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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教师》的历史观照与现实使命

2021-02-13

上海教师 2021年1期
关键词:历史教育教师

周 勇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高等研究院教授

对于如何办好《上海教师》,作为编委成员之一,我想从三个方面谈些想法,提出来供参考及批评指正。

一、 传承历史与观照一线

先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份读物具体做什么呢?起名叫《上海教师》,中国许多现代教育事业恰恰都是诞生在上海,不管是文科教育、理科教育,还是外语教育、各种课外活动,均如此。此外还有博物馆、美术馆等社会教育,也诞生在上海。

至于教师,从晚清到现在,上海的历代名师,在全国,甚至在世界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我们应该引导新一代年轻教师认识上海过去的教育与历史,温故知新,继往开来。这个任务非常重要,现在的青年教师、学者想要了解西方好像很容易,写一个题目,美国的情况怎么样,日本的情况怎么样,欧洲的情况怎么样,很容易便能通过网络有所了解。但一问我们过去的情况怎么样,完全不了解,甚至没有这个意识,教育历史断层非常厉害。于漪老师也曾在文章里指出过,“在听报告、进修、开展教学科研时,洋概念、洋语言无处不在,感觉是‘言必称希腊’,我们几乎没有自己的教育话语体系”。但不是说不去了解西方,而是说知彼,也要知己,这是我们这本集刊可以努力的方向,设法引领上海年轻一代教师认识我们的教育历史和传统。

我们还应该关心普通教师。名师当然应重视,但整个基础教育毕竟是靠广大一线的普通教师支撑起来的。比如,和其他领域一样,教育界也有很多“新上海人”,他们的教师成长与发展中面临很多困难和压力,怎么在困难和压力中努力把教育教学做好,这方面的研究很缺乏。国内很多刊物上有很多关于教师的文章,但缺一线教师的心声。为此,丁钢老师1999年以来提倡“教育叙事”,让许多一线教师的心声进入教师研究领域,但总体上改观仍不大,多数教师研究仍侧重让教师作为教师教育的倾听者,接受各种应该怎么做的方案。

二、 优化研究视野及方法

以上是选题或主题方面的想法,在研究视野和方法层面,目前有一些倾向需要优化。第一个倾向是很多文章视角太专业、太“教育学化”。比如,谈到教师专业成长,习惯是教育学化的理解,谈论的大都是教育教学方面如何提高专业水平。教育教学是很重要,但如果没有学科依托,如何做好教育教学?所以需要优化目前过于“教育学化”的专业视野,不管是写教育教学文章,还是具体的师资培训,均应重视结合学科化的视野。像民国蔡元培主政教育时期,做暑期教师培训,视野及课程结构就很多元,一块是教育,一块是人文,一块是科学,还有艺术。那时候,鲁迅负责给各地中小学教师代表讲美术。只有把人文、科学、艺术这些学科方面的东西全部加强了,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现代教师。第二个倾向,目前从教师类刊物来看,偏文科化,有的几乎是专门办给语文教师看的。这背后有些原因,什么原因?编辑往往是文科毕业的,导致很多理科教师即使很厉害,但没有什么名气和影响,整个编辑队伍很少会关注到理科,去物色作者,深入发掘理科教师的教育教学努力。怎么改变这样一些倾向,我们可以做一些尝试。无非就是引入跨学科视野,我们重视教育专业的同时,还需重视文科,重视理科。此外,我们还应重视体育、美育。

多学科视野引入,是为了能贴近一线文理各科教师的现实生活,但要真正理解他们,还需进入现场做田野研究,否则教师研究又会走老路,即在书斋里谈论教师应该掌握什么样的教育教学理念与模式,无法生动再现各科一线教师的教育教学及日常生活与心声。改变这一点,需要读物提倡新的教师研究,比如与一线教师建立新的以田野研究为基础的合作机制,让一线各科教师了解田野研究,引导一线各科教师自己来做作者,揭示各科教育教学的日常运作情况,从育人、国家的教育改革要求、社会的教育风气等角度入手分析各科教育教学以及教师与学生实际面临但又常常被一般研究忽视的问题。总之,读物大可以尝试在研究视野及方法上做些革新,学科化、田野研究只是策略,还可以有其他策略,但意思都是要能深入了解一线各科教师的教育教学现实,贴近他们的心声。只有这样,读物才可以在有学术新发现的同时,又能让一线各科教师喜欢读,为他们的教育教学乃至人生送去动力。

三、 面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现在教育理论界及教育管理部门都很重视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这一点也是读物必须承担的现实使命。但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并不容易,需要认识解决诸多问题。读物可以临时增设一些栏目,请一些研究生专门研究一些与向世界讲好中国教育相关的细节问题。比如,现实挑战是,西方教育决策层、西方教育理论界对中国教育不大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原因有许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他们缺乏理解中国教育必需的知识基础。在历史研究领域,西方有很多汉学家,甚至比中国人还了解中国历史。西方教育理论界及决策层缺少这样的汉学家,只有少数人,像西方比较教育学界的汉学家许美德(Ruth Hayhoe)教授,曾长期研究中国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所以能理解中国教育的好处,还主动替我们在西方讲述中国教育。

