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某钱币网站发表了一个《公羲官钱号》帖子，所发表的“公议官钱号五百文”钱票，（图一）引起了纸币收藏及研究者的特别关注。网友纷纷发帖发表不同的观点。有的认为，庚子年五月二十四日（1900 年6 月20 日）北京城大乱，莫名其妙地冒出来这么一张公议官钱号钱票，并且还把日期印得这么明明白白；票面窄小又粗陋，确实很反常；再说，公议官钱号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也没有见过任何著作有载。还认为此票虽然简陋难看，从实物的纸张、格式和文字判断，完全可以排除假票的可能；甚至大胆推测，与八国联军入侵和义和团大闹京城有关，有可能是在社会动荡、城市混乱的状况下，为维持市面，由官商联合、商会（类似商会的组织）出面筹办发放临时行用的钱票；具有非常研究和历史价值……。如此等等。

笔者依据史料和实物深入探究并有所发现，拟复原这条断裂的货币史链，还原此票背后曾经发生的故事。

图一 庚子年公议官钱号五百文

一 一把火烧出金融危机

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对洋人恨之入骨的慈禧太后，听信谣传相信义和团有刀枪不入、呼风唤雨的神奇能力，企图借助义和团的力量消灭洋人。在她的默许下，大批义和团涌入京城“扶清灭洋”。五月二十日（6 月16 日），义和团为了对专门贩售洋货的店铺给予警告，焚烧前门外大栅栏老德记洋药房和屈臣氏洋药店，大火将繁华的大栅栏街烧成了一条火胡同，大火很快又蔓延到珠宝市、西河沿，连前门箭楼和城楼都烧着了。火由城墙飞入城内，烧至东交民巷口牌楼和附近数家铺户，大火整整烧了一天一夜，总共有4000 多家店铺毁于这场大火，设有20 余家炉房的珠宝市被毁。“大小钱庄、银号汇划不灵”，东四牌楼经营200 余年的老字号“恒兴、恒利、恒和、恒源钱铺首先歇业”[1]。“各行买卖无论生意大小，俱闭门暂停交易，菜肉糖果各市亦皆罢市”[2]。

京城的商贸交易金融拨兑业务、银钱的比价，是通过炉房、四恒钱铺来操作的，炉房被毁、四恒等钱铺停业，就会引起京城金融流通瘫痪。炉房和钱铺在当时金融活动中承担大量重要业务，它们所从事的角色有：

（一）炉房

炉房最基本的业务是将散碎银两浇铸成锭，同时兼做存款和放贷。

同治、光绪年间，由于各省收缴银两成色不一，真假难辨，以致解京交库银两时，库官借词敲诈克扣，百般刁难，竟使解银官留京半年仍不能回省销差。后经户部批准，组成公议局，公议局设在珠宝市路东，遂定二十六家炉房为官炉房，由各官炉房轮流当值。代户部化银，凡外省解缴银两，统交珠宝市炉房，化成北京市秤十两一锭，上打“公议十足”四字戳记，外加当值炉房某号字样，方为合格。其余炉房所化银锭也要经公议局审验确定成色打戳后，方能按十足纹银通用，千两付打戳费一两。炉房同业议定代客的各种账目往来“每日下午四时半起，各家存欠一律以现银找清”[3]。各行业都有与其存银往来的炉房，化碎银、拨兑账款都是委托炉房代办，就如当今各商户都有各自商业往来的银行一样，送取银两则由炉房的小学徒代劳。

（二）钱铺

北京最大钱铺为东四牌楼之“四大恒”，即：恒利号、恒和号、恒源号（图二）及恒兴号(四家联号)。开业于清代乾隆、嘉庆年间，东家为宁波人。营业范围：为买卖现金、银、制钱及存款放款，与内务府关系密切，还代办“捐官”事项，时称为“捐柜”。并交接部吏，熟悉刓例，常代外省将军巡抚作各项报销。由四恒号发起筹资在前门外珠宝市创立了钱市，操纵着北京当时的银钱市场运作，决定每天银钱价值的行情。并出银票钱票，最大一张银票达五千两，相传当时宫内亦使用恒字号银票，有谓恒字号有西太后股本者[4]。因为信誉好，各界人士都喜欢储存和使用四大恒的银票和钱帖。

