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从兵

（苏州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全国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中国人民迈上改革开放的新征程，经济持续发展，社会日益进步，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经过四十多年的奋斗，中华民族在当代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盛世修史，适逢其时。自20世纪80年代实行市管县体制以来，苏州市政区的范围大体维系了明、清两代苏州府的规模。伴随着经济与人文的发达、学术的空前繁荣，地方史志的研究和编纂人才也得以积聚和培育。民族复兴，是指一个民族全面的振兴和民族精神的提振，文化软实力的强大和全体国民的文化自信是民族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华民族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是各民族、各区域共同创造的遗产，是文化软实力的源头活水，是全体国民文化自信的根基所在。因此，加强各区域、各地域历史文化的研究是夯实文化自信根基的基础性工作，应该成为各级地方政府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工程。《苏州通史》就是这样一部在走向民族复兴的时代背景下的应势力作。2007年，苏州市委宣传部、市社科联组织专家学者着手启动通史编纂的前期研究。2010年正式聘请苏州大学王国平教授担任《苏州通史》的学术总主编，具体主持编纂工作，以深入地研究历史的苏州、变化的苏州、发展的苏州。2011年1月，苏州市政府正式立项。2019年3月，16卷本的《苏州通史》由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作为一部地方史，《苏州通史》给人们提供了透视中华历史的脉络和规律、把握历史大势和主流的新视角，帮助人们更具象地认知、理解中华民族历史和中华传统文化的丰富多彩、博大精深，为人民群众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有力的精神支撑。正是因为《苏州通史》载承着神圣使命，坚持“一为历史上之大事，涉及苏州者；二为苏州特有，能反映苏州特色者”的史事入选原则，在编纂过程中，通史内容得到更为严格准确的把握。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历史学也在不断发展。学者们的史学观念日益开放多元，研究领域得到极大拓展，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环境史的研究呈现国际化和跨学科的趋势，政治史研究重新得到重视，史学范式数度流变，史学研究的项目化、工程化日趋普遍。全球史的视野和总体史（或曰整体史）的诉求与碎片化的实态同时并存，后现代史学的影响不容忽视，历史虚无主义一度泛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对历史学研究的冲击正越发显现，公众史学得到快速发展，人民大众对史学研究民主化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学者们对建立中国话语、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历史学的学术诉求也越来越强烈。无论是顺应历史学的发展趋势，还是应对历史学发展所面临的危机和挑战，《苏州通史》正是学者们准确把握历史学发展脉搏、顺时而动的苦心之作。《苏州通史》不是单纯的城市史著作，而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包括历代和当代苏州行政管辖范围的通史性著作，全面展现传统社会的苏州从落后到成为全国经济中心，再到成为全国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历史进程，系统铺陈近现代以来苏州从衰落到转型、变革，再到不断崛起，一直到当代成为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先行区的历史面相，对于提升苏州人民的历史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价值和强烈的文化建设的集成性意义，与苏州作为中国第一地级市应有的文化建设高度是相称的，集中体现了《苏州通史》研究团队的学术成就和当代中国关于苏州历史研究的最高水平。《苏州通史》填补了苏州历史研究中的空白，开创了苏州地方史研究的新纪元，标志着苏州历史文化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

学术研究和学术发展自有其规律，历史学任何领域的研究也都是如此。史学研究的“碎片化”曾引发一些学者的忧虑，甚至有人将所谓“碎片化”问题归因于史学研究的泛社会史化或社会史范式，殊不知总体史（或曰整体史）正是社会史的终极诉求，就有学者基于大“社会”概念的认识将社会史理解为通史。关于“碎片化”的忧虑大可不必，如果扎实的碎片化实证研究成果多了，综合性、总体性研究的可靠性才有保障。“碎片化”是社会史研究倡导重心下移和后现代主义影响的结果，也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常态。任何学者的历史研究都从碎片开始，研究的碎片多了，才逐渐体系化、综合化。任何一个史学领域碎片化研究成果积累、集聚到一定程度，学术的总结和学术的集成现象就会发生，学者们由此将产生体系化、综合化、通史化的学科化自觉性，也是学者们学术主体性意识提升的象征。事实上，体现这种诉求的史学体例，即在传统纪传体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起来的新综合体早就出现了，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和罗尔纲著《太平天国史》就是新综合体的典范之作，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也以综合体编纂《清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通史性著作的出现是一个史学领域学术发展成熟的标志。

