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秋枫，万 军

(1．浙江省文化艺术研究院，浙江杭州 310013；2．温州大学温州民俗博物馆，浙江温州 325035)

一般说来，今日浙江大地上民俗文化的种种形态，总体上是古老的吴越文化的继承和遗存,经过与中原文化的多次交融、汇合而成。尽管各个历史时期浙地居民多有迁移变化，但这片土地上特有的气候、地理和文化积淀等因素决定了先民们生活方式的演变和发展沿循着具有浙地特色的轨迹。当今浙江民俗的个性特征，也是在吴越文化与中原文化交融的大背景下逐步形成的。概括起来，浙江民俗的主要特色表现在下列四个方面。

一、以稻作为主的农耕民俗

考古学成果已证明，浦江上山文化遗址发现的带有栽培稻稻壳印迹的陶片和石磨盘、石磨棒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稻米生产遗迹。河姆渡、良渚、马家浜文化遗址出土的骨耜、木耜、石犁，也证明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浙江地面上的生产水平已经从单一的渔猎文化发展到渔猎、采集、农耕相结合的状态。及至有文字记载的春秋时代，古越地由农耕方式生产的以稻谷为主的“五谷”已成居民主食。《越绝书》卷三记载，范蠡告诉勾践说：“天生万物，以养天下；蠉飞蠕动，各得其性；春生夏长，秋收冬藏”[1]82。《越绝书》卷四记载了当时越地可作主食的农作物种类有粢（即粟）、黍、赤豆、稻粟（即稻米）、麦、大豆、穬（即大麦）、菓（栗果）等八种，并开列了不同的价格。《越绝书》卷八还提到“葛山者，勾践罢吴，种葛，使越女织治葛布，献于吴王”“富中大塘者，勾践治以为义田”“鸡山豕山者，勾践以畜鸡豕”[1]226等内容，可见彼时谷物、麻葛与副食品的生产，是十分丰富的。

两汉年间，浙地农耕民俗文化的主体性益见显现。首先表现在铁制农具的普遍推行和与农田设施有关的塘、堰、闸的修建。其中会稽太守马臻在鉴湖畔筑堤调节湖水，溉田九千余亩，即为典型一例。当时，某些盛大的民俗活动一般都与农耕内容有关。如《后汉书》所载孝女曹娥之父曹盱在汉安二年（143年）五月五日“于县江溯涛婆娑迎神溺死”[2]2794，就与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有关。《后汉书·陆闳传》中光武帝因喜爱越布而“令会稽献越布”[2]2682这一史实，也反映出当时越地的麻葛织品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东晋及南朝年间，大批北方的农业劳动者随名门士族入迁浙地，这不仅改良了江南地方的农耕技术，而且随着士族势力的扩张，庄园式的农耕模式普遍兴起，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这种优势一直延伸到隋唐年间而终于使浙江成为国内主要的粮棉生产基地之一。据《新唐书》记载，代宗（762-779年在位）时，大臣李德裕派人来嘉兴屯田，三年后大获丰收。史官李翰作《苏州嘉兴屯田纪绩并序》，有“扬州在九州之地最广，全吴在扬州之域最大，嘉禾在全吴之址最肥”的评价，并附录了一首民谣：“嘉禾一穰，江淮为之康；嘉禾一歉，江淮为之俭。”[3]4989

隋唐年间，随着农业户口的增多和稻米产量的不断提高，属于农耕范畴的桑蚕、茶叶、麻织等产业，也成为浙江一带城乡经济的重要支柱。到北宋初年，浙江已是全国粮食产量最高的地区。《宋史·食货志》载，太平兴国（976-984）初年，两浙每年漕运米达四百万石，比开宝五年（972）增加了近十倍。南宋的偏安，也赖于浙江农业（包括桑蚕、棉麻）的发展。水稻品种的改良和植棉技术的普及，也为明、清两代浙江农业经济的全面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并因此形成了浙江农业人口占绝对多数的局面。据《浙江事典·人口》载，“1949年全省城镇人口为246万，人口城镇化率为11.81%”[4]。由此可以测算，至1949年，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约占浙江总人口的90%左右。

