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诗婧，游茂林

摘要：為探析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体育参与社会支持举措对大学生锻炼行为的影响，揭示锻炼抗疫动机在此过程中的作用，形成促进大学生锻炼的工作经验，2020年2月16日至18日通过“问卷星”在线收集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等10所高校1 171名在校大学生，疫情期间获得的体育参与社会支持举措、体育锻炼行为和锻炼动机等信息，然后采用SPSS 25.0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1）“政府支持”“高校支持”和“锻炼抗疫宣传”均能显著促进大学生的锻炼行为（总效应量从大到小排序）;（2）“政府支持”和“高校支持”促进大学生锻炼的直接效应和通过“锻炼抗疫动机”的中介效应均显著，而“锻炼抗疫宣传”只存在通过“锻炼抗疫动机”的中介效应;（3）“锻炼抗疫动机”是疫情期间各种体育参与社会支持举措促进大学生锻炼行为的重要中介变量。由此可见，既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着力培养大学生锻炼健身动机，还要加强政府和高校的支持力度，促使大学生在观念上重视锻炼健身，在实践上具备锻炼能力和条件，从而更好地促进大学生在疫情期间或平时参加体育锻炼，积极发挥体育运动保障和提升大学生身心健康的作用。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大学生;体育锻炼;社会支持;锻炼动机

中图分类号：G80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2076（2021）04-0053-08

Social support for exercise to fight against Covid-19 and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exercise in epidemic： Mediating role of exercise in anti-epidemic motivation

YUAN Shijing，YOU Maolin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430074， Hubei， China

Abstract：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social support measures on college students' behavior of anti-epidemic exercise through motivation of anti-epidemic as an intermediary variable，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college students “anti-epidemic exercise” when infectious diseases occur in the future. From February 16th to 18th， 2020， the physical activities information of 1171 college students from 10 universities was collected by the questionnaire star during the epidemic， and then logistic analysis was performed with SPSS 25.0. It found that： 1） “Government support”， “university support” and “anti-epidemic exercise publicizing”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college students’ behavior of anti-epidemic exercise （the effect size is ranked from large to small）; 2） The direct effect of “government support” and “university support” promoting the behavior of anti-epidemic exercise and the intermediary effects through “motivation of anti-epidemic exercise” are significant， while “exercise anti-epidemic propaganda” only exist the intermediary effects of “motivation of anti-epidemic exercise”; 3） “Motivation of anti-epidemic exercise” is an important intermediary variable for various anti-epidemic support measures to promote college students to the behavior of anti-epidemic exercise. Thus， it is necessary to do a good job in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focus on cultivating college students’ motivation to exercise， and strengthen the support of the governmen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encourage college students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exercise in concept， and have the ability and conditions to exercise in practice， so as to promote college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physical exercise during the epidemic or in peacetime， and actively play the role of sports to protect and improve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college students.

Key words：COVID-19; college students; exercise; social support for exercise; motivation of exercise

2019年底，突然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COVID-19）对我国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威胁。鉴于适度体育锻炼有助于人体抵抗新型冠状病毒，我国社会积极动员起来，采取多种途径支持人们日常锻炼，以抗疫为目的的体育锻炼支持是疫情期间我国全民健身工作的主要内容，而“锻炼抗疫”也是疫情期间社会各界激励大家参加体育活动的重要动议。

健康行为的社会生态学理论模型指出，人们的参与行为受到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多个层面的影响，改变人们行为的最有效方式是多个层面的共同干预，具体包括：个体相关因素（生理、心理因素等），人际相关因素（家庭、朋友的支持、社会、文化等），组织相关因素（学校环境、学校政策等），社区相关因素（社区体育设施的可及程度、安全性社区规划等），政策相关因素（国家政策、法规、规划等），所以促进人们在疫情期间参加体育活动，需要各个层面联动支持。研究表明人们感知到的体育参与社会支持举措可以正向预测人们的体育锻炼行为，例如苗亚坤等发现社会支持对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有显著影响，所以提出研究假设1：疫情期间我国社会采取的各种支持举措将促使人们积极参加体育活动。