长期以来，地方文史学者为苏州历史的研究做了大量扎实的工作，在资料整理和专题研究方面都有代表性的成果。苏州历史也是江南区域史研究的重点或中心，国内史学界甚至国际史学界关于江南区域史的大量研究成果中均有涉及苏州历史的内容。《苏州通史》学术团队的成员大多是苏州历史、江南区域史研究的专家，在学界享有盛誉，他们通力协作，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融会贯通，将苏州历史的研究体系化、综合化，努力探索通史化成果的呈现方式。作为《苏州通史》的基础，《苏州史纲》的撰写始于2007年，正式出版于2009年，其规模大约为《苏州通史》的1/10。在完成《苏州史纲》后，2010年启动《苏州通史》的编纂项目。十年磨一剑，学术团队前后经过10年的奋斗，《苏州通史》终于面世了。《苏州通史》的编纂和出版遵循了史学研究的基本规律，符合史学研究的发展大势，是苏州历史文化研究的积累发展到新时代的必然性学术现象和文化现象，并非是应景式工程和功利化的急就章。早在1956年2月，江苏师范学院（即今苏州大学）历史系首位系主任柴德赓教授就曾与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商谈编写“苏州史”事宜，可以说，《苏州通史》的编纂和出版实现了几代苏州学人对于苏州历史通史化的学术梦想。

学术研究贵在创新，贵在将创新落到实处，贵在将创新的成就惠及学界和民众，这也是历史研究的意义所在。历史研究的创新表现为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发现新的史料，或对原有史料有新的解读、新的运用，运用新的理论和方法，得出新的观点，提出新的理论，以新的形式呈现研究成果，提供新的社会服务方法或模式，倡导新的研究范式、新的治史理念，等等。不论是个人，还是团队，都不可能一次性达成以上所有的创新目标，只要在某一点或某一面上能够有所作为，就无愧于学者的称号和职责。实事求是地说，《苏州通史》学术团队也不可能实现所有的史学创新事项，但是，团队成员的创新意识是贯穿始终的，学者们努力挖掘新的史料，在断代史各卷中均有新见，在多点、多面实现了创新的目标。《苏州通史》的学术创新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总体的内容把握上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

《苏州通史》以苏州在中华文明进程和全国格局中的地位的历史演变轨迹为主线，第一次贯通历史和现实，系统、完整地厘清了苏州历史发展的脉络，全方位地展现了苏州的历史风貌、文化积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辉煌成就。苏州是我国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早在一万多年前，太湖的三山岛就已出现了光辉灿烂的旧石器文化，成为中华文明的摇篮之一。秦汉时期，今苏州地区纳入统一王朝的治理，经过孙吴政权的经营和东晋南朝的发展，到唐代中叶，苏州已经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之一。宋代以来，苏州就有“人间天堂”的美誉。到明清时期，苏州的发展水平已臻历史巅峰，成为全国著名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影响直至今日。晚清至民国时期，苏州逐渐从传统走向现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苏州再度强势崛起。当今的苏州，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在经济、社会和文化诸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综合实力位居全国前列。基于对这一主线的把握，《苏州通史》的作者们对历史进程中的苏州元素予以重点关注与剖析。诸如三山旧石器文化、太湖与苏州水系、伍子胥建城、三国东吴、范仲淹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苏州府学、“苏湖熟，天下足”、“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吴门画派、吴门医派、昆曲、评弹、园林、丝绸、顾炎武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姑苏繁华、明清苏州状元、苏福省、冯桂芬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苏州洋炮局、东吴大学、社队企业、“苏南模式”、苏州工业园区，等等，在相关各卷均有论述。

