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莉

(宿迁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宿迁 223800)

《丧钟为谁而鸣》《所罗门之歌》分别是美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明威和莫里森的长篇巨著，都是讲述男主人公在女性帮助下成长的故事。细读两部作品，发现其中的女主角比拉尔和派拉特都是作者称赞的人物，有许多相似之处。在外表和性格上都具备双性气质：高大勇猛，坚强能干，独立果敢，洒脱爽朗；都是女巫似的人物，充满母性光辉，是男主人公的精神引导者，引导他们回归自然，找到心灵的栖息之所。

一、女巫形象

《丧钟为谁而鸣》中的比拉尔外表男性化，有着高大的身材、宽阔的肩膀、粗壮的腰围、低沉的嗓音、浓浓的眉毛、褐色的皮肤。装扮也很男性化。她是西班牙吉卜赛女郎的化身，比较迷信，会看手相，会预言死亡，属于女巫式的人物。宿命在她身上有着极强的体现。当她与男主人公乔丹第一次相遇时，就从他的手掌上读到了死亡，小说的结尾应验了这一预测。比拉尔说她闻到过斗牛士格兰纳罗身上的死的气味和看到过游击队员卡希金脸上的死相，她的预言后来也被证实了。依靠自己的女巫直觉，她还看到了游击队的灭亡。比拉尔虽然具有浓厚的女巫气息，但她是一位反法西斯战士，一位真正的革命者，内心深处有着一般男人难以匹敌的勇气。她对乔丹说：“我不是胆小鬼，但我在大清早看问题非常清楚，而且我想，我们眼前活着的熟人中有许多再也活不到下个星期天……我对你坦露我的悲哀，可别以为我决心不够。我的决心可从没出过毛病。”[1]111—112比拉尔看到了死亡，闻到了死神的气息，但她毫不退缩，更衬托出她是个英勇的女巫。在处理事务时，她有时狂躁、恐惧、忧伤，判断的依据具有女巫特点，这些都是女巫精神的外现。

《所罗门之歌》中的派拉特也是一位带有魔幻色彩的人物。她是主人公奶娃的姑姑，是一位独立自主的黑人女性，是自然的化身。她的名字“Pilate”发音有些像“pilot”(领航员)，是她不识字的父亲从《圣经》中挑的，是个男性名字。她父亲认为这个名字的字母排列“看着挺有劲和挺神气，像是一排小树中高贵、挺拔，有压倒一切气势的一株大树”[2]22。果不其然，派特拉长大成人后身材高大，体格强壮，性格坚强。她喜欢嚼松针，结果嘴里有股树林的味道，嘴唇被紫黑浆果浸染如同黑莓，整个人“看起来像棵高高的黑树”，呼应了她父亲给她取名的初衷，也象征着她是黑人保护者和引导者身份。她一直保持着与自然的沟通，有超自然的力量。小说中描写了许多派拉特的神奇之处：她是在母亲死后，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自己摸索着从母亲的子宫里钻出来的。她没有肚脐眼，大家以异样的眼光看她，认为她是不祥之物，男人们像逃离瘟疫一样离弃她。她天生就会排忧解难，能制服别人制服不了的醉鬼，解决别人解决不了的争斗，能与死人交流。她天生是个用宗教迷信方式治病的巫婆，用巫术让嫂子露丝怀上了奶娃。她背着父亲的尸骨，带着本地理书走遍全国。总之，派拉特有股超凡脱俗、让人恍如隔世的韵味。

二、母亲角色

母亲一般承担着肉体延续、精神哺育、文化传承及伤痛疗救的任务[3]。虽然书中没有提到比拉尔有孩子，但她身上闪烁着母性的光辉，像母亲一样关心着玛丽娅和乔丹。比拉尔(Pilar)的名字来自西班牙的保护神，隐含着“支持、柱子、基地”等寓意。小说中比拉尔形象是母性化的西班牙的化身，她是个保护心很强的母亲。战争的爆发不仅使玛丽亚的亲人惨遭杀害，她自身也被凌辱糟蹋。比拉尔不仅收留了濒于崩溃、绝望边缘的她，还像对待女儿那样安抚、呵护她使她逐渐康复。巴勃罗一直觊觎玛丽亚的年轻美貌，如果没有比拉尔的保护，玛丽亚会遭到他的玷污。比拉尔知道只有真挚的爱情才能治疗玛丽亚心灵和肉体的创伤，所以当她觉察到玛丽亚和乔丹之间微妙的感情后，全力促成玛丽亚与乔丹相爱。她创造机会，使他们有更多在一起的时间。比拉尔的关怀和乔丹的爱情滋润抚平了玛丽亚的精神创伤，使她重拾生活的勇气。乔丹十分尊敬比拉尔，把她比做“可以依靠的大山”。比拉尔的母亲形象不像普通母亲那样慈祥、温柔，而是强悍的母亲形象。如果将藏身洞里的一群游击队员看成是一个大家庭，那么比拉尔就起到了主宰一切的母亲作用，她像母亲一样庇护着每一个游击队员，使游击队没有成为一盘散沙。比拉尔的母性温暖了他人，勇敢而又温情。

