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腾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福建福州 350117）

库寿龄（Samuel Couling,1859-1922），又译作库寿宁、库林，英国浸礼会（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传教士。1883年，25岁的库寿龄从伦敦途径上海到达山东。在此后的24年里，他专注于山东差会的教育事工。由于他突出的工作，《教务杂志》称其为“继李提摩太、仲钧安之后英国浸礼会最具天赋的在华传教士之一”[1]。

到了1908年，库寿龄开始专注汉学研究，其主要的学术活动有：1914—1916年担任皇家亚洲学会北华支会秘书和会刊编辑，负责主编了1913至1915年的《皇家亚洲学会北华支会会刊》①；并于1914年在该刊发表《河南出土之卜骨》（The Oracle-bones From Honan）。这篇文章体现了库寿龄主要的甲骨文研究思想，该文也是皇家亚洲学会北华支会会刊最早刊发的有关甲骨文研究的文章[2]。1917年出版《中国百科》（The Encyclopaedia Sinica），由当时的别发印书馆②（Kelly and Walsh,Limited）刊行，该部著作使得库寿龄于1919年赢得素有“汉学界诺贝尔奖”美誉的“儒莲奖（Prix Stanislas Julien）”；1919-1922年创办发行旨在接续《中国评论》的《新中国评论》（The New China Review）；受当时的上海工部局（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委托，同乔治·兰宁（George Lanning）合著了两卷本《上海志》（The History of Shanghai）。

从上述梳理可见库寿龄的汉学活动非常丰富，但当前学界对库氏的研究，仅在一些简短的评述中零星出现，并未关注其对汉学发展的深远影响③。有鉴于此，本文旨在通过对其所著《中国百科》《上海史》以及所创刊物《新中国评论》的梳理与剖析，进而窥探库氏汉学活动的特点及其对汉学发展的贡献。

一、开英语世界汉学研究百科类参考书目的先河

从1914年起，库寿龄开始担任皇家亚洲学会北华支会荣誉秘书和会刊主编。由于工作的性质，使得他对当时英语世界的汉学研究现状逐渐有了清晰的认识。他发现英语世界汉学研究存在的首个问题，就是当时学会的图书馆或是其他图书馆缺少一本系统介绍中国事物的一般性参考书目。于是，库寿龄开始着手编撰一部可供从事汉学研究的西方学者和学生使用的百科类参考书目，并将其命名为《中国百科》（The Encyclopaedia Sinica）。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库寿龄希望此书经过不断地完善再版后，可以成为像《大英百科全书》（Th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一样的巨著[3]。

库寿龄仅用了三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中国百科》的编撰工作，他之所以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该工作，除了其坚定且迫切的编撰信念外，还有两个原因。其一，长期在华传教的经历。库寿龄在山东长达二十四年（1884-1908）的传教经历，使他可以密切地接触到有关中国和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中国的社会习俗、风土人情有了清晰的认知；其二，精通汉语以及对中国文化的痴迷。据其妻子回忆，库寿龄早在学生时代，就对中国这一东方神秘国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4]，正因如此，使得他在到达山东之后的短时间内就掌握了当地方言和汉语的基本应用[5]。加之库寿龄长期从事山东差会的教育工作，所负责的学校坚持用汉语教学[6]，这更有利于他掌握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历史知识。正是以上种种因素的叠加和推动，为库氏编撰《中国百科》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和必要的条件，所以他才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这样一部涉及面广、创作难度大的著作。

