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辉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北京 100875)

岭南主要指五岭以南的广东、广西、海南、和越南北部等地区。早在秦代，中央王朝就将其纳入国家版图。由于地域、自然气候等原因，岭南的自然环境、地方物产、风俗等有异于五岭以北的江南、中原等地区，岭南自汉代以来就引起士人对其进行书写的兴趣，也因此产生了陆贾《南越行记》、杨孚《异物志》①陆贾的《南越行记》已经散佚。杨孚《异物志》参见：杨孚.异物志辑佚校注[M].吴永章，校注.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等风土书写。东晋南朝时期，随着北方流民的南迁、南方的开发，中原与岭南两者之间的地域文化的交融逐渐加深，也出现一大批描绘岭南特有的花鸟鱼虫、风土人情的著作，如刘欣期《交州记》、顾微《广州记》、嵇含《南方草木状》、刘澄之《交州记》、沈怀远《南越志》②刘欣期《交州记》参见：骆伟，骆廷.岭南古代方志辑佚[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66-79。顾微《广州记》参见：梁廷楠.南越五主传及其他七种[M].杨伟群，校点.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48-49。嵇含《南方草木状》参见：梁廷楠.南越五主传及其他七种[M].杨伟群，校点.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56-71。刘澄之《交州记》参见：骆伟，骆廷.岭南古代方志辑佚[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150-151。沈怀远.《南越志》辑录[J].骆伟，辑佚.广东史志，2000（3）：37-49。等。这一时期，对岭南的异物书写成为一种重要的书写类型，形成了岭南“异物志”的书写传统。

现存的唐宋时期描述岭南风土的民俗志主要有五部，它们分别是唐代段公路的《北户录》、莫休符的《桂林风土记》、刘恂的《岭表录异》，宋代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和周去非的《岭外代答》①参见：段公路.北户录[M].张智.中国风土志丛刊.扬州：广陵书社，2003。刘恂.岭表录异校补[M].商壁，潘博，校注，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范成大.桂海虞衡志[M].严沛，校注.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周去非.岭外代答[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其中《岭外代答》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异物志写作体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桂海虞衡志》“诸篇皆叙述简雅，无夸饰土风、附会古事之习”，认为《岭外代答》“其书条分缕析，视嵇含、刘恂、段公路诸书，叙述为详”[1]，主要从叙述风格的角度讨论宋代民俗志的写作特征，而没有注意到其对异物志传统的突破意义。这体现在写作对象的转换、人物形象的演变和写作主旨的迁移等等方面上。

关于唐宋时期的岭南风土书写方面的论文，主要如下：董灵超的博士论文《唐宋五部涉桂笔记研究》[2]研究了五部笔记的作者生平、版本源流，写作理念和文化观念；王一意的硕士论文《〈岭外代答〉的人类学解读实验——兼论宋代华夷之辨的弱化》[3]从探讨《岭外代答》作者周去非的研究对象、目的、方法、立场入手，探讨其人类学价值，追溯中国古代人类学的渊源；钟无末的《〈北户录〉研究》[4]从博物学传统中探讨《北户录》作者段公路通过写作对“博而且信”的追求；侯先栋《段公路〈北户录〉研究》[5]从文献学的角度，考辩《北户录》的版本源流，及作者段公路生平和岭南游历行踪；陈恩维的《从异物到乡邦：明代以前的岭南书写及其意义》[6]总结了明代以前士人眼中的岭南形象，岭南形象有着从先秦的荒服、汉唐时期的异物书写到唐宋迁谪文人眼中的他者的演变，此外唐宋时期的岭南本土文人眼中的乡邦书写也逐渐兴起；耿淑艳《岭南汉唐间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7]探讨了汉唐时期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在题材内容、创作意识、叙事手法，语言风格等方面流变。此外，还有一些探讨岭南贬谪经验影响士人诗歌创作及北方士人参与岭南地方开发的文章。这些论文或从文献学角度，考证版本源流，探求作者行迹；或从文学角度，考察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的文本特征；或从人类学角度，辨析古代岭南书写中的人类学因素。然而，少有研究者从历史民俗学的角度，考察古典民俗志的演变状况。