不过，行为由意向决定，意向又由态度和主观标准决定，而社会支持会改变主观标准，能够提高对行为意向的预测性，例如研究者们发现感知到的社会支持会影响学业动机。在体育领域，社会支持对大学生锻炼自主性动机、锻炼意向与锻炼行为影响显著，而且大学生感知到的社会支持是其锻炼动机的重要前因变量，同时Gabriele等发现积极的社会支持（社会鼓励）可以通过动机间接促进运动行为，而此次疫情中我国出现的各种支持居家锻炼的举措（如中央电视台播放的抗疫锻炼宣传片，奥运明星、体育教师、健身达人制作播出的健身指导视频等），可能促进人们增强为抵御疫情而锻炼的动机，所以提出研究假设2：对体育参与社会支持举措的感知能显著性正向预测人们的锻炼动机。

动机是影响行为的决定因素之一，并且“主观威胁”（perceived threat）影响健康促进动机——具体包括主观严重性（即对某种状况及其后果严重性的信念）和主观易感性（对可能经历风险遭遇患病及患病的信念）。这意味着：一旦人们认识到自己有患病的可能性（新冠病毒传播速度快、范围广、潜伏期长），并且患病后果严重（死亡、疼痛等），将会参与有助于保护和提升健康水平的锻炼行动，所以提出研究假设3：锻炼抗疫动机能显著正向预测人们的锻炼行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推测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国社会各界提供的体育参与支持举措理应促使人们产生和强化锻炼抗疫动机，继而促进锻炼行为。考虑到疫情期间人们被限制外出，能够获得的体育活动条件有限，在居民日常锻炼“内卷”化的背景下，体育参与社会支持举措是否能够促进锻炼行为？锻炼抗疫动机是否在此过程中扮演重要作用？本研究以大学生为例，进行深入的调查分析，因为大学生群体，不仅学业受到影响，还由于频繁使用手机等电子设备，而过度暴露于疫情信息之下，产生更多的消极情绪，身心健康受到严重影响。

1研究方法

1.1研究对象

在全国10所高校随机抽样调查1 171名在校大学生（根据问卷发送的微信群内大学生数量统计人数），获得有效问卷985份（有效回收率84.12），其中男生591人（60）、女生394人（40）;年龄分布在17至24岁之间，平均年龄19.78±1.55岁;疫情期间59.7的被试居住在城市（588人），40.3的被试居住在农村（397人）。

1.2调查问卷

根据研究目标，参考《2014年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公报》等相关研究的调查设计，以及本研究人员访谈家人、朋友和大学生获得的信息，设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的居民体育活动情况调查问卷》，题目主要包括疫情期间人们参加体育锻炼的行为（如活动频率、持续时间、强度），动机（如“为了提高免疫力和抵抗力”“打发空余时间”等），感知到的不同类型体育参与社会支持举措等。

1.3调查方法

问卷通过“问卷星”发布（https：//www.wjx.cn/jq/57644127.aspx），于2020年2月16日至18日，由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武汉理工大学和华中农业大学（中部）、山西大学和山西财经大学（北部）、中國石油大学（华东）和上海交通大学（东部）、广西科技大学（西部）、广州大学和闽南师范大学（南部）等10所高校的体育教师，将问卷网络链接转发至学生微信群，请同学们在线填答。

1.4问卷质量控制

问卷经7名具有高级职称、博士学位的大学体育教师评价，均认为能够满足本研究需要。为了保证测试结果的有效性，正式测试前，问卷由5名体育专业硕士研究生独立完成在线试测，平均用时98.6秒，考虑网速、填答设备（手机/电脑）、被试认知效率等方面的差异，将完成本测试的有效填答时间设为90秒。

1.5变量处理

对各变量的处理和赋值情况如下（见表1）：

（1）因变量。因变量Y为大学生的体育锻炼行为，用疫情期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水平（每周参加体育锻炼3次及以上、每次体育锻炼持续时间30分钟及以上和每次体育锻炼强度达到中等及以上）作为评价指标，达标者赋值为1，未达标者赋值为0。

