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则远

(浙江海洋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舟山 316022)

0 引言

翻译是一种跨越两种不同语言的交流形式，是基于语言差异的活动。两种语言，也就是两种文化。这种语言跨越便是构建文化身份差异的行为。因此，如果翻译在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语言文化之间进行，那么这种翻译活动本身便不再透明、单纯，而是有着强烈的政治意义。如罗宾逊所言，在后殖民理论背景下，翻译要么是帝国殖民的工具，要么是殖民地进行反殖民的武器(Robinson，2007: 6)。语言文化上的施暴并不是单方面的，强势语言文化可以打压翻译，翻译也可以通过反打压的策略来抵抗强势语言文化的入侵，因而所呈现的情况常常是一种后殖民式的相互作用和相互渗透(王宁，2009:53)。

爱尔兰是英国的第一个殖民地，在发现新世界之前就被英国以吞并的方式殖民，因此，英国和爱尔兰之间的历史关系与英国和英联邦国家之间的关系多少有些不同。然而，殖民的方式不同并没有改变本质上的殖民与被殖民关系。爱尔兰照样要遭受财产掠夺、种族灭绝、经济压迫、政治操控等被殖民遭遇。1845—1850年间的大饥荒导致超过200万人口死亡或移民，而这是整个爱尔兰人口的四分之一，而当时粮食正从爱尔兰运往英格兰。爱尔兰人民遭受种族主义压迫，被嘲笑、视为劣等民族。1366年的《基尔肯尼法案》(Kilkenny)更是变本加厉，禁止了爱尔兰的语言和习俗。17世纪的《刑惩法》将占人口多数的天主教徒置于“永久臣服”的地位。长期以来，英国将爱尔兰人及其文学和文化刻板化、模式化和丑化。

在数百年的被征服和被压迫中，爱尔兰的主权、资源和土地均落入英国殖民者手中。作为一种殖民手段的翻译从都铎王朝开始就呈现出置换、迁移、传输和转化：爱尔兰的政府、权力和法律受英国控制，其文书、文本被置换为英语；大清洗和大饥荒期间爱尔兰民众大规模向外迁移；爱尔兰地主手中的土地被转移到英国地主手中；爱尔兰语的文化和教育内容被转化为英语；同时爱尔兰的物质财富也沦为英国的收益。这样一来，爱尔兰的文化按英国标准被转化，而英国的法律、礼节、风俗习惯及英语和英国文学则越来越处于主导地位。英文名称强加于风景名胜之上，甚至用于爱尔兰人的名字中。爱米尔卡·卡布拉尔(Amilcar Cabral)评论道：“拿起武器去统治一个民族，最重要的是拿起武器去摧毁其文化生活，至少要使其文化生活中性化或使其处于瘫痪状态。原因在于，只要本民族的文化生活有很强的生命力，外国统治就不会持久。”(Tymoczko，2004:19)爱尔兰早期文学英译中主要有两种传统：文学性翻译和学术性翻译(Tymoczko，2004:122)。19世纪和20世纪《偷袭牛群》译入英语的历史表现出三种阶段性：第一阶段为英国殖民者思想意识起主导作用的阶段，以斯坦迪什·奥格拉迪(Standish O’Grady)为代表；第二阶段为爱尔兰民族主义影响阶段，以格雷格里夫人为代表；第三阶段为反映后殖民思想的翻译阶段，以金塞拉为代表。提莫志科将奥格拉迪、格雷格里夫人和金塞拉的三种翻译方法归纳为同化式、对抗式和彰显式等三种翻译策略(吴文安，2008：187-195)。

1 叶芝为什么要翻译《俄底浦斯王》和《俄底浦斯王在克罗诺斯》？

爱尔兰经过英国800多年的殖民统治之后，会说爱尔兰语即盖尔语的人已微乎其微，而英语成为大多数人的语言。要构建爱尔兰文学传统和文化身份，恢复盖尔语已经变得不太现实。面对这种尴尬的境地，务实的选择便是用英语构建爱尔兰文化身份，对于爱尔兰古代文学，只有靠翻译。对翻译在爱尔兰文学传统构建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叶芝有着充分的认识：

