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增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一般认为，陶渊明热爱大自然，故从中体悟玄理，领略人生之道。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四云：“陶渊明落世纷深入理窟，但见万象森罗，莫非真境，故因见南山而真意具焉。”[1]沈周《读陶诗二首》其一云：“采菊见南山，赋诗临清流。偶尔与物会，微言适相酬。浩荡思惟表，其心共天游。”[2]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陶渊明》中说，陶渊明“最能领略自然之美”[3]。陈寅恪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中提出，陶渊明的思想是“依据其家世信仰道教之自然说而创改之新自然说”，“惟求融合精神与运化之中，即与大自然为一体”[4]。那么，陶渊明从自然中悟理的途径是什么，又为何会转向“新自然说”，学界对此语焉不详。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凝视”理论在西方兴起，萨特、梅洛-庞蒂、拉康、福柯等学者都有过论述。所谓“凝视”，就是由“看”和“被看”的行为建构了主体与对象，其中又交织着权力、欲望、身份意识等多重因素的影响①参见朱晓兰：《文化研究关键词：凝视》，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这一理论为我们研究陶渊明与自然之间的关联提供了启迪。从陶渊明存留的诗文来看，他喜欢“观看”自然，经常展现出“凝视”姿态，可以认为是“看”使他摆脱了玄虚困境，参悟出“委运迁化”的人生哲理，从而转向“新自然说”。鉴于此，本文借助“凝视”理论尝试解决以下问题：陶渊明为何要看？怎么看？他看到了什么？选择与聚焦在何处？产生了何种意义？在阐述过程中，本文立足于中国本土语境，而不是将陶渊明诗歌当作该理论的注解。

一

中国历来就有“观物取象”的说法。古老的《周易》被认为是“观象系辞”的产物。[5]《老子》中则提出“涤除玄览”，主张清净内心，直观本体。魏晋时期玄风大盛，“仰观”与“俯察”成为士人观照世界的一种普遍方法。[6]据考察，在《世说新语》中，“观”字出现了13次，“观”已成为当时“一个常用于审美领域的重要范畴”，并“投射到玄学清谈、山水游历和艺术创作等审美活动的各个方面”。[7]

陶渊明受此风气的影响，在诗文中亦表现出强烈的“观看”欲望，有近30处明确使用“看”“望”“见”“瞻”“流目”等语词。列表1如下：

表1中所列的“观看”类型，既有“一瞥”，如“见”“观”“流目”；也有聚精会神的“注视”，如“望”“延目”。既有近观，如“临”“瞩”；亦有远望，如“望”“瞻”“眺”……总之，“观看”的类型丰富多样。这表明陶渊明在生活中喜欢“看”，经常积极主动地“观看”。有时，可以通过“看”来完成一首诗歌。比如，晋安帝隆安四年（400），陶渊明从京都还家，途中遇风被阻，遂有《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其一云：

行行循归路，计日望旧居。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鼓棹路崎曲，指景限西隅。江山岂不险，归子念前途。凯风负我心，戢枻守穷湖。高莽眇无界，夏木独森疏。谁言客舟远，近瞻百里余。延目识南岭，空叹将焉如！[8]166

清代吴瞻泰辑《陶诗汇注》卷三评曰：“一片游子思归真情，急于到家，偏为风阻，触目生怨，觉路为之曲，日为之限，夏木为之蔽，使千载而下，犹觉至情流露。曰‘计日望旧居’，曰‘延目识南岭’，近见乡关，首尾遥对。”[9]121的确如此，先是“望旧居”，但因阻只能看到“指景限西隅”及“高莽眇无界，夏木独森疏”；诗人不甘心，于是“近瞻百里余”“延目识南岭”，通过对家乡的长时间凝视抒发思归之情。

也可以通过“看”完成一篇散文。比如在《归去来兮辞》中，四次明确写到“看”：其一，“乃瞻衡宇”，看到了自己的家，找到了心灵归宿；其二 ，“眄庭柯以怡颜”，观赏自家庭院，怡然自得；其三，“时矫首而暇观”，把时空场景移至室外，抬头望远，萧散悠闲；其四，“临清流以赋诗”，再一次转换场景，表露文人身份。通过四次不同的观看，写出一个隐居文人的日常与欢乐。至于其《桃花源记》一文，完全可以理解为一次关于“看”的旅行与冒险，先是通过“渔人”之眼窥视桃源，又让桃源中人“见渔人”，在互相“观看”、转换视角的过程中完成了对桃源的想象性书写。

