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文化时期，在二里头文化分布的广阔范围内，兴起了一种口沿部位带花边作风的陶罐，仅就已发表的材料来看，这种花边罐分布在北到沁水下游，南到淅川下王岗，东到豫东的杞县，西到关中东部地区的广大地区内，基本上与二里头文化主体文化因素的分布相一致。在这一大的分布区内，发现的花边罐在特征上呈现出高度的统一性。这种陶制的花边罐不见于早于二里头的王湾三期文化（笔者注——洛阳矬李的H22：31花边罐因是到目前为止发现的唯一一件二里头文化分布区内早至龙山时代晚期的花边罐，其性质有待进一步确认。）和“新砦期”遗存，因此，对于这种花边罐的在二里头文化中的突然出现就有讨论的必要。

据学者的研究，分布在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至少可以划分成五个地方类型，分别是分布在郑洛地区的二里头类型，晋南的东下冯类型，豫东的牛角岗类型，豫西南的下王岗类型以及驻马店地区的杨庄类型。根据上文的分析，在二里头文化之前的考古学文化中，基本不见花边罐这类遗存，它是伴随着二里头文化的兴起而出现的。从发现的遗址上来看，发现花边罐较多的遗址有偃师二里头，夏县东下冯，垣曲商城，陕县西崖村，渑池郑窑，巩义稍柴，临汝煤山，新安太涧，荥阳竖河、阎河，密县新砦，郑州洛达庙、大河村、大师姑，西平上坡，驻马店杨庄，杞县牛角岗，方城八里桥，淅川下王岗，邓州穰东以及关中东部的西安老牛坡，蓝田泄湖，商州东龙山等遗址。从器形上看，具有花边作风的陶器，以陶质圆腹罐为主，偶见陶鬲。根据作风的不同，上述遗址发现的花边大体可分为以下几个类型：

A型：器形以圆腹罐为主，单耳或双鋬，饰规整或凌乱的绳纹，夹砂灰陶为主，花边呈锯齿状，根据锯齿状花边形态的变化可分四式：

Ⅰ式，花边系在唇部施加泥条后，再在其上按压而成，且较密。标本有二里头Ⅱ·ⅤT114⑤：12圆腹罐（图一1）。

Ⅱ式，花边系在翻折后的唇部按压而成，稍显稀疏。标本有二里头ⅤM15：4小型圆腹罐，陕县西崖村H4：40带鋬罐，郑州大师姑T5⑥c：19 花边罐（图一2、3）。

Ⅲ式，花边系在唇部直接按压而成，较清晰。标本有二里头IVH76：61圆腹罐（图一4）。

Ⅳ式，花边按压方式同Ⅲ式，但退化趋势明显，按压程度较浅。标本有二里头VH8：12圆腹罐（图一5）。

A型花边罐的锯齿状花边从锯齿较深，向较浅转化，同时施加的方式也由施加于泥条上变化为直接施加于罐的唇部。除上述所列标本外，A型花边还见于淅川下王岗、驻马店杨庄等地。

B型 除花边形态外，其他特征均同A型，花边系在口沿部位贴附泥片一周后，再将其按压呈斜向沟状，并在花边上施绳纹。标本有二里头Ⅱ·ⅤT116⑤：11圆腹罐，东下冯H1：6 双鋬罐（图一6、7）。

C型 仅花边形态与A型、B型有别，花边呈绳索状，多系在罐的口沿部位贴附泥条一周后，再在其上按压其制成索状。标本有二里头ⅨH1：11圆腹罐，郑州大师姑G5①b：206 花边罐（图一8、9）。

D型 器形以圆腹罐、中口长腹罐为主，多无耳无鋬，所饰绳纹较规整，夹砂灰陶为主，花边系在方唇上直接按压成浅窝状。标本有郑窑J4：61 圆腹罐，豫东杞县89IIG1：3 中口长腹罐，郑州大师姑T3③c：28花边罐（图一14、10、15）。

E型 器形以圆腹罐为主，多施双鋬，所饰绳纹多凌乱，夹砂灰陶为主，花边多系在颈部贴附泥条后，再在其上按压捺窝纹所成。标本有二里头Ⅱ·ⅤH164：11 长颈圆腹罐，东下冯H15：63 双鋬罐（图一12、13）。