长期以来，由于农业生产是全省人民世代赖以生存的主要经济形式，故而祈求农业丰收也成了各种民俗活动的主题，如最为广泛的迎社活动，往往打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旗号。金、衢一带有斗牛之俗。据清代陈其元《庸闲斋笔记》记载，古婺江两岸斗牛之俗缘于“乡氓祈报祭赛”[5]。嘉湖地区有盛祭刘猛将的古俗，也实为祈求驱蝗神刘猛将免使当地百姓遭受颗粒无收的蝗虫之灾。浙地普遍盛行的鞭（迎）春牛、开秧门、除夕夜田坂间甩火把、灶司菩萨尝新米饭、除夕夜留隔年饭、敬田公田婆、禁屠耕牛以及一些地方性的特殊风俗，如杭嘉湖地区的蚕俗、丽水地区的香菇俗、舟山地区的婚俗、绍兴地区的酒俗（女儿酒）、磐安县的茶俗以及浙江各畲族聚居区的“抢猪节”和除夕夜焐年猪等，无一不是农耕社会的产物。时至今日，农耕民俗中反映出来的强烈的“农本”观念，依然贯穿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二、历史悠久而个性鲜明的水乡海岛民俗

萧山跨湖桥文化遗址和良渚文化遗址都发现了独木船，证明春秋时期越国造船航海技能之卓越自有其历史渊源。《越绝书》卷二和卷八都记载了秦始皇开设由拳（嘉兴）至钱唐的“陵水道”、勾践开设“山阴故水道”[1]229，说明先王们对古越地水资源的重视与利用。越王勾践除设造船厂——“船宫”外，还在固陵（今萧山西陵）设军用码头——“军所”。当时所造之船有楼船、大船、军船、戈船、方舟等。

从《越绝书》卷八“勾践徙治山北，引属东海”[1]222和《吴越春秋》卷十勾践欲置吴王夫差“于甬东”（今舟山定海）[6]的记载看，当时这里的海路已经开通，江湖海岛已经连在一起。这种海洋文化的兴起，应该是受到秦汉年间沿海及海岛居民内迁的影响，其丰富的海洋产品和海岛农产品，早已成为先民们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东汉年间，江南社会生活较为安定，会稽名产麻织白布一般都通过水道销往四面八方。到三国时期，据《临海水土志》①张崇根先生在该书的“代序”中写道：《临海水土志》一卷，三国吴丹阳太守沈莹撰，是吴国临海郡（今浙江省南部与福建省北部沿海一带）的一部地方志。《黄岩县志》云：“吾黄岩物产之宜，始详于《临海水土志》。”参见：沈莹.临海水土志[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1998：1。同时，它又是一部记载台湾历史的最早著作。《临海水土志》的内容有二：一是关于夷洲民、安家民等古代民族的史志，为研究台湾少数民族史和古越族史的重要资料；二是关于鳞介、虫鸟、竹木、果藤等动植物资料，这部分内容不仅是我国古代农业科学知识的一部分，而且从中也可以或多或少地了解到古越人的生产和生活状况。譬如，在记录到“安家之民”（当时分布在今浙南、闽北一带山区的古越人）时写道：安家之民，悉依深山，架立屋舍于栈格上，似楼状。居处、饮食、衣服、被饰，与夷洲民相似。父母死亡，杀犬祭之，作四方函以盛尸。饮酒歌舞毕，仍悬着高山岩石之间，不埋土中作冢也。男女悉无履。今安阳、罗江县民是其子孙也。参见：沈莹.临海水土志：代序[M].张崇根，辑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1-5。记载，东吴孙权为追求“普天一统”，于黄龙二年（公元230年）正月，派卫温、诸葛直率“甲士万人”的庞大舰队，“远规夷洲（按：即台湾），以定大事”[7]。这支舰队“军行经岁”，于次年带了数千名“夷洲人”返回大陆。这是中国政府的势力第一次到达台湾，其历史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隋炀帝时开通的江南运河不仅使江淮水系与杭嘉湖水系连接在一起，而且还穿越钱塘江，与绍兴鉴湖江、西小江、山阴古水道相通，钱塘江两侧水网地带开始形成。《唐语林·补遗》载：“东南郡邑，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唐代中叶，如今舟山市的定海区一带始立为翁山县，也称翁洲。《元和郡县志》载：“翁洲，即春秋甬东地，其洲环五百里，有良田湖水。”这是有关浙江海岛开发史的一条重要记载，说明当时舟山群岛地区除渔业外，具备“良田湖水”的农业生产也在舟山、金塘等主岛上得到了发展。