尽管编撰耗时短，但是整个编撰过程极为严谨。在资料收集过程中，库寿龄一方面遍访多家著名的图书馆，这其中帮助最大的便是素有亚洲最有名书库之称的“莫理循书库”（Dr.George ErnestMorrison’s Library）④；另一方面，他还赴当时的海关总署、邮政总局、盐税稽查局、交通部、农业部等部门查询相关资料和文件。此外，库氏还同各领域的汉学家进行深入交流，获得大量珍贵材料，如专注于佛学的仪礼爵士（Sir Charles Eliot）⑤提供了大量尚未出版的佛教书籍手稿、精通敦煌学的沙畹（Edouard Chavannes）分享了自己的汉学研究笔记、沙畹的高徒伯希和（M.Paul Pelliot）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敦煌学参考资料等等。在意见咨询和文稿修改方面，库寿龄同当时的著名汉学家考狄（Henri Cordier）、庄延龄（E.H.Parker）、翟理斯（H.A.Giles）、贝特霍尔德·劳费尔（Berthold Laufer）探讨各种问题，获得大量宝贵意见。库寿龄经过以上努力，使得资料搜集和撰写工作都十分严谨高效，这对于《中国百科》终在1919年荣获“儒莲”美誉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编纂体例和编写内容上，《中国百科》也体现了库寿龄严谨的治学态度。在编纂体例上，该书参考《大英百科全书》，采用英汉对照形式，先列出英文词条、中文字体（部分词条没有列出中文字）、词条的中文读音，后展开解释，严格按照词条的英文字母顺序排列。如：“ABACUS,算盘,suan pan.reckoning plate,the counting-board used by the Chinese.It is a frame with a number of wire rods parallel……”[7]、“LI-SO is the Chinese name of a native tribe whose headquarters are in Yünnan in the Salwin basin.They call themselves Li-su.They use cross-bows for hunting……”[7]；词条的解释短则20字左右，长则达4000余字，平均每个词条的解释达110字，可见库氏在平衡该参考书的通俗性和学术性方面所做的努力。此外，部分词条的解释引用了一些权威文章，并在词条解释的末尾注明文章作者姓名的首字母缩写。在编写内容上，全书共633页，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正文部分，收录了2913个词条；第二部分为补录部分，收录了8个词条，共计收录2921个词条。这些词条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习俗、宗教信仰、历史等方方面面。除此之外，库氏也大量介绍中国受西方（尤其英国）影响而取得的成就，如上海的汇丰银行、中国的海关邮政和铁路的发展等等。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在内容上收录了大量关于传教士汉学家的词条，如劳费尔、翟理斯、沙畹等等，国籍不仅有英国和美国，还有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其他国家。

《中国百科》一经出版，西文报刊便相继对其进行了报道和评述，如《通报》（Tong Pao）、《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报》（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伦敦大学东方学院院报》（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和《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报》（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等等。此外，从西方汉学研究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百科》的确可称之为西方汉学百科编撰领域的一本“巨著”[8]。原因有以下三方面：其一，该书是首部用英语撰写的中国百科类参考书目[6]。如上所述，在《中国百科》出版之前，西方汉学界一直缺少一本系统介绍中国事物的一般性参考书目，该书的出版为该领域确立了“一个基本框架”[9]；其二，当时的学者认为这是一本可以全面并快速了解中国的参考书目[9]。全书涵盖了中国的方方面面，并在编写上兼顾通俗性和学术性，易于西方学者学习；其三，学术价值高。一方面，正是《中国百科》为库寿龄赢得了1919年的“儒莲奖”荣誉，这足以说明其在国际汉学研究史上的地位和重要性；另一方面，经笔者不完全统计，该书从出版之日起，先后于1964、1983、1991、1996、2007和2010年六次重版，足见其经久不衰的学术参考价值。尽管该书获得学术界如此高的赞誉和认可，但是其仍存在着一些不足，如：编撰形式上，词条采用英文字母排序，导致对某些发音相似的汉语词组无法进行分组，如Chin Dynasty和Chin State被Ching分割开，不符合中文的编排；编撰内容上，一方面库氏受早期传教士身份的影响，在引入有关汉学家的词条时，多为传教士身份的汉学家，而当时更多知名汉学家并没有被列入书中[6]；另一方面部分词条的解释现在看来不够严谨，等等。

从以上论述可见，库寿龄从汉学研究者的视角严格审视了当时西方汉学研究的现状。首开先河，以百科类全书的形式系统地介绍中国事物，弥补了英语世界汉学研究一般性参考书目的缺失，方便了西方汉学研究者快速并正确地了解中国，促进了汉学研究的发展。

