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栩 魏艳辉

(1.西安外国语大学 英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8；2.黑龙江大学 西语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0 引言

作为《远大前程》中最重要的故事场景，沙提斯庄园不但构筑了郝维仙小姐(1)郝维仙的原型来自狄更斯童年记忆中游荡于伦敦博纳斯街头的一位白衣女人。狄氏在《我们再也长不大的地方》(Where We Stopped Growing，1853)中写道：“她一袭白衣，令人反感的白色发辫遮住了头和脸……她是一个年老自负、举止冷酷拘谨的女人。很明显，她由于个人原因而疯癫傻笑——有钱的贵格会教徒肯定是不会娶她的，因为她穿的是结婚礼服。”(Douglas-Fairhurst, 2011:463)、艾斯黛拉和皮普各自的感情世界，而且见证了三个主要人物之间的恩怨纠葛。有学者指出，沙提斯庄园是一道被排除在时间之外的“哥特式景观”(Mighall, 2011: 93)，其灵感来自某公爵夫人曾独居过的“一座封闭而幽暗的大宅”(Alexander, 1991: 133)。也有学者论及该场所的象征含义，认为孤悬于世的沙提斯庄园是动荡不安的精神陷阱(Bodenheimer, 2007:157)，充斥其间的阴沉意象暗示了维多利亚时代无法实现的社会理想(Brinton, 2007: 38)。国内学界认为，狄更斯以“再现事物的精确表象”的“物化”手法揭示了庄园的监狱特质(赵炎秋，2016：263-268)，而小说末尾的废墟意象则寓示了贵族阶层的最终没落(李维屏，2008：183)。虽然上述评论已经触及与庄园空间意义紧密相关的各种物象，但学界不约而同地将庄园之物视作被动的客体或静态的背景进行论述，忽视了“物”作为叙事主体所施展的意义建构能力。

随着当代西方物质文化研究的持续升温，物的重要性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西方的物质文化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勃兴，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广义上的物质世界，涉及人文、社科以及自然科学等诸多领域(2)西方物质文化史的研究领域主要涵盖五个方面：(1)日常生活物品的研究，如食品、玩具、服饰等；(2)自然人文景观与历史遗存的研究，如园林、博物馆、建筑遗址等；(3)工艺品和工业产品的研究，如绘画、瓷器、塑料等；(4)宗教物质文化研究；(5)自然科学的物质文化史。(肖文超，2017：99)，其研究核心“围绕物质文化与人的关系而展开”，其研究范式是对物品在特定时空背景下的用途与意义进行知识考古(肖文超，2017：99-100)。对物自身的研究“更多地体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情感、社会、文化与经济关系的构建”(肖文超，2017：99-100)，这意味着对物质文化的深入研究必然会横跨多个学科，而文学研究就是其中的重要一脉。事实上，来自文学批评领域的学者们已从物质文化研究中摄取理论滋养，将文学文本中的物推向阐释的聚光灯下，勘察物的文学生命。韩启群(2017：94-96)总结了文学研究中“物转向”批评范式的三大特点，包括弥合主客体的认知界限，强调物对主体的支配力；关注物的外形、颜色、属性、空间布局等各种微观物质细节折射的审美意蕴、心理动因和权力关系；注重物所处的关系网络，从琐碎物品之间的关联中挖掘故事的前因后果。“物转向”批评话语有效拓展了文学研究的空间和潜力。

本文借鉴上述理论，以沙提斯庄园的物作为切入点，考察其在人物身份嬗变和小说主题建构方面所发挥的诗学功能。本文探讨的主要问题包括：隐遁不出的郝维仙身着褪色婚纱，终日枯坐在一堆无异于垃圾的日用品中，她为何对这些器具恋恋不舍？在庄园长大的艾斯黛拉起初沦为养母郝维仙的复仇工具，最终选择与之分庭抗礼，她是如何走出替身阴影的？此外，皮普以玩偶的身份频繁出入庄园，成年后又作为绅士重回故地，其身份裂变与沙提斯庄园究竟有何关涉？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中的“物”既包括物理意义上的物品，也指涉被物化的生命主体。