浙江沿海岛屿居民在明朝和清朝初年都曾遭受过强迫内迁的苦难，但自清康熙雍正年间政府允许回迁并设立定海县和玉环厅之后，自然条件较好的各个岛屿，人口逐渐增多，渔业、盐业、海运业迅速发展。内地湖泊江河与沿海岛屿均得开发和社会经济逐渐繁荣，导致形成许多具有水乡海岛特色的民俗事象。

首先是居住民俗特色。旧时舟山群岛及浙江其它沿海岛屿渔民建房多呈“石壁茅屋”式，南向、脊高檐低、窗户略小，以抗强大的海风和潮湿之气。这种屋式在沿海渔村，旧时也较普遍，如象山石塘东南向岩坡上，密布着石块砌成的民居，门窗都较小，抗风保暖性良好。旧时杭嘉湖水乡一带的民居，则多为“泥墙茅顶”，脊高屋矮，也出于避风和保暖的考虑。新安江、瓯江、灵江等江湖上旧时多船上人家，以船为家，有“困倒眠床，爬起斋堂（饭桌），隔壁厨房，灶头后是便缸”之谣。

其次是服饰民俗特色。舟山群岛及浙东南玉环、洞头一带，渔民爱穿用栲树皮汁染过的笼裤和背褡，防碱耐磨。夏天赤脚，冬天穿龙花草或棕皮丝编成的蒲鞋。妇女也喜穿袖短裤脚大的布衣裤，并讲究头饰。而浙江省内河及水网区的渔民船民多着布袄，男人围裹着粗布腰襕；妇女多穿蓝印花布大襟袄，围着短腰襕。

再次是饮食民俗的特色。海岛和水乡的食俗自然离不开水产品，最具特色的是舟山群岛的“晒、腌、糟”类食品和温州一带的鱼肉糕、鱼肉饼及其他各种小吃。“晒”是直接将鲜黄鱼、墨鱼等剖开晒干，俗称“白鲞”“螟蚨”。“腌”是将鱼、蟹、虾、海蜇、泥螺等直接加盐腌制成可较长时期保存的食品。“糟”是用酒加少量盐制成糟鱼、糟鳗等食品，别具酒香味。温州鱼饼，是用鮸鱼、马鲛鱼等少刺多肉的鱼剁成肉泥，加佐料和番薯粉做成糕饼状，或炸或蒸而成。小吃有“蛏子羹”“鱼圆面”“鱼皮馄饨”等。

在婚丧习俗方面，最具个性特征的是新安江上“九姓渔民”的船上婚俗，其中有“抛新娘”“称嫁妆”等特异习俗。舟山一带的“招魂”习俗使人震撼，招魂的时间常在夜间潮水初涨之时，故又称“潮魂”。

浙江水乡海岛上的居民，由于地理环境的特殊，又经历过历史上多次变迁，其民俗文化中的多元色彩和特异现象，至今已成为其民俗中的一个亮点。

三、充分发展的商贸民俗

《越绝书》卷五计倪回答越王问话时提到“水则资车，旱则资舟”，反映出当时的先人们已熟谙一般的经商之道。古代重商第一人范蠡，也曾教民养鱼栽竹，并提出“图十一之利”使“天下共富”的商德标准。秦代，嘉兴水乡已出现农副产品的集散地“水市”。西汉会稽郡的海盐已设有盐官，“即山铸钱，煮海为盐”。东汉的“越布”“铜镜”“青瓷”，东晋南北朝时代的“剡纸”“丝绢”，都曾以商品形式行销天下。唐代，东南沿海以杭州为中心的商业城市群已经初步形成。李华在《杭州刺史厅壁记》中提到“东南名郡，咽喉吴越，势雄江海，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3]3596-3597，可见当时已出现了“夜市”。

吴越王钱镠在东南十四州“保土安民”时，这里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海上贸易。他不仅派大船泛海将丝绸粮食运往京师，而且还与日本、朝鲜、伊朗等国进行贸易，为两宋年间“水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和明代郑和七下南洋开创了先例。

