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秋慧

(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云南 昆明，650500)

“江南三部曲”是先锋作家格非沉潜多年静心写作的成果，一经问世好评如潮。“格非的《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以其举重若轻的百年中国叙事，从清末民初一直写到新的世纪转折，隐喻了一个古老民族在寻求新生的过程中的世纪性孤独，轻灵中透出沉重，浪漫中散发出宿命的气息。”[1]为我们描绘了一副百年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演变图，显示了知识分子内心的矛盾与冲突。

一、《江南三部曲》中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这个家族中对乌托邦的追求起源于陆侃，从血缘关系上来讲他是秀米的父亲，正是这个父亲的存在，使得秀米的血液中潜藏着建造乌托邦的冲动。陆侃罢官回籍后，有了把普济建造成桃花源的念头，而这也导致了他的发疯。初潮来临的那天，秀米见证了发疯父亲的出走，这也暗示着秀米的成长——无论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她都开始走向成熟。父亲的发疯出走，使得张季元以“表哥”的身份住进陆家。从这方面来说，父亲陆侃算得上是秀米建造乌托邦世界过程中的第一重推动力。

正处于青春期的秀米对这个突如其来的表哥及其充满挑逗暗示的行为充满厌恶，可也正是这个人使得她的人生慢慢偏离了原来的轨道。张季元的另一层身份是清末革命党组织蜩蛄会的重要成员，他们反对封建独裁的清政府，渴望建立一个人人平等而自由的大同社会，而这和陆侃渴望建造的桃花源也多少有着不谋而合之处。张季元对秀米的爱慕以及他在陆家居住期间所写的日记，唤起了秀米的性欲望和革命欲望，他留给秀米的金蝉也使得秀米和革命在冥冥之中有了联系，同时也为秀米以后的革命埋下了种子，使革命成为她生命和血液中的潜在冲动。可以说是张季元给了秀米把建造乌托邦付诸实践的决心和勇气，他是秀米建造乌托邦世界过程中的第二重也是至关重要的一重推动力。

秀米在出嫁途中遭逢劫匪，被掳掠至花家舍。在花家舍秀米看见了父亲梦想中的桃源世界：“村里每一个住户的房子都是一样的，一律的粉墙黛瓦，一样的木门花窗。家家户户的门前都有一个篱笆围成的庭院，甚至连庭院的大小和格局都是一样的。”[2]这令秀米震惊不已。当花家舍的土匪产生内讧之后，秀米竟然产生了她能够把花家舍打理得更好的想法。这个想法在秀米的心头萦绕，也正式开启了她建设乌托邦的道路。

从日本归来后秀米默默地承担起了张季元过去承担的责任，她做着令普济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仿佛着了魔一样，他们把她称为疯子。秀米已经成为另外一个张季元，致力于把普济建设成一个革命式乌托邦的桃花源。母亲和小东西都离开了人世，秀米在世上已经没有亲人了。革命失败后从狱中归来的秀米为了惩罚自己开始闭门禁语。每日只是侍弄园中的花草。在她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透过瓦釜中的冰花，她看到了失踪的父亲陆侃和丢失在狱中的儿子谭功达，这似乎在暗示着些什么。建造乌托邦的愿望只是暂时失败，却从未停止，秀米也无法阻止这种愿望在自己的儿子谭功达身上重演。

《山河入梦》的背景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这一时期的大跃进以及人民公社运动无疑也是一种乌托邦的设想，而主人公谭功达的桃花源梦想也正是与此相对应的，甚至正是这些给谭功达的桃花源梦想提供了温床，让其滋生、成长。一张梅城规划图，蕴蓄着他建造中国式乌托邦桃花源的愿望。可这个美好的愿望在不久后直接导致了他官场生涯的结束，撤职后被流放到花家舍。在这个母亲曾经待过很久的地方，他清晰地感受到了他和母亲人生的相似。在花家舍谭功达也看见了自己理想中的桃花源!可是这一片安静祥和背后似乎总有些异样。“花家舍所呈现出来的乌托邦的社会形态中极度压抑的个人自由是对乌托邦理想进行彻底地揭露与嘲讽。谭功达的退守意味着他个人理想与价值的崩塌，他与姚佩佩之间的爱情随着乌托邦愿景的崩塌而最终破碎。”[3]在监狱中直到去世，谭功达都没能忘记那幅只有他本人才明白的“梅城规划草图。”在他最后的时光里，他与姚佩佩重逢了，在一个没有烦恼的世界里重逢了。似乎也在暗示读者，桃花源的建造并没有结束……