1 郝维仙的恋物癖

法国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认为，每一种物质存在都“如同自然一样真实，像话语一样言说，是一种集体性的社会存在”(Latour, 1993: 77)。拉图尔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物所蕴含的社会效应，他强调物并非消极沉默的人工制品，而是具有意义生产能力的“行动元”，它们的集合体构成“行动者网络”(Brown,2016: 171-172)。拉图尔对物的能动性的阐发为读者探析郝维仙的身份操演提供了理论支点。

事实上，郝维仙是在各种物象聚拢成群、并置呈现的阴暗背景下，以由远及近、由外到里的方式逐步进入读者视野的。在女主人公正式亮相之前，小说通过前来拜访的皮普的视角对她的栖身之所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写：高耸的砖瓦房装着许多铁栏杆，生锈的窗户被砖头封死，紧邻房舍的是早已废弃的酿酒作坊、空酒桶和旧鸽笼。小说物象并非无关宏旨的存在，它们构成环境描写的必备要素。物的在场不但使环境成为“人物转喻性的表现”，而且会产生“巨大的决定性力量”(韦勒克 等，1984：248-249)。反观小说，一连串破败物象铺陈汇聚成郝维仙须臾不离的居住环境，暗示了房主非同寻常的生存状态。物的庞大堆积在沙提斯庄园内外渲染出一种神秘不详的怪诞气氛，不仅给来访者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用皮普的话说就是“不该来到这个鬼地方”(85)，同时也激起读者强烈的好奇心：沙提斯庄园内部是何等模样？郝维仙是否安然无恙？

读者的种种疑惑随着皮普登堂入室被解开。小说从嗅觉、视觉和听觉层面将庄园的内部景象和盘托出：空旷的房间里散发着令人窒息的陈腐气味，“阳光被完全隔绝在外面”，“几支发出寒气的蜡烛把房间里寂静的黑暗都给扰乱了”(89)。不仅如此，叙事者还用“奇特”“古怪”和“毛骨悚然”(66)等语汇详细列举了他所看到的室内陈设，包括停滞的钟表、华丽的瓷器、镀金的梳妆台、名贵台布装饰的喜筵桌以及布满蛛丝的蛋糕等各种器物。借助皮普的感官中介可以确定，沙提斯庄园被物主宰且被其赋形，物的无序闪回和叠加使郝维仙的家宅“在现实与非现实的交界处震荡”(巴什拉，2009： 65)。

这种令人不安的空间体验随着郝维仙的现身达到最高峰值。在一堆凌乱不堪的日用品中，皮普惊恐地辨认出这位隐匿于梳妆镜前的传奇人物：

她的披纱还没有整理停当；带链的表还没有系好，应该戴在胸口的一些花边和一些小玩意儿，诸如手帕、手套、一些花儿、祈祷书等，都乱七八糟地堆放在梳妆镜的周围……我看到的这位穿戴结婚礼服的新娘也已经像她的礼服一样衰弱了，像她戴的花饰一样凋枯了……我看得出，这衣服曾经是穿在一位十分丰满的年轻女人身上的。如今，那个丰满的身体亦已消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罩在上面的衣服也显得空荡荡的。(60-61)

小说以物为线索对郝维仙进行定位和刻画，在物与人的生命交汇中，双方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本应在婚礼现场使用的喜庆物品蒙尘弃置，甚至象征纯洁爱情的婚纱也在岁月的无情侵蚀下褪色变样。人的身份不仅“存在于身体中，也体现在主体的穿戴和使用的物品中”(Spencer,1975: 311)，无论是郝维仙的贴身衣物还是居家之物，其属性显然已经偏离了既定的实用方向和原初意义，物的功能变异巧妙地隐喻了使用者的身份异化。小说中，郝维仙与物形成了紧密的装置关系。换言之，身外之物将郝维仙卷入到它的同质性中，人成为物的增补，郝维仙展露出人与物的混合体特征。

