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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英语中主题化现象的分布、比较与解释
——《亚洲英语中的主题化》评介

2021-03-07刘兴兵仵婧祎张记

外国语文 2021年2期
关键词:变体语料库亚洲

刘兴兵 仵婧祎 张记

(1.四川外国语大学 研究生院, 重庆 400031;2.重庆化工职业学院 通识教育学院,重庆 401228)

0 引言

亚洲将是英语应用广泛且蓬勃发展的地区,是“世界英语未来所系的主要区域”(Murata et al., 2009: 2)。在新兴英语中,主题化(topicalization)现象“非常值得关注”,因为它扩展到了更广的语法语境和正式的使用场合,具备较高的使用频率 (Mesthrie et al., 2008: 81),在英语口语中使用增多(Mesthrie, 1992;Lange, 2012;Winkle, 2015)。但到目前为止,主题化在亚洲英语中的分布还未得到系统研究,分布规律背后的影响因素还未得到透彻分析。Sven Leuckert的专著《亚洲英语中的主题化:一个前置构式的形式、功能与频率》适时出现,填补了这样一个空白。本书对四种亚洲英语变体中主题化的频率、形式和功能进行量化,并与英国英语进行比较,从诸多方面深入探讨影响分布的动因,具备较大的学术价值。本文首先介绍该书的主要内容,然后对其作简要的评价。

1 内容简介

本书共分八章,试图回答三个研究问题(4):(1)主题化现象在印度英语、新加坡英语、香港英语和菲律宾英语中的频率、形式和功能是什么,是否与英国英语有显著的不同?(2)Mesthrie’s (1992)提出的主题化现象的“拓展功能”是否适用于以上亚洲英语变体?(3)哪些因素能够解释四种亚洲英语变体中主题化的不同频率?

引言一章将研究置于语言接触的宏观背景之下,初步定义并举例说明主题化现象,列出了本书的研究目标和研究问题,并提出了关于影响主题化分布各个因素的假说,作为对主题化分布的可能解释。

第二章对于主题和主题化进行文献综述,并在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二者提出了更为全面的定义。对于主题,作者梳理了传统视角和近期视角的研究,把“已知”(givenness)和“关涉”(aboutness)确定为定义的标准。而且,进一步令人信服地证明,“关涉”是“主题识别更为有力的标准”,而“已知”作为主题识别的标准“相对较弱”(19)。鉴于此,作者综合了关涉、框架设定(frame-setting)、共同点(common ground)、句首位置、焦点等维度和概念,对主题提出了更为详细的工作定义。关于主题化,作者也梳理了主要学者的研究,认为经Mesthrie (1992)扩展后的概念“最为适合本研究呈现的数据”(32)。作者将这个扩展的概念与前人文献中主题化的各个维度和侧面进行结合。这个定义成为本书整个后面部分关于主题化的理论框架,为第五章设定主题化现象的标注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解释变体为何带上显著异于同一语言其他变体的特征时,次层迁移或接触迁移(substrate transfer)是最为自然或首要考虑的因素,因此,在解释亚洲英语变体中主题化的分布和规律时,首先需要考虑这些变体的主题化是否与其接触语的主题化程度相关。为了回答这一问题,第三章调查了上述四个亚洲英语变体各自的主要接触语,详细考察了各接触语的主题显著性(topic-prominence),即在类型学上某种语言或变体偏爱基于主题和述题、而非主语和谓语组织句子的程度(36)。这里考察的印度英语的接触语包括三种印度-雅利安语言(Indo-Aryan languages)(印地语、孟加拉语和马拉地语)和三种达罗毗荼语(Dravidian languages)(泰米尔语、泰卢固语和卡纳达语),新加坡英语的接触语为汉语的国语,香港英语的接触语为汉语的粤语,菲律宾英语的接触语为两种澳斯特罗尼西亚语或南岛语(Austronesian languages)(马来语和他加禄语)。

在内容上,第三章首先介绍Li & Thompson (1976: 466-471)确定的主题显著语言的八个特征,然后收集了已有文献对上述各个主要接触语的相关语法描写。作者将二者进行比较,进而对每个接触语的主题显著性大小进行评估。这种评估得出了两个主要结论:首先,“[……]在数种接触语中发现了高主题显著性[……],因而在分析亚洲英语中的主题化现象时,迁移是应该考虑在内的因素”;“另外,特别对于印度英语来说,[……]它的一些最主要的接触语经常使用主题化,远非纯粹的主语显著(subject-prominent)语言”(60)。这样得到的各接触语的主题显著性,将与第六章在国际英语语料库中提取的各亚洲英语变体的主题化频次进行对比,也为第七章把次层影响(substrate influence)视为亚洲英语变体的主题化分布规律的动因之一铺平了道路。