本文拟选取唐代段公路的《北户录》、莫休符的《桂林风土记》、刘恂的《岭表录异》和宋代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周去非的《岭外代答》等五部具有代表性的岭南风土书写文本，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初步探讨唐宋时期岭南风土书写的嬗变。

一、从异物到异文化：异域书写的对象转换与空间拓展

唐代与宋代的岭南书写中，书写主体的文化意识不同，对作为异域的岭南的关注点不同，引起其震惊的对象也不同。可以说，从唐到宋，岭南书写的对象有着从异物到异文化的转换，其所建构的岭南文化空间也得以拓宽。

首先，从唐代到宋代，引发惊奇感的对象渐渐发生了偏离，渐渐从自然地理、草木鱼虫转移到不同社会文化上。唐代对岭南“异”的书写，主要体现在对自然环境、草木鱼虫的描写中。《北户录》的序言中指出作者段公路“间者以事南游五岭间，尝采其民风土俗、饮食衣制、歌谣哀乐有异于中夏者，录而志之。至於草木果蔬、虫鱼羽毛之类，有瑰形诡状者，亦莫不毕载”[8]2。虽然如此，岭南风俗在文本中的数量远远不如作者颇有兴致地描写的“绯猨”“蛤蚧”“红蝙蝠”“睡菜”“无核荔枝”等异物；《岭表录异》中也多记载岭南飓风、火山、澄金、玳瑁、象肉等中原所无的事物，而槟榔须系缚的船只、交趾的不乃羹、西南地区的独特的酿酒工序等地域民俗文化，也只在文本中占据着次要地位。而在宋代的岭南风土书写中，自然地理、草木鱼虫只是内容之一，其地位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岭外代答》将内容分为二十门，其中，“花木门”“鸟兽门”“鱼虫门”三门被归类到最后。关于地方民俗文化的则有“风土门”“器用门”“服用门”“食用门”“宝货门”“蛮俗门”等门类，其分类之细致可见一斑。《桂海虞衡志》中虽有许多花果、鸟兽、矿物的描写，然而作者往往将其放入日常生活中去描写，如“山猪，即豪猪，身有棘刺，能振发以设人。二三百为群，以害禾稼，州洞中甚苦之”[9]57。显然，此时地方文化已经成为宋代士人描写的重点。

其次，岭南风土书写中，作为文化空间的异域，逐渐发生着置换。其最明显的表现，在于异域的界线的变化。唐代，由于社会文化的重心在北方，因此五岭成为北方与南方之间的社会文化分界线。随着宋代经济重心特别是南宋政治中心的南移，岭南在国家中经济和文化地位的提升，五岭已经不成为士人认定异域的分界线。唐朝时期的岭南风土书写中，出于岭南岭北的比较，岭南的自然地理、鸟兽鱼虫、花木果蔬等，都成为北方士人关注的重点。宋代时期，由于南海丝绸之路的繁荣，不同文化的交流深化，异域的边界向南推移到南部沿海及越南一代。《岭外代答》中有“外国门”，特意记载于宋朝进行经济、政治交往的海外国家，如“真腊”“占城”“三佛齐”“木兰皮国”“大食诸国”等。在唐代岭南风土书写中，岭南是相对封闭的，五岭之外的地域，是一个混沌的存在。然而，在宋代岭南风土书写中，岭南则是开放的。其地理范围囊括南部沿海诸国甚至海上诸国，由近及远，有真腊、占城、西天竺诸国、大食诸国、昆仑层期国等。可见在宋人的世界想象中，岭南的世界是一个开放、广袤的世界。