第二，总体内容呈现方式上的体例创新是《苏州通史》的最大特色。

《苏州通史》共16卷，811.4万字，由5个部分构成：导论卷为第1卷，断代史卷为第2—9卷，人物卷为第10—12卷，志表卷为第13—14卷，图录卷第15—16卷。有些读者需要在较短的时间内从宏观上和总体上掌握苏州历史发展的空间演变、总体脉络、基本趋势、重点专题和学术动态，这样就有了导论卷的设置。导论卷的内容包括苏州历史地理概要、苏州史研究概述、苏州史论（若干专题论述的汇集）。但是，通史性著作需要在更多内容、更多细节基础上实现贯通，以满足读者对历史细节、历史关键点、历史转折点深入了解的需要，这就需要相当的篇幅。断代史卷共8卷，约占全书一半的篇幅，具体的安排为：第2卷为先秦卷、第3卷为秦汉至隋唐卷、第4卷为五代宋元卷、第5卷为明代卷、第6卷为清代卷、第7卷为中华民国卷、第8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卷（1949—1978）、第9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卷（1978—2000）。断代史各卷内容为“X+2”的结构，前面的“X”主要是展现苏州历史舞台上的事件与人物，后面的“2”则是隐藏于历史深层的文化与社会。深层的文化与社会其实制约并决定着表层历史的面貌与走向。断代史卷的这种安排以略古详今为基本原则，翔实地反映了苏州从远古到现当代的历史发展进程，符合人类历史运行的内在逻辑，也符合学界和读者对通史性著作的期待。人物卷、志表卷、图录卷与断代史各卷互见互补，相互呼应，是断代史卷无法取代的。人物卷所录人物共1623人（先秦至宋元580人，明清556人，民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487人），人物数量的历史时期分布呈古稀近密之势，与断代史卷略古详今的原则一致，具体的内容只叙人物客观生平。志表卷从26个方面对断代史“补白补强”。“志”应该是关于苏州地方某一专项内容的系统记载，是一方、一类、一门之全书对断代史的必要补充。志表卷不是“志”“表”各一卷，而是“志”“表”融为一体，分上、下两卷，在“志”中穿插表格以简化记述，即便在以表为主的类目中，仍以志统表，在表中加入了必要的说明文字。图录卷分26类计2000余张图像，掠影式呈现了千百年来苏州的社会活动和百姓生活。《苏州通史》的体例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对新综合体不断探索的成就，又体现了苏州历史特色的独特性创新。在地方性通史编纂的体例创新上，《苏州通史》学术团队进行了成功的实践，具有示范性价值。不断的创新精神也正是苏州历史文化长期铸就的，在学术团队的研究过程中也得到了充分的显现。

第三，在总体内容关键点的把握和呈现体例的结合上，尤其对清代历史的安排，也体现了学术团队的创新意识。

以往的通史性著作按照古代、近代的分期法，将清代的历史一分为二，虽然避免了王朝史的局限性，但也打破了历史的延续性，对于如何从古代走向近代的历史逻辑的呈现是有障碍的。王国平教授认为，人为地把清史割裂开来，无视其深层强大的延续性，是与历史实际相抵牾的。将清代苏州的历史前后贯通起来，就有必要重新思考，做到叙事客观，分析深入。18世纪对于中国、对于苏州都是重要的转折点。一方面“夕阳无限好”；另一方面却是苏州，乃至中国在世界上由领先转为落后的一百年。怎样从历史的角度恰当地把握苏州的盛衰消长，也是我们不能回避的。通史之谓也，更有纵向之通，探索清代苏州名物制度流变之渊源，揭示其对后世苏州社会变迁的影响，做到上承明代、下启民国，如是才能恰当地揭示清代苏州的特点，进行历史定位。因此，断代史卷设置独立的清代卷，是符合苏州历史实际和历史特点的。不仅如此，其他各断代史卷都各有其创新点和学术价值。因此，各卷对相关问题的探讨均有所推进。先秦卷最重要的创获是厘清了伍子胥“象天法地，相土尝水”建造阖闾大城的历史。秦汉至隋唐卷的创获是理清了政区演进的脉络，揭示了在政治地位下降的背景下苏州经济地位逐渐上升的历史现象。五代宋元卷尤其注重苏州文化的介绍，展现自南北朝苏州转向尚文以来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的厚重积淀。明代卷关于明代苏州繁荣的研究非常深入，揭示苏州人口、经济、文化三个中心和社会先导之区历史地位形成的真相。清代卷的内容重在阐释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苏州路径”，该卷的特色是从细微处考察清代苏州城市的变迁。民国卷的内容更多地关注苏州特有的人文—社会结构，呈现了转型时期苏州城乡生活田园诗式的图景。中华人民共和国卷采用众多原始文献资料和新发掘史料，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和创新性，均为共和国时期苏州史的“开山之作”。