（2）自变量。根据调研期间出现的支持大学生锻炼的支持举措来源和作用，可以归纳为4类：锻炼抗疫宣传（媒体+锻炼思想动员）、政府支持（政府+锻炼技能指导）、高校支持（高校+锻炼技能指导）和社会支持（社会+锻炼技能指导）。部分支持举措在形式上相似，但作用不同，例如“锻炼抗疫宣传”包括电视台播放的宣传片，而“政府支持”包括电视台播放的锻炼指导类节目，这两种支持举措都依托电视节目实施，但前者是培养和动员人们的体育锻炼观念，后者是帮助人们掌握体育锻炼技能。每种举措的得分为该措施中各题得分的均分，即选中题项的总分/题目数，每选中1题计1分。

（3）中介变量。中介变量M为锻炼抗疫动机（以抗疫为目的参加体育锻炼的主观意愿），用锻炼动机是“提高免疫力和抵抗力”作为评价指标，选中赋值为1，未选中赋值为0。

（4）控制变量。控制变量包括：居住地（城市= 1，农村=2）、性别（男= 1，女= 2）和年龄。

1.6统计分析

利用SPSS 25.0对调查数据进行描述统计和相关性分析，然后采用逐步法，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分别求得各路径系数，分三步验证中介效应：（1）检验自变量对因变量总的影响，即总效应c;（2）依次检验自变量通过影响中介变量继而影响因变量，即中介路径系数a和b，若a和b都显著，则中介效应显著;（3）检验在考虑中介变量时，自变量不通过中介变量而直接对因变量的影响，即直接效应c′，用来考察是完全中介还是部分中介。没有采用目前常用的Bootstrap法，是由于该方法不能有效检验二分类变量，而逐步法若能检验出结果显著，其检验力较低的问题则不复存在。在用Logistic回归分析建立中介效应模型时，各条路径的效应量应用回归系数B值表示，而非OR值，因此本研究只报告了B值。

2结果与分析

2.1体育参与社会支持举措与大学生锻炼抗疫动机、体育锻炼行为的相关性分析

由表2可见，疫情期间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与高校支持、政府支持和锻炼抗疫动机存在显著性正相关（P<0.01），而且而锻炼抗疫动机与体育锻炼行为、锻炼抗疫宣传、高校支持和政府支持之间存在显著性正相关（P< 0.05），这意味着上述因素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

2.2体育参与社会支持举措与大学生锻炼抗疫动机、体育锻炼行为的Logistic回归分析

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将逐步检验疫情期间出现的4种体育参与社会支持举措对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的影响，以及锻炼抗疫动机是否产生中介效应。Hosmer-Lemeshow检验结果显示（表3～表5），所有模型的拟合度均明显大于0.05，表明模型拟合良好。

第一阶段检验分析考察了4种体育参与社会支持举措影响体育锻炼行为的总效应c。首先，导入控制变量，结果显示只有“城乡”对锻炼抗疫动机和体育锻炼行为的影响显著，这意味着疫情期间相较于居住在农村的大学生，居住在城市的大學生存在更高的体育活动参与水平和锻炼抗疫动机。然后，为了降低多重共线性问题，依次导入预测变量，分析结果显示模型1～4与相关分析结果一致，其中模型2和模型3表明“高校支持”与“政府支持”能显著性正向预测疫情期间大学生的体育活动水平，模型1和模型4表明“锻炼抗疫宣传”与“社会支持”对大学生锻炼抗疫行为的预测效应不显著（见表3），这意味着“高校支持”与“政府支持”可以直接促使大学生参加体育活动，而“锻炼抗疫宣传”与“社会支持”不具备该效应。

第二阶段分析依次检验中介路径a和b。首先，检验4种体育参与社会支持举措对“锻炼抗疫动机”的影响，即路径a。模型5～8显示“锻炼抗疫宣传”“高校支持”和“政府支持”均能显著性正向预测锻炼抗疫动机（P < 0.01），而“社会支持”的作用不显著（见表4）。