此外，通过唐宋时期的岭南风土书写，我们也能发现，岭南自始至终是华夏世界的一部分。岭南异于北方的自然物候，给它增添了特别的区域特色，然而，在唐宋时期，它在经济、政治、文化上，都与北方社会密切相连。相对于北方社会，岭南的“异”体现在自然环境、物产风俗上，岭南的“己”，体现在被纳入中原王朝的政治系统和文教系统中。《岭外代答》载，“今桂产于钦、宾二州，于宾者，行商陆运致之北方；于钦者，舶商海运致之东方”[10]175，岭南与中原、江南等地经济联系密切；《岭表录异》载，“南中小郡，多无缁流。每宣德音，须假作僧道陪位”[11]76，中央的政令诏书等能够在岭南宣达。置身于这样境地的士人，面对“异”，心中升起的更多是惊奇、赞赏，而非惶惑和陌生感，对于“己”，让士人更容易有一种熟悉的心态。正是由于这种复杂的心态，士人会更容易进入岭南的社会，欣赏其独特的地域文化。《岭表录异》中记载的袍木所制之履，“其轻如通草，暑月著之，隔卑湿地，气如杉木。今广州宾从诸郡牧守，初到任，皆有油画袍木履也”[11]108，这就是处于异己之间的士人文化心态和行为逻辑的生动体现。

二、从“官员”到“士人”：岭南风土书写的人物形象的演变

唐宋时期的岭南风土书写中，由于社会文化背景不同，写作主体的文化心态不同，书写角度不同，文本中呈现的官员形象也不同。《北户录》《桂林风土记》《岭表录异》的作者都生活在晚唐，庞勋起义之后的唐王朝日落西山，藩镇割据和军阀混战中的中原社会动荡不安，武夫横行，士风颓唐，士人群体普遍失去澄清天下的理想。唐王朝在岭南的经营也仅仅是勉力维持而已。而宋代，士人的主体地位崛起，士人群体有着忧乐天下的情怀。此外，随着南宋政治中心的南移，岭南和海上航路就对王朝更为重要，因此，岭南为官的士人，会更在意岭南的社会治理。表现在文本中，就有了官员与士人的区别。

一般来说，官员和士人的身份是高度重合的，官员往往都出身于士人群体。然而，唐代岭南民俗志中的官员形象，很少有表现士人的人格与风骨的一面，更多是作为中央朝廷统治地方的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而存在。他们少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没有泽惠岭南的行迹，有的是劳民伤财、谋求私利的行径。《桂林风土记》中一些官员恣意宴游、大兴土木。如元晦“公私宴聚，较胜争先。美节良辰，寻芳选胜。管弦车马，阗隘路隅”[12]3。韦瓘建碧浔亭，“馆宇宏丽，制作精致，高下敞豁，冠诸亭院”[12]4。《岭表录异》以远观者的视角，勾勒了唐代岭南地区的官员群像。其中有官员政务活动的描写，“廉州边海中有洲岛，岛上有大池。每年太守修贡，自监珠户入池”[11]30；有描写官员在岭南地方搜罗南方珍异的，“广南卢亭，获活瑇瑁龟一枚，以献连帅嗣薛王”[11]38，“咸通末，幽州张直方贬龚州刺史。到任后，修葺州城，因掘土得一铜鼓，载以归京”[11]44，“澄州金最良。某顷年使上国亲友，附澄金二十两，讶其单鲜。友曰：‘金虽少，贵其夜明，有异于常金耳！’留宿验之，信然”[11]34。岭外的奇珍异宝和奇风异俗，成为他们宦游旅途中寂寞中的刺激，无聊时的点缀以及北归时和亲友的谈资，成为官员亲戚之间相互馈赠的礼物。爱州刺史因贪财，强行夺取铜柱的事件极具戏剧性：“旧有韦公干为爱州刺史，闻有汉伏波铜柱，以表封疆在其境。公干利其财，欲摧镕之于贾。胡士人不知援之所铸，且谓神物，哭曰：‘使者果坏，是吾属为海人所杀矣。’公干不听。百姓奔走，诉于都督，韩约移书辱之。公干乃止。”[11]41这则资料记载了当地官员与当地民众因文化、利益的分歧而引发的矛盾。自爱州刺史看来，铜柱只是汉代伏波将军马援留下的遗迹，将其熔铸，可化为自己的囊中物。而从土人的角度看来，这铜柱是地方社会信仰的象征，是保护族群的神圣之物，它的存在与否，直接关系到民众的生死。同一个事物，历史记忆与民间记忆有分歧却又融合。官员在个人贪欲的驱使下，失去对大传统的历史记忆的起码尊重，对地方小传统进行粗暴的干涉，从而造成了地方纷争。官员的无耻、贪婪、强暴昭然若揭。

