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涛，车利利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传统村落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生活空间，同村的村民之间有着“亲如一家”的密切关系，而村与村之间相对隔绝。但由于土地相连、互通婚姻、走亲戚等因素，邻近村落之间也有程度不同的联系和往来。以往对村落文化的研究集中在村内的生活文化如宗族组织、村民关系、民俗信仰、民间文艺、人生礼仪等，而对村落之间的关系则鲜有述及。事实上后者也是村落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值得关注，这可使我们对村落文化、乡土社会的了解更为全面。本文即从山东商河县车家庄鼓子秧歌的串村表演活动考察当地村落之间怎样通过这种乡村礼仪维系相互往来。

鼓子秧歌是山东三大秧歌①山东三大秧歌为商河鼓子秧歌，胶州秧歌，海阳秧歌。之首，也是汉族北方四大民间舞蹈②汉族北方四大民间舞蹈为：山东秧歌舞，东北大秧歌舞，陕北秧歌舞，河北地秧歌舞。之一，2006年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鼓子秧歌舞姿奔放粗犷，锣鼓响亮激越，节奏急促热烈，富于阳刚之气。其秧歌队伍一般由64人组成，按道具不同分为“伞、鼓、棒、花”四种角色，队形变化多，动作幅度大，观赏性很强，也极具感染力，观之令人精神振奋、热血沸腾。商河县是鼓子秧歌的发源地，也是其代表性传承地。这种秧歌在该县历史悠久，流传广泛，春节期间是其排练展演的集中时段。自古以来，山东省商河县一带每逢正月初七到十五有“秧歌串村”的习俗，通过年节期间到邻村表演鼓子秧歌，不同村落之间建立和维持着友好往来的关系，这也成为鼓子秧歌这种富于特色的民间艺术传承的动力和方式。本文考察车家村鼓子秧歌的“串村”活动，可从这一特定视角了解鼓子秧歌的存活状态与传承情况。笔者先后于2017年7月底和2018年1月中旬在车家村做了以访谈为主的调查，本文所涉及到的田野资料就主要来自这两次调查。

据该村《车氏家乘》记载，明朝成化年间，车氏从河北省枣强县迁到山东省济南市商河县殷巷镇东部，以姓氏作为村名①《车氏家乘》，车家村车姓人家流传的家谱，民间刻印本，刻印时间不详，未公开出版过。关于该村来历的话见该家谱的序言第1页。。现在村中约有300户人家、1 200口人，均为汉族。村民姓氏计有13个：车、高、亓、董、许、张、骆、刘、吴、商、冯、马、赵，其中车姓约占总人口的75%。改革开放后，本村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农业所得，此后随着外出打工的村民增多，务工收入成了主要经济来源。下面本文将讨论村民是如何通过鼓子秧歌彰显自身及村落的经济实力，在其他村民、其他村落面前获得荣耀感以及如何给予对方荣耀，从而使我们对民间艺术活动与乡土生活的关系、对村落间的相互联系与交往礼仪有更立体的感知和更深刻的认识。

一、作为串村礼仪的鼓子秧歌：村落间团体性交往的仪式与礼物

这里的鼓子秧歌不是为表演而表演，也不纯粹是为了娱乐或健身而表演，而主要是为了村落之间的交流而表演。在达到交流目的的同时，也有娱乐、健身和满足艺术表演欲的效果。这样，鼓子秧歌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为村落之间交往的礼仪、礼物。礼物是表达送礼人的交往心意的载体和完成交往行为的方式。作为交往礼物的鼓子秧歌的展演和传承就依赖于乡土社会村落之间交往的生活需求和习俗惯制。

村落之间的交流不只通过秧歌串村这一种方式，而是有多种方式。现在我们通过观察这一带村落之间的多种交流方式来认识秧歌串村在村落交流关系中的位置和作用。

概括来说，邻近村落之间的其它交流方式主要有如下几种：通婚、走亲戚、同学交往、劳动或经营的互助与合作、因同属于一个行政单位而发生的交流等。

通婚是不同村落之间的村民建立交往关系的最为常见和较为稳定的一种途径。我国大部分村落传统时期都有“同村不通”的习俗惯制。车家村也有同村不婚的习惯，迎娶的媳妇都是附近村庄的，只有没男孩的家庭会和本村异姓的家庭结为亲家。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有个别姑娘因外出打工嫁到很远的外地，但她们被村里人认为是被外面的人骗走的，一时间成为村民谈笑的对象、当地的新闻。