二、接续英文汉学期刊的努力

库寿龄在编撰《中国百科》的过程中，就发现了当时英语世界汉学研究存在的第二问题：英语类汉学期刊的中断。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库寿龄直言，“《中国丛报》创刊于1832年，持续了20年。承继其后的是发刊于1872年的《中国评论》，到了1901年停刊，戛然而止。从这以后，再无一本真正用英文刊发的此类期刊”[10]。此外，著名的汉学家翟理斯也持同样的看法。他认为在《中国评论》停刊的17年里，英语世界一直缺少一个供汉学研究者交流学术成果的平台[11]。事实也正是如此，在当时的整个国际汉学界，法国在这一领域始终保持着领先地位，这得益于《通报》、《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Bulletin de l’ecole Francaise D’Extrême-Orient）和《亚洲学报》（Le Journal Asiatique）的持续发行。这些是当时最主要的汉学杂志，但都“是由法国人用法语编写的，对于大量说英语的学者和学生毫无用处”[10]。库寿龄认为“英语世界如果想要恢复和持续保持在汉学研究领域的领先地位，就必须创办一份用英语刊发的期刊，并且这一期刊的发行地应该在中国，因为这里研究中国的学者最多”[10]。

基于以上背景和认识，库寿龄在《中国百科》编撰完成后，便立刻着手汉学期刊的创办。1918年9月，一战尚未结束，身处英国的库寿龄和好友决定在中国创办一份专注于汉学研究的杂志。同时，将刊物命名为“The New China Review”，译为《新中国评论》，旨在赓续于1901年停刊的《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⑥。经过颇为周折的筹备工作后，《新中国评论》于1919年3月正式发行。从发刊至1922年2月停刊，《新中国评论》共发行4卷24期（期刊为双月刊，因第一期出版时间在三月，所以前三期为单月发行，之后皆隔月发行），刊载177篇文章和简评，共计2000余页。

在发行的四年内，《新中国评论》在期刊形式、内容、作者群等多个方面较好地承继了《中国评论》的传统，如：在期刊形式上，同样由专题论文、答疑（Notes and Queries）和学术动向（Recent Literature）三部分组成，全刊仅1922年发行的第三期没有后两个板块，因为当时库寿龄病重，仍坚持审稿，不过终因体力不支，放弃这两个板块，为此库寿龄特在该期期刊末页向读者解释说明并表歉意[13]；在期刊内容上，和《中国评论》相似，主要涉及中国的文字、历史、宗教、文学、哲学、习俗、钱币等等；在作者群体上，以英美两国人士为主、法国人也占一定比例，并且“以在华传教士为主，辅以任职于西方在华各种机构（如外交部门、海关、香港殖民政府等）的欧美侨民等，也有一部分来自欧洲本土的学院派人士”[14]。这和《中国评论》的作者构成极为相似；此外，为了更好地延续《中国评论》的优良的学术标准，库寿龄还邀请了《中国评论》的重要撰写者庄延龄和翟理斯。

除了较好地延续了《中国评论》之外，《新中国评论》自身也有着鲜明的特点。第一，文章连载。由于篇幅的限制或是撰写者投稿先后等问题，涉及同一个主题的文章，编辑会多期连载，如禄是遒(Henri Doré)的《通州狼山及其他山之巡礼》(Le Grand Pelerinage Bouddhique de Lang-Chan et les Cinq Montagnes de Tong-Tcheou)、哈森(J.Hutson)的《藏区山麓的汉人生活》(Chinese Life on the Tibetan Foothills)等。这样使得读者对同一话题有着持续不断的关注、对问题探讨更加细致，当然这样也会降低其他文章可被刊载的可能性，使得期刊内容上的丰富性受到限制。第二，学术性和通俗性兼具。正如库寿龄所言，既要保证期刊较高的学术水平，又要在“内容尽量丰富多彩，使那些自称为‘汉学家’的普通读者也能在其中找到乐趣”[10]。所以期刊中既有《中国古宗教之研究》（A Study in Early Chinese Religion）这样高水准的学术文章，也有《中国算盘使用指南》（How To Use The Chinese Abacus Or“Suan-P'an”）这类普及中国文化的通识性文章。此外，从1921年第六期开始特设了“文物鉴赏”专栏，每期介绍两件文物，以增加期刊的趣味性。第三，丰富的图像资料。期刊在每期的首页都会附上一幅图片，主要涉及汉学家的肖像、地图以及汉学家田野考察和游历时所拍的照片或刻的版画。另外，在文章涉及到的相关山水画、陶瓷、钱币等，都会有对应的精美图像。第四，关注中国学术界研究动态。期刊密切关注中国学者的研究动态，并针对性的刊载一些该领域的文章，如金璋的《占卜的方法》（Working The Oracle）、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的《中国古籍记（敦煌石室古籍）》（Notes on Ancient Chinese Documents,Discovered Along the Han Fronter Wall in the Deseart of Tun-Huang）等等。