图二 光绪年恒源钱票拾两

北京除规模较大专营钱业的钱铺外，还有众多烟铺、蜡铺代营兼职小钱铺，名为烟钱铺、蜡钱铺。只需向步军统领衙门交纳纹银五百两，领个钱幌子悬于门外，就能填发银、钱票。钱铺出票子利益宏大，一则所出票不必用准备金，得票人几经辗转，不知何日方能回铺。二则即使有人回本铺兑换，白票子照例九八扣，红票子即新年为喜庆所出，照例九六扣。红票注明“言明九（九八）取九（九六）”（图三），应为用于流通与商家结账按九八扣，个人提现则按九六扣，主要是鼓励流通抑制提现。三则钱铺撒出大批钱票后，或弃铺潜逃。由于开钱票、认钱票都为专门人才，一般人不认。因为造假票多了，专门认票兑现的钱桌子也就应运而生，他们的正业是九六收兑票据[5]。

钱铺与钱铺之间，无信用过账往来，遇有收取、交付、拨兑等事，均委托珠宝市炉房办理。[6]珠宝市“炉房被焚，实银无从周转，行市无定”[7]。由于各行业的拨兑账款都是委托炉房代办，炉房被毁后，商家所收的钱票无法交到炉房兑现，商家就不再收钱票，再加上时局不稳，更增加持钱票人到钱铺兑现欲望。四大恒面临大量挤兑压力首先歇业，更引发钱铺关门倒闭，小商小贩也不收钱票。光绪年间，由于铸制钱成本高过钱币面值，铸越多亏越多，铸钱局不愿鼓铸制钱使市面流通钱币稀缺；另一方面，京城富户囤积居奇而使制钱日益短缺。京城金融贸易陷入满清二百年来最严重的危机。

图三 增昌钱铺

二 救市措施

曾在江苏巡抚任内发行有其图像钞票的陈夔龙（图四），时任顺天府尹（五月十七日才上任，七月十二日卸任），他的回忆让我们了解当年清政府的救市措施。五月二十一日（6 月17 日）炉房被毁的第二天，陈夔龙奉旨见慈禧太后，慈禧太后责令陈夔龙：“昨日四恒因炉房被毁，周转不灵，呈请歇业。四恒为京师金融机关，岂可一日闭门。我命步军统领崇礼设法维持”；“尔是地方官，本难卸责。此事究应如何办理？我想四恒本非无钱，不过为炉房所累，一时不能周转。如以银根见紧，官家可先借银给他从速开市，免得穷民受苦。尔可回署传谕该商等妥筹办法，以三日内办好为妥”。陈夔龙知道此事十分棘手，担心处理不好受到牵连，回府与幕僚商量：“今奏借官款，勿论内帑，勿论部帑，责任均由顺天府一人担负。万一四恒将来不能归还，又将奈何”？幕僚：“此层可不必顾虑。京中大宗商务，如木厂、洋货庄、山西票庄、粮食铺、当典铺均借有四恒银两，必有借券为据，即以借券作抵押品。如奏请一百万官款，即令四恒将各商借券一百万存入府库备抵，岂不切实。”陈夔龙依此意专选认为较保险的当铺、山西票号的借券作抵。“挑灯自行削草，漏夜缮擢；冀早奏上，奉旨允行，人心为之大定”。所拨的百万两,计内帑五十万两，“越日即行发出”。[8]部帑五十万两，户部董福祥驻兵，无法领取，后从东华门内内阁后门东偏内库六月初九（7 月5 日）拨出[9]。

图四 江苏裕苏官银钱局通用钞票拾元

三 公议官钱号钱票

五月二十三日，步兵统领衙门发布公告：“示谕市面所有各号零星银钱票，先行陆续开发”[10]。四大恒虽被救，但局势动荡，人们的信心还没恢复，钱票依然无人敢要，“户、工两局赶紧加卯鼓铸（铜钱）”[11]，但远水救不了近火。市场依然无法运转起来。此时距慈禧太后“以三日内办好为妥”还有一天。清政府最高掌权人慈禧太后出面救市应对危机，动荡时局孕育出了特殊的“公议官钱号”钱票。