此外，在陶渊明的一些诗文中，虽然没有明确出现“看”“望”“流目”等提示性语词，但显然也是诗人所看到的，比如，《答庞参军》中写道：“依依旧楚，邈邈西云。”[8]29《挽歌诗》中写道：“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8]360《杂诗》其二中写道：“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遥遥万里晖，荡荡空中景。”[8]291还有《归鸟》《还旧居》《劝农》《归园田居》等诗中的风景描写，都是通过诗人之眼展示给读者的。这些无疑都应视为陶渊明的“观看”书写，但那些叙述性内容（尤其是心理描写、追忆、想象、泛写等）显然非为作者目见，不宜纳入本文的研究范围。

二

陶渊明一生中，离开浔阳外出的机会不是太多。入仕期间，曾有几次行役在外，往返于京城建康至浔阳之间。按理来说，一路上应该看到更多新奇的风景，但在现存的几首行役诗中，外面的风景并没有进入他的“观看”视野，反倒增加了几分焦虑。比如：

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眇眇孤舟逝，绵绵归思纡。我行岂不遥，登降千里余。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8]158

作者远行千里，水陆并进，但“目倦川途异”，沿途风景一点也没有吸引作者，所以诗歌中没有铺陈写景，出现的“云”“鸟”“水”“鱼”意象反而引发了作者的惭愧之情。正如清代温汝能纂辑《陶诗汇评》卷三所言：“参军本属闲曹，然已不如鱼鸟之乐，始知望云临水，渊明诚欲自保其真也。结语冲淡入微，非渊明亦不能道。”[9]117

又如，《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一诗是陶渊明于晋安帝义熙元年（405）经过钱溪所作。诗中明言：“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8]189虽然作者主动“观看”，但显然没有多少兴趣，因为事事如昔，让他念念不忘的仍然是“园田”和“归舟”。《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一诗同样如此，其中写及涂口一带所看到的夜景只用了六句：“叩枻新秋月，临流别友生。凉风起将夕，夜景湛虚明。昭昭天宇阔，皛皛川上平。”[8]170大量篇幅是在抱怨行役之苦与离家之悔，渴望“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8]171。

其他一些外出所作的诗歌，陶渊明也无意观看外面的风景。如《游斜川》一诗，从题目和序言可知，作者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本应铺写斜川一带的风景，虽然诗中也写及“迥泽散游目，缅然睇曾丘。虽微九重秀，顾瞻无匹俦”[8]84，但显然是不够的，作者的书写重心在于抒怀。另一首《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本应该能看到很多风景，但作者无心观看，诗中仅写天气、歌吹、酒和“柏下人”，周家墓柏附近的风景被有意忽视了—那些没有进入作者视野的风景是没有意义的。倘若把以上这些诗题交给谢灵运，必定会细致刻画所见所闻，应该是另一番景象。

任何风景正是在被“观看”的过程中，才具有了文学和审美的意义。在陶渊明的诗文中，进入其观看视野最为频繁的是“旧居”“林园”“庭院”“田园”“白云”“飞鸟”等日常生活景物。而这些生活景物，恰恰成为其悟道的依托。分述如下：

（一）旧居

依据诸家《陶渊明年谱》，陶渊明在上京、南村、西庐等地有多处旧居。“旧居”是陶渊明最为关注的对象。《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其一中说：“行行循归路，计日望旧居。”[8]166《和刘柴桑》中说：“良辰入奇怀，挈杖还西庐。荒途无归人，时时见废墟。茅茨已就治，新畴复应畲。”[8]119《移居二首》其一说：“敝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8]114《还旧居》一诗所写颇为细致：

阡陌不移旧，邑屋或时非。履历周故居，邻老罕复遗。步步寻往迹，有处特依依。流幻百年中，寒暑日相推。常恐大化尽，气力不及衰。拨置且莫念，一觞聊可挥。[8]192-193

陶渊明的旧居简陋荒废，却不断映入作者眼帘，往往成为他体悟人生的契机—观看“旧居”，能想到人生之流幻迁化。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卷三：“陶公诸感遇诗，都说到极穷迫处，方以一句拨转，此所以为安命守义之君子也。”[9]140