清代初期，海航贸易受抑，直到康熙七年（1668）才有所开放。当年宁波、定海、乍浦、温州等区成了外贸重要港口。

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对外贸易处于屈辱地位，但浙江的对内贸易仍十分兴旺，宁波帮（主要经营钱庄、海运、海产）、温州帮（主要经营海产、桐油、山货）、绍兴帮（主要经营黄酒、酱油）、兰溪帮（主要经营大米、生猪）、金华帮（主要经营红糖、五金、木器）以及嘉兴梅湾街米市、萧山临浦米市先后兴起。同时，富阳的纸业、桐乡的濮绸织造业、青田的石雕业、奉化的裁缝业、嘉善的砖窖业以及杭州胡庆余堂的中药业、杭州宓大昌烟号的烟丝业等也方兴未艾。各行各业都形成自己的商业民俗，如设祖师爷神位，按时按节供奉祭拜；创立各行各业的拜师满师制度；订立各行各业的“行规”等。有些行业虽处于半公开状态，但也有自己的行规，如私盐贩卖、地下钱庄等行业。

鸦片战争以来，外省来浙地经商的主要有徽帮、福建帮和晋帮。而浙帮的宁波帮、温州帮、金华帮在外省经商的势力也不小。商帮有垄断的弊病，但也有促进、稳定商贸活动的作用。比如他们在各省建立会馆或商会，对帮内商户救援急难（如遇灾害时）；查处有损商帮名誉的不法行为；在各经商地参与慈善和公益事业，如协办育婴堂、水龙会等，都是值得肯定的。

明清以来，浙江商贸界从业者，既继承了先贤们的重商思想，又不断有所发展，在商贸活动中建立了重信誉、反欺诈的良好商德商规。宁波帮之所以能立足上海，誉满全中国，声达东南亚，主要就是凭借雄厚的资金实力，在钱庄的信贷活动中，恪守诚信。温州帮、金华帮的兴起，主要是靠经营者吃苦耐劳，生意不论贵贱、大小，真正做到“放利收，薄利出”。在温州模式和义乌小商品市场的起步阶段，都可以看到这些商业民俗传统的潜在作用。昔日是“无宁不成市”，今日是“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温州商人”；昔日是“鸡毛换糖”，今日是“义乌小商品遍天下”。杭州商业虽然不成“帮”，但多以诚信取胜，如胡庆余堂“真不二价”的金字招牌，在海内外就曾有过重大影响。

四、地方神崇拜突出的信仰民俗

浙江民俗信仰中的地方神崇拜尤为突出。由于受原始宗教、道教、佛教等的影响，浙地民俗信仰中除信奉佛、道等宗教神明和天地日月、风雨雷电诸神外，对地方神的信仰显得更为突出。信仰流行区域较大的地方神有金华、绍兴、衢州一带的“胡公大帝”，主祀神为北宋时曾为衢、婺两州百姓奏请免去人丁税的兵部侍郎胡则。杭嘉湖一带水稻区多信奉驱蝗神刘猛将，俗称“猛将菩萨”。浙南及瓯江流域一带，普遍信奉为民除妖、为民治病的女神陈靖姑，俗称“陈十四娘娘”。浙东南沿海一带渔民、船民，多信奉传说中的宋代福建莆田渔家女林默（俗称“妈祖”），以及“杨府爷”、白鹤大帝等海上保护神。

上述地方神之所以受人崇拜、祭祀，大多是因为这些历史人物或传说人物都有恩德于该地。即使是有功或恩惠于一城一镇、一山一水的某些历史人物或传说人物，也往往会被祀奉为神灵，祭祀仪式也很隆重。如清代杭州府治城隍周新，就是一个刚正不阿、为民办了不少好事的清朝御史。明代绍兴府治城隍，是初唐越州总管庞玉。据《越中杂识》载，宠玉曾“出仼越州，惠泽在民”[8]。温州市原瓯海县龙湾镇（今龙湾区）宁村，早于明嘉靖年间，就建有祭祀平倭名将汤和的“汤和庙”，当地百姓一直奉汤和为“城隍爷”。

因莫邪干将为古代之能工巧匠，后人称其夫妇铸剑之山为“莫干山”。孝女曹娥投江寻父尸，后人称该江为“曹娥江”，并立庙祭祀。这种民俗现象，还可以追溯到古越地的舜王庙、禹庙、越王殿、范蠡祠以至唐宋间的钱王祠、岳王庙、文天祥祠等的修建，反映出浙地百姓对有功德于民的先王和先贤们的敬慕和怀念之情。