为什么其他西方人无法像许美德那样理解中国教育,究竟是些什么样的观念与知识基础在阻碍他们理解中国教育,如何让他们在接受中国教育时,形成更好的认识与理解,诸如此类的细节问题都需要深入研究,慢慢让西方教育理论界及决策层意识到,理解中国教育需要克服自身原有的偏见乃至误解。优化这些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每一代人都尽力去做一点事情。包括研究西方教育理论界及决策层理解中国教育时的习惯观念与知识基础,也是事情之一。这项基础研究做好了,向世界讲述中国教育故事才能取得更好更长久的实质效果。

反过来,我们也会因为对西方教育及西方历史文化缺乏理解,所以容易将西方教育简单化,乃至误读西方教育。从历史上看,早在梁启超时代,简单化及误读就经常发生,比如想当然地认为美国、英国是美好的“民主”体制,而且这一体制是由他们发明的现代教育培养起来的,然后简单将传统中国界定为“专制”体制,传统教育则被界定为“奴才”教育。当时,有十分了解中西历史文化的前辈马相伯出来提醒年轻气盛的梁启超,劝他先深入研究中西历史文化。直到1903年,梁启超因为受老师康有为之命去北美发展“保皇党”,得以来到美国做实地考察,才发现自己最初太美化美国了。及至一战爆发,梁启超又转而认为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与教育好,动员清华及全国学子以“东方文化”及中国传统教育智慧来拯救一战以来政治经济崩溃的西方世界,却依旧把古今中西的大事想得太简单。

今天同样容易简单化或误读西方。比如近些年关于literacy、competency,解读就容易随意,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以致误读迭出。从西方历史看,意思其实很清楚,两者都是素养或能力,literacy涉及的是认字、听说读写算等基本的文化能力教育,类似扫盲性质;competency涉及的则是运用某一学科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是比较高级的学科素养或能力培养。以英国为例,早在18世纪即伊丽莎白时代,伦敦的机械制造师、数学教育家及工商社会精英就在联合讨论,怎么改革提升之前的识字与运算教育,增设运用代数知识记账、运用几何知识制作机械等另外一些更高级的素养或能力,这些均培养运用数学解决工商业发展的实际问题,也因此新设的数学课程能赢得伦敦市民阶层的欢迎,数学课程得以被置于伦敦教育体系中最优先发展的地位,引来欧洲其他国家纷纷效仿。

18世纪的新数学课程在英国及欧洲工商业发展史上扮演重要作用。直到今天,欧洲仍重视培养学生掌握新经济发展必需的数学运用能力。这是他们近代以来形成的传统与常识。总之,在西方,literacy、competency作为概念指什么很清楚,首先就是指培养学生运用数学、物理学、地理学、生物学等工业革命以来广为认可的重要学科知识,解决工业或后工业时代新经济发展中的具体难题。如果了解literacy本身的历史,就会对应思考中国中小学既有教育设施在培养什么样的素养和能力,中国新一轮经济发展以及企业家、家长等具体的经济发展主体特别需要学生养成什么样的运用学科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哪些学科能力在当今时代最重要等问题。如果不了解历史,不从事实出发,只是了解概念,不清楚概念最初所指的事实与问题是什么,便学不到精髓,便容易另外自造出一系列的概念来解释或分解概念,结果众多概念叠加在一起,越搞越乱。20世纪20年代,教育界简单引入美国的“道尔顿制”,就已有过许多教训。如参与教师中,原本仍需打磨的班级授课没法做好,新的学生自主探究模式又做不下去,只是在白忙中消耗教师精力。未参与的众多旁观者则陷入不明所以中,真所谓“你不说,我还知道一点;你越说,我越糊涂”。

最好的结果是,在当今世界新一轮大变局及经济发展中,中国教育类似当年英国教育那样,率先围绕某一重要学科,推出教育及课程新计划,培养当前世界某一新经济形态发展壮大必需的学科能力。这也能进一步说明,不能仅是简单照搬西方概念,不去追溯西方概念背后依托的历史事实。类似案例还有,比如美国的“标准化考试”或大规模的教育质量检测机制。美国联邦政府为提高美国公立基础教育质量,依靠经费投资以及类似合同的法案进驻基础教育领域发起课程改革,是因为没有统一的检测工具来监控教学质量,才研制出“标准化考试”,中国早已有中考、高考等大规模乃至全国性的质量控制基本工具,如果不顾彼此历史及国情,只是从概念出发,认为它代表先进,则很容易无中生有,额外加重教师与学生负担。中国自身在教育质量监控方面的传统及优势也因简单追随,无法让西方了解。总之,向世界讲好中国教育故事,还需要我们克服至少自梁启超以来便已形成的简单照搬西方概念的误区,深入研究中西教育及各自的历史基础与功能,如此才能更准确有效地讲述中国教育故事。

讲好中国教育故事,需要中西教育历史、中西文化教育交流史等方面的知识作为前提基础,可到教育史、近代史等相关学科领域物色一些研究生,并请资深学者作评委,建立项目资助机制,为集刊提供优质文章。分析向世界讲好中国教育故事,需要解决哪些历史认识的细节问题,从而为增进中西教育理论界及决策层的相互了解、相互学习与借鉴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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