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慧珏

(哈尔滨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哈尔滨 150060)

一、研究概述

在当今艺术和设计明显多元化的基础上，对“国际”和“当代”给出了更好的概念解释。虽然对后现代主义缺乏兴趣有其根本原因，但艺术和设计教育需要挑战，与课程普遍“国有化”所固有的正统观念做斗争。

本文从设计、文化以及艺术的材料中勾勒出后现代主义的发展。特别关注后现代主义的语言、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并质疑它们与艺术和设计教育相联系的普遍性。本文从美国后现代艺术教育家瑟·丹托(ArthurDanto)的最新著作出发，对其进行了探讨。在真正的后现代主义时尚中，本文重新审视并重新激活了战后早期的一些想法，以供考虑，如创造力、视觉素养和基本设计，从而加大了对艺术和设计教育历史研究的需求。

很少有“主义”能像后现代主义那样引起困惑和怀疑。如果一个人能够将“蝙蝠侠”识别为后现代电影，而理查德·罗杰斯的劳埃德大厦则是后现代建筑，那么这两种不同的东西怎么会有共同点呢？ 此外，当后现代主义被应用于艺术和设计教育时，它的组成部分是什么？换句话说，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塑造现代主义进步主旨的宏大叙事已经失去了可信度。 特别是，建筑被认为代表了信仰的丧失；后现代主义的建筑批评家查尔斯·詹克斯最近重申了他的世界性、多样性和多元性。

后现代主义与后工业化有着相似之处，Eco称之为“纯真年代的终结”。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对城市再生和社会更新有明显的兴趣，即文化评论和批判性研究中所看到的后现代主义的光环。例如，阿代尔(Adair)又得出了另一个类似的结论，即“创造性的总结”(creative stocking)，在后现代主义的术语下进行了大部分解构的剪切和粘贴。阿代尔还将文化定义为“应用艺术”，这意味着艺术作品只有在“外化、外推、思考、谈论、阅读、交流和分享”时才会成为文化作品。

二、理论研究

范式的转变是从大规模生产到大规模消费，文化越来越成为争论的场所，因为政治、社会和其他辩论是通过艺术的语言和形象来调解的，而艺术是价值观和判断的场所。这是最明显和最好的观察，在艺术形式之间的边缘模糊，但也有人建议，文化被用作社会和经济复兴的工具。然而，英国文化历史学家休伊森(hewison)指出了文化商品化的内在危险，他称之为“公共文化”，以艺术委员会的形式为艺术霸权的利益服务。值得注意的是，在格拉斯哥——英国最重要的后工业开垦的例子，一个通过文化成功地重塑自我的城市——其中许多是公开反对“公共文化”的。在后现代案例研究中，官方和非官方共存，它是双重编码的。

(一)阅读符号学

符号学术语中的“阅读”概念—解释、解码和破译——对后现代辩论至关重要。解构主义作为一种阅读方法，从文学文本到电影，再到建筑，再到视觉艺术。尽管在将重点从“作家”转移到“读者”方面具有民主化的效用，尽管它在后现代艺术教育家中很受欢迎，但文学隐喻在扩展到视觉艺术和设计时可能会遇到问题。不能假设所有的作品“生态”，都是一样的。设计理论与历史是一个特殊的案例。

然而，阅读也可以被概念化为“编程”。文化将越来越多地发生在我们自己的空间中，可能越来越少地与艺术家及其意图有关，而且越来越多地可能涉及从原始作品中删除的许多阶段的复制和干预。研究表明，年轻人不经常去艺术画廊。然而，他们的创造力可能以其他方式表现出来。很可能美术馆会变成参考图书馆，偶尔人们会去看一本罕见的原作。这是否意味着艺术和设计教育已经死亡？

在艺术和设计评论家提到的关于后现代主义的所有哲学家中，丹托可以说是最有用的哲学家之一。 这其中大部分源于他的文章《艺术的终结》(The End of Art)，其中著名的是，他用沃霍尔的布里略盒子(BrilloBox)的例子说，任何东西都可能是一件艺术品，你必须从感官体验转向思想，换句话说，转向哲学。 根据丹托的说法，布里洛盒子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我是一件艺术品？”是为了标志现代主义的终结，因为它太物质，太审美，太关心纯粹的绘画，太不符合语境，无法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但同时，它标志着严肃的艺术哲学的可能性，通过联想到艺术教育。