不同村落的通婚造就了亲戚关系，于是走亲戚成为乡民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也是不同村落之间人际交往和信息沟通的重要方式。年节期间，正月初二至初七走亲戚，即给亲戚拜年。一般初二走姥姥家，初三走姑姑家，初四新媳妇回娘家，初五走舅舅家，初六走姐妹家，初七有的村民走表兄弟家或者朋友家。由于这些亲友、同学家都位于附近村落，因此一天能走一家甚至两家。村民走亲友的时候都要赠送礼物，有的村民在亲友回家时还会回赠亲友一部分礼物。

不同村落之间的村民还会因为在同一个学校上学而结识和交往。车家村东头有一所小学，附近村落的孩子们几乎都是在这所学校读完小学课程。有的孩子在读书的过程中结成了深厚的同窗之谊，成为了挚友。

不同村落的村民还有通过其他方式成为朋友关系的。20世纪80年代初，镇政府在车家村东边的耕地上修建了砖窑，附近村落的一些村民通过使用拖拉机拉砖赚取收入。后来村落纷纷盖砖瓦房，包工头、工人都是本村或附近村落的村民。他们有的在工作的过程中由工友也成为了朋友。

因土地邻近而发生劳作互助，并且因同属于一个行政单位而发生较多联系，也是村落之间交往的重要因素。而且由于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村落团体之间的交流，是导致秧歌串村的更为直接的原因。车家村在与周边村落的很多家庭结成姻亲、朋友的基础上，更在田间朝夕劳作的过程中结成了友好的地邻①耕地相邻的人家互相称为地邻。。

虽然车家村跑秧歌主要去附近的邻村串村，但并不是与所有的邻村都有串村关系，也不是村落之间越邻近就越友好，还有其它因素促成。比如说车家村和距离8里的左家村串村，却从来不和距离4里的殷巷村串村。这是由乡镇划片导致的。在20世纪60年代乡镇政府把车家村与邻村夏家、路庙、高坊以及有些比较偏远的于家、左家划分为一个支部，同一个支部的村落耕地划分在一片。同一支部的各村村支书在开会的过程中也成为熟人，以农业为主的村民在耕作的过程中形成了熟悉的地邻。有的村庄在劳作过程中更是结成了深厚的友谊。比如，有一年，政府要求村落中每个生产队出一定名额的壮丁作为河工挖河②玉皇庙黄河水沉沙池。流经的黄河水用于耕地灌溉以及“送水济津”。，按河工数划分需挖河道的长度，由生产队队长抓阄确定挖河的次序。每个生产队必须20天挖完上级分配给自己的河道段落。如果将要到截止日期，上级看到某个生产队可能完不成任务便会让这个生产队的河工早上开工更早，晚上休工更晚。河工会更加疾苦和劳累。有一次，车家村轮到的生产队青壮年男性比较多，所以很快就完成了任务。而左家村轮到的生产队相对弱小、年老的河工较多，挖得比较慢，眼看就不能按期完成河段任务。车家村的河工见此就上前帮忙，帮其如期完成了河段任务。在后来的挖河中，左家轮到青壮年较多的生产队提前完成其河段任务后也多次帮助车家村。所以两村在挖河中结成了深厚的友谊。虽然两个村落距离较远，但是只要两村组织起了秧歌队就必然互相串村。在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实行包产到户，村民各自种地，孔新村被纳入到车家村这一支部。由此，车家村也与孔新村成为了地邻，过年也相互秧歌串村。