而在宋代的岭南风土书写中，对官员的书写则很少是刻画官僚群体，更多的是，从作者自身的角度和视野出发，对岭南地区进行记录。在此过程中，士人的形象和内心世界，得以全面的展现。一方面，士人精通诗词，具有传统文人的审美趣味，对山川风物有较高的欣赏能力；另一方面，作为岭南社会的管理者，“士人”主体意识强烈，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理想，有维护边疆安定、推动社会善治的抱负，也有经营岭南的深谋远虑和对外国的警惕。表现在文本中，就是闲情逸致的抒写与政治教化的表达，这两者共同构成岭南士人的心理结构和立体形象。

作为派往当地的官员，士人肩负着教化地方的职能。《桂海虞衡志》“志器”一节中写道，“南州风俗，猱杂蛮猺。故凡什器，多诡异。而外蛮兵甲之制，亦边镇之所宜知者。”[9]39作者出于军政目的而介绍黎弓、药剑、峒刀等边民兵器。《岭外代答》中，广右作为南宋王朝统治薄弱的边缘地区，各民族生活、文化杂糅。作为充满忧患意识与治世精神的官员，作者出于有益边疆治理，防止边境冲突与危机的目的，特别留意广右地区的地理地缘环境。从编排体例上来看，作者将地理、边帅、外国等卷放在前面，将风土、法制、财计、器用等放在后面。这种安排应是作者士大夫经世致用观念的传承。“百越故里”中历数历代经营广右的沿革，“并边”“广西省并州”等详细记述了广西各州的地理位置、流经水域、接壤国家、境内各族等，“广西水经”引援秦皇汉武经营岭南时军队途径的河流来说明广西水经，对现实社会治理不无裨益。“广西经略安抚使”“琼州兼广西安抚都监”等章节中，详细叙述当地历代的官职沿革。“田子甲”一节记述靖康之变，峒官勤王的情况。“海外黎蛮”详细描写了海南黎族的生活习俗和社会状况。作者介绍了黎族依据与官府的远近而分为生黎和熟黎的状况，详尽描述了黎族的待客、婚姻等习俗，可见作者对当地社会的熟稔程度。在“经略司买马”“宜州买马”“马纲”等涉及到朝廷马政问题的条目中，作者不惜笔墨，深中时弊，体现了一个心怀天下、对善治孜孜以求的宋代士人形象。

此外，宋代士人的文人情怀与意趣，不论是在描述花木还是山水时，都在文本中有着充分的流露。“红蕉花，叶瘦类芦箬，中心抽条，条端发花。叶数层，日拆一两叶。色正红，如榴花、荔子，其端各有一点鲜绿，尤可爱。花心有须，苍黑色。春夏开，至岁寒犹芳。”[10]197对于红蕉花的描述，作者语言清新，富于灵韵，“日拆一两叶”“其端各有一点鲜绿，尤可爱”，可谓观察细致，笔触细腻，表现了文人士大夫的闲情逸致；“古迹门”中，集中记述了当地的古迹，如“韶石”“秦城”“绿珠井”等地，作者登临古迹，触景感怀。对于灵渠之口的秦城，作者铺叙其地理位置之重要，感慨岭南纳入中原王朝的历史地缘上的必然性。“灵渠”中对于灵渠的通航方式的巧妙，作者倍加赞叹，也因之展开了对秦始皇的历史评价。在叹息秦始皇的猜忌残忍的同时，又赞叹其沟通南北的气魄之大、思虑之深。对历史文化记忆的感怀，体现了一个思接千载、忧患深远的士大夫形象；对“黎母山”的描述：“若黎母山巅数百里，常在云雾之上，虽黎人亦不可至也。秋晴清澄，或见尖翠浮空，下积鸿蒙。其上之人，寿考逸乐，不接人世。人欲穷其高，往往迷不知津，而虎豹守险，无路可攀，但见水泉甘美耳。此岂蜀之菊花潭、老人村之类耶？”[10]14作者在描述黎母山自然环境时，基于文人的审美品位和精神意趣，将其比作菊花潭和老人村等，寄托其隐逸情怀。