第三阶段分析检验4个中介效应中“锻炼抗疫动机”对“体育锻炼行为”的影响（中介路径b），即在第一阶段分析结果的基础上导入“锻炼抗疫动机”作为中介变量。同时该模型还可以得到4种支持举措不通过“锻炼抗疫动机”而直接影响“体育锻炼行为”的效果，即直接效应c′。模型9～12显示“锻炼抗疫动机”在4个模型中均能显著性正向预测大学生锻炼抗疫行为（P<0.001），即4个中介路径b均显著;同时“高校支持”和“政府支持”能直接显著性正向预测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P<; 0.05），即这两项举措的直接效应c′显著，而“锻炼抗疫宣传”和“社会支持”对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的直接效应c′不显著（见表5）。

由此可见，“锻炼抗疫宣传”“高校支持”和“政府支持”的中介路径系数a和b均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存在着明显的中介效应，所以“锻炼抗疫动机”能够充当这三项举措促进大学生体育锻炼行动的中介变量，同时“锻炼抗疫宣传”通过“锻炼抗疫动机”影响“体育锻炼行为”的中介效应显著，直接效应和总效应均不显著，可见“锻炼抗疫宣传”对“体育锻炼行为”的影响只存在中介效应，而“高校支持”和“政府支持”的总效应、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均显著，属于部分中介，但是“社会支持”影响“体育锻炼行为”的总效应、直接效应和中介路径a均不显著，表明促使大学生参加体育活动不能依赖社会资源。综合而言，“政府支持”和“高校支持”能够直接促进大学生的“体育锻炼行为”，也可以通过增强“锻炼抗疫动机”来发挥作用，而“锻炼抗疫宣传”只能通过“锻炼抗疫动机”的中介效应才能发挥功能（见图1）。

2.3疫情期间不同体育参与支持路径对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影响的比较

由于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存在异方差，不同模型之间因标尺不同而无法直接进行比较，为了揭示不同效应路径的强弱，本研究根据y*标准化法对前面逐步检验中得到的回归系数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可比较的各条路径系数a、b、c和c′（见表6、图2～图4）。

分析结果显示：“锻炼抗疫宣传”通过“锻炼抗疫动机”促进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的中介效应量是0.022，“政府支持”对“体育锻炼行为”的直接效应量为0.084，通过“锻炼抗疫动机”的中介效应量是0.016，中介效应占比为15.8;“高校支持”对“体育锻炼行为”的直接效应量是0.074，通过“锻炼抗疫动机”的中介效应量是0.011，中介效应占比为13.1。由此可见，“政府支持”的作用最强（总效应量为0.103），“高校支持”的作用次之（总效应量为0.086），“锻炼抗疫宣传”的作用最小（中介效应量为0.022），而社会支持的作用不显著。这提示：社会组织和个人制作并随机转发的锻炼指导视频或图文材料，对促进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的作用有限，而需要向他们提供权威的、系统的、保健目的明显的体育运动指导（如中央电视台定时播放的锻炼抗疫电视节目《健身动起来》、各高校在疫情期间开设的在线体育课），并对大学生进行锻炼抗疫教育，使他们形成“锻炼抗疫动机”，才能有效促使他们积极参加体育活动。

3讨论

体育锻炼在抵抗新冠肺炎疫情的工作中表现出了重要价值，钟南山院士在疫情伊始就倡议大家积极开展体育锻炼，中央电视每天播放的抗疫宣传片最后一个内容就是“抗疫锻炼”，而方舱医院里跳舞的患者曾鼓舞全国人民。疫情期间，体育运动帮助大学生保持良好的身心状态，支持他们正常学习和生活。因此，总结他们的锻炼抗疫经验对构建大学生体育参与促进策略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3.1锻炼抗疫动机的形成对大学生参加体育锻炼至关重要