派拉特是位慈爱而又英勇无畏的母亲，给予女儿和外孙女过多的母爱。“她平滑的腹部标志着她不是女人生出来的——从神秘的意义上讲，她是大地，是万物之母。”[4]神化了的派拉特独自含辛茹苦地支撑着一个由她、女儿丽巴和外孙女哈格尔组成的三口之家，靠酿私酒维生。派拉特是家里的精神支柱，她们住在远离市中心的一个狭窄的平房里，屋里没有现代文明提供的一切便利。虽然贫穷，但是她们生活得自由自在，精神上是幸福的，家里时常充盈着欢歌笑语。她的三口之家不仅是快乐的所在，更是安全的港湾。派拉特用结实的臂膀保护她们，使她们免受别人的欺负。派拉特在男人面前毫不软弱，强大的母爱力量使她在保护孩子时拼尽全力。当丽巴被男友殴打时，她不知所措，哈格尔看到也只是无助地尖叫，而派拉特拿起尖刀冲上去将那男人赶走。但对于女儿和外孙女来说，派拉特是一个失败的家长，太过于溺爱她们，使她们没有应对社会的能力，一味依赖男人。派拉特对外界的审美标准一无所知，她们一家人生活在社会边缘，也注定她的孩子们不能健康成长。她没有教会女儿独立，只是一味地宠爱和保护她，导致丽巴性格软弱幼稚，毫无主见，除了好运气没有任何生存本领。她没有教育和引导女儿长大后结婚，拥有一个稳定的家庭，以致丽巴对男女关系毫无顾忌，未婚生女，不知道如何处理与男性朋友的关系。派拉特对哈格尔也是娇纵、百依百顺，对她和作为舅舅的奶娃之间的乱伦恋情听之任之。当奶娃厌烦了哈格尔而提出分手时，哈格尔精神失衡，变得歇斯底里，最后在自卑和绝望中憔悴而死。

派拉特间接地是奶娃生命的母亲，也是奶娃的文化、心灵之母。是因为派拉特的妙计才让露丝怀上了奶娃，在一定意义上，派拉特和露丝一样，是给予奶娃生命的人。但奶娃的父亲麦肯不希望奶娃出生，想尽办法试图让奶娃死在胎中。露丝又跑去找派拉特帮忙，才避开了麦肯的伤害，保护奶娃平安出生。露丝在家里没有地位，被剥夺了话语权，不能给予奶娃精神上的滋养。奶娃的成长过程中注入了派拉特无尽的心血，可以说派拉特一直担负着奶娃真正的母亲角色。当奶娃和他的朋友吉他潜入派拉特家去偷盗臆想的“金子”而被抓入警局后，派拉特到警局低声下气地说情，把他们保释出来，她那宽厚的爱令奶娃震惊和羞愧。吉他误认为奶娃背叛了他并独吞了金子，一路追杀奶娃，派拉特又用自己的身躯为奶娃挡了子弹，用自己的生命挽救了奶娃的性命。

三、领路人角色

比拉尔爽朗泼辣，热爱生活，有着男性化的个性气质，像男性一样具有高度的政治热情。传统上，政治是男人的专属领域。比拉尔非常热爱她的国家，在内战时就像男人一样参加游击作战，后来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仍然坚持革命，是一位迎着死亡的勇士。她崇拜英雄，当初和游击队长巴勃罗走到一起就是因为早期的他骁勇善战，比拉尔特别自豪地多次提到巴勃罗以前的英勇。她深爱着斗牛士菲尼托，不允许任何人非议和攻击他。对勇士的爱慕体现了比拉尔自身的勇士品格。西班牙内战初期，她和巴勃罗一起攻打民团，肃清法西斯分子后撤入山中打游击。但后来巴勃罗堕落成鼠目寸光的酒鬼和胆小鬼后，比拉尔义无反顾地担当起游击队的领导工作，冲锋在前，显示了突出的领导才能。在讨论作战方案时，比拉尔带头反对巴勃罗，明确提出要炸断桥梁，果断地说:“这儿我做主！你们大伙儿听到了没有？这儿除了我没别人做主。”[1]67大家赞同和支持她。她是非分明，有团队精神。当意识到自己的丈夫巴勃罗会威胁到乔丹的生命，破坏他们的行动计划时，决定处罚他。她带领游击队员配合乔丹成功地炸毁敌桥，率领队员撤向格雷多斯大山。比拉尔有超强的讲故事能力。在讲述巴利阿多里德大屠杀和他们是如何将法西斯赶出城时，条理清晰、口若悬河，使可能成为作家的乔丹都对她充满了羡慕和妒忌，心想:“天哪，她真会讲故事。她比大作家克维多还行。”[1]166她说话像男人一样强硬而粗俗，但粗俗得可爱，是一个仿佛隔着街都可以听到她笑骂声的人。也因为有这种语言表达能力和爱国热情，她才能将濒临涣散的游击队组织、凝聚起来。小说结尾处，当大度的比拉尔发现丈夫重新拾回男子汉气概，准备重新奔赴前线投身战斗后，便以一种传统文化中年长妇女的深刻智慧，将大权归还给他。