三、岭南风土书写中经验表述传统的突破与新变

中国的博物传统分为二脉，一脉以《山海经》①参见：袁珂.山海经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博物志》②参见：张华.博物志校证[M].范宁，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0。为代表，以地理空间为框架，记载华夏世界的各种神话传说、探求殊方异域的草木鸟兽，不无荒诞缥缈之辞，具有明显的百科全书取向；后者以汉末岭南人杨孚的《异物志》③参见：杨孚.异物志辑佚校注[M].吴永章，辑佚校注.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为代表，专注记载岭南地方的自然物候、草木鸟兽、奇风异俗，虽有追求神秘新奇的观念，但重视实证，记述者都有岭南的旅行或生活经验，这直接奠定了岭南风土书写的传统。总的来说，以上二脉都有“重物不重人”的写作倾向。

到了宋代，这种“重物不重人”的写作模式则受到了极大的颠覆，南宋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的转变、士人主体精神的高涨、岭南社会的发展等因素，为士人提供了新鲜的经验。这让经验表述和知识生产方式发生了改变，从而极大地突破了传统的岭南“异物志”传统。其表现主要有以下两点。

从驱魅式写作到重观察记述。“异物志”传统的岭南风土书写较为平实细致，但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求新求奇。从唐到宋，对岭南的表述和知识生成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唐代士人的岭南写作充满了驱魅的品性。官员从北方到岭南，面对与北方迥异的自然环境和生物，将其与传统的博物学中前代学者的记述相比，岭南的神秘性由于作者的亲身体验而渐渐消散。呈现在知识表述中，即为先引述前人著作或他人传说，然后以自己的亲身经验对其进行证实或证伪。唐代《北户录》中有“鹦鹉瘴”：“食木叶、榕实。凡养之俗，忌以手频触其背，犯者即多，病颤而卒，土人谓为‘鹦鹉瘴’。愚亲验之。”[8]14作者先点出“鹦鹉瘴”，让人新奇，然后以亲验的方式道出，增强异俗的现实感和亲切感。“蛤蚧”：“又有十二时虫亦其类也。大者一尺，尾长于身，背生鬐角，行疾如箭。传云，自旦至暮，变十二般色，伤人必死。愚尝获一枚，闭于笼中玩之，止见变黄褐赤黑四色。一云其首随时则作十二属形，乃言之过也。”[8]26对“孔雀媒”“赤白吉了”“睡菜”等的描述也是如此。作为一种增广见闻的著作，异物志的作者的价值取向在于在书中提供与原先自己所在社会相异的奇花异果、珍禽异兽及异域见闻。因此这种作品的知识生成方式为：聚焦于他者文化中与我相似的方面，通过对其中的差异之处的夸张，从而引起文化中心区域的人的好奇之感。如“鹦鹉瘴”；追溯文献，在文献的一鳞一爪记载中，引出要叙述的客体，将作者的亲身经历与文献相对照，从而形成一个具有张力的知识场域。不可否认，这种驱魅式的书写策略，破除了传说旧闻的神奇、荒谬之处，同时，也通过作者的亲身体验，渲染了岭南的奇异性。

宋代岭南的经验表述和生成方式则悄然发生了转换。不可否认，《岭外代答》中也有一部分驱魅式的表述，如“龙涎”一节，然而，这只占文本篇幅的极小部分。更多的是作者依据自己的观察，对岭南的异物进行详实的描述。对于草木的描述，则观察细致，用语平实，记述草木的产地、材质、功用等，如“思櫑木生两江州峒，坚，入清水中，百年不腐。峒人及交趾以为弓弩、标枪之材，为天下最。”[10]179言简意赅，切中事理。“槟榔”：“槟榔生海南黎峒，亦产交趾。木如棕榈。结子叶间，如柳条颗颗丛缀其上。春取之，为软槟榔，极可口。夏秋采而干之，为米槟榔。渍之以盐，为盐槟榔。小而尖者为鸡心槟榔，大而匾者为大腹子。悉下气药也。海商贩之，琼管收其征，岁计居什之五。广州税务收槟榔税，岁数万缗。推是则诸处所收与人之所取，不可胜计矣。”[10]179作者对南方草木进行描述，不是出于猎奇，而是通过细致的观察，将描述对象放入人类社会生活中去。描写槟榔的不同种类，因不同时令而进行食用的不同特征。此外，还讲到了岭南地区收槟榔税的情况。即使是对岭南奇异事物的描述，如“志异门”中的“武婆婆”“新圣”等关于岭南民间信仰的部分，作者也是平铺直叙，交代事情的来龙去脉。

