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信 柯 平 邵博云

(1云南师范大学图书馆，云南昆明 650500；2南开大学商学院，天津 300071；3浙江大学图书馆，浙江杭州 310027)

1 引言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重点难点在基层、在农村[1][2]，农村文化资源分散、内容单一，各自为政、利用率低，重建设轻管理、难以持续等问题突出[3]。为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加强基层公共文化建设，如《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关于推进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的指导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等。特别是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到2020年，各地普遍建成各方面均达标的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目前，浙江“农村文化礼堂”、安徽“农民文化乐园”、甘肃“乡村舞台”、山东“农村文化大院”、湖北“农村文化广场”、广东中山社区综合文化中心和广西来宾村级公共服务中心等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成效显著[4][5]，为全国其它地区基层公共文化的建设提供了不少成功的经验。但目前这些实践多见于新闻媒体的报道，学术界对此研究较少。本文主要分析和讨论了浙江农村文化礼堂的建设模式及其特点，旨在深化国内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研究，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提供经验和启示。

2 浙江农村文化礼堂概述

乡村振兴离不开乡村文化的振兴。从2013年开始，浙江省各地开始按照省委宣传部“文化礼堂、精神家园”的定位，以“五有五进”(“五有”即有场所、有展示、有活动、有队伍、有机制，“五进”即推动教育教化、乡风乡愁、礼节礼仪、家德家风、文化文明进礼堂)为基本架构，大规模建设和推广集思想道德、文体娱乐、知识普及于一体的农村文化综合体(主要由礼堂、讲堂、文体活动场所和展示展览设施等组成)。至2018年底，浙江省共建成10000余家农村文化礼堂[6]。

根据浙江在线舆情中心2017年提供的相关数据，浙江省的文化礼堂热度值居四地(浙江农村文化礼堂、甘肃乡村舞台、广西村级公共服务中心、安徽农民文化乐园)之首，为96.82%[7]。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等中央主流媒体也对农村文化礼堂建设进行了多次宣传报道[8]。总体来看，浙江的农村文化礼堂不仅数据显著，实际成效也非常明显。据《光明日报》报道，浙江农村文化礼堂成为“村民最愿意去的地方”[9]，逐渐融入村民的生产生活。有学者甚至认为，浙江农村文化礼堂的建设对于农村新型公共空间的转型与重构具有标志性意义[10]。农村文化礼堂不仅是一个文化活动场所，它在传统乡土文化式微、浅薄和低俗文化肆意入侵，乡土情谊离散、人际关系疏离化的背景下，对于农民精神世界的抚慰和凝聚、农民共同价值观的塑造、农村社会资本和自治能力的培育、农村娱乐性文化向知识型文化的转型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3 浙江农村文化礼堂建设模式

据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7年浙江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4956元，连续33年居全国各省区首位[11]。经济的发展支撑文化的建设，浙江农村文化建设也一直走在全国前列。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浙江省的乡镇文化站、农家书屋、广播电视村村通、农村电影放映、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和图书馆乡镇分馆建设等项目和工程，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发展。由于各地的自然资源禀赋、人文历史传统、经济基础条件等存在差异，同时政府也鼓励各地在建设文化礼堂时因地制宜、彰显特色，因此，各地在农村文化礼堂建设过程中也形成了不同的建设发展模式。

3.1 横向联动：礼堂共建

浙江某些地区由于人口偏少或财政比较薄弱等原因，农村文化礼堂建设过程中采用合作共建的方式，由若干村、镇和县的农村文化礼堂联合起来，实行“礼堂共建、资源共享”，对传统的“文化走亲、文化结对”形式进行创新，具体分为三个层面：一是村级层面。如温州市平阳县水头镇的7家文化礼堂成立农村文化礼堂联盟，实行“礼堂联盟+计划联排+队伍联建+节目联演+活动联办”模式[12]。兰溪市的“综合礼堂”则由若干个村共同建设，或一个村建设、几个村共用[13]。二是镇级层面。如余姚市的“赶集会”，以乡镇、街道为单位，由各文化礼堂轮流承办、其他文化礼堂共同参与举办，即每次活动确定一个文化礼堂为主办单位，辖区其他文化礼堂协办，共同组织开展文化活动[14]。三是县级层面。如乐清市(县级市)与文成县成立农村文化礼堂县级联盟，签订文化礼堂联盟协议书(又称“一三五+N”，即每年一场高峰论坛、三个精品礼堂结对、五场走亲活动和N个系列活动)，共享人才、资金、活动和品牌等[15]。