现代主义的宏大历史叙事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次要叙事。 在艺术和设计教育方面，Efland等人不仅提供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比较，而且还为“小叙事作为课程的模型”分配了一个角色。然而，丹托最初的范式转变(由艺术的终结引起)从纯粹的审美考虑以及对艺术的思考的需要，对艺术和设计教育中的当代课程研究产生了影响。丹托已经更新了他所描述的“模糊的艺术终结的概念”，他说不会有更多的艺术，而是这样的艺术可能会有“后历史”。人们可以挑选后现代的物品：盖里建筑、施纳贝尔绘画、阿拉德椅子。此外，用丹托的话来说，谈论后现代主义是失去这种识别能力，从而失去叙事方向的可能性。 正如丹托所描述的，后现代主义是许多后历史叙事中的一种叙事。 如果我们接受艺术可以是任何东西，并且是高度多元化的，那么问题就不是后现代艺术教育是什么样子的？而是“后历史艺术教育可能类似于什么？”丹托认为，在艺术结束后，当代艺术世界的多元化和宽容应该是未来政治事物的先兆，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

(二)后现代艺术教育

尽管说艺术教育已经像现代主义一样获得了叙事的终结也许是不可取的，但艺术教育家试图将20世纪艺术教育的正交性与现代主义联系起来， 这项工作的主要重点是从后现代思想中提取模型，以指导课程研究或教授后现代主义本身。例如，关于后现代主义的教学将蒙太奇和形象占有作为一种反映后现代生活多元化和多样性的方式。而且，在课程方面，多元文化主义和在这一标题下可能采取的一系列办法，是由于现代主义被视为排他性和后现代主义文化包容性的结果。同样的分析也建立了“小叙事”和其他后现代主义，如解构与“双重编码”作为相关的课程问题。这些都是合理的，应该得到更广泛的承认，因为它们能够在国际上使艺术和设计教育的政策发展享有特权。

通过将后现代概念引入课堂提供背景。这些背景从多元文化到大众文化。它们的复杂性和范围强化了丹托的观点，即后现代主义是不适当的广泛，例如多元文化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后历史叙事。 查默斯最近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他的结论是，我们需要问我们的学生，课程和我们教学的环境的问题，即艺术结束后，艺术的主要功能之一是解决它的观众和他们的生活流。 在对不同形式的艺术教育的批评中，梅森支持这一观点，但更进一步，他主张比“艺术家、美学家、艺术评论家和历史学家”更广泛的榜样。 梅森的论点涉及工匠与民间艺术和民族文化相关的角色，并基于人类学的课程方法。 在这方面，还可以加上排斥青年人本身的文化。显然，如此广泛的观点和问题不能简单地归入后现代主义的外衣。

这与当前形势的多元化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多元化更多的是辩论、话语甚至是特定的语境。 作为一种想法，它确实对学校的艺术和设计教育有一定的效用，特别是当应用于学科对实践领域的关注时。然而，由于对后现代主义缺乏明显的兴趣，在实践者中，“后媒介”艺术和设计教育的概念可能获得很大的投入，它确实加强了扩大叙事范围的论点。尽管如此，各种国家课程都有鼓励正统的考试制度。英国艺术学校在生产世界上最好的时装、产品、平面和纺织设计师方面的声誉是传奇的。设计教育植根于整个英国学校的课程中，其基于过程的方法涉及学生评估的关键阶段是民主化和协商学习的一个例子。

媒体研究在英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特别是在苏格兰。这些研究为打破陈规定型观念和审查不同形式的代表性提供了机会。 最重要的例子可以在艺术和设计教育与公共领域之间的界面上找到，两者都参与了通过文化(特定背景)进行社区再生的过程。

“设计师”，也就是在我们被命名为“雕塑家”“建筑师”或“平面设计师”等特定专业技能之前，我们有相同的创作过程。笔者坚信，艺术家、建筑师和设计师会发现更容易向社会其他成员解释他们的价值，不只认识到他们的共同点，还按照他们的行业特性来分类。 城市方案突出创造性，涉及学校与艺术、设计和建筑专业人员之间的互动。

这并不是说后现代主义已经被艺术教育家内化了。相反，这些例子表明系统内存在某种多元化。在后现代或后历史意义上，没有学科之间的竞争，而是设置一个更开明的人文课程。

显而易见的是，需要对当代艺术教育进行更多的国际研究，而不仅仅是表面特征，并认识到为什么存在国家差异，以及表明潜在的协同作用。正如丹托所建议的，需要一种能够质疑这个问题的哲学，“什么是艺术？”那么考虑基于原则的艺术教育(DBAE)和批判性研究就变得至关重要。