《春尽江南》的背景是中国引进市场经济，整个国家进入了市场化时代，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谭端午所处的时代是市场化经济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是所谓的“盛世”“春天”。可是物质需求上的丰富和满足带来的却是精神上的匮乏和缺失。内心怀揣诗歌梦想的谭端午早先也是一个小有成就的诗人，对未来和远方有着浪漫而充满诗意的期待，可是在海子之死以及一系列接踵而来的生活和事业上的打击之后，已经不复当年意气风发模样。对现实生活不满而又无法扭转现实，只能躲进地方志办公室在故纸堆里聊度光阴，他在那部被称为“衰世之书”的《新五代史》中看到了富足的物质需求背后的人的精神需求的缺失和流逝。他慢慢踏上了另外一种人生道路，很有点陶渊明“大隐隐于市”的味道。在欲望至上的时代里这样的他与周围格格不入，以前的诗友徐吉士等人在时代的大染缸里早已面目全非，好像只有他一个人在咬着牙坚持着些什么，这些坚持是不需要理由的。他仿佛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和激情，只在自己的蜗牛壳中沉醉于西方古典乐和书籍。他厌恶这个人心已经开始变质的社会，可这是历史向前发展的轨迹，他阻止不了也改变不了，所以只能选择自己孤身一人默默对抗和疏离，在这时代中间痛苦挣扎。他的妻子庞家玉在告别李秀蓉这个名字的同时，也告别了过去的自己，为了跟上时代的步伐，她牺牲了很多珍贵的东西，从一个柔弱的文艺女青年变成了一个雷厉风行的职场女强人。而她的突然患病使她下定决心告别这段早已千疮百孔的婚姻和这个污浊不堪的时代去追求心中乌托邦的所在——西藏。于她而言西藏是乌托邦的代名词。在这里，她又变回多年前那个在招隐寺中怀揣诗歌梦想的少女，再次与谭端午达到了灵魂的契合。从陆秀米到谭功达再到谭端午，这由血缘关系串联起来的三人，其生命历程也出奇的相似。他们身上的气质是与众不同的，甚至可以说是“异类”是“局外人”。他们不顾外界的眼光与残酷的现实，毫不掩饰对现实的不满以及按照心目中理想世界的模样改变现实的企图。从《人面桃花》中陆秀米、张季元倾其一生渴求的人人平等而自由的大同世界，到《山河入梦》中谭功达以断送自己政治生涯为代价而追求的社会乌托邦，最后到《春尽江南》中谭端午无力与时代对抗只能退守回自己内心的审美乌托邦。虽然阻力越来越大，可他们从未放弃，一直在拼尽全力将他们所追求的乌托邦付诸实践。

二、花家舍——知识分子的心灵寄托

花家舍是串联起全书的意象，它是秀米心中民主自由的世界；是谭功达心中村村通公路家家亮电灯全面迈向工业化的现代化社会；是谭端午心中物欲横流社会中的一方净土。花家舍是他们心目中桃源世界的寄托。花家舍中那条把每户人家连接起来的风雨长廊也跨越了百年把他们三人的心灵和命运连接起来。可是冥冥之中仿佛已经注定他们的梦想是无法实现的，他们只能从现实中的桃源世界退守到自己精神中的桃源世界，而他们三人又是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缩影。

“花家舍”从《人面桃花》陆侃想象中的桃花源，到《山河入梦》中被当做模范的花家舍人民公社再到《春尽江南》中纸醉金迷的销金窟。虽然表面一派和气实则却是土匪窝，虽然堪称全国模范的人民公社可实际上连肆意大笑都成为奢侈，虽然是新时代文人们心中的一方净土可实际上却是欲望堕落的天堂。它的身份一再转换，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象征着知识分子为建造乌托邦所付出的努力一概都付诸东流，他们终于还是败给了残酷而又严苛的现实，也见证了时代的堕落和乌托邦的毁灭。格非用“花家舍”作为载体，向我们展现了主人公们理想中的乌托邦，又利用花家舍的变迁以小见大展现了乌托邦的发展和破灭。