3.2 纵向联动：资源共享

从整个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来看，农村的公共文化服务往往处于“神经末梢”和薄弱环节，迫切需要共享城市的文化资源。浙江农村文化礼堂在整体体系、某一专业或要素等方面开展文化资源共建共享，同时自上而下向农村输入更多资源。在农村文化礼堂构建体系中，台州市三门县依托“礼堂云”信息管理平台建立农村文化礼堂总部、乡镇(街道)农村文化礼堂分部、村级文化礼堂的三级管理体系，实现农村文化礼堂总部与县文化馆设施、资源、人才、活动、信息等资源的共建共享[16]。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公共图书馆服务的进程中，“嘉兴模式”曾引领全国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具体指总分馆体系)的变革。从2014年起，嘉兴市启动乡镇分馆升级改造工作，重点打造“一镇一品”特色化乡镇分馆，即鼓励乡镇分馆挖掘当地文化特色，开展独具地方特色的服务活动，提供符合当地居民阅读需要的图书馆服务[17]。绍兴市柯桥区整合社会人才资源，构建区、镇、村“四团三级”纵向礼堂服务队伍体系。该体系有专家指导团、艺术团、讲师团和督导团等，参与和指导各区域文化礼堂开展活动[18]。

3.3 实体联动：行业协同

3.4 数字联动：云端互动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手机在农村的普及，中国的农民网民激增(2019年6月达2.25亿、占网民整体的26.3%，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手机成为农民获取文化信息的主要渠道。浙江各地一方面在文化礼堂普及免费无线网络，建设文化礼堂网站、微信公众号和手机APP等互联网平台；另一方面整合各方面的文化资源，通过互联网平台推送给农民、线上线下交流互动，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一是多媒体展示。如台州市路桥区委宣传部组织研发的“路桥礼堂e家”APP，由礼堂展示、指数排名、工作资讯、资源·预约和随手拍等五大模块组成，集风貌展示、考核评估、信息发布、资源对接、实时互动为一体，具有多种新媒体(H5、VR)展示、文化资源按需点单、礼堂指数实时查看等优点[21]。二是多部门联动。如舟山市定海区的“三个全民”(“全民阅读、全民学艺、全民善行”)APP将“三个部门”(图书馆、文化馆、团委各系统)公告发布、“三个全民”活动信息、“三个全民”福利兑换、乐币排行等内容予以集中，统一推送三个部门的最新资源、活动信息[22]。三是多渠道推送。如温州市的文化礼堂服务项目点单平台分别在温州文化礼堂微信公众号、温州文化礼堂网站、温州日报电子阅报屏、温州电信ITV宽带电视设置了“点单平台”服务入口，实现了“一个平台，手机屏、阅报屏、电脑屏、电视屏四屏联动”的效果[23]。

4 浙江农村文化礼堂特点

4.1 因地制宜突出特色

文化礼堂在建设过程中注意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充分挖掘与构建本地特色文化，将标准化与个性化相统一。首先在场所的选择上，不少文化礼堂在原有的礼堂、祠堂、老厂房、旧校舍等基础上改扩建，把本地已有资源充分利用起来。同时注重将文化礼堂的建设点选在群众文化活动经常开展地，将散落在农村、社区各种文化场所，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民间博物馆、纪念馆、主题文化公园、市民广场等场所作为区域内文化礼堂的配套场所有效地串联起来，使之真正产生文化综合体的效果。其次在文化礼堂的建筑风格、展示内容、活动形式等方面形成品牌和特色。目前浙江的特色或精品农村文化礼堂大致可以分为历史资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类、自然风光类、特色产业类等类别，如舟山市小沙街道毛峙社区文化礼堂的渔俗陈列馆，乐清市前横文化礼堂的百工展示厅，嵊泗县菜园镇金鸡岙文化礼堂“渔民号子”非遗传承活动，温州市瓯海区杨宅文化礼堂侨文化展示馆，平阳县昆阳镇雅村村文化礼堂“机会馆”等。这些农村文化礼堂不仅有本土特色的实物展示，还有依托各种实物开展的各种丰富多彩的互动体验活动，用特色活动提升农村文化礼堂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4.2 融入乡村产业振兴

文化礼堂的建设需要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融入国家和地方发展战略，以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浙江将农村文化礼堂的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纳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和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纳入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建设体系”。农村文化礼堂在发展过程中注意同相关行业融合，走文旅结合、文创融合之路。如舟山市定海区各地文化礼堂充分挖掘农耕文化、渔俗文化、非遗文化等资源，开展民俗展示、民俗体验、非遗陈列等活动，将文化礼堂与周边自然及人文景观串联，打造文化礼堂乡村休闲旅游圈[24]。台州市路桥金大田文化礼堂探索“礼堂+社会化”模式，通过吸引文化企业积聚起各种文化形态30多种。礼堂内有折纸馆、“扶雅书院”，有当地的文化品牌“花田市集”，吸纳了如“东篱茶叙”“凤梨沙画”“盼盼手作”等20余家手艺项目入驻[25]。农村文化礼堂与文化产业、旅游业融合，实现二者协同发展，受到了当地居民和游客的好评。