《新中国评论》从发行到停刊，一直备受关注。比如1919年3月第一期的刊发就引起了《通报》、《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美国历史评论》、《皇家亚洲文会会报》、《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报》、《教务杂志》、《北华捷报及最高法庭与领事馆杂志》（North 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and Consular Gazerte）、《上海泰晤士报》（The Shanghai Times）等报刊争相报道。多数刊物对《新中国评论》的发行充满期待，其中《教务杂志》和《上海时报》对期刊设置的“答疑”专栏做了较高的评价，认为其可以增加期刊的学术价值[15][16]。此外，《教务杂志》和《北华捷报及最高法庭与领事馆杂志》定期对刊载的文章进行评论，并经常对期刊文章的收录取向提出建议。在《新中国评论》停刊时，《北华捷报及最高法庭与领事馆杂志》称赞其为库寿龄的“杰出作品”，并感叹当时竟无有能力者来接续这份杰出的事业[17]。

整体看来，库寿龄着眼于西方汉学的长期发展，在严苛的战争年代创办《新中国评论》。该刊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很好地延续了《中国评论》，为当时的汉学研究者提供了一个交流学术成果的平台，短暂地填补了《中国评论》停刊导致的英语汉学研究期刊的“空档期”。

三、系统研究“19世纪上海租界史”的尝试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同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迫使上海开埠通商，就此揭开了“上海租界”的历史篇章。到了二十世纪初，外国人在上海租界经营已有半个多世纪，客观上推动了上海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当时旅居上海租界的外国人认为应该向世人展示他们在上海取得的发展成就，因此在1906年，上海工部局决定汇编“一部综合论述上海租界历史、政治、商业等各方面”[18]的三卷本史书。上海工部局此举显然并不是出于汉学研究的目的，但是纵观当时汉学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虽已有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的《上海及其近郊概述》(General Description of Shanghai and its Environs)、麦克莱伦(J.W.Maclellan)的《上海史话》(The Story of Shanghai)等著述的相继问世，但这些著作都只是对上海历史的简单描述，因此当时英语世界的汉学研究缺少对上海历史的系统论述，而由上海工部局制定、兰宁（George Lanning）⑦和库寿龄具体实施的上述计划，客观上弥补了这一缺失。

然而，这套史书的编撰历程颇为坎坷。1906年，工部局将《上海史》撰写工作委托给兰宁。在经过充分地查阅资料后，兰宁于1916年开始专心该书的写作，并在1919年完成了第一卷的初稿。随后，在审阅人的要求下开始补写书本的注释，但他仅完成了前五章的注释，就于1920年1月不幸去世。后经工部局董事会商定，由当时忙于发行《新中国评论》的库寿龄接替兰宁工作。于是，第一卷在库寿龄勘正和完善之后，经上海工部局审阅，最终于1921年由别发印书馆印刷出版。在第二卷即将完成时，库寿龄于1922年6月15日去世，据其夫人回忆，临终前的库寿龄还在对书稿进行校审[4]。第二卷的后续工作由库寿龄的夫人夏洛特女士（Charlotte Eliza Couling）加以完善，终于1923年出版，就这样原定三卷的《上海史》在完成两卷后不了了之。