帮助人们树立锻炼促进健康的信念，提高锻炼意愿，是增加锻炼行为的重要手段之一，因为积极的锻炼认知有利于促进个体参加体育锻炼，若能提升个体对健康威胁的认识，并学习和实践有效的预防方法，会产生较好的干预效果，所以“锻炼抗疫动机”的形成能够显著性激发大学生的体育锻炼行为。即使“锻炼抗疫宣传”没有为大学生提供实际的锻炼指导，却能够通过培养“锻炼抗疫动机”有效促进大学生的体育锻炼行为。可见，“锻炼抗疫动机”以及类似的身心保健动机，是大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源动力，一旦他们认识到体育锻炼对保障和促进身心健康的重要性，就会积极参加体育活动以增强身体免疫力和抵抗力，所以促进大学生积极参加体育活动，不仅要提供技术指导和条件支持，还要加强锻炼宣传教育。

3.2规范的体育锻炼指导才能有效发挥促进作用

疫情期间我国大学生只能开展居家锻炼，各种社会力量主要向他们提供参加体育锻炼的技术指导。虽然体育锻炼知识讲授能显著性改善锻炼动机，并促使个体参加体育锻炼，但“政府支持”和“高校支持”的作用明显优于“社会支持”。这可能缘于“政府支持”采用电视节目、官媒图文和直播等方式向大学生提供有社会影响力的（如聘请体育明星）、丰富、系统和规范的体育指导，而“高校支持”通过组织教师拍摄体育锻炼指导视频和开展在线体育课向大学生提供锻炼支持，从而体现了体育锻炼抵抗病毒和保障身心健康的目的性、重要性与有益性。综合而言，“政府支持”和“高校支持”的发起方具备权威性，既帮助大学生获得体育锻炼方法，又依托政府和高校的重视潜移默化地培养大学生形成积极锻炼动机，相形之下“社会支持”（如抖音、微信等转发的锻炼视频）具有较强的随机性和片段性，对大学生锻炼的促进作用有限。

3.3“政府支持”是激發大学生锻炼积极性的关键因素

疫情期间的体育工作得到了我国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疫情伊始国家体育总局就公开征集居家锻炼指导材料，随后从中央政府部门到基层政府组织提供各种线上体育活动和居家锻炼指导，向大学生传达了政府对加强体育锻炼抵抗病毒侵害的重视，因此“政府支持”将“锻炼抗疫”重要化和正式化，较好促进大学生“锻炼抗疫动机”的形成（a=0.124），从而建立了大学生在疫情期间积极参加体育活动的源动力。由此可见，促进大学生参加体育锻炼不是他们的个人事情，也不仅是高校、社区或社会的责任，需要得到各级政府部门的重视，因为政府部门的大力宣传、教育和强化，会帮助大学生尽快形成和巩固体育锻炼促进身心健康的观念和能力，这不仅有利于疫情期间大学生积极参加体育活动，还将助益他们平时的体育锻炼行为。

4小结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支持大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各项举措及其效益表明：（1）形成“锻炼抗疫动机”对大学生参加体育锻炼具有明显促进作用，即使“锻炼抗疫宣传”不能直接促使大学生参加体育活动，但能够通过“锻炼抗疫动机”的中介作用发挥明显的“体育锻炼行为”促进贡献;（2）“政府支持”对大学生开展“体育锻炼行为”至关重要，可以将“锻炼抗疫”（锻炼健身）重视化和正式化，使大学生建立重视体育锻炼的观念;（3）“政府支持”和“高校支持”通过规范的锻炼指导、体育活动管理和潜移默化的强化锻炼动机，以及目标鲜明的“抗疫”指向，在促使大学生开展体育锻炼的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促进作用，这是“社会支持”所缺乏的功能;（4）从促进大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效应量大小看，“政府支持”的作用最强，“高校支持”的作用次之，随后是“锻炼抗疫宣传”的贡献，但这并不意味着提供锻炼支持举措时存在取舍，而表明需要综合使用上述举措，并适当提高“政府支持”和“高校支持”的“锻炼抗疫动机”培养功能和“锻炼抗疫宣传”的体育锻炼指导作用。体育参与社会支持举措、锻炼抗疫动机与大学生锻炼行为之间的关系，不仅对指导大学生抗击疫情影响有益，还提醒我们在平时制定大学生锻炼方案时，要注重政府和高校重视和锻炼健身宣传教育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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