问题是，出身优渥的郝维仙缘何画地为牢并死守着一堆支离破碎的无用之物？如果说人与物的关系的变化是“打开认识和理解过去的新途径”(肖文超，2017：100)，那么细查之下，物的杂乱堆砌则勾连着物主不堪回首的婚变记忆。年轻的郝维仙和同父异母兄弟亚瑟因遗产纠纷反目成仇，亚瑟为窃取姐姐名下的大宗资产，指使有妇之夫康普生巧施手段，在成功骗取郝维仙的芳心后于婚礼当日将其无情抛弃，遭受经济和心理重创的她从此离群索居，“她的悲悼永远地凝结为那一瞬间的错愕与不幸”(Miller, 1958: 256)。然而，创伤事件一旦被置于隔离隐匿的状态，将会以心理萦绕的方式不断侵扰当事者的日常生活。萨拉·阿迈德(Ahmed,2014: 25-31)在论述受创主体的身份生成时指出，创伤在模糊自我与他者边界的同时也会在物中留下痕迹，“物成为伤痛的见证者及其真实存在的鉴定者”。对于郝维仙而言，婚变创伤内结成“一颗破碎的心”(364)，外化为包裹躯体的一袭破旧嫁衣以及散布周身的各种物的片段，这些物件的情感内涵不再是自足生活的诗意再现，“而是恨，是失望，是复仇”(255)。创伤记忆这一心理机制将过去纳入此在之物，物超脱了时间的束缚，实现了过去与现在的重叠和交叉。在这个意义上讲，容纳人与物的沙提斯庄园生发出一种“秘穴”面相，即“一个将无法忍受的体验、记忆或秘密围阻起来的心理空间”(施瓦布，2011：191)。物所表征的记忆机制确立了郝维仙反常的生命样态，庄园之物在某种程度上拼接成了郝维仙的生命传记。

小说对郝维仙创伤印记的书写也隐含了对维多利亚时代进步话语的讽喻。在《远大前程》问世的1860年代，英国已经初步完成了工业革命，社会的工业化使传统的以门第出身为标准的社会区隔显得不合时宜，“财产的区分、利益的对立成为新的划分方法”(刘成 等，2016：197)。社会结构变革的一个突出表征就是以工厂主和企业家为主体的中产阶级队伍迅速壮大，“中产阶级文化取得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它宣传自助、自律和个人成功”(刘成 等，2016：208)。中产阶级的价值观有一个重要的哲学基础，那就是边沁提出的功利主义思想。边沁(2005：58)将功利主义的内核界定为“实惠、好处、快乐、利益或幸福”，他认为功利主义的基石是财富，“财富之乐可以指一个人易于从拥有物品的意识中引出的快乐，该物品是获得享受或安全的手段之一”(边沁，2005：91)，“它指导人们的行为，以产生利益相关者的最大可能量的幸福”(边沁，2005：348)。功利主义预设了对物的占有是个人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必要条件，正是这一理念激励着来自社会底层的个体通过自助实现自我提升。小说中，郝维仙的父亲就是凭借自助精神兴建啤酒作坊并成功致富，成为闻名乡里的“上流人物”(190)。沙提斯庄园这座“砖瓦结构的房子”(57)成为中产阶级经济地位和审美趣味的物质标记，正如“沙提斯”一名所宣示的富足含义：“无论是谁，一旦有了这所房子就够了，再不希求别的。”(59)

但不容忽视的是，对“物品”的过度迷恋也催生了唯利是图、高傲自负和低级平庸的非利士主义(philistinism)。麦基尔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远大前程》中的人物“将自我提升的冲动等同于对社会和物质收益的低俗欲望。人们的理念是过得更富有，而非成为一个更高尚的人”(Meckier,2001: 543)。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欲左右，这种物化关系在充满忧患意识的卡莱尔看来正是“罪恶的真正渊薮”和“整个社会坏疽的根本”(卡莱尔，2011：2)。作为对时代症候的反思和批判，小说借郝维仙之口控诉亚瑟及其同党为了一己私利不惜将骨肉至亲“分而食之”，他们是不折不扣“吃人的巨人”(94)。人为物役导致伦理失范，其严重后果便是郝维仙的个人幸福被葬送，家族产业走向破败，代表财富与荣耀的沙提斯庄园难以挽回地堕入荒芜。一言以蔽之，在物欲对人性褫夺的社会语境下，将郝维仙层层包围的各种器物已经远远溢出其物质功用和内涵，演变为交织着文化、经济与伦理张力的修辞话语场，印刻着郝维仙的心理现实和身份焦虑。