尽管《上海史》最终以两卷本告终，但该书在内容上却系统、翔实地记载了19世纪上海租界的概况。《上海史》第一卷共53章504页，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描绘了当时的历史大背景，如介绍了中国的政治、宗教信仰、语言、法律等方面，并就这些方面同西方进行了比较；第二部分被作者命名为“广州：上海的摇篮”，认为广州孕育了当时的上海。这部分介绍了上海开埠前的时代背景、上海的地理和租界的发展历程等，时间记述至1857年。第二卷共计56章508页，记述了1857年至1900年的上海租界历史，内容包括上海租界的各个方面，比如：租界的法庭、海关、医院、商团、道路状况、学校和教育等等；同时，卷尾还附有1854年到1900年上海工部局历届董事会的名单，值得一提是第二卷的第36章对当时活跃在上海的23名知名西方人士分别作了小传，其中包括艾约瑟、梅辉立、汉璧礼等等。

此外，写作特点上，两卷本各有侧重。第一卷更多的注重“论”，“以论带史”。作者对具体史实的描述常常一笔带过，而大篇幅地论述个人观点。再者，“作者常常故意用某种委婉的、暗指的、或省略的方式，来表达一些并非众所周知的史实、人名、书名”[19]，使之读起来难免有晦涩感。与第一卷不同的是，库寿龄主编的第二卷更注重史料的应用，因而所呈现的历史更为详细，如专门设章节记述了上海的菜市场、公墓、自来水厂等。如此翔实记载源于库寿龄不仅“大量征引了《北华捷报》、《工部局年报》等常见资料，亦查考并引用了工部局的某些档案和英国政府的《蓝皮书》，还利用了一些私人手稿”[20]等。

结合上述论述，从本质上来说，《上海史》实质上是一部上海租界史。因为两卷本主要介绍的是上海租界内的历史，对租借外的历史只是零星提及，所以学界也评价其为用“英文写成的第一部翔实记载19世纪上海租界历史的著作”[21]“是民国时期西人所写关于上海的专书中影响较大的五部之一”⑧[21]。作为史学著作，两卷本注重对史料的运用，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史》的编撰得到了当时“官方”的支持和协助，使得作者在史料收集方面的广度突破了学者个人的极限，最终大量珍贵的史料籍此得以保存下来。但是，《上海史》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足，如章节设置上不够合理、编写体例不够严谨、部分观点具有历史局限性等。

综上所述，库寿龄和兰宁借助上海工部局的支持，扩大了史料收集的广度，前后历时17年，最终编撰了多达一千余页的《上海史》两卷本，完成了对“19世纪上海租界史”[21]的系统研究。

四、结语

库寿龄在其14年的汉学治学生涯中，对当时英语世界汉学研究现状进行了充分的思考，并针对部分问题给出了他的“答案”：《中国百科》开汉学研究百科类参考书目的先河，为库寿龄摘得汉学“儒莲奖”美誉，奠定了库寿龄在汉学界的地位，也标志着“英国的汉学研究得到了欧洲大陆的承认”[22]；《新中国评论》全刊4卷24期被考狄于1923年收录进其著作《西人论中国书目》，肯定了库寿龄在填补英语世界汉学期刊阶段性“断档”方面的努力；《上海史》被赞为英文写成的首部翔实记载19世纪上海租界历史的著作，敞开了海外上海学的大门[23]。