(三)批判性研究：哲学的需要

英国批判性研究与美国的近似，后现代主义的觉醒，不可能避免讨论两者之间的差异。批判性研究来源于相同的理论基础，但批判性研究的进展却不同；它没有严格遵循基于学科的论点。相反，它试图在“互动和整体学习体验”中交织各种元素。制造和理解之间的简单化论点，在英国也有证据表明，批判性研究的前身被用于后现代战略。 在20世纪50年代的苏格兰，一些政策文件主张使用艺术欣赏作为改善儿童自我表现的手段。有趣的是苏格兰的人民一直包括文化多样性的苏格兰人、盖尔人、挪威人、皮茨人、凯尔特人。它的教育系统已经避免了极端的意识形态，例如，关于基本设计或交叉艺术。因此，在苏格兰，重点是学习者的需要和学习环境。 艺术和设计教育从这样的“后合成”条件中获益。 这也是一个后历史叙事，超越了它的主题等级。

我们都可以互相学习，实现斯威夫特所谓的“更丰富的文化意识”在课程方面，这是一个永久的、渗透的关键课程。 该方案的叙述必须与构成其背景的当代艺术和设计一样多元化。 它应该借鉴和体现其他方法，即哲学探究、多元文化主义、文化研究、媒体研究、女权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

(四)批判研究的再生：文化素养

人们已经做出了各种努力来恢复批判性研究，发展规划重新命名为“批判性素养”或重组为“综合研究”。两者都揭示了寻找当代共鸣的语义尝试。 然而，这两个问题都没有满足前面提到的有倾向性的要求。 阿代尔对“文化素养”的认同和他的文化概念“应用艺术”可能具有更大的效用。

视觉素养是由20世纪50年代基础设计的说教产生的， 克莱夫介绍了英国视觉素养的发展，将其与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研究联系起来，并对这一主题的方法进行了调查。她的结论是，一系列的语言或文学正在发挥作用，这意味着鼓励多样性和独特的地方倡议，所有这些都与后现代复兴非常一致。

根据泰勒和安德鲁斯的说法，在过去，创造力本身由于它被视为学校艺术合理化的通用“核心”，被赋予了一个新的重点。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人们对作为经济复兴的文化更新感兴趣。 它已经应用于城市，在这种背景下，“合成创造力”的概念已经被创造出来，指的是一种“创造力的气氛”，意思是一套软技能，并提出了一个后现代的挑战，即对立面可以是同一整体的一部分。 它是重新规划关键研究的另一个要素，以使其在文化上更加适用和多样化。

三、结论

后现代主义，在其最确定的状态是一种真实的建筑风格，至少它定义了一个广泛描述的“条件”，现在已经被当代艺术课程所采用。 这样做是为了寻求一个新的方向，后现代主义很有吸引力，当然是许多国家课程普遍处方的解药。然而，在某种意义上，“条件”已经被用来成为“视角”。只有多元文化主义本身是一种非常广泛的方法，才能作为这一观点的主要组成部分。 而且，强调多元文化是很重要的， 后现代主义不是一种单一的叙事，而是许多后历史叙事中的一种。批判性研究为艺术教育的体验提供了最好的平台，通过提供几种“文学”的想法，可以促进对一系列文化的更广泛理解。后现代主义通过赋予新的概念和方法，以及文化素养，对批判性研究的重新合理化可能提供更广泛的帮助。此外，对后现代主义的讨论引入了一系列叙事的思想和各种批评的重要性，包括哲学探究。它还利用文化多样性的后现代例子作为一个指标，表明国家艺术和设计教育体系尽管表面上有相似之处，但却是不同的，它们代表着不同的叙述。 它也表明后历史艺术和设计教育是如何依赖于艺术教育史学的拓宽，需要重新激活一些早期的辩证。

“创造性评估”表明，一些艺术教育家对后现代主义的征用可能没有强调对一种新形式的批判性研究的共识的必要性，这种研究充分整合了多元文化以及关于创造力和视觉素养的辩证。无论这是在“文化素养”或任何其他形式下组织的，需要的是新艺术和设计教育的指导方针，该方针应是当代艺术、设计和建筑本身的多元化和国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