除了因村落相邻、耕地相邻、同属一个支部等因素而相互串村外，还有就是因老一辈就结成的村落友谊。比如，车家村和斜庄。询问车家村的村民为什么两村如此要好？村民就说：“老一辈两村就关系好，具体的原因也不清楚。”③笔者询问于车家村的车守德、车尊保、车春堂。车守德是车家村的秧歌管事，2018年78岁，11岁开始学秧歌。车春堂73岁，车尊保65岁。访谈时间：2018年1月18日。当笔者问道本村的村民为什么跑秧歌要串村，村民就说：“都是人情串还啊，都离的这么近过年不都得跑跑走走么？”④笔者询问于车家村的车守德、车尊保、车春堂。访谈时间：2018年1月18日。在村民的心目中，跑秧歌与村落中村民互赠礼物、走亲戚是一样的，都属于人情串还的一种方式。

上述不同村落之间的交往方式可分为两类：个体性交往和团体性交往。通婚、走亲戚、同学朋友往来都属于个体性交往，村落之间的群体性互助合作与秧歌串村属于团体性交往。两类交往方式有密切联系、互相促进，但属于不同性质，不能相互替代。所以秧歌串村作为一种常规性的团体性交往方式是村落之间交往的不容忽视的大事。

二、秧歌串村礼俗的维系与传承：送礼、受礼与回礼的义务

古语云：“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礼仪往来是双方的事，而不是单方赠予、对方不做合乎礼仪的接受和回报。赠予礼物的人出于自身心意表达或习俗惯制的需要，接受礼物的人则要按礼俗的要求予以接受和给予款待，并以相应的适当礼物回馈对方。这样就维系和增进了双方的礼仪关系。马塞尔·莫斯说：“拒绝赠与、不做邀请，就像拒绝接受一样，无异于宣战；因为这便是拒绝联盟与共享。”[1]20他认为赠予礼物和接受礼物都很重要，应该赠予而不发起礼仪行为，是失礼；对方赠予礼物而不接受，也是失礼，有造成双方交往中断的可能。拿这一带的拜年礼俗来说，有交往关系的亲戚之间每年春节必须有相互拜年的礼仪，如果有一年没有进行这种“年礼”，或者有一方缺少了这项礼仪，那么就是两家亲戚之间关系的严重事情，就是“断了年礼”，意味着两家亲戚从此不再来往。除非有特殊原因，通常中断年礼的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拜年的方式也根据亲戚远近而有差异。去岳父母家、姑家、姨家、舅家等近亲家拜年，一定要带礼物，并且要上午去，在亲戚家吃午饭。接受拜年的亲戚家，则要准备丰盛的酒席饭菜招待客人，还要回送或留一部分礼物给客人，俗称“回篮儿”。去远亲家拜年也是必不可少的，但一般在下午去，可带礼物也可不带，不在亲戚家吃饭。接受拜年的亲戚则要以茶、烟、瓜子、水果等热情接待。不管近亲远亲，一定要指派一个晚辈到对方家拜年，谁先到对方家拜年则是不一定的。这些礼仪往来规则在秧歌串村活动上体现得很明显。也可以说，秧歌串村就是村落团体之间的拜年活动，其礼仪规则与亲戚之间的拜年类似。