F型 器形以圆腹罐为主，多无鋬耳，饰绳纹者居多，夹砂灰陶为主，花边系在口沿部分贴附泥条后绳切或刻划而成。标本有新砦T5⑤A：74花边罐（图一11）。

从时间上来看，A型花边在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均有发现，但呈现出一种衰败的趋势；B型主要发现于二里头类型的一期以及东下冯类型的一到四期，东下冯四期以后少见；C型主要发现于二里头文化的一到三期，四期少见；D 型主要发现于二里头文化的二期以后，三期大量出现，四期减少；E型主要发现于二里头文化的三、四期，三期数量多于四期；F型主要发现于二里头文化的一期。

图一 二里头文化花边罐

从分布范围上来看，A型花边分布较广，基本上与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相一致；B型集中分布在晋南的东下冯类型，二里头类型仅在早期发现；C型除淅川下王岗没有明确发现外，分布地域基本同A型；D型主要分布在黄河干流沿线及其以北诸遗址，东以豫东杞县境内最为丰富，往西可到渑池地区；E型主要见于二里头遗址，东下冯遗址以及陕县西崖村遗址亦有发现，估计分布范围不会很大；F型目前集中发现于新密新砦遗址。

综合来看，二里头文化的花边中，A、C型不论是在延续时间上还是在分布地域上都处于强势的地位，就目前的材料来看，似有伴随着二里头文化的发展呈向东、向南扩张的趋势，其中A型花边在湖北江陵的荆南寺有类似者发现，可见这种花边罐的影响之深远。B型花边存在一个随着时间的发展，分布地域向晋南发展的趋势。就目前材料来看，二里头一期以后，这种花边罐在二里头类型分布区较少见，而在东下冯类型中有较多发现，并延续时间较长。D型花边不仅出现时间较晚，且主要分布在黄河沿岸渑池到杞县的狭长地带，在豫北的辉县孟庄、淇县宋窑等地也有发现。E型花边出现时间亦较晚，且分布地域偏向于二里头遗址以西、以北；F型花边问题较复杂，需另外讨论。二里头文化中花边罐的花边种类如此之多，那么它究竟是本地产生的，还是外来文化因素影响的结果呢？

关于二里头文化花边罐的来源问题，以往虽有学者就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但并没有给出圆满的答复。有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中的花边罐与分布在关中地区的早于或相当于夏代早期的文化有关，或有学者指出这种花边罐在晋南地区龙山文化中有源可寻；亦有学者径直指出二里头文化的花边来源于齐家文化，近来有学者指出这种花边罐是齐家文化因素东进的结果。

从以往发现的材料来看，二里头文化中的花边罐可以根据花边施加方式的不同分为两个大类。一类是在罐的口沿或唇部贴附泥条后，再在其上按压或绳切出不同的花边纹饰；另一类是在罐的唇部直接按压，形成花边。在上述的分类中，除A 型的Ⅲ式、Ⅳ式以及D 型花边中的部分外，其余各型均属于第一类的花边。因此，在追寻二里头文化中花边罐的来源时首先应考虑这两类花边罐可能有着不同的来源。在与二里头文化同时期或较早的周边考古学文化中，分布在二里头文化东面的岳石文化虽有这种花边罐，但并不来源于二里头文化（详见后文）；分布在其东南方向以斗鸡台文化为代表的江淮地区夏商文化中虽有发现，但其时代已晚至二里头二期；分布在其南面的各考古学文化中亦有发现，如在荆南寺遗址就发现有类似的花边罐，但湖北地区和安徽江淮地区的花边罐基本可以肯定是二里头文化影响的结果。因此，二里头文化花边罐的渊源当向北、向西寻找。