难道我们的人民没有去盎格鲁化的指望吗？我们能否建立一种民族传统，一种在精神上是爱尔兰的、语言上是英语的民族文学？难道不按照海德(Douglas Hyde)博士所说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计划(盖尔语复兴计划)去做我们就不能继续民族生活吗？我们应该用英语翻译或复述那些有着难以定义的爱尔兰特点的韵律和风格的东西和所有古代文学中最好的部分。难道我们不能自己写或劝别人写关于过去从内萨之子到欧文·罗欧的伟大盖尔人的历史和传奇，直到旧的和新的故事之间产生了一架金色桥梁为止吗？(Yeats，2000:261)

叶芝曾和格里高利夫人一起去爱尔兰西部搜集民间故事并用英语编写故事集。显然，他们心中的读者包括英国读者、爱尔兰读者和欧洲其他国家具有英语阅读能力的人。他们希望将爱尔兰古代传说和民间故事从少数会说爱尔兰语的农民口中译出，供不懂爱尔兰语的爱尔兰读者阅读，让更多的爱尔兰人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以确立自己的爱尔兰文化身份。面向英国读者，这是为了“更好地保存古代文化”，以便与英国的商业文化对比和对抗。他们似乎要告诉英国人，你们英国人军事征服了爱尔兰人，但现在我们爱尔兰文化却可以征服你们英国文化，如同希腊文化征服了罗马文化。这种编译行为，即用英语翻译爱尔兰语故事，具有鲜明的反殖民色彩。其中也有一种面对现实的务实意味，毕竟恢复爱尔兰语难度很大。正如叶芝在与道格拉斯·海德(Douglas Hyde)辩论中所说的那样，爱尔兰务实的选择便是用英语描写爱尔兰事物，从而使英语成为爱尔兰性的载体(Yeats，2000:261)。从后殖民理论的角度看，叶芝这种做法照样可以形成区别于英国文学的爱尔兰文学。

叶芝的直接翻译活动则是他对《俄底浦斯王》和《俄底浦斯王在克罗诺斯》两剧本的翻译。对于深度参与艾贝剧院事务并创作了超过25本剧作的叶芝来说，关注希腊剧作在所难免。1939年1月他在去世前还在关注着希腊戏剧。“希腊戏剧达到了完美的境地。从那以后绝无仅有。我们要再次达到那种完美或许还需要几千年。莎士比亚仅仅是把宏伟的碎片堆积起来而已。”(McMinn，1992:16)

叶芝非常关注希腊戏剧的技巧, 积极参与英国的希腊戏剧运动。英国的希腊戏剧运动最有影响的成就是麦克思·瑞恩哈德(Max Reinhardt)的剧作《俄底浦斯王》。叶芝1912年在伦敦的科文特花园剧院观看了此剧。该运动主要思想是主张采用希腊戏剧舞台设计模式。和现代舞台不同，希腊剧院前面凸出的两翼可以确保观众和演员相连，既给观众一个较好的观看点以看清演员的每一个肢体动作，又能使合唱团接近观众。叶芝在排演两部俄底浦斯剧本和《复活》时遵从了这种原则。在《俄底浦斯王》中，合唱团放在艾贝剧院的正厅后排乐队中间。在《复活》中实验孔雀剧院的小型观众与舞台紧紧相连。

但叶芝为什么选择索福克勒斯的《俄底浦斯王》剧本呢？

首先，叶芝认为《俄底浦斯王》是“希腊戏剧中最伟大的杰作”(McMinn，1992:17)。叶芝把索福克勒斯看作西方经典的代名词，反复把他和荷马与莎士比亚相提并论。他将莎士比亚看作现代最伟大的剧作家，然而他同时也认为，如果索福克勒斯的所有作品能幸存下来，他将超越莎士比亚。1925年出版的《幻景》中，叶芝对索福克勒斯着以重墨，断言“要是索福克勒斯的全体作品幸存下来，我们或许不会认为莎士比亚是最伟大的”。他坦陈观看《俄底浦斯王》对自己如何产生深刻的影响：“在排练中我有一种强烈的情感，一种置身于神祇可怕的圣事现场之感。但我总是从希腊戏剧中获得这种感觉，虽然从未如此强烈过。”(McMinn，1992:16)在《幻象》中，叶芝将索福克勒斯列为莎士比亚唯一的对手，甚至高于后者：“或许世俗智慧在和宗教斗争了五百年后获得自由发挥，使莎士比亚成为最伟大的戏剧家。……我们或许已经使索福克勒斯所有的作品幸存下来却没有意识到他才是最伟大的。”(McMinn，1992:16)