第四章描写四种亚洲英语变体的最新人口统计学特征和变体地位信息,并且,参照Schneider (2003, 2007)提出的、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的“后殖民英语的动态模型”,确定了每个亚洲英语变体在所处的具体发展阶段,为第七章把变体地位作为影响主题化现象当前分布的因素之一做好了准备。本章得出的结论是,各亚洲英语变体中,仅有新加坡英语发展到了第四阶段,即“本土标准稳定期”(endonormative stabilization),其他三种亚洲英语变体都处于第三阶段—“本土化期”(nativization)—的某个层次:香港英语当前发展在第三阶段的极早层次,而菲律宾英语和印度英语都处于第三阶段的更高层次(79)。

第五章介绍语料库数据,即国际英语语料库中各个变体所在子库的口语部分,并且说明对主题化现象进行编码的流程,以及编码体系(即赋码和标注的体系)。本章的亮点是对主题化现象进行标注的全面、详尽的体系,其中标注的特征包括句法形式、信息状态、句法功能、Mesthrie(1992)提出的扩展功能、话语功能、主题持续性等;每个特征又分为多个可能的类别,每个可能类别赋予不同的编码(85)。这些特征和标注体系是第六章对亚洲英语变体中主题化现象进行量化的蓝本。作者在第五章最后还举例说明了少量存在标注困难的主题化现象,承认在研究方法上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

第六章是本书的核心之一。作者呈现并讨论各个英语变体中主题化的形式、功能及频率的语料库数据,回答了本书的前两个研究问题。本章明确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呈现语料库口语部分的三个体裁(即面谈、电话交谈和教室授课)中传统主题化和扩展的主题化的统计数据,并在五个英语变体(包括上述四个亚洲英语变体和英国英语)之间进行比较。随后,作者把标注体系中主题化的特征进一步分为两大类:形式与功能。与此相对应,本章的第二部分聚焦于主题化的形式,包括句法形式和信息状态,第三部分讨论主题化的功能,即句法功能、扩展功能、话语功能及主题持续性。第二、第三部分都在五个英语变体之间进行了比较。本章的分析结果有力地回答了本书的前两个研究问题:首先,亚洲英语变体与英国英语之间在主题化使用方面最明显的区别在于频率,在形式和功能方面存在的差异要小很多(169);其次,分析结果在所有方面都为Mesthrie的扩展功能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证明其适用于上述所有亚洲英语变体(169-170)。

第七章是本书的另外一个核心章节,详细讨论多个影响主题化在各亚洲英语变体分布的动因,以解释第六章发现的各个变体之间在主题化频率方面的差异,回答了本书的第三个研究问题。本章的动因解释主要围绕三个因素:语言接触、第二语言习得过程、及礼貌。在语言接触方面,作者首先发现,接触语的主题显著性大小,即次层效应,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解释主题化的频率。因此,语言接触的强度、变体地位、身份标志、目标变体也应该考虑在语言接触的范围之内,这些都能够为主题化频率差异提供一些有趣的解释。但是,由于“语言接触的准确机制通常难以把握”,而且“接触引发的语言变迁难以预测”(178),所以,其他因素,如第二语言习得诸过程、礼貌等,也应该进行考虑和讨论。作者发现,在第二语言习得的八个主要过程(180)之中,有七个过程(定向迁移原则、最短路径原则、线性化策略、有标理论、泰迪熊原则、冗余避免、最大突显原则)不同程度存在影响,香港英语特别如此。而且,主题化也可能被当作一种礼貌策略,自接触语迁移而来,在印度英语中更是如此;对于新加坡英语和菲律宾英语,主题持续也是一种礼貌策略。

第八章对本书的主要发现进行简要总结,列举了语料库数据存在的一些局限,并提出了未来研究中一些前景光明的论题。例如,可以收集更多语料和数据,以验证、修正甚至否决本书的结论;还可以开发非典型主题化现象的自动识别程序,以支持更大语料库的分析和处理;还可以对其他“即时性语言”(language of immediacy),包括其口头和书面表征,进行分析,以深化我们对说话人何时、在何种语境下使用主题化结构的认识;最后,还可以分析更多的变体,探讨主题化的创造性使用,以识别主题化的创新方式,并理解世界英语的多样性和差异性。

2 简评

对亚洲语境下世界英语的研究近年渐成热点之一,但话题主要集中在对亚洲英语语法及社会语言学状况的一般性描述(如Bolton, 2002; Murata et al., 2009; Lange,2012)、亚洲的英语课堂教学(Spolsky et al., 2015; Widodo et al., 2017; Vaish, 2020)、中国大学以英语为媒介的多科课程教学(Zhao et al.,2017)、东亚语言与英语的词汇融合(Kiaer,2019)等等,而像本书一样,对多个主要亚洲英语变体的某个典型、普遍的具体特征(如主题化)进行系统的定量和定性分析,并与英国英语比较,这种研究还比较少见。与以往文献相比,本书在研究发现、研究方法、逻辑结构等方面存在鲜明的特色,我们下面分别进行讨论。