从博物传统到资政意识的偏重。传统的岭南风土书写，很大程度上受到博物传统的影响。杨孚《异物志》和张华《博物志》记载岭南社会的奇珍异宝、奇闻异事，构成了中国博物志传统的主线。儒家学者也有“一物不知，儒者之耻”的风尚，在这种博物学传统下，岭南写作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爆发。各种题名《交州记》《广州记》的岭南异物志著作不绝如缕。由唐入宋，在岭南写作中，这种博物学的传统开始淡化，资政意识明显强化。陆希声在为《北户录》作的序中说：“古之学者固不厌博，博而且信，君子难之。”[8]1陆希声从博物学传统的角度来评论唐代作者段公路，认为其对岭南风物习俗的记载，“非徒止于所闻见而已，又能连类引证，与奇书异说相参验，真所谓博而且信者矣”[8]2。段公路在文本中，提到的多是“蚊母扇”“鹅毛被”“红虾杯”“鸡骨卜”“山胡桃”“白杨梅”“偏核桃”等奇风异俗和岭南的草木鸟兽，但是对岭南社会的政治社会生态，作者很少用心记载。然而，到了南宋时期，岭南风土书写中资治意图则更加明显。《岭外代答》对于岭南的地缘形胜、山川道路、广西官制沿革、境外蛮夷、境内峒人、海上诸国等都一清二楚，唯不精详，对于西南的赋税、盐法等，更是了熟于心。虽然作者提到“异时训方氏将有考于斯”[10]1，即注重《岭外代答》的学术价值，但作者详细记载岭南社会的各种资料，其有裨于朝廷对于岭南的政治教化之心异常明显。

四、结 语

综上所述，汉代以来，对岭南自然物候、花鸟鱼虫、奇风异俗的写作，形成异物志的传统。汉晋以来，五岭南北之间联系的紧密，特别是西晋末年和南宋初年两次大的人口南迁，促进了岭南地方社会的开发。唐宋时期，对于北方士人来说，岭南变得更加熟悉，其异域气息渐渐淡化。正是这样社会文化背景下，关于岭南风土书写的异物志传统悄然发生了新变。通过将唐末的《北户录》《桂林风土记》《岭表录异》与南宋的《桂海虞衡志》《岭外代答》进行比较，我们发现，这种新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写作对象的重心开始由异物到异文化转换，从唐代的记述岭南生物的神奇之处为主，到宋代的以记述岭南社会文化及海外文化的奇异为主。从唐代到宋代，作为文化空间的岭南也经历了从封闭到开放的过程；岭南书写中的人物形象也开始了变化，从唐末的士人群体的颓废，转变为宋代士人主体意识的高涨；在经验表述与知识生成方面，唐代异物志传统下的岭南写作呈现出一种驱魅式写作，即用自己的岭南经验来判别前人的传说或经验，而宋代的岭南写作则有意舍弃对前人文献的引用，而注重自身的观察。正是这些变化，使得对岭南风土的记述摆脱了异物志的传统，从而使岭南以新的面目、新的形式，更细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岭南风土书写的这种嬗变是古典民俗志在内容和体例方面转换的一个生动个案。或许，这可以证明，古典民俗志作为一种“记录之学”，其价值不仅仅体现在为后人留下地方民俗资料，而更可能蕴含着古代民俗学理论和方法，折射着社会文化的变迁。这对我们当下探讨民俗志理论与实践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