年节期间，这一带的村落正月初七、八就开始了秧歌排练。由于基本都是熟人、老搭档，所以队员排练几天就可以有模有样地展演了。本村有“车家村的十五，初七八的咕咕”①咕咕：小声说话。几个秧歌管事在正月初七、初八开始商量跑秧歌的事宜。的说法。排练完毕，秧歌就开始串村。为了更加清晰地叙述，姑且把首先发起秧歌串村的村庄称为甲村，对方村为乙村。一般来说，对于关系特别要好的村庄只需要“一报一探”。甲村的秧歌头或者村支书提前和乙村的村支书打好招呼确定串村的日期。当天甲村的队伍准备出发前，探马提前半个小时到乙村探听村支书的意愿，也便于乙村准备迎接。由于都属于同一支部，双方村支书还是同事，所以一般乙村村支书都是非常欢迎的，当即着手准备迎接甲村秧歌队。甲村探马沿乙村的大街跑一圈，乙村的村民听见铃声就知道来了秧歌，纷纷从家里出来到大街上等候迎接。探马再返回甲村向秧歌队汇报。这个过程叫“一报一探”。秧歌头开始整顿队伍准备出发去乙村展演。如果两村因为水利或者田地边缘而有过小的争吵和过节，这时也该握手言和。乙村一般会说：“多大点事啊，都过去了，以后不这样不就行了么。”②笔者询问于车家村的车守德。访谈时间：2018年1月18日。乙村不会因为平时的过节而拒绝甲村来本村跑秧歌。跑完秧歌后，两村就冰释前嫌了。如果乙村的村支书拒绝了甲村的秧歌队，甲村听到这种情况会比较恼怒，以后甲村再也不会去该村跑秧歌。例如，2008年斜庄的秧歌头跟车家村的村支书说要来跑秧歌，但是村支书觉得自己村的秧歌队没有组织起来，并且来了以后还要向村民敛钱买礼物招待，程序比较繁琐，所以就婉拒了斜庄的秧歌队。此后，斜庄的的秧歌头再也没有说要来车家村跑秧歌。两村的关系也逐渐变得疏远了。正如马塞尔所说：“人们之所以要送礼、回礼，是为了相互致以和报以‘尊敬’——正如我们如今所谓的‘礼节’。”[1]81所以跑秧歌作为村落间的乡俗仪礼，对于甲村送礼，乙村具有受礼的义务。如果拒绝受礼，无疑伤害了对方的自尊，伤了两村的和气，影响了两村的友谊。

人情串还在当地也叫做人情往还，讲求的是你来我往。如果甲村已经来乙村串村了，乙村应该再去回礼，即去甲村跑秧歌。如果今年乙村的秧歌队没有组织起来，可以不用回礼，甲村明年还会来乙村跑秧歌。比如在2010年以后本村的秧歌队已经组织不起来了，只有个别爱好者在村里随意跑跑，不能去其他村庄串村了。但是路庙、高坊、左家以及于家的秧歌队还是来车家村跑秧歌。2016年以后，路庙、左家、于家的秧歌队也已经组织不起来了，所以就不来车家村串村了。高坊的秧歌队直到2015年还是来车家村串村的。甲村来乙村跑秧歌，乙村有秧歌队却没有去甲村回礼，这种情况是从来都没有过的。所以，跑秧歌是当地人情串还的一种手段，是年节期间村民给予与本村关系友好的村落的仪式性礼物。“串”字就形象地表示了它承担着村落之间受礼与回礼的义务。

三、“穿衣、吃饭、亮家当”：村落经济实力的展示

车家村有“穿衣、吃饭、亮家当”的说法，表示一个人可以通过这三方面体现自身的家境。由于跑秧歌串村几乎是全民参与，所以穿衣、吃饭、亮家当成为展示个人、生产队以及村落经济实力与荣誉的一个重要方式。村民说：“看秧歌不仅是看秧歌，更是看人。”即看人的精神风貌、言谈举止以及穿着打扮。串村秧歌队在穿衣、吃饭、亮家当上面可以充分显示出自身的实力，从而获得荣耀感。较不富裕的村民在年节期间也通过秧歌表演赢得自己在本村和邻村的荣誉。礼节是为了彰显尊敬，当自身获得荣誉时也通过热情款待给予了对方荣誉。

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车家村的秧歌队没有统一的服装。村民们都是穿着自己心目中最体面的衣服。所以村民的贫富差距通过跑秧歌体现得十分明显。比如，有的村民穿一层裙子，而有的村民可以穿好几层裙子。有的队员的穿着不仅能体现自己祖辈的家底殷实与否，也能把妻子娘家的家境反映出来。由于当时的“花”①分为地花与跷花。车家村都为地花。由清秀俊俏男性扮演。扭（“扭”）花戴墨镜，白手套，身穿裙子，腰间系一红绸带，左手拿折叠彩扇，右手握彩色绸巾。改革开放后，许多男性村民外出打工，花就由女性扮演。并不是由女性扮演而是男扮女装，所以男性大多是穿妻子出嫁时的衣服、挑着妻子娘家陪嫁的嫁妆。通过“花”的穿着就能看出妻子娘家家境的殷实与否。如果“花”能够穿得起好几层裙子，而且还是绸缎绣花裙，就表示他娶了一位家境比较殷实的人家的女儿。他在其他村民面前是非常有面子的。