比拉尔还引导乔丹走向玛丽亚和大自然的怀抱，使他改变了很多。乔丹以前只是个工作狂，情感冷淡，不怎么与人交流，不相信爱情。小说一开始，乔丹用望远镜观察地形和桥头上的敌军，全身心寻找最佳位置来炸桥，对周围的人和自然环境保持漠视的态度，是一个凌驾于自然之上的旁观者，给我们一种无痛无爱的冷漠孤立印象。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乔丹对于自然环境的感触越来越深入，渐渐与自然融为一体。他“伏在树林的松针地上，倾听着随着黎明而来的晨风初拂松树枝头的嗦嗦声”[1]511，聆听山岩间的流水声，“觉得心里也亮堂起来”。与玛丽娅相爱后，他充分享受到爱情的欢悦与美好，变得有爱心，乐于与人接触，更有责任感和保护欲。故事的最后，乔丹对自然、对人生的理解越来越深，变成一个懂感情、有血有肉的人。他和游击队员们打成了一片，他感到“比拉尔就像自己的母亲，安塞尔莫就像自己的父亲，而玛丽娅就是自己一生最爱的人。”[5]与自然的亲密接触、爱情、亲情使他认识到爱情的甜蜜，发现生活非常有意思，更加激发了他为共和国事业奋斗终身的决心。乔丹炸桥后撤退途中身负重伤，他不愿连累同志们，决意独自留下阻击敌人，掩护其他队员撤退，最后以身殉职。

黑人女性不但要养育子女，还要传递本民族的文化和家族历史。派拉特如同她的名字寓意那样，是黑人社区的领路人。她是非洲黑人文化的代言人，传播黑人文化的使者。她乐观的生活态度、大地母亲般的宽广胸怀、天生的正义感和道德感感化了周边人，她的精神力量和文化传承性使她成为社区中的心灵疗伤者。她是有着大爱精神的人，随时愿意帮助他人，让他们脱离困境，临死时她说：“我要是再多结识一些人多好啊。我会爱他们大家的。要是我认识的人再多些，我也就可以爱得更多了。”[2]333派拉特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切关注、对爱和责任的承担，面对生活的能力与勇气使她获得了精神和心灵的自由[6]。

派拉特是奶娃成长历程中的精神引领者，她的声音促使奶娃学会倾听，她通过哼唱“甜大哥飞走了”等歌谣和其他口头的非洲故事给奶娃传授了黑人文化。向奶娃讲述祖父的身世和“林肯天堂”的往事，激起了奶娃了解家族历史的欲望，并找到自己民族的精神与传统。她喜欢唱歌，歌声又有心灵的震撼力，让奶娃沉浸其中。在南方之行前，奶娃自私、懦弱、懒散，认为生活毫无意义，对一切丧失了兴趣，没爱过任何人，对家人很冷漠。派拉特用“大地之母”的胸怀和魅力指引奶娃到南方寻根，南方之行给奶娃带来了精神转变，使奶娃认识到人世间最重要的不是金钱，而是亲情、人情、人与自然之情。作为自然的化身，派拉特引导奶娃回归自然，使奶娃开始反思他和身边女性的关系。他认识到自己以前是多么的冷漠无情、不负责任和大男子主义：“他母亲和派拉特从一开始就为挽救他的生命奋争，而他从来连一杯茶都没给她俩泡过。”[2]328他真诚悔过自己对哈格尔的态度。在派拉特的影响下，奶娃发生了改变。当黑人妓女“甜美”给他搓背时，奶娃首次主动要给她也搓搓背，这种相处模式体现了奶娃对女性的回报和尊重。派拉特那无条件的、慷慨的大爱引领着奶娃从一个自私、冷漠、缺乏责任感的浪荡子成长为一个懂得关爱、富有责任感的男人，成长为一个懂得家族历史、民族文化的黑人男性[7]。奶娃在派拉特的感召下走向了精神新生。

四、结束语

比拉尔和派拉特都是具有男性化、女巫式和母性光辉的综合人物形象，都有很强的讲述故事的能力，具有丰富的个性特征。她们身上既有女性自然、母性、感性的特质，又有男性独立、果敢、刚强、理性的特质。《丧钟为谁而鸣》和《所罗门之歌》两部小说的主题都偏向于男性的成长，但比拉尔和派拉特在主人公成长的过程中都担负着领航人的促进作用。两部小说都凸显了女性的智慧、力量和慷慨，都体现了作者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