“花家舍”和“桃花源”似乎要融为一体了，“桃花源”源起何处？为什么要不顾重重阻力建造桃花源？这一切都归因于对现实世界的不满，因为对现实世界不满，所以才会在内心构建一个理想世界。在作品中“花家舍”充当的恰好就是这个角色。而对现实世界的不满，与身边环境的不协调，这也代表着知识分子陷入了困境，建造桃花源也就成为知识分子的自我救赎。

中国社会进入市场化时代，飞速发展着的经济，得到明显改善的生活条件，人们被更好的满足。可同时人们所面临的焦虑和失衡也越来越严重，把人们压得喘不过气来，人们的善良和人性一点一点被吞噬掉，无所顾及地去享受，让自己沉沦在欲望之中。《春尽江南》中“以徐吉士为首的、曾高喊启蒙与救世的诗人们，在饱尝了1980年代的激情和理想之后，终于在时代的淘洗之中，成为花家舍肉欲消费的常客；所谓的诗歌研讨会，由形而上的口号迅速变成了形而下的狂欢，由理性的借口变成了感官化的满足。”[4]谭端午所处的正是我国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春天”，在这“春天”中他却沉浸于一本名为《新五代史》的“末世之书”，这是否仅仅是偶然？很显然，不是。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他沉浸在《新五代史》中，跨越长河去揣摩历史的盛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谭端午正是在以史为鉴中深刻体悟到了时代的本质——历史终将轮回，衰世已然来临。他在盛世的春天之中嗅到了衰世的气息。谭端午的这种敏感是知识分子身上共有的气质，他想反抗想改变现状，却发现在现实面前自己是多么渺小和不值一提，于是只能选择逃避，可此时的花家舍已然不能作为他逃避现实的天堂，他只能回到自己仅有的内心中的一方净土，无言地抗争着，就算不能胜利，但是也绝不妥协。

“花家舍”经过几代人的变迁，“以一种不与时代作对的姿态迅速融入了商业化大潮之中……留下的花家舍，只剩一幅空壳。”[5]随着时间的流逝，“花家舍”也早已变了质。“彻彻底底地毁灭了我们心里的那点桃花源的意境，它不是消失了，它只是没有了。”[6]

三、知识分子乌托邦探索的意义与思考

三部曲中的主人公，他们是异类，与周围一切相比都显得不那么协调，可是他们自始至终都在追求着内心中的桃花源、乌托邦，被别人视为疯子也无所谓。“乌托邦”在中外文学史上都可以追溯到源头。在中国从孔子的“大同世界”，到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西方则有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的《乌托邦》。这些都显示了人类尤其是知识分子对理想世界的追求，他们将其视为自己生存的精神动力和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不惜牺牲一切。可是，仿佛冥冥中就注定他们这个愿望不能成真，注定要飞蛾扑火。在历史的轮回中反反复复，从满怀希冀的企图建造现实中的桃花源，到在现实面前节节败退，溃不成军，最后只能退回到自己心中的象牙塔，从现实世界中的桃花源到内心世界中的桃花源，这是一种退守，也是知识分子在残酷现实面前的一种妥协。

其实桃花源不免带有梦幻主义和唯美的成分，于个人而言，在对现实世界不满的情况下把桃花源作为自己的精神动力和心中的明灯，这无疑是会产生巨大力量的。可是桃花源毕竟只是想象中物，如果不顾现实执意要把桃源世界变为现实那就只能适得其反得不偿失。从这个角度看，追求乌托邦，致力于把乌托邦变为现实是导致他们失败或者说人生不如意的一个重要原因。乌托邦的存在，对于我们来说就像太阳，虽然无法触摸到它，但它的光芒一直照耀着我们带给我们希望和力量。“原则和理想总是伴随着我们，并作为我们用以评价现实状况的准则。这便是理想的伟大作用。即使这些理想不能实现，也能使我们了解现实，有助于我们理解真理的内在特征。……指南星并不因永远不能达到而失去其指南的作用。理想是目标，也是向导。”[7]