由于车家村的人口相对比较多，在当地算是一个大村。20世纪50年代，车家村有8个生产队，各个生产队的经济实力并不是不分伯仲，而是有些差异的。比如说四队具有轧棉花油的副业，所以经济水平比较高，能够买的起骏马以及胶皮车等家当。有的生产队家族比较大，也能够买得起骏马。其他生产队只有骡子与牛，用的车也是木轮车。当车家村的秧歌去外村串村时，村支书让每个生产队出两辆车，套上体面的牲口拉着队伍去外村。由于人口众多，身穿绸缎绣花裙的队员也多，车马也多，所以场面十分壮观。由于当时是以农业为主，科技水平不高，农业的耕作离不开牲畜与生产工具。它们在村民的心目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车家村骡马成群、有轻便的胶皮车，是备受其他村落村民的羡慕与夸赞的。有时候去比较远的村落串村，远达三十多里路，当天中午赶不回来，这就需要队员出发时在家里带上干粮，到了中午，让主人把干粮热一下，下午继续串村。村民自带的干粮都是家里人平时舍不得吃、做得比较好看的馒头。所以跑秧歌串村是甲村“穿衣、吃饭、亮家当”的重要场合，关乎着甲村村民、家庭、生产队以及村落的荣誉。

四、热情款待：甲村的荣誉与乙村的慷慨

2010年以前，车家村每年都要到路庙村跑秧歌。车家村的秧歌队出发前，会派一个年轻人作为探马，到路庙村征询村支书的意见，村支书表示欢迎后，他就摇着铃铛沿着该村大街跑一趟，以通知村民们车家村的秧歌队等会儿就来了。探马回去后，路庙村的村支书和生产队队长抬着八仙桌来迎接车家村的秧歌队。桌子上摆上两瓶酒、两条烟、四盘菜、一把香、四把鞭炮。当车家村的秧歌队入村时，路庙村的村支书首先表示答谢，然后路庙村的人点燃八仙桌上的鞭炮，再搬着八仙桌在前面引路②村支书与生产队队长要搬着八仙桌进村，村民给秧歌队的烟酒糖茶要放在这张八仙桌上。。鼓长开始击鼓，秧歌队伍开始表演。

在整个跑秧歌的过程中，一直是乙村村支书和村内有头有脸的人物抬着八仙桌。秧歌队每到一个过道头③胡同口、巷子口，当地方言叫“过道头”。，过道的村民就拦下秧歌队点燃一把或两把鞭炮炸场。秧歌队的管事就与过道头有威望的村民寒暄几句，与秧歌队有亲戚关系的村民也向亲戚问好。然后秧歌管事指挥秧歌队员开始表演。当秧歌队表演完预定的“场子”或“场图”①“场子”或“场图”是当地说法，指跑秧歌时队员在场地所跑出的图形。各村秧歌队都有各自所擅长跑的图形。车家庄近年能跑的图形有“蒜辫子”“牛皮钱”“大串花”“单十字街”“双十字街”，历史上能跑的别的图形都失传了。在对方村子的哪个场地跑哪个图形要根据场地大小、当事人喜好等因素确定。虽然甲村秧歌队到乙村表演时在什么场所停下来表演，要看乙村的人在什么场所拦住秧歌队。但是由于两村秧歌队的礼仪往来是多年来重复进行的，双方对哪些村民会在什么地方拦住秧歌队都是事先知道的、有默契的。一般都是甲村秧歌队某个队员在乙村的亲戚或乙村“有头有脸”的人、爱交际的“场面上”的人才会拦住秧歌队表演、赠送礼物。所以甲村在去乙村串村表演前，对在哪些地方停下来表演都了然于胸，对跑什么样的图形也预先都有计划。 ② 意思是不与外界交往，自己过自己的。后，过道头的村民，尤其是与秧歌队具有亲戚关系的村民就往八仙桌上放烟酒等礼物，让秧歌队继续前行。一般来说在过道中威望越高、财力越雄厚的村民就越热情。他们会再次点燃鞭炮，大喊：“来来来，再跑一个，再跑一个！”这时候周围围观的许多村民也纷纷起哄，大喊：“再来一个，再来一个！”秧歌队的管事看到乙村的村民如此热情便不好推脱，只能指挥秧歌队再跑几个场子。然后村民再将一些礼物放到八仙桌上。有时候村民与秧歌队的队员十分熟悉，或者觉得对方跳得特别好，大伙都没有尽兴，那么他还是会很热情地再次点燃鞭炮不予放行，吆喝让秧歌队再演出一次。一般来说三次之后，村民与秧歌队的管事、队员会再次寒暄，或者让他们坐下休息，喝些热水聊聊天再予以放行。在串村的过程中，秧歌队并不是在每个过道头上都需要演出的。只有某个过道的村民出来点燃鞭炮拦截队伍，秧歌队才在此过道头上表演。多次不拦秧歌队的过道的村民在村落中是不被欢迎的，大家会在背后议论他们“关起门来朝天过”②。而那些很热情的拦截秧歌队的村民是很受本村村民欢迎的，觉得他们“会来事儿”，同时也显示出本村对于甲村的慷慨。