2 作为复仇替身的艾斯黛拉

吊诡的是，郝维仙虽然身处物的重重包围之下，但她从未放弃对物的全景敞视和绝对占有，这暗示了其渴望重构身份秩序的权力欲望。实际上，郝维仙的欲望主要体现在她对养女艾斯黛拉的身份规划中。小说从身体和精神两个层面入手，交替呈现了艾斯黛拉在沙提斯庄园的物化厄运。

首先是对艾斯黛拉的身体改造。人称“仙国教母”(143)的郝维仙在养女面前是一个控制欲极强的女人。在她的严密监视下，艾斯黛被绑缚在各种琐碎的家务劳动中，其活动范围被锁定在狭小阴森的庄园内部。福柯指出，身体会卷入政治领域，权力关系会“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这种对肉体的政治干预……与对肉体的经济使用紧密相联”(2012：27)。强加在艾斯黛拉身上的空间圈禁赫然映照出一个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郝维仙以不容僭越的身份特权凌驾塔顶俯瞰一切，艾斯黛拉形如囚徒居于塔底成为检视对象，“任何情况都被记录下来，权力根据一种连续的等级体制统一地运作着”(福柯，2012：221)。空间上的压抑无助在艾斯黛拉的内心制造出一种莫大的恐惧，加之一系列枯燥乏味的生活仪式的锻造，她变得愈加驯顺和沉默。

不仅如此，郝维仙还煞费苦心地将艾斯黛拉包装成生产视觉快感的尤物形象，其根本意图是要以艾斯黛拉的美貌为诱饵“将男人的心揉碎”(63)。小说中有一处看似闲笔实则另有寓意的细节，那就是郝维仙将珍藏多年的宝石转赠给艾斯黛拉，嘱咐她装扮“焕发着青春的胸脯”和“美丽的棕色秀发”(63)。诚如莫斯在研究馈赠行为时指出的那样，礼物是赠送者呈现自我的物质方式，“在给予别人礼物的同时，也就是把自己给了别人”，对于受赠者而言，礼物会产生灵力，使礼物与自身融为一体(2016：58-59)。如此一来，郝维仙的礼物与艾斯黛拉的身体之间建立了微妙的关联。宝石实际上是养母将非人化特征转嫁给艾斯黛拉的物质媒介，“因为接受礼物的人是赠送者延伸自我的一部分”(贝尔克，2008：146)。礼物所承载的商品特质在艾斯黛拉身上流动和存续，它所表征的生产-消费关系构建了艾斯黛拉的身份内涵。经由宝石塑形，艾斯黛拉原本和谐如一的身体分解蜕变为“依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马克思，2016：21)。

与身体改造紧密衔接的是精神规训。涉世未深的艾斯黛拉与养母之间少有温存体贴的举动，她对养母下达的各种指令几乎无条件遵从。在郝维仙投射的浓重阴影下，艾斯黛拉的自我不但不可见，而且处于否定和失声的状态。难怪皮普深情表白时她无动于衷：“我是个空心人……我的心只是让别人用刀来戳或是用子弹来射的。”(252-253)郝维仙那颗破碎的心在艾斯黛拉这里被置换成了空心人的形象，共情能力的缺失导致她既不能给予温情，更无法接纳爱情，这种承自郝维仙的畸形生活趣味本质上是一种以强迫性和隐秘性为特征的家庭暴力。查尔斯·泰勒在论述自我和他者的不平等关系时提醒读者，“为他人设计一种低劣和卑贱的形象，而这种形象又被后者所内化，就会构成实实在在的扭曲和压迫”(1998：300)。追根溯源，艾斯黛拉被给定的替身角色与郝维仙的创伤经历息息相关。有论者指出，创伤具有代际传播的形式，“受害者和施暴者的后代都无意识地生活在父母和父母一代的可怕遗产和秘密的阴影中”(施瓦布，2011：191)。反观艾斯黛拉，她需要在养母的监视下履行两种契约责任：她既是郝维仙释放复仇能量的必要能指，也是对她无力获得的婚姻生活的替代性补偿。

