湾区高职教育生态系统的平衡。

图4 粤港澳大湾区社会生态系统

一方面，在制度上，虽然从国家层面到香港、广东地区都出台了相关政策文件以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三地的合作，这从宏观层面保证三地的合作有政策的支持。但是由于一国两制的政治制度、三种不同的法律制度等行政体制因素的影响，致使三地高职教育在治理主体、治理理念上有较大差异，政府治理面临三地高职教育政策难统一，并在实施上难以较好协调的困境。另一方面，在经济上，两种经济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等经济环境均对粤港澳大湾区高职教育生态系统的平衡造成一定的挑战。区域经济原可以为粤港澳三地高职教育的合作提供必要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的支持，但正是由于经济制度、关税、货币等因素限制了资源在湾区内自由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湾区的资源配置能力，致使三地高职院校在共同育人、共建专业、共享教学资源等合作难以深入推进[16]4。在物质与能量交换的过程中，粤港澳大湾区高职教育生态系统受到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要想找到粤港澳大湾区社会生态系统与粤港澳大湾区高职教育生态系统之平衡点极其困难。此外，各种外在因素的影响也会导致粤港澳三地高职教育的合作难以深入推进，合作质量难以保证。

（二）中观层面：政府、院校、行业、企业之间存在较难调和的利益关系

从中观层面看，粤港澳大湾区高职教育产教联盟生态系统属于中观生态系统。粤港澳高职教育产教联盟生态系统由政府、高职院校、行业、企业组成，这四者通过价值链条有机组合起来构建起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高职院校充分吸收外界的资源不断拓展生态位，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加以行政引导，促进其与院校、行业和企业之间四者的合作，建立行之有效的合作机制能更好地集中四者的优势资源，推进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但高职联盟内的合作却有难以调和的因素。首先，校企合作的“壁炉现象”依旧存在，参与产教融合的企业积极性不高，源于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企业的非生产性功能一直在削弱，发展至今已沦为完全的经济实体[17]，在公益性和盈利性之间还没有找到一个互利共赢的平衡点，办学主体内生动力难以激发，制约着合作的积极性。其次，高职院校、行业、企业在价值链衔接起来之前均是独立个体，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彼此间为争夺资源处于竞争关系，合作门槛高。最后，制度缺失造成湾区内高职院校、企业、行业的有机合作难以协同。广东地区政府行政权力过大，高职院校处于被支配的边缘地位，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由于受到政府的干预而大大降低。香港、澳门等地政府采取的“积极不干预政策”，三地高职院校和提供高职教育的机构均有积极探索与行业、企业合作的最佳模式，让行业、企业有机会充分参与到人才培养中去，产教融合空间广阔。但存在一个不能忽视却又影响三地合作的核心问题，在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提出前，三地的高职院校和提供高职教育的机构主要与本地区行业、企业合作，跨境合作仍处于探索阶段，目前在粤港澳大湾区产教联盟生态系统内所有高职院校、提供高职教育的机构和政府、行业、企业的合作融合发展道路兼具曲折性和漫长性。

（三）微观层面：“湾区意识”上的合作存在对接不上的情况

粤港澳大湾区高职教育课堂生态系统属于微观生态系统。在这个微观系统中，以往湾区三地高职学校或提供高职教育的机构之间的合作发展缺乏“湾区意识”，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提出使粤港澳三地的合作从缺乏“湾区意识”转向建立在“湾区意识”上[18]，但囿于差异和不适应致使三地的合作存在对接不上的困境。广东地区高职院校办学主体单一，权力过于集中的管理体制下使高职院校内部管理缺乏弹性，其办学体系还处于不断探索完善阶段。港澳地区提供高职教育的机构或院校办学主体多样化，兼具开放包容的办学理念，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是港澳高职教育的特色，其管理体制、职业教育模式、职业教育体系较为成熟[19]。因此，三地的合作受到其自身差异和办学体制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导致对接不上，深入推进合作这一任务仍艰巨。合作对接不上也对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系统造成生态失衡的风险。

四、教育生态学视域下粤港澳高职教育高质量合作路径

教育生态学认为，生态系统的平衡需要系统内各生态因子间联动和协同，处理好各生态因子与系统外生态环境的关系，保持系统内部结构平衡。因此，基于教育生态学视域，把生态平衡、和谐共生的理念作为基线，有利于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促进粤港澳高职教育高质量合作。