首先,在研究发现方面本书富有创见,内容翔实:(1) 基于国际英语语料库,作者对四个主要亚洲英语变体和英国英语中的主题化分布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得出了大量有价值的实证性的新结论。这些结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大意义。比如,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国际英语语料库中,英国英语中的主题化总体频率并不是最低,最低的反而是香港英语;印度英语和新加坡英语相对更经常地使用主题化,印度英语使用的频率最高,等等。(2) 本书在前人的基础上,对主题和主题化都给出了详细、全面、集大成的定义,并将其拓展为主题化的多维度特征,值得为后续的主题化研究借鉴。例如,作者对主题的定义综合了关涉、框架设定(frame-setting)、共同点(common ground)、句首位置、焦点等维度和概念;对主题化的定义考虑了句法形式、信息状态、句法功能、Mesthrie(1992)提出的扩展功能、话语功能、主题持续性等维度,而且每个维度特征又细分为多个可能的类别,形成了全面的分析框架。(3)本书对于主要亚洲英语变体地位的分析证据丰富、结论可靠,具体、系统地确定了各个亚洲英语变体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作者基于Schneider (2003, 2007)提出的“后殖民英语的动态模型”,参照已有的文献、资料,发现仅有新加坡英语发展到了第四阶段,即“本土标准稳定期”,其他三种亚洲英语变体都处于第三阶段——“本土化期”:香港英语当前处在第三阶段的极早层次,而菲律宾英语和印度英语都处于第三阶段的更高层次(79)。这些结论加深了我们对主要亚洲英语变体的发展历史、现状和未来的认识,也为后续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⑷ 作者没有停留在对表面的主题化分布数据的分析,而是进一步挖掘分布规律背后的深层动因,考虑了问题的复杂性。作者灵活地运用语言接触诸多因素(接触语的主题显著性大小、接触的强度、变体地位、身份标志、目标变体)、第二语言习得的七个主要过程(定向迁移原则、最短路径原则、线性化策略、有标理论、泰迪熊原则、冗余避免、最大突显原则)、礼貌(礼貌策略)等去解释各变体之间主体化的分布差异,结论系统、深入,令人信服,为解释语言不同变体之间的差异树立了典范。

其次,本书研究方法多样,针对性强。书中既有基于大规模国际英语语料库的量化和统计研究,也有基于个案和前人理论的质化研究。各章选用的方法和数据紧扣研究问题。比如第二章对于主题和主题化的定义,采取的是文献综述和理论思辨的方法,第三章在确定接触语的主题显著性时,采用了文献梳理和数据统计的方法,第四章确定亚洲英语变体地位和发展阶段时参照了人口统计学资料和语言发展的理论模型。这些方法很好地实现了各章节的研究目的。

第三,本书论证有力,逻辑严谨。特别突出的是其清晰的结构和愉悦的阅读体验:首先,最为突出的是,各个章节的结构条理合理,体系完备。每个章节开头都有一个引言部分,提出本章节主要的研究内容或问题,然后,后续各个独立部分都按照引言列出的内容体系、逻辑和顺序展开讨论;章节的结尾都有一个结论部分,总结主要的发现。其次,各个章节的研究问题都是对本书三个主要研究问题的发散和分述,最终都清晰地汇集为这三个研究问题。再次,各个章节之间的联系都在引言一章得到了清楚的说明,其后七个章节的开头和结尾也对章节联系给出了明确的交代。章节的实际安排也极为明确和严密,第六、七章是本书的核心,前者是数据分析,后者是动因讨论;第二章为第六章提供理论框架,第五章为第六章做好数据准备,第三、四章为第七章做好论据的铺垫。最后,作者提供了大量精心设计的表格和图解,不但针对量化数据,而且还涉及大量的定性发现,使得阅读体验极为轻松、愉悦。

当然,本书也存在一些不足。第六章第99、100、116、117、193页出现了对语料库数据的五个小的错误描写,还有一些数据计算(第123页)和图标呈现(第106页)方面的疏漏,以及一些表达和用词方面的失误(如第14、103、188、189页)。尽管图表众多、清晰是本书的一个突出优点,但第104页却没有满足读者的期望,没有与其他部分一样,把TOP1(传统主题化)和TOP2(非传统主题化)的频率分别叠加后绘图显示(如使用叠加的柱状图),以便更为清楚地比较各变体口头体裁之间在主题化频率之间的异同。而且,6.3.2小节也没有设计图表去更好地呈现、表现主题化与各个句法过程之间的互动。另外,由于国际英语语料库口头部分的库容不足,有些主题化细微类别的频数过小,甚至少于5(如表6.8、表6.9);由此,一些相关的结论,特别是那些有关统计性趋势的结论,表述应该更为小心和谨慎。另外,“统辖同指”(controlling co-reference)是Li & Thompson (1976: 466-471)列出的八个主题显著性特征之一,但在第七章中,由于作者在绝大多数接触语的现存文献中没有找到关于统辖同指的语法描写,所以,作者就没把这一特点包括在主题显著性评估的各维度(缩减为七个)之内,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结论的可靠性。

总体来说,本书得出了大量引人入胜的理论发现和实证结论,不但对于亚洲英语和世界英语的学生和学者有益,而且对于笼统研究主题化的人员也有较大启示。本书特别好的地方在于论证坚实、观点新颖、语言和结构清晰,呈现生动而形象,将会赋予读者大量的启迪,带来愉快的阅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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