那么，艾斯黛拉究竟能否摆脱养母设定的身份桎梏？按照泰勒的理解，恢复本真自我必须摆脱强求一致性的依附关系，“认同和自我是在与有意义的他者持续的对话和斗争中形成的”(1998：300)。小说以艾斯黛拉的婚姻悲剧作为转折事件，为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提供了具体的文本情景。在郝维仙的蛊惑下，艾斯黛拉与纨绔子弟本特利·德鲁莫尔缔结婚约，这种失去自我判断的伦理选择为接踵而来的变故埋下了祸根。德鲁莫尔在婚后不仅对妻子冷嘲热讽，甚至拳脚相加，而后因外出虐待坐骑而坠地毙命，艾斯黛拉新婚不久旋即守寡。这一情节设置意在表明，虽然婚姻经历各不相同，但艾斯黛拉的切肤之痛实际上是养母婚变创伤的翻版和变异。如果说此前艾斯黛拉一直心安理得地扮演着加害者的角色并以此博取养母的欢心，那么命运的沉痛碾压则将她引向生命的顿悟。正是多年来对个人价值判断权利的放弃纵容了“平庸之恶”(Arendt, 2003: 146)的恣意蔓延，这种人性恶反过来吞噬了“阳光以及阳光下的一切”(324)。小说通过艾斯黛拉对过往生活的回忆、痛定思痛的自白以及与郝维仙的激烈辩驳，向读者呈现了其主体意识显影成形的动态过程，挖掘出艾斯黛拉身上潜藏的针对物化的抵抗力量。面对郝维仙的恶毒谩骂，艾斯黛拉不再沉默，她针锋相对的回敬之辞不啻压抑已久的独立宣言：“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假使你向我索取你从未给过我的东西，尽管我很想感恩，很想尽义务，但那是根本不可能的。”(322-323)艾斯黛拉追溯自己创伤经历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反省自我和重建伦理的理性选择，“经过伦理选择……伦理意识才开始出现，善恶的观念才真正产生”(聂珍钊，2011：267)。借助艾斯黛拉的身份觉醒，小说不仅在故事层面开掘出光明与黑暗、压迫与抗争的伦理主题，而且在话语层面点明只有从共谋走向思辨，从替代走向独立，生命个体才能打捞起失落的本真性。

3 皮普：从玩偶到绅士

细读小说便不难发现，弥散于沙提斯庄园的物性经过人物关系的层层嬗递表现出由内而外、层层延拓的辐射态势：郝维仙居于物化结构的中心地带，她浑身散发的腐蚀力量很快蔓延到养女艾斯黛拉身上，紧接着又波及处于外缘的访客皮普身上。在这条环环相扣的叙事链条中，郝维仙和艾斯黛拉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二人在针对男性的报复行动中共同促成了皮普由玩偶到替罪羊再到体面绅士的身份嬗变。