第四，关于具体问题的研究，作者们也尝试创新的方法。

在清代卷“苏州商业的繁荣”一节中，唐力行教授和王国平教授借用了社会史与艺术的对话，以乾隆二十四年（1759）苏州人徐扬创作的写实画卷《姑苏繁华图》非常直观而细致地展示了当年苏州城市商业繁华的盛况：画面有熙来攘往的各色人物12000多人；各色房屋建筑2140余栋；河道中的官船、货船、客船、杂货船、画船、竹筏等约400条；街道店肆林立、市招高扬，有260余家；各式桥梁50余座；文化场景10余处。在纷繁错杂的店铺中，丝绸店铺14家，棉花棉布业23家，染料染业4家，蜡烛业5家，酒业4家，凉席业6家，油漆漆器业5家，铜铁锡器业5家，金银首饰珠宝玉器业8家，衣服鞋帽手巾业14家，图书字画文化用品业10家，灯笼业5家，竹器业4家，窑器瓷器业7家，粮食业16家，钱庄典当业14家，酒店饭馆小吃等饮食副食业31家，医药业13家，烟草业7家，南货业5家，洋货业2家，油盐糖杂货业17家，酱菜业5家，柴炭行3家，皮货行1家，麻行1家，猪行1家，果品业2家，乐器业1家，扇子铺2家，船行3家，茶室6家，澡堂1家，花木业2家，客栈3家，其他行业11家。苏州之繁华尽显其中。苏州文化与社会生活极其丰富，在选材与撰写过程中，作者借用了社会史与社会文化史的理论和方法。

第五，团队工作机制的创新。

《苏州通史》学术团队以经世致用为治学理念，以精品意识统摄研究全过程，以总主编为中心，设编委会、各卷主编和各卷写作班子，聘请老一辈史学家担任学术顾问。编委会起协调作用，学术顾问则起学术指导和引领作用。总主编本着公心、公正、公开的原则负责体例设计、总体进度把握、各卷之间的具体协调，通过编委会、学术顾问加强学术团队与地方政府和学术界的联系，以各种形式的工作例会、实地考察和专家咨询会形成“总主编→学术团队→学术界→地方政府”的交流和反馈机制，保障团队的顺利合作。在这种机制中，又通过开题研讨、专题研讨、结项研讨、书稿外审、总主编审定、编委会审定等环节确保研究的学术水平。整个研究过程，既有学者们的学术自律和学术追求，也有地方政府的指导、理解和支持，虽然政府领导变动频繁，且具有项目化、工程化的色彩，但学者们响应地方政府文化建设的需要，严格按照学术规律办事，树立了学术研究团队与地方政府合作的典范。这种典范既体现了学者们以专业化知识服务于地方社会文化建设的学科价值，也实现了新时代地方政府进行文化建设的理性诉求。具有人格魅力的总主编、真诚追求学术的团队成员和尊重文化建设规律、学术规律的地方政府，构成了这种合作典范的基本要素。

创新性成果的出现要真正体现其应有的价值，将理论的价值变成进一步的实践价值，从通史性著作的出版到真正进一步提振文化自信，再到开发和建设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历史文化精品，需要加强创新性成果的普及和推介，这有大量的工作可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学术成果价值的显现依然任重道远，不懈的探索和不断的创新仍然是学术和文化的基本品性。我们真诚地期待《苏州通史》学术团队的新作为，也期待学术团队与地方政府的典范合作能够持续下去，再创佳绩，为苏州、为中国、为世界创造文化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