图二 客省庄文化的花边罐

在西部的关中地区，早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是客省庄二期文化和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一、二期以“老牛坡”类遗存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在属于客省庄二期文化的华阴横阵、长安客省庄、蓝田泄湖、商县紫金、岐山双庵、麟游蔡家河以及凤翔大辛村等遗址均发现有花边罐（图二）。其中二里头文化的A型Ⅱ式花边罐与麟游蔡家河H29：9、11（图二3、4）以及商县紫金HG1：10（图二7）花边罐较类似。C 型花边罐与蔡家河H29：7（图二5）、老牛坡88XLⅠ2H24：12（图二9）花边罐较类似。B型花边罐中的二里头Ⅱ·ⅤT116⑤：11与老牛坡88XLⅠ2H24：14（图二8）较类似。E型花边罐中的二里头Ⅱ·ⅤH164：11与凤翔大辛村H1：01（图二1）相比，均为在颈部施泥条状附加堆纹。而D型花边的情况则稍显特殊。D型花边作风的陶罐除在二里头文化中发现较多外，在学者所称的“淇县—宋窑类型遗存”中也有较多发现。有学者指出，在杞县境内的鹿台岗遗址岳石文化中发现的这种中口深腹的花边罐可能是辉卫文化（即淇县—宋窑类型遗存）的因素。实际上，在上述分类的D 型花边中，其内部是有所区别的。如以郑窑J4：61花边罐为代表的花边可能是A型花边的一个变体。而以段岗89ⅡG1：3 花边罐为代表的花边则可能来自于辉卫文化。关于辉卫文化中这种花边罐的来源问题，因本文内容的关系，在这里不便讨论。不过，在晋中地区，早在龙山时代的忻州游邀遗址就发现很多口沿部位按压成花边状的陶鬲。因此，辉卫文化中这种花边罐的出现是否与之存在关系也未可知。不过就目前情况来看，形如段岗89IIG1：3花边作风的花边罐在二里头文化中的发现较零星，且位置较为靠近辉卫文化，当不排除其受辉卫文化影响的可能。实际上，对于这种花边罐最早关注的学者是邹衡先生，他在《论菏泽（曹州）地区的岳石文化》一文中就指出岳石文化中这种在唇部直接压印的花边作风应该是先商文化的因素。其后王迅在《东夷文化与淮夷文化研究》一书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虽则上述两位学者讨论的是岳石文化中花边罐的来源问题，但如果将之与二里头文化中的花边罐相比较，其结论同样适用。而F 型花边则与老牛坡86XLⅢ1H16：14（图二10）花边罐上的花边相似，这说明两者存在彼此影响的可能性。不过，由于F 型花边主要发现在新密新砦遗址，材料还比较少，具体的讨论还无法进行。

整体来说，二里头文化中A型、B型、C型E型以及F型花边的出现与关中地区的客省庄二期文化以及相当于二里头早期的“老牛坡类型”遗存存在着较紧密的联系。D 型花边可能是辉卫文化影响的结果。实际上，如果以更大的时空观来观察，二里头文化中的花边罐的兴起与中国的西部和北部地区长期存在的花边陶器作风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宁夏海原的菜园遗址中，发现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演变线索清晰的花边罐，这种花边罐同时也是西部地区各支考古学文化中的重要因素。联系到更大的时空范围，相当于中原地区夏商时期，在中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普遍兴起了在陶器上施花边的作风，这其中尤以朱开沟遗址较为突出。如果考虑到夏商时期北方地区的游牧化进程，那么是否可以说，中原地区花边的出现是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北方游牧文化影响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二里头文化中的花边罐的出现绝不是偶然，而是广泛存在于中国西部和北部地区这种花边向外扩散的结果。

综合起来看，二里头文化中大量花边罐的兴起，当是二里头文化吸收周围考古学文化因素，尤其是北方和西方诸考古学文化因素的结果。虽然，关于关中东部地区所发现的含有花边罐的那类遗存仍有讨论的空间，但从更西的范围内来说，花边类装饰有着更长时间的传统。同时，以“老牛坡”遗址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遗存的花边之丰富性介于二里头文化和更西部的其他考古学文化之间。因此，有理由相信，关中地区客省庄文化和“老牛坡”类遗存当是受到更西地区考古学文化影响的结果。至于具体是受到哪一支文化的影响，就目前的材料还很难明确说明。这种花边罐在被客省庄二期文化和关中地区相当于夏代的文化吸收后经过自身的改造，向东传入二里头文化分布区，与二里头文化结合，并使其发扬光大。从两支文化的典型器来说，客省庄二期文化的主要炊器是鬲，而二里头文化的主要炊器是罐，因此，这种花边罐在客省庄二期文化中的发展远不如在二里头文化中的发展丰富多彩。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二里头文化与下七垣文化的对比中。从花边罐在二里头文化的出现，我们看见了一个纷繁多彩的文化整合态势。二里头文化中，除主体继承了王湾三期的文化因素外，来自周围的因素从一开始就占据较重要的地位。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正是二里头文化的整合能力，或曰兼容并蓄的特质成就了夏商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