笔者认为，在还有一天的紧急情况下，官府唯有与各行业商家协商成立公议官钱号。这也许就是后来被八国联军入侵者称为“一家辛迪加(企业联合组织)曾为皇家太监所拥有，其保险的程度近似英格兰银行”的公议官钱号[12]。原来的公议局是以26 官炉房为基础，此官钱号则应是以四恒和有实力的大钱铺为基础，主要是利用四恒在钱业的影响力和对银钱市场的操控力。为救急之计，仓促之中立即刻版印发钱票。现见“公议官钱号五百文”印制票面较钱铺的钱票大（185×75mm），较其它官票简单窄小，防伪性差且纸质粗陋，这只能是在非常时期的权宜之计。票内有“凭票取存〩（九六）钱五百文，光绪庚子年五月廿四日，言明周转行使”字样，右侧盖有骑缝朱文方章，中间盖有椭圆篆书押款章，左下角盖有朱文楷书字号名章。此票较特别是不似以往需如实填写发票日期，而是定为慈禧太后“以三日内办好为妥”的最后一天，即庚子年五月二十四日，以便给老佛爷一个交待。票面〥〢〤（56248）编号上加盖有“茶叶店口”的朱文印章，笔者认为这是各行业领用的记录，以便结算。在领用公议官钱号钱票时，是要收取一定比例的金额作保证金或为发行准备金，定九六高折扣兑现，志在鼓励钱票流通。票面“言明周转行使”字样也可说明此点。至此流通环节的障碍都得以疏通，市场初步运转起来。笔者认为公议官钱号印发的钱票是小面额，用于让市场先活跃起来，大额银票还是由原有实力的四恒等银票待炉房开炉后继续担纲。由于无记录，至今不知发行了多少钱票，发行钱票面额有几种，还有侍再有新的实物出现来补充。

五月二十七日，官府“迅速传齐炉房二十六家，谕令速筹开炉交易，并将四恒票张通行通用。”[13]虽说此时（五月二十六日）“京中各钱庄早已纷纷倒闭、居民持银票往银号兑银、无与银者。”[14]但有官府借银给四大恒，又出面主持发行钱票，再有户、工部所铸制钱补充，人心大定，市面很快就稳定下来。“六月二十四日，南北城各街巷关闭铺户，除金珠、绸缎、钱铺、当铺、粮米、首饰等铺或暗中交易，仍未开门，恐防兵勇骚扰。其余各行生意，均照常下门开张。银市炉房，虽被焚烧，却仍每日集市通商。果市菜市亦照平时货卖。米粮亦较五月下旬价值稍减。”[15]这都说明了当时的救市措施是迅速有效的。

但好景不常，更大的灾难还在后面。七月二十日（8 月14 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据说四大恒的现银八国联军花了三天时间才运完，从此北京的钱庄和银号一蹶不振[16]，以后金融重心逐日转向上海。四恒地位也让位于山西票号。此是后话。此时“一切币制，都不能应用，只有洋元可以通行”，“到华俄道胜银行兑换，每两银子才能换一元”[17]。此时才存世五十几天的公议官钱号钱票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据以上考证认定，庚子年“公议官钱号五百文”钱票，是庚子年京城金融危机为维持市面，由官商联合发行的钱票，是紧急救市的措施之一。这张钱票实物资料，填补了文字史料的不足，让我们了解到在这金融危机中，清政府不仅借给四大恒资金，稳定局势。还用政府的名义，提供信用担保印发钞票，解决了因钱铺倒闭而无票可用，新钱铺发钱票又无人敢用的局面。解决流通性矛盾，活跃了市场并消除了人们对钱票无法兑现的顾虑。

注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资料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专刊义和团史料（上、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年5 月第1 版，第680 页。

[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资料编辑室编：《庚子记事》中华书局1978 年10 月第1 版，第14 页。

[3]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4 辑》文史出版社，1964 年3 月第1 版第249～254 页。

[4]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21 辑》文史出版社，2002 年8 月第1 版第691 页。

[5]文安主编：《晚清述闻》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 年1 月第1 版第11 页。

[6]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4 辑》文史出版社，1964 年3 月第1 版第258～262 页。

[7]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晚清经济史事编年》上海古藉出版社，2000 年5 月第1 版第800 页。

[8]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资料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专刊义和团史料（上、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年5 月第1 版，第680～682 页。

[9]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晚清经济史事编年》上海古藉出版社，2000 年5 月第1 版第802 页。

[10][11]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晚清经济史事编年》上海古藉出版社，2000 年5 月第1 版第800 页。

[12]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京津蒙难记—八国联军侵华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 年12 月第1 版第289～290 页。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资料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专刊 义和团史料（上、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年5 月第1 版，第706 页。

[1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资料编辑室编：《庚子记事》中华书局1978 年10 月第1 版，第256 页。

[15]同[14]，第24 页。

[16]余钊著：《北京旧事》学苑出版社，2000 年6 月第1 版第339 页。

[17]北京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7 辑》北京出版社1989 年8 月第1 版，第24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