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裕民银行于民国十七年（1928）一月开业，总行设于南昌，初创时期仅在九江、吉安两地设立分行。抗日战争期间，裕民银行总行曾迁往赣州，是民国时期江西省经营时间最长、发行纸币品种最多的一家省级地方银行。民国三十五年（1946）九月，改组为江西省银行。

在江西裕民银行发行的众多纸币中，有一种以筑路流通券改印的银元券，即江西裕民银行银元券民国二十二年壹圆券、伍圆券，在江西地方纸币中有着其独特的背景。

一 江西裕民银行民国二十二年壹圆券、伍圆券

江西裕民银行银元券民国二十二年壹圆券，正面：红色；上端是“江西裕民银行”行名，两侧是蓝色编码；券面左侧主景图案为镇江金山寺慈寿塔图，右侧团花图案中印有面额“壹圆”，面额下方有“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印”字样；券面中部右侧为董事长“李德钊”签名，左侧为总经理“史世珍”签名；券面右边印有“完粮纳税”字样，左边印有“一律通用”字样；券面下端中间是“凭票即付国币壹圆”字样，其上方有一不为人注目的涂黑长方形小条，下端两侧分别是董事长和总经理的英文签名，下端框外是“大东书局制”字样；四角团花图案中分别印“壹”和“1”字样。背面：黄紫色；上端是英文行名；券面正中叠加印有“1”和“ONE”字样，其下方印“ONE YUAN”字样；中部右侧是“行长之章”红方印，左侧是“发行之章”红方印，两边是美元符号；四角团花图案中印有“1”字样。

徐安民先生藏图

江西裕民银行银元券民国二十二年伍圆券，正面：绿色；上端是“江西裕民银行”行名，两侧是红色编码；券面左半部分主景图案为镇江金山寺慈寿塔图，右半部分团花图案中印有面额“伍圆”，面额下方有“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印”字样；券面中部右侧为董事长“李德钊”签名，左侧为总经理“史世珍”签名；券面左边印有“完粮纳税一律通用”字样；券面下端中间是“凭票即付国币伍圆”字样，其上方有一涂黑长方形小条；券面下端两侧分别是“行长之章”和“发行之章”红方印；下端框外是“大东书局制”字样；四角团花图案中分别印“伍”和“5”字样。背面：橘黄色；上端是英文行名；券面正中叠加印有“5”和“YUAN”字样；券面两边是美元符号；两侧下方为董事长和总经理的英文签名；四角团花图案中印有“5”字样。

这2 张纸币皆是江西裕民银行以1933 年筑路流通券改印后发行的纸币。

二 特殊历史时期下的江西筑路流通券

江西修筑公路始于清宣统三年（1909），由两江总督张人骏与江西巡抚冯汝睽同拨银5 万两，修成浔牯马路，全长12.5 公里[1]。此后由于军阀混战，财政困难，江西多年未再修筑公路。直到1925 年在邻省大力发展公路的影响下，在全省人民呼声强烈的压力下，才在1926 年底动工修筑南（昌）莲（塘）公路，到1928 年竣工，全长14 公里。后又陆续修筑永（修）武（宁）公路、上（饶）广（丰）公路、上（饶）铅（山）公路。民国十八年（1929）七月，国民党江西省当局曾拟发行公路公债600 万元，用以修筑赣粤、赣浙、赣闽、赣皖、赣湘、赣鄂六大干线[2]，但筑路资金却无着落。早在北洋军阀统治江西时期，历任军阀横征暴敛，军政开支浩繁，江西财政入不敷出，寅支卯粮。“北伐军定赣以后，省财政库存空虚，接收时仅有十五元现金，成为省财政中一大奇闻。当时财政负债已达3400 余万元，加上江西地方银行倒闭，市面流通的江钞过1300 余万元，铜元票400万串。还有十年及十四年尚未兑付的公债达1400 万元。”[3]发行公债及筑路之议，也就不了了之。

土地革命时期，国民党政府实施“交通剿共”政策，为“围剿”红军，突击修筑公路。1931 年6 月，正值第二次反“围剿”结束之际，蒋介石电召时任苏浙皖地区“剿匪”总指挥的熊式辉出任蒋驻南昌行营参谋长，同年12 月，又委任熊式辉为江西省政府主席，意在挽救几次“围剿”之败局。熊式辉一上任就严令各地加紧修路，配合军事行动。在当局的政治高压下，“以交通剿匪为口号，筑路乃有急速之进展”[4]到1933 年8 月，六大干线完成里程近半，但仍囿于资金不足。这年也是蒋介石部署第五次“围剿”之年，“围剿”的一项重要军事措施即为建筑碉堡与修筑公路并进，形成纵横相连的路碉封锁线，以逐步紧缩革命根据地和围困红军。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要求江西当局须将应筑道路的干线和支线在短期内完成。面对修路的巨额资金，江西省财政一时难以筹措，经呈报财政部批准，以地方盐税为担保发行筑路流通券。既是因财政筹措资金需要，本应以财政名义发行，但鉴于之前江西地方公债的滥发且兑付不力等情况，省财政委托江西裕民银行发行，照钞票式样印制，也可谓是用心良苦。