叶芝在索福克勒斯作品中找到了来自普通生活和“天界之魂”的象征性语言和总是追求悲剧性快乐的民间传说。叶芝在《论锅炉》中写道：

悲剧如果不能引领伟大人物抵达最终快乐，便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波洛纽斯或许悲惨地走出去，但我可以从台词“请您从幸福中缺席一会儿”中，从哈姆雷特对死去的欧菲利亚所说的话、克利奥帕特拉的最后告别、李尔王在闪电中的怒火、俄底浦斯在故事结尾时坠入被爱“分裂”的地球中听到的舞蹈音乐中感受到这种悲剧性快乐。(Ross，2009:552)

其次，索福克勒斯的剧本正好符合叶芝当时对戏剧的要求。叶芝希望爱尔兰戏剧拥有基于非凡想象力的民间传说色彩，观众相对没那么复杂。索福克勒斯剧作中神话人物拥有这种想象色彩，当时雅典的观众与爱尔兰观众类似。叶芝后来痴迷日本的反现实主义和贵族式戏剧，索福克勒斯又成为非自然主义剧院的典范。索福克勒斯相信灵魂不朽，这一点叶芝颇为认同。叶芝喜欢索福克勒斯剧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中含有超自然因素：“当我准备在艾贝上演《俄底浦斯在克罗诺斯》时，我看到开场那一幕中的复仇女神森林和爱尔兰精灵出没的森林一模一样。”(McMinn，1992:21)

最后，索福克勒斯的英雄人物符合叶芝对代表民族身份人物的政治和审美需求。叶芝将索福克勒斯和莎士比亚与种族意识的瓦解与个人性的诞生联系在一起。他在《民族性和文学》(1893)中写道，荷马描写“伟大的种族或民族运动和事件，为希腊民族而不是其中的哪一个人而歌唱”，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将这些伟大的运动和事件分摊到参与其中的人物身上。特洛伊城的陷落不再是主题，因为阿伽门农、克吕泰涅斯特拉和俄底浦斯占据着舞台”(Ross，2009:553)。在修订版《幻象》中，俄底浦斯成为希腊神话、叶芝喜爱的荷马式异教世界的中心人物，他的死亡确实具有超自然色彩。叶芝强调俄底浦斯的悲剧英雄色彩和对知识的追寻：解开了斯芬克斯之谜；不懈地追求自己灾难性身份的真相；弑父娶母；找到真相后刺瞎自己双眼。因为知识、英雄主义和超自然死亡，俄底浦斯是西方人内心矛盾的原型。叶芝对所谓的俄底浦斯情结并不感兴趣，因为他自己并没有这种情结。俄底浦斯的身份尤其令叶芝感兴趣，一个善于解谜的人却连自己的身份之谜都解不开。先为国王，后沦为乞丐；先为救世主，后沦为替罪羊；先为侦探，后沦为罪犯；先为明眼人，后沦为盲人。他在知识和无知、好运和厄运、屠夫和圣人之间摇摆。

2 叶芝是如何翻译这两本希腊剧本的？

叶芝对索福克勒斯这两个剧本的兴趣持续了超过25年，使两剧成为艾贝剧院的节目。叶芝把杰布(Sir Richard Jebb)的散文译本看作最佳版本，1912年自己的版本即有所借鉴。

叶芝1912年实质性地完成了这项工作，但艾贝剧院的《俄底浦斯王》演出剧本尚未制作完毕。叶芝的两个俄底浦斯剧本先后在艾贝剧院上演。首先上演的是《俄底浦斯王》，时间是1926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McMinn，1992:18)。叶芝把两部剧本改写成了“适合现代舞台演出的版本”，而不仅仅是翻译。

叶芝将杰布的直译版本看作最佳译本并大致基于此进行改写式翻译。因此，叶芝的译写基本上是忠实于原文的。但叶芝译本与杰布译本也有些偏离。他完成自己的版本后，和格里高利夫人使用马斯克雷(Paul Masqueray)的法语译本“对照通读了全稿，修改了每一个在爱尔兰岛上不能理解的句子”。这就使一个原始的荷马式社会产生的内容活跃在爱尔兰西南海岸的偏僻小岛上。除了比杰布的版本更直接、更具体外，叶芝还有两种方式使他偏离原文：把索福克勒斯的1530行的本已经较短的剧本再压缩，以便达到《叶芝戏剧选集》的标准。《俄底浦斯王》仅占43页，大幅度地改写了剧本中的合唱歌曲。