从故事的宏观架构上看，皮普从乡下到沙提斯庄园的空间位移开启了一段堪称扭转命运的身份越界和精神成长之旅。甫一登门，郝维仙便命令皮普与艾斯黛拉就地“玩耍”，这个奇怪的要求顿时让他手足无措。巧合的是，“玩耍”一词兼有“表演”之义，一语双关道破了来访者的玩偶身份。在二人玩牌的过程中，一旁坐定的郝维仙“总是专心致志地看着”(102)。更让皮普始料未及的是，艾斯黛拉还趁机对他的仪表和教养大加嘲讽，以至于他惊觉自己突然变成了“一个愚蠢的观赏品”(103)。凝视裹挟着权力运作与欲望纠结，“观者被权力赋予‘看’的特权，通过‘看’确立自己的主体位置，被观者在沦为‘看’的对象的同时，体会到观者眼光带来的权力压力，通过内化观者的价值判断进行自我物化”(陈榕，2006：349)。在皮普所处的视觉格局中，一种不谋而合的同构式物化关系隐约可见：郝维仙居高临下，享受着视觉特权，艾斯黛拉既是郝维仙的视看对象，同时又被赋予了观看权力，她以盛气凌人的架势打量着眼前这个“低三下四、干苦力的孩子”(69)，更不必说，位于凝视链条终端的皮普既要迎合郝维仙秘而不宣的期待目光，又要逃避艾斯黛拉的挑剔眼光。孤立无援的皮普在母女的双重凝视下矮化为沉默的客体，他在自我审视中也认同了被强加的他者身份：“她(艾斯黛拉)对我的蔑视像传染病一样也感染了我，我对自己也开始蔑视起来。”(64)同样耐人寻味的是小说关于牌局的隐喻性描写：“我和艾斯黛拉打完了这局牌，她把我手中的牌全都吃光了，然后把所有的牌向桌上一扔，表明她大获全胜。”(64)强弱不均的牌局隐喻了两个迥异的社会阶层在“阶级形成过程中的意义、价值、体制，或者品位和生活方式”(Williams, 1983: 68)等方面的分化和对峙。庄园之旅动摇了皮普一直怀抱的生活理想，他曾将姐夫乔的铁匠铺看作锤炼男性气概和走向自我独立的实践场所，然而初访沙提斯庄园的经历却让他意识到这一愿望是如此粗俗。牌局擢升为身份迷局，阶级意识第一次闯入皮普的经验世界，由此引发的身份焦虑彰显出沙提斯庄园涵摄的“在场的施事能力”(Brown, 2016:137)。正如皮普事后坦言：“这座宅邸使我迷惑，给我的影响一直使我憎恨我的职业，使我为我的家庭感到羞愧。”(133)

当然，郝维仙并不满足于让皮普前来排遣寂寥，其根本目的是要从他身上获得一种复仇快感，这就涉及皮普的第二重身份——替罪羊。郝维仙所料不差，她精心调教的艾斯黛拉被成功植入这位情窦初开的少年的浪漫想象中。除了爱慕，皮普的感情世界也掺杂着男性本能的征服欲，这种情感冲动恰好辅证了学界对“物恋”的描述，“物恋作为一个客体建构起了与个体的欲望、行为、健康，以及自我认同等方面的密切关联，或者具有某种力量，对后者加以控制”(皮埃兹，2008：65)。艾斯黛拉成为皮普生活的重心，“在选择艾斯黛拉的同时，皮普重新打量着整个世界，她的在场给他带来了持久的影响”(Miller,1958: 265)。需要指出的是，在这场情感拉锯战中，郝维仙既是导演，又是看客，她步步为营，诱使皮普对艾斯黛拉心生希冀，却又不断延迟他的等待时间，直到劳而无功的追求将他折磨得遍体鳞伤后才让其幡然醒悟：“在沙提斯庄园里我只不过被人当成了可以利用的器具……在没有人可以当靶子时，我就成了一个活靶子。”(342)

爱情的可望而不可即和由此引发的愤懑成为皮普只身前往东方猎富的隐秘触媒，这也为其身份的第三重嬗变创造了条件。在东方坐贾行商的11年间，皮普不止一次地将自己设想成挺身而出拯救艾斯黛拉，乃至重整荒芜庄园的威武骑士：“我要重新把阳光引进黑暗的房间，把停滞的钟表重新校准，把冰冷的壁炉再次燃旺，把蛛网撕开，把害虫消灭……像传奇的年轻骑士一样做出光辉的业绩，然后迎娶公主。”(245)这里的“阳光”与前文提及的艾斯黛拉生命中缺失的阳光遥相呼应。皮普欲将阳光引入暗室的骑士精神内嵌卡莱尔极力推崇的英雄史观。卡氏强调来自凡间的英雄“自身有生命力的光源，我们能挨近他便是幸福和快乐。这光源灿烂夺目，照亮了黑暗的世界”(卡莱尔，1988：2)。对皮普来说，富有生活韵味的居家之物夹杂着私人情感和身份诉求，是他体验幸福真谛的物质依托；就叙事效果而言，琐碎的物象一经挪用和转义便是不可多得的叙事元素，小说藉此游走于皮普的思绪和现实之间，娓娓呈现他的内心世界，为其身份回归埋下伏笔。