理查德·鲍曼提到，口头语言技巧和表演能力代表了一条通向获得公众高度尊敬的道路。这些故事为了娱乐而被讲述，其内在趣味和讲述人的表演技巧都会受到观众的评价[2]。车家村有一个丑角就是通过在跑秧歌中诙谐的表演与幽默的讲述获得了自身的荣誉。这位丑角叫车茂岭，身材矮小、家境贫寒，年轻的时候因为意外事故造成了严重的驼背。所以他干不了很多劳累的农活，只能靠卖一些小玩意儿为生。他一辈子也没能娶上媳妇，一直是一个人生活。在村里他是最底层的人物，社会的边缘人。但是在串村跑秧歌的时候，他成为人们最喜欢的角色。表演时他头上插上小红花，脸上抹上浓浓的腮红，门牙还掉了两颗，下面的两颗牙往外翘着，驼着背在后面人群中乱窜。村民们看到他纷纷大笑，他也呲着牙冲着村民傻笑。他不仅有独特的外形，还会讲很多的民间故事、民间笑话以及演唱戏曲。比如“傻子想吃糖葫芦的故事”“青蛇与白蛇”“交公粮”等等。村民们尤其是村妇和儿童们特别爱听这种民间故事、笑话，所以纷纷围着他。当他讲完，大家觉得意犹未尽，还是围着他不予放行，直到前面的秧歌队走远了，大家才让他归队。当他走后，村民们还纷纷夸赞他讲得好，甚至模仿他讲的很有趣的片段。这位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因此获得了崇高的荣誉。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变迁，车家村外出打工及在外地买房的村民逐渐增多，秧歌队的角色已经不全，已有七八年不去其他村落串村了。除了高坊前年来车家村外，其余村庄也已经七八年不来车家村串村了。秧歌串村的习俗已经逐渐式微。2014年年底王洪九村爱好鼓子秧歌的王正良联合惠民县的张波投资注册3万元成立鲁北鼓乡文化有限公司，主要吸收年轻成员，不收50岁以上的人，目前有成员40余人。这些成员主要是日常兼职的自由职业者，也有年节期间兼职的打工返乡村民。公益演出与商业化演出兼有。虽然营业形式多样，但由于成员流动大、盈利微薄等原因，该公司也正遭遇着重重困难。

总的来说，乡民艺术是与村民的生存需求、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在传统村落文化兴盛的特定历史时期，村落与村落之间的友好互助关系在当地乡土生活中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秧歌串村就成为友好村落之间一项不可或缺的礼仪活动。而在现代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传统村落文化发生变迁和衰退，秧歌串村活动也因当地村民生活方式的变化而难以维系和传承。但这只是鼓子秧歌在特定时期村民自然传承的情况下遭遇的存活困境，作为一项地域特色鲜明、艺术价值很高、深受民众喜爱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地政府采取适当保护措施、当地村民恢复传承积极性的条件下，鼓子秧歌仍然能够复兴并传于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