叶芝删掉了所有古英语词汇，如“mine”“thou”“anon”“thenceforth”。如叶芝所言，“我对语言的锤炼将在舞台上展现力量，因为我使其中的台词像传奇一样简洁、硬朗而自然”(McMinn，1992:20)。与索福克勒斯更加诗化、有时甚至花哨的诗句相比，这种硬朗的散文风格强调情节中侦探故事的因素，更能被现代观众接受和理解。

另外，牧师开篇演讲共54行诗句被缩减至22行散文，其中的神话引用、道德评论和华丽描述或完全删除，或大大地削减。这强调了迪拜受旱灾所困时的情形。剧本结尾234行诗句中的三分之一，不少于82行被省略。俄底浦斯在第1369-1415行的演讲的长度尤其引起叶芝的担心。他给奥利维亚·莎士比亚(Olivia Shakespeare)的信中说：“您提到《俄底浦斯王》中冗长的演讲无法表演出来。在我们的舞台上确实如此，所以我将它缩减为几句。”(Yeats，1954:721)叶芝事实上将索福克勒斯的47行诗句削减为21行散文，大大删去了失明、弑父和乱伦后俄底浦斯王的自怜部分。在叶芝眼里，英雄应该带着微笑面对死亡。悲剧应该充满着一种“悲剧性快乐”。叶芝的英雄观影响着他对俄底浦斯王剧本的翻译。

为了突出戏剧表演的强烈性，叶芝译本中着重运用了戏剧性反讽。叶芝保留了俄底浦斯对自己身份真相的不懈追问，更好地描写了俄底浦斯的双重性格：既是强大的国王又是弱小的乞丐；目明者无知，双目失明者时却洞察真相；解开谜语者自身便是一个自己不能解开的谜；杀父弑母者既是母亲的儿子又是母亲的丈夫、既是孩子的兄弟又是孩子的父亲。

综上所述，叶芝在翻译《俄底浦斯王》和《俄底浦斯王在克罗诺斯》两个剧本时，在译本的选择和戏剧翻译策略方面，有着深刻的反殖民政治文化背景，而绝非纯粹的语言活动。

首先，翻译的背景耐人寻味。英国伦敦对戏剧的审查使得《俄底浦斯王》不能在英国上演，理由是该剧涉及乱伦主题。叶芝为了显示爱尔兰比英国自由，特将其翻译过来，并做了一些改写，以更适合爱尔兰的观众。该剧最终成功在爱尔兰上演，因此爱尔兰可以因为比英国更加自由而感到骄傲，同时也对英国虚伪的维多利亚道德进行了讽刺和批判。其次，叶芝有意将希腊和爱尔兰做类比，希腊和爱尔兰的古老神话传说似乎都说明了两个国家有着同样灿烂的文化，而两个国家却不幸在政治和军事上分别被罗马和英国殖民，最终两国又在文化上将殖民者征服。“希腊文学，如古爱尔兰文学，建立在信仰之上，而不像拉丁文学，建立在文献之上。”(Yeats，1954:537)连英国文化领袖阿诺德都认为，爱尔兰的凯尔特文化可以为英国病态的工业文化疗伤，挽救日益庸俗的英国文化。一种文化优越感和认同感促使叶芝翻译这两个剧本。叶芝有意抬高索福克勒斯，压低英国的莎士比亚，有着鲜明的反殖民文化意图。叶芝还特意将希腊剧作翻译成英语，所用的英语是爱尔兰人的英语，即一种模拟(mimic)和杂糅(hybrid)的英语，明确提出所面向的读者和观众是爱尔兰人。

3 结语

后殖民翻译理论认为，翻译是一种不平等文化间的关系。叶芝利用翻译作为有效的反殖民工具，从一个古代被殖民民族的剧本翻译成自己的殖民者语言，但加以爱尔兰化，进行模拟和杂糅，实现了文化上的反讽，嘲弄了英国殖民者，借古代的题材发挥了当代的意义。

霍米·巴巴指出，有两种文化翻译，一种是指作为殖民者同化手段的文化翻译，一种是指后殖民批评家所提倡的作为文化存活策略的文化翻译(生安锋，2011:87)。这两种文化翻译主要针对殖民者和殖民地两国文化之间的翻译。而叶芝从第三国(曾经沦为罗马殖民地的希腊)翻译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底浦斯王》，并译为殖民国语言——英语，心中所想的观众却是爱尔兰人。笔者认为，叶芝所进行的翻译可以称为第三种文化翻译。这是爱尔兰后殖民翻译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学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