（二）林园、庭院

在陶渊明的诗文中，“林园”“园林”“庭”“庭院”都是被反复“观看”和书写的地方。当他行役在外，惦念的也都是这些地方，《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其二说：“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8]169《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中说：“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8]170《杂诗》其十：“荏苒经十载，暂为人所羁。庭宇翳馀木，倏忽日月亏。”[8]306客人庞参军拜访，陶渊明自豪地带领客人参观林园，《答庞参军》云：“有客赏我趣，每每顾林园。”[8]103酬赠刘柴桑，陶渊明不忘夸耀自家庭院，《酬刘柴桑》云：“榈庭多落叶，慨然知已秋。新葵郁北墉，嘉穟养南畴。”[8]125

陶渊明曾多次凝视和描写林园、庭院，在这里体悟人生之道。

幽兰生前庭，含薰待清风。清风脱然至，见别萧艾中。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觉悟当念还，鸟尽废良弓。（《饮酒》十七）[8]243

往燕无遗影，来雁有余声。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如何蓬庐士，空视时运倾！尘爵耻虚罍，寒华徒自荣。敛襟独闲谣，缅焉起深情。栖迟固多娱，淹留岂无成。（《九日闲居》）[8]70

三径就荒，松菊犹存……眄庭柯以怡颜……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归去来兮辞》）[8]391-392

这里有幽兰、松菊、大雁、燕子，作者凝视着它们，看到自然界“寒华自容”，故“觉悟当念迁”，悟出了“聊乘化”“乐天命”的人生路径。

（三）田园

在陶渊明之前，田园几乎没有进入文人的观看视域。在陶渊明的诗文中，田园成为他经常凝视和深思的地方。清代杨雍建《诗镜》十《晋第三》云：“‘暧暧’四语极村朴，是田家野老景色。”[9]52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四：“‘方宅’十句，不过写田园耳，而笔势骞举，情景即目，得一幅画意。”[10]《归田居园》其三中，作者看到的是“草盛豆苗稀”“道狭草木长”，体悟到的是“但使愿无违”。对《归园田居》其五，清代孙人龙纂辑《陶公诗评注初学读本》卷一评曰：“田家真景，令人悠然。”[9]59《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写到：“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8]181对田园、青苗、农具的注视，让他悟出了“忧道不忧贫”的道理。《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一诗中说：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8]1205

作者不仅看到了眼前的田园，还预测了日后田园的收获，“岁功聊可观”，由此也领悟了衣食为人生之根本的道理。

（四）白云、飞鸟

有许多研究者曾论及陶渊明诗歌中的“白云”“飞鸟”意象。的确，陶渊明似乎特别喜欢凝视“白云”与“飞鸟”，比如：

停云霭霭，时雨濛濛。（《停云》其一）[8]1翩翩飞鸟，息我庭柯。（《停云》其四）[8]1

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和郭主簿二首》其一）[8]128

翼翼归鸟，晨去于林。远之八表，近憇云岑。（《归鸟》其一）[8]54

这样的例证还有许多。由于陶渊明对“白云”“飞鸟”的多次凝视，久而久之，这两个意象逐渐成为他的视觉经验与记忆，并被赋予了脱离尘世、抒发幽古之情的象征，一旦诗歌中需要“看”的时候，“白云”“飞鸟”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比如《岁暮和张常侍》道：“向夕长风起，寒云没西山。冽冽气遂严，纷纷飞鸟还。”[8]148《饮酒》其五道：“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8]220《拟古》其四道：“暮作归云宅，朝为飞鸟堂。”[8]279《归园田居》其一道：“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8]73这时候的“白云”和“飞鸟”未必是陶渊明在当时亲眼所看见的，已经如程式一般出现在陶诗中了，成为“有意味的风景”。这也可以解释陶诗中诸多启示性书写的来源。