卡莱尔笔下释放耀眼光芒的救世者被成功地置换成小说中的世俗英雄。皮普凭借恩主的暗中资助和自己的艰苦奋斗荣升为克拉利柯公司的大股东，昔日的懵懂少年实现了阶层跃迁，变身为“自力更生，克服劣势，值得拥有个人幸福”(Sanders,2011: 431)的帝国绅士(3)卡莱尔将绅士视作凡间的英雄，他呼吁人们要树立绅士理想：“如果你想成为优秀者，你应更加强壮，但强壮不等于坚实的肌肉。你应当变得意志坚强，心灵高尚，对伤痛和死亡不畏惧，不安于享受庸俗的生活……若你想获得优越，就必须成为一名绅士。”(卡莱尔，2011：37)。小说独具匠心地将皮普的回归场景设定在昔日令他情难以堪、如今已化作断壁残垣的沙提斯庄园：

这里除了一道昔日花园的围墙之外，再没有当年的房屋，再没有制酒作坊，再没有其他连在一起的建筑了。一切当年的建筑均不复存在。一眼望去，空荡荡一片，外面是一道粗糙的篱笆围栏；但我看到一些昔日的常春藤又扎下了新根，在一堆堆废墟上发出了新绿，虽然那么低低地、那么寂寞地在生长着。一扇篱笆的门半开着，我推开它走了进去。(512)

庄园虽已满目疮痍，但扎下新根的常春藤却透露着缕缕生机。更重要的是，皮普在此遇见了他朝思暮想的艾斯黛拉。小说以一对饱经磨难的恋人在废墟之上互诉衷肠的情节设计，再现了挣脱物性魔咒的个体所经历的涅槃重生。艾斯黛拉表达了对皮普的浓浓思念，她冰冷的双手“有了一股真正的友情的暖流”；皮普也如愿实现了自己的骑士梦想，成为对方眼中的“无价之宝”(513-514)。爱情之光照亮了他们暗淡已久的精神世界，在超越了物所追加的种种羁绊之后，二人的生命抵达了一种明心见性的本真状态。庄园的轰然倒塌与物化力量的消解之间建立了平行映照的关系。

皮普在沙提斯庄园历经到达—离开—复归的运动模式，与之呼应的则是其身份想象—身份迷失—身份重塑的渐次嬗递，这两股叙事暗流又以皮普物化身份的获得、强化与祛除为交汇动力，推动小说情节迂回前进。尤其是皮普复归庄园与其身份重塑的耦合作为点睛之笔更是赋予整部作品以成长小说的浓厚色彩。小说结尾处，皮普携手艾斯黛拉并肩走出废墟，着手重建沙提斯庄园及其表征的中产阶级生活理想：“还准备在这里建房子吗？会建的。我就是在建屋之前来这里向它告别的。”(514)这一诗意结局不仅让读者想到亚当和夏娃并肩走出伊甸园的从容背影，而且也传递了狄更斯小说一脉相承的人文理念——唯有赤诚之爱方可抵御物性的侵袭和人性的异化。

4 结语

物自成一体地流通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它是一件器物，一个叙事，有时甚至是一条社会纽带”(Latour, 1993: 89)。在狄更斯匠心营造的沙提斯庄园，物不但在空间维度上占据着显要地位，而且在精神层面对郝维仙、艾斯黛拉和皮普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潜移暗化。利维斯这样总结狄更斯的文学思想：“就其意图而言，狄更斯对维多利亚时代文明的理解已然足够……他的道德观念是与对英国社会结构的洞察结合在一起的。”(2009：297)人与物的交缠导致个体身份不断增生裂变，衍生出一系列关于亲情和爱情的生命故事。在物质文化日益丰富的今天，如何重估物的地位，建构人与物的融洽关系显得愈发重要，狄更斯笔下的庄园物语为我们反思这一问题提供了有益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