4.3 鼓励社会力量参与

近年来，我国政府开始规范和重视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产品和服务，专门出台了《关于支持和规范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通知》《关于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意见》等政策文件。浙江各地通过文化礼堂基金、文化众筹、文化创投等形式吸引社会资金，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建设和管理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同时发挥“新乡贤”在乡村文化治理中的作用。如杭州萧山区戴村镇提出“文化管家”概念，向社会购买和提供专业化的公共文化服务，承接该业务的杭州最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选派专业的“文化管家”精准挖掘本土文化，向戴村镇各村的老百姓提供适合本地需求的公共文化服务[26]。绍兴市上虞区祝温村成立文化礼堂乡贤理事会，由村民共同出资设立祝温村文化礼堂乡贤公益基金，每年提取的利息用于文化礼堂开展文化活动[27]。除了资金众筹，还有实物众筹。如温州市文成县黄坦镇的周岙底村文化礼堂有村民们众筹而来的民国时期的嫁衣、清朝的碗碟瓷器、代代相传的蓑衣和纺车等这些承载着当地的历史积淀的老物件[28]。

4.4 强化制度设计

农村文化礼堂的可持续发展，完善的制度设计是其中重要的一环。浙江在文化礼堂建设前期即颁布一系列政策文件，以规范和保障农村文化礼堂的建设和发展，如《文化礼堂操作手册》(1-6版)《关于推进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指导意见》《关于推进农村文化礼堂长效机制建设的指导意见》《浙江省农村文化礼堂星级管理办法》《关于文化礼堂建设用地保障的若干意见》等，各地也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有相应的规范和政策。与制度设计相对应的是制度的执行与监督，对执行效果的考核与评价。浙江省对农村文化礼堂实行动态星级评定，定期评出不同星级(五星、四星、三星及以下)的文化礼堂以及“最美文化礼堂人”，并定期培训农村文化礼堂管理员、文化大使、文化志愿者等文艺骨干，培训内容有组织策划、节目编创、舞美设计以及地方文艺挖掘创新等。此外，浙江各地的一些文化礼堂(如嘉兴海盐得胜村)设立文化礼堂理事会，为村民搭建文化自治的新平台，帮助村民从参与者向组织策划者转变。

4.5 以农民需求为导向

任何一项价值观要想真正发挥作用，必然要融入人民的生产生活[29]，一项事业的发展也是如此。建国以来，我国历次农村图书馆建设的失败，除了缺乏可持续的经费和政府关注外，这些农村图书馆没有真正融入农民的生产生活、“缺乏群众基础”也是重要原因。与此相反，浙江的农村文化礼堂之所以能“活”起来，一是积极挖掘村民的文化潜力，让村民成为文化活动的主角；二是礼堂活动贴近实际，让村民感觉很亲切。如杭州市萧山区白鹿塘村文化礼堂在2018年重阳节时根据村里有老人想吃重阳糕和想看越剧的需求，专门策划了学做重阳糕活动和越剧演出[30]，这些根据群众需求开展的文化活动直接提升了礼堂活动的满意度和参与度。为推动服务项目与群众需求有效对接，温州文化礼堂“点单平台”专门设计了《服务项目需求征集表》放于全市文化礼堂，方便基层群众随时填写需求意向，同时通过平台大数据分析，对群众黏性差、评价低的项目及时调整，对群众欢迎、点单火爆的项目及时增设，将群众的“需求”与政府的“供给”精准匹配[31]。文化礼堂将政府建设的外部推动力转化为村民的内在需求，将文化创造活动“赋权”给村民，在文化礼堂的物质形态中融入村民的精神和情感要素。

5 结语

浙江农村文化礼堂经过六年多的建设，逐渐形成自身特有的发展模式和特点，在纵向和横向、实体和数字联动中，注重因地制宜、融入产业振兴、鼓励社会参与、强化制度设计、以农民需求为导向等，不仅拓展了农民的公共文化空间、重塑了农民的精神家园[32]，也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可持续发展探索了新的模式与路径。浙江农村文化礼堂不同于以“一场两堂三室四墙”为特点的安徽农民文化乐园、以“五个一标准”为特点的广西来宾村级公共文化服务中心，亦异于上海松江的“3+4+X+1”模式和广东中山的“三三三”模式，其核心在于注重利用行政资源的同时，挖掘文化礼堂的内生动力，既彰显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地位，又扎根于源远流长的乡土文化，把政府建设文化礼堂的外部推动力转化为村民普遍的文化认同和内在需求，使文化礼堂建设与村民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结。

〔2〕〔10〕 汤敏.从祠堂到礼堂 浙江农村公共空间的转型与重构[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