三

为何陶渊明在“观看”过程中要有所选择，聚焦于“旧居”“庭院”“田园”等一些日常生活景物呢？这是因为玄学发展至东晋，愈来愈玄虚。那些玄学家虽然也观看自然，但他们将自然神秘化和“他者”化—自然被视作玄理的表征，物我之间难以完全交融，最终因过于玄远而趋向形而上。陶渊明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看到了衣食日用，关注日常和田园，把玄学拉回人间，这就使陶渊明摆脱了玄虚的困境。宋代施德操《北窗炙輠录》说，陶渊明“随其所见，指点成诗，见花即道花，遇竹即说竹，更无一毫作为”[11]，正是指出了他在观看与写景时的日常性特征。但是，他不愿意“观看”现实中的人及其苦难生活，于是“旧居”“庭院”“田园”“白云”“飞鸟”这些景物就成为他平时“观看”的主要对象。在对这些场景与事物的长时间凝视中，陶渊明建构了自己的桃花源乌托邦，把最理想的世间秩序富有启示性地展现给人们。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陶渊明观看日常图景，是将其作为一种悟道的途径。顾彬在《中国文人的自然观》中论及阮籍、嵇康的自然观时指出，他们“探寻自然并非为自然本身……自然在这里与道家思想有密切关联，作为‘道’之体现，从各个方面看，它都是人通向自我之路”[12]。陶渊明亦如是，他洞察自然，体验人生，以便悟透哲思。但是，“观看”在陶渊明那里成为一种寻找精神出路和人生哲理的宣泄路径。这是一种文学化、审美化的手法，比当时玄学家空谈玄理高明得多。比如，《归园田居》其四：

久去山泽游，浪莽林野娱。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徘徊丘陇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余。一世异朝市，此语真不虚。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8]80

诗歌叙述了作者带领子侄踏荒，突然看到“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作者进一步探问“采薪者”，才知道是死者生前所用。这给作者带来了启示：“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显然，前面的“看”和“问”都是为后面的悟理而设置的。当那些玄学家为“生死”“有无”问题争辩得不可开交，甚至难以形诸语言的时候，陶渊明轻而易举地就说明白了，自然要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

在陶渊明观看日常生活图景的过程中，主客体得以互相认同。大自然犹如人生镜像一样，时时刻刻预示着各种法则和规律，但在先前的玄言诗中，主体与自然二元对立，“我”带有强烈的主观意识，而作为客体的自然只是景观而已。比如，孙绰的《秋日诗》：

萧瑟仲秋月，飂戾风云高。山居感时变，远客兴长谣。疏林积凉风，虚岫结凝霄。湛露洒庭林，密叶辞荣条。抚菌悲先落，攀松羡后凋。垂纶在林野，交情远市朝。淡然古怀心，濠上岂伊遥。[13]

诗的前八句描绘秋景，完全可以独立成一首写景诗；然后用“抚菌悲先落，攀松羡后凋”过渡，引出道家任情适性的人生意趣，显然这些都是“我”的追求。在陶渊明的大部分诗歌中，主体“我”与大自然是契合的，合二为一，因此王国维才将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视作“无我之境”。这时，作为主体的陶渊明已经认同了大自然，找到了“自我”与自然之间的契合—他看白云，看归鸟，其实已把自己设想成了白云和归鸟；他看庭院，看田园，也把自己视作庭院和田园中的一部分了。

陶渊明通过“观看”日常与田园景物，将自己融入自然，但在客观上却形塑了作为“农夫”的自我形象。陶渊明在官场上遭遇障碍和危机，难以融入上层社会，于是退回乡村与田园，在大自然中找到了“自我”的价值与生存位置—这便是淡化文人身份，成为地地道道的一名“农夫”。比如，在《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中，他说自己“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8]181，在《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中说“姿年逝已老，其事未云乖。遥谢荷蓧翁，聊得从君栖”[8]208。陶渊明在自我形塑的同时，别人也在凝视，所以他要不断调节自己的行为，以强化其作为“农夫”的形象。

至此，陶渊明已通过“观看”日常与田园，混融主客体之间的界限，将自己融入自然，并形塑成一名“农夫”的形象，完成了对“新自然说”的转向。陈寅恪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中指出，魏晋时期持“旧自然说”者佯狂怪诞，主张“养有形之生命”，甚至“求长生而学神仙”；“新自然说之要旨在委运任化。夫运化亦自然也，既随顺自然，与自然混同，则认己身亦自然之一部，而不须更别求腾化之术”。[4]225陶渊明克服“旧自然说”的局限，在日常生活与田园中从外在转向内在，安顿了诗人焦躁不安的心灵，领悟了自然的真谛，最终超越了世俗，在精神上走向自由境界。他对后来的唐代诗人产生了很大影响，比如王维《终南别业》中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14]，李白《独坐敬亭山》中说“想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15]，明显是继承了陶渊明的“观看”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