三 印而未发的江西筑路流通券

熊式辉主赣后，采取“步步为营”、“筑路剿共”战术，将江西的“协剿”活动不断推进。据史料记载：“在1934 年初，江西全省建成碉堡即达2900 个。同年5 月止，仅江西全省筑成公路即达6000 余里。”[5]“堡垒政策”对江西革命根据地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协剿”攻势，国民党军队占领地域日渐扩展，江西裕民银行的分支机构也随之增设。1933 年时，该行只有吉安、九江、抚州分行和武宁办事处。1934 年10 月，红军主力陆续撤离江西革命根据地，江西裕民银行乘机推进，“1934 年至1935 年两年中，省内增设的分支机构有修水等23 处，省外设上海1 处。1936 年省政当局提出实施金融网策略，裕民银行制订‘普设金融网计划’，以赣、饶、抚三河沿岸和铁路沿线各县列为布网重点。两年之内省内又增设樟树等县镇分支机构32 处，省外增设汉口1 处，至1937 年底，裕民银行省内外分支机构共有61 处。”[6]设置分支机构的同时，江西裕民银行业务不断扩大，钞票的发行数量大幅增加。

1928-1941 年江西裕民银行钞票发行数[7] （单位：万元）

江西裕民银行成立之初发行5 角辅币券及加盖江西平市钱局铜元票，但商民多信仰中国、交通银行纸币，因而成立之年仅发行钞票21.6 万元。鉴于以往地方银行滥发纸币而引起金融混乱，该行在初期对钞票发行较为谨慎，增发数额不多。一方面受到流通区域所限，另一方面，这期间有各地“花票”充斥市面。据江西省财政厅1933 年调查资料记载：“万载等28 县地方机关及商号印发的既无确切基金，又无法律保障的‘花票’达79.4 万元，其中铜元票204.5 万串，折银洋61.3 万余元。”[8]江西省政当局即通令各县严加取缔花票，并由裕民银行增设机构，扩大发行。1933 年，江西裕民银行增发新印拾枚、佰枚铜元票，又发行伍角、贰角、壹角辅币券，各地“花票”逐渐被取代。

时局的变化以及江西裕民银行钞票的大量发行，都影响到筑路流通券的发行。

四 得以改制利用的江西筑路流通券

1937 年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军事侵略所到之处吸收“法币”，套换外汇，肆意破坏中国金融。1939 年3 月全国第二次地方金融会议议定，为加强对敌伪的货币斗争与经济斗争，战区省银行如有必要，可报请财政部核准发行壹元券或辅币券。江西省政府根据当时政治经济情况，决定增发伍角券、壹元券和伍元券的地方银行钞票。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海外运输困难，国内大部分地区交通受阻，印钞纸源日渐紧缺，市面小额钞票匮缺。江西省政府为节约用纸，降低成本，决定采取废券改用办法。1941 年9 月，经财政部核准，准予江西裕民银行“将1933 年印制未用的‘筑路流通券’面额1 元、5 元两种共400 万元改作钞票发行”[9]。江西裕民银行当即按照规定将该券交请中央信托局改印，将正面“筑路流通券”字样涂掉，加印时任董事长“李德钊”和总经理“史世珍”中文签名。11 月改印完成，“在缴足准备金后开始发行”[10]。江西省政府并为此训令各县政府布告“城乡人民一体周知”。至此，沉睡近十年的筑路流通券得以被利用。

纸币发行史上，被改印的纸币并不罕见，多是由于某种特殊原因或紧急形势下的临时性行为，而筑路流通券起初只是想借助银行名义融资，尔后竟然成为江西裕民银行正式发行的现钞，且是随着政治、军事、经济等时局变迁而印制、改印、发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注释：

[1]吴畏编著：《赣舆浅图：概说江西八十古县》，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2 年2 月。

[2][3]李松龄：《民国时期江西省发行地方公债概况》，《江西金融志资料》，1992 年第3 期。

[4]何友良：《江西通史·民国卷》，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 年1 月

[5]熊尚厚：《对蒋介石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的准备之考察》，《民国档案》，1992 年第一期。

[6][8][9]吴自权：《江西裕民银行史略》，《江西金融志资料》，1990 年第2 期。

[7]《江西省金融志》编纂委员会：《江西省志·金融志》，第一篇《货币》，第二章《纸币》第24 页。

[10]诸锦瀛：《江西近代货币简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 年6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