地域性神灵的民俗信仰有着明显的个性特征。浙西南山地丘陵区，多有敬山神、树神、石神（岩爷）和“祭山魈”“送虎神”“接龙求雨”等习俗。如“九山半水半分田”的云和县，旧时在烧山种玉米的过程中，都要立“山神之位”，每年初一、十五和年节，除了敬香外，还要将好吃的食品如猪肉摆放在神位前。丽水山区习俗，凡砍伐山场林木前，都要用岩石搭一个神龛，点香烧纸，含有祭祀山神和树神之意。淳安一带山区，在砍伐造屋用的树木时，要先用三牲礼品猪肉、鱼、鸡祭拜山神；在收获山核桃时，也要先拜树神。庆元菇民上山种菇前，除祭菇神吴三公外，还要在巨石叠成的“山魈庵”前祭祀。丽水畲族居住的山区，有“请白虎神”和用竹枝鞭打白虎偶像而“送白虎”的习俗。其他如拜祭石神“岩爷”与“岩妈”、祭山公山婆、接龙求雨的习俗，在山区则更为普遍。

海岛和沿海江湖的地方神灵信仰，主要是崇拜龙神、海神、风神、潮神、船神、江河水神以及鱼神等。浙江海岛、沿海和水网地区居民，由于感到风雷和潮水的可怖，因而对想象中的龙格外崇拜和敬畏。这一带龙的传说特别多，除东海龙王传说外，还有白老龙、长白小龙、棕缉龙、青石龙、桃花女龙、锦线女龙、小囝龙、泥鳅龙、绿龙、黄龙等传说。浙江内陆水乡的龙传说也不少，如新安江的乌龙，苕溪水系的百叶龙，瓯江的老黄龙，绍兴鉴湖的梅龙等，也颇具特色。舟山的三大龙神是灌门龙神、桃花龙神和岑港龙神。舟山和玉环一带的渔民开洋前祭海神的仪式与祭龙神一样隆重。风神是渔民最为敬畏的。祭风神场面也很大，传说风神有十八兄弟，故祭请时要摆十八只酒杯。对潮神、潮王的崇拜，往往因地而异。钱塘江两岸多奉伍子胥为涨潮神，文种为退潮神。湖州市菱湖区有两座潮王庙，奉宋代人陆广灵为“镇海潮王”，也称为水神。海宁黄冈一带，祀宋代邑人朱彝为护堤海神，从祀于盐官海神庙。萧山、海宁一带奉治水名臣张夏为“潮王”，俗称“张老相公”。奉化沿象山港一带有祭“海神（将）”的习俗，所谓海神，多指海龟、鲎等。奉化渔村也祭潮神，有的渔民称潮神为“白娘娘”，是一位女神。运河水系一带的民众，敬奉南宋钱塘人谢绪为运河之神，俗称“金龙四大王”。

温州洞头一带，渔民有敬船神的习俗。渔船或运输船上供奉“船神”的习俗比较普遍。舟山群岛每条渔船上都设有船神神位，下网捕得的第一条鱼，须先供船神。舟山群岛东端庙子湖岛上给渔民菩萨才伯公的塑像穿上笼裤和背褡，嵊泗列岛渔民给供奉在船上的一个叫杨甫老大的“船菩萨”也穿上笼裤。这些地方神塑像反映出当地渔民平时穿笼裤背褡的习俗。供奉“船神菩萨”的习俗在内河水网区也很盛行。如太湖边“吃船上饭”的渔民，逢年过节都要祭拜船神菩萨。太湖沿岸多奉黄相公为船神，实为水神、财神的混合体。

浙江有各种文化内涵丰富的庙会活动，如嘉兴的水网会、金华的胡公庙会、温州的陈十四祭祀、上虞的曹娥庙会、鄞州的梁山伯庙会、桐乡的水上蚕花会、杭州西湖的香市等。这些庙会是民俗文化的集中展示，同时举办方推陈出新，将庙会与物资交流、旅游美食、游艺娱乐等结合起来，达到既保存传统民俗文化，又促进经济繁荣发展的功效。

五、结 语

综上