放眼清末民初，许多传教士和库寿龄一样专注于对中国的研究，客观上促进了西方汉学研究的发展。然而，结合上述对库寿龄汉学著作地介绍和分析，相较于同时代的传教士汉学家，库寿龄的汉学研究有以下特点：首先在研究形式方面，当时许多传教士致力于用西方各语言译介中国典籍、戏剧、小说等。与他们不同的是，库寿龄首开先河，专注于编撰“百科类全书”来介绍中国事物；其次在研究目的方面，同时代的传教士汉学家进行汉学研究多为便于传教，如丁韪良的《认字新法常字双千》、卢公明的《英华萃林韵府》等，而库寿龄在《中国百科》首版序言中就声明编撰此书旨在为西方学者提供汉学研究便利。同时代，也有部分传教士出于让西方更好地了解中国，便于传教或服务于政治等目的而创办报刊，但库寿龄创办《新中国评论》意图很明确，即为汉学研究者提供一个交流研究成果的平台；最后在研究身份和视角方面，部分传教士汉学家的知名著作多是“传记式”的，采用个人视角记述和评论自己在华的见闻，而库寿龄在编写《上海史》时，更多的是以一个学者的身份来撰写历史的。抛开著作价值和水平的高低，仅从作者创作时的自我身份界定和视角而言，库寿龄的汉学著作更具有学术的自觉性和客观性。总体看来，相较于同时代的传教士汉学家，库寿龄具有更为清晰的学者身份意识，其汉学著作也属于更具学术意义上的研究，基于此他的汉学家身份也显得更为“纯粹”。

注释：

①参见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Vol.44(1913)、Vol.45(1914)、Vol.46(1915).

②为尊重历史，本文中诸如“Kelly and Walsh,Limited”“Dr.George ErnestMorrison’s Library”等专名沿用民国时期的译名，即“别发印书馆”“莫理循书库”等。

③库寿龄在华活动的领域可以简述为三方面：教会教育、教会经济和汉学研究。学界目前对库寿龄的研究多是一些简短的评述，概述如下：其一，教会教育方面。关于这方面的评述在部分研究英国浸礼会的著述中略微提及，如叶大深《齐鲁大学早期医学教育史研究》等。其二，教会经济方面。学界尚无专题性研究，但相关地方志和著作中有所提及，如《益州县志》、赵云声的《中国大资本家传·京津大贾卷》等。其三，汉学研究方面。关于库寿龄甲骨收藏和研究，邹芙都和樊森的《西方传教士与中国甲骨学》对库氏的甲骨购藏历程和研究做了概述；关于库氏汉学著作方面的研究，学者们对其汉学著作陆陆续续进行过零星评述，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种情况：（1）作为历史事件的零星提及。如郅晓娜的《金璋甲骨的收藏始末》、张德明的《英国浸礼会在华活动历史考察(1845-1952)》等；（2）著作出版初始，当时的西文报刊对相关著作的评述。如《通报》、《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美国历史评论》、《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报》等；（3）学者们为重版的库氏著作所写的序言，如1983年再版的《中国百科》序言、2012年再版的《新中国评论》序言等；（4）相同领域的专著对库氏著作的评价。如著名上海史学家熊月之在其《海外上海学》专著中对《上海史》做了简要评述。

④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英裔澳大利亚人，著名的《泰晤士报》驻华记者，中华民国早期的政治顾问。他对收集东西充满热情，在华工作期间酷爱收藏与中国及远东地区有关的各种西文书籍，并将所收集的书籍安置在一个防火建筑当中，成立一书库，藏书相当丰富，是当时亚洲最有名的书库之一。莫理循允许学者们自由使用该书库。

⑤以下外国人的译名均参照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

⑥《中国评论》是发行于香港的一份英文汉学期刊，主要形式包括专题论文、翻译和书评三大类，主要内容为研究中国的语言文字、文化和历史，是西方世界第一份真正的汉学期刊[18]。

⑦兰宁（1852～1920），英国人，上海公共租界著名教育家，著有关于中国及上海的著作多种，除了文中的《上海史》，还著有《闲话中国鸟兽》（Chats on Chinese Birds and Beasts）、《新中国的各种旧势力》（Old Forces in New China）等。

⑧另外四部：梅朋(Charles B.Maybon)、傅立德(Jean Fredet)的《上海法租界史》(Histoire de La Concession Francaise de Changhai)、卜舫济(F.L.Hawks Pott)的《上海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Shanghai)、密勒(G.E.Miler)的《上海:冒险家的乐园》(Shanghai,the Paradise of Adventurers)、霍塞(Ernest O.Hauser)的《出卖上海滩》(Shanghai:City for Sa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