对作品中的主人公而言，支撑着他们祖辈三人建造乌托邦的精神力量，正在以肉眼可见内心可感的速度逐渐缩减、消退。随着时代的发展，精神的力量终于败给了物质的力量。《人面桃花》中的主要人物，他们都是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他们所受到的教育，所具有的气质，在他们身上都凝聚成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这股精神力量支撑着他们去追逐自己的内心，全力以赴，不遗余力的完成属于自己的使命，他们愿意拿自己的一生去冒险；《山河入梦》中主人公谭功达不顾众人的非议，也丝毫不在乎自己的政治地位，只要有那张“梅城规划草图”就足够了，在弥留之际，谭功达都没能忘记那张“梅城规划草图。”而姚佩佩更是不顾强大权势的压迫，敢于反抗强暴自己的金玉，纵然她之后一直奔波在逃亡的路上，但她从不后悔；《春尽江南》中谭端午从最初一个成绩不俗的诗人，到遭受一系列生活和事业的打击，最后只能窝在地方志办公室中做着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做的工作。他对生活，对爱情，对人际关系都失去了热情和欲望，慢慢慢慢一点点的烂掉。他的肉体和灵魂都只能挤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内，这个空间把他的朝气一点点榨干，最后只能在俗世中不甘心而又无可奈何的烂掉。至此知识分子的精神力量已经消耗殆尽。

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以来都具有理想主义气质，他们身上带有的那种精神和气质是弥足珍贵的。但时代在变化，社会在进步，与此同时知识分子也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们自身的缺陷也开始暴露。知识分子在建造乌托邦的过程中并不是纯粹的，是掺杂了个人私欲的，他们的伟大追求是和欲望交织在一起的。从乌托邦本身来说，它只是一种理想的存在，是不可能实现的，而知识分子在实践这一理想的途中，又将自身的欲望和理想纠缠在一起，就更加导致其理想的不可实现。他们所追求的理想早在不知不觉间变了质。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发展，这个社会早已成为欲望泛滥的社会，在这样的时代，知识分子身上的理想气质和他们的坚守显得毫无意义，于是慢慢地他们被抛离了时代的中心，被逐渐边缘化最后成了所谓的失败者。在金钱和欲望至上的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力量和梦想显得那么微不足道，如果一直固执己见，最后只能被淹没在历史滚滚的浓烟中，于是，毫无疑问他们必将堕入精神和物质的双重窘境。秀米要把普济建设成桃花源；谭功达要把梅城建设成桃花源；谭端午在《新五代史》中寻找自己心灵中那片宁静的桃花源。祖孙三代，从现实中的乌托邦到精神中的乌托邦，从社会的乌托邦到个人心灵的乌托邦，这是陷入了困境，这是一种自我救赎，也是一种退守。于知识分子而言，他们渴望建立乌托邦世界，而这种渴望本质上是从拯救知识分子自身来出发的，由此向外辐射，由拯救个人最后波及到整个社会。可是现实告诉他们这不可能实现，由此他们陷入了困境，陷入了美好理想和苦于理想不能实现的矛盾之中。他们只能让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他们只能退而求其次，由建造社会的乌托邦，到个人心灵的乌托邦，无法改变世界拯救世人，他们只好先拯救自己亦或是蓄积力量为以后的改变做准备，这于他们个人而言毫无疑问是另外一种救赎。

百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就是一段充满痛苦和绝望的历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尽管身陷巨大的内心冲突之中，可他们始终坚守着，尽最大力量去完成自己的使命，可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历史几经轮回，知识分子的乌托邦梦想就是在历史和现实的进程中一点点失败并最终走向灭亡的，不遗余力建造乌托邦的历史，实质上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辛酸血泪史，在他们身上蕴蓄了一种伟大的悲剧美。而江南三部曲中知识分子的心灵发展史实际上也证实了一种趋势，知识分子精神上的力量逐渐势微，而物质上的力量最终占了上风，这也正是格非对知识分子自身缺陷的反思。在实践中人性的弱点不断暴露出来，个人私欲的不断膨胀，以及随波逐流得来的暂时性快感都使他们陷入了苦闷与彷徨之中从而迷失了自我。这也在告诫我们，对自我要有深刻的认识和反省，不满于当下的生存境遇，渴望改变，可是我们更应该好好反思自己所处的境遇。拼尽全力去改造现实，但是这种改造并不是不顾一切的盲目改造，要学会给自己的欲望带上一把锁，在现实与理想中间找到一个安全区域，让双方保持协调，过犹不及。正如格非自己所言“所有的成功者都是肤浅的，只有失败者肩负着反思的重任。”[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