（一）宏观层面：建立完善运行机制，突破三地合作障碍

相对完善的运行机制是保持粤港澳大湾区高职教育生态系统平衡的保障。首先，要加强顶层设计，自2008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构想提出以来，一直得到国家和政府的高度关注，但职教领域的合作一直缺少顶层设计，直至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才使三地职业教育的合作方向大致明确[20]。因此，从国家宏观层面落实顶层设计并加以政府行政权力的干预，突破影响粤港澳三地职业教育合作的行政制度壁垒。其次，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湾区三地教育的合作一直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这一条例对粤港澳三地高职教育的合作具有一定的参照性，但必须从适用性的角度考虑，充分考虑粤港澳三地高职教育的特殊性，适时制定三地有关高职教育合作办学方面的相关条例[16]3，让粤港澳三地高职教育合作办学有法可寻、有法可依，减少合作的摩擦和冲突，维持湾区高职教育生态系统的内部平衡。最后，要建立健全相关组织协调机制，完善的合作组织协调机制是欧盟高等教育合作稳步推进的强力保障，其合作的经验有值得粤港澳大湾区高职教育合作吸收和借鉴的地方。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种法律的政治环境下，各方的利益难以协调阻碍合作深入推进。建立专门针对粤港澳高职教育合作的组织协调机制，把生态和谐的理念作为出发点，关注并适时采取适当的措施干预平衡粤港澳三地各方的利益，调动粤港澳三地高职教育合作的积极性。

（二）中观层面：发挥各生态因子作用，提升生态承载力

一是确定自身发展定位，发挥各生态因子最优合力作用。政府、高职院校、行业、企业在粤港澳产教联盟生态系统内都有各自的生态位。在这个生态系统内，政府是统筹者，统筹规划三地合作的具体事宜和制定发展目标。行业、企业则发挥指导者的作用，通过分析大湾区产业发展动态，预测人才需求数量和质量促使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紧跟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发展和企业的用人需求，确保人才供给和人才需求的平衡[21]。高职院校则发挥育人的作用，为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培养提供智力支持。在粤港澳大湾区产教联盟生态系统中，政府、高职院校、行业、企业应找准自身的生态位，通过构建定位明确、分工合作、合作共赢的政校行企利益平衡机制，强化四者之间的利益纽带联系，推动各生态因子间的合作达到保持生态链完整性的目的，寻求生态因子的合力达到维持整个生态系统平衡的目的。

二是拓展优化生态位，拓宽整个生态空间的承载量。一方面，高职院校应适当引入其它资源拓展自身的资源生态位，改变单一办学经费渠道制约其发展的速度和规模的现状，充分整合校内外资源，实现资源优化集聚，使整个生态系统呈现最优状态，促进整个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要不断对其生态位进行优化和提升以拓宽生态空间的承载量。高职院校亟需转变与企业合作的观念，从为企业服务的角度出发在合作中兼顾企业的利益，在双方合作诉求中寻找利益平衡点，避免产生利益上的冲突，提升生态承载力的基础，和企业保持一种良好和谐的合作关系，提升生态系统的生态承载力，维持整个生态系统平衡和实现内部良性扩张的趋势。

（三）微观层面：坚持系统论的指导，推进资源开放共享

教师和学生是粤港澳大湾区高职教育课堂生态系统的生态主体，让教师和学生在课堂生态系统中充分自由地流动有利于维护整个生态系统的生态平衡，也有利于精准培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所需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一方面，用系统论来指导三地共育人才的合作。必须立足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目标、产业发展的情况，兼顾三地高职学校和提供高职教育的机构的管理体制、办学模式、运行机制，站在全方位、多层次的角度构建共同认同的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保持高职院校与其外部环境协调共生的状态，使其培养的技术技能型人才满足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建设的需求。另一方面，加强三地师资交流，实现三地高职教育资源开放共享。因为教师是立教之本，也是三地高职教育合作的重要推动力量，需开发多元化的教师合作形式，尽可能为三地教师提供学术交流和科研攻关等合作机会，甚至在突破三地体制机制障碍的基础上，实现粤港澳三地高职教育师资资源共享。广东地区高职教师可以在交流中吸收国际化的教育理念，而港澳地区高职教师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增进对广东地区教育理念的理解，既有利于教师提升对三地合作深层次的理解，也有利于教师对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建设所需人才有更精准的把握，在课堂教学中更好地协调教育教学方式，确保整个课堂生态系统稳定与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