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代化建设高歌猛进，城市越来越成为人才、资金、技术、信息等各种要素的集聚地，越来越成为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设施的集聚地，越来越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中心，人口越来越向城市集聚。到2019年，我国城市化率已超过60%，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三倍以上。随着社会富裕程度的普遍提升，随着高铁、航空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空间移动半径越来越大，越来越便捷，越来越频繁。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使得各个城市的特质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人们对于自己所生活、所在意的城市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全球性与地方性的缠绕，包括城市史在内的地域文化、传统文化的价值日益凸显，越来越受到重视，不断被再整理、再发现、再阐释。随着新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创新、协调、绿色、开放与共享越来越受到整个社会的重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城市让市民更幸福，城市精神、城市品格的塑造与提升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内在需求。

在以上众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国城市史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越来越成为史学界研究的重点。遍看全国，从沿海到内地，从江南到塞北，早已无市无史，无大城市无通史。在山花烂漫、云蒸霞蔚的城市史园地里，江南城市备受青睐，成果尤其丰硕。江南城市史研究中，苏州又是高原上的高峰，领异标新，光彩夺目。2019年面世的16卷本《苏州通史》（苏州大学出版社），更是闪亮登场，广受好评。

苏州自然禀赋卓越，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其特点也格外鲜明。民谚“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是对其美丽风景与宜居魅力的最佳口碑。但是，细品苏州文化特质，似与杭州有所不同，与同在江苏的南京亦颇异趣。中国古代大城市，均为国家行政体系中的关键节点，都城是一国行政中心，郡城是一郡行政中心，省会是一省行政中心，没有脱离行政系统之外的独立城市，这是中国城市与欧洲城市的关键不同。合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为一体，是中国首都功能的常态。长安、开封、南京、杭州等曾经作为都城的城市都如此。在这种格局与传统下，明清时期的苏州，以非首都城市而成为江南地区文化中心，乃至全国文化中心，独步一时，超迈同畴，连康熙皇帝、乾隆皇帝都对其赞不绝口，连流忘返，这就显得相当特殊了。

近代以前的江南地区三大城市（南京、杭州与苏州）中，南京、杭州作为政治中心的历史都比苏州长，作为政治中心的作用也比苏州强。南京、杭州都一度或几度作为全国性政治中心存在，而苏州除了在遥远的古代作为吴国的都城，在清代仅作为区域性政治中心（省会）存在过。在明、清五百多年时间里，苏州主要是作为一个商业都会存在，同时还成为文化中心，发展得那么繁华似锦、人文荟萃，这在古代大城市系列中是个异数。计划经济时代，以苏州为核心的“苏南模式”，不同于“温州模式”，戛戛独造，令人钦羡。改革开放以来，苏州地区的发展也格外引人注目，地区生产总值持续攀高的同时，人与自然的关系、先富与后富的关系、城市保护与利用的关系、新城与老城的关系、新苏州人与老苏州人的关系，都自成气象，可圈可点。

从古代到近代，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这种特别的“苏州路径”或“苏州模式”使得对于苏州历史的研究，远远超出一般城市史的范畴，在一定意义上，可能具有阐释江南文化基因的秘钥功能。

那么，苏州发展路径的奥秘何在，或者说苏州文化特质何在？这自然不是三言两语可概括的，必须要从解读丰富的苏州史料、明晰众多的苏州细节、剖析众多的苏州个案中，才能窥豹一斑的。卷帙浩繁的《苏州通史》为我们解读苏州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史料，也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学术梳理。本期“《苏州通史》”专题刊发的刘爽、朱从兵、李良玉三位教授的评论，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术成就、社会意义等方面，为我们解读这部鸿篇巨制，提供了津渡之舟、入门之钥。

蒙主编王国平教授与编委会不弃，让我忝列顾问。惶恐之余，我参与了此书从酝酿、立项、实施到出版的全过程，让我深切地了解这部通史如何精心策划、精心组织、精心实施，特别是为了确保质量，反复打磨，精益求精。让我同样感慨的是，此书编纂过程中，苏州市委宣传部主要领导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对于此书的支持则是一任接一任，从未中断、从不懈怠，他们对于苏州文化一以贯之的钟爱与尽责，是这部《苏州通史》能够成为传世精品的重要保障。

2020年11月，《苏州通史》获得江苏省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确属实至名归。《苏州通史》作为一张精美的文化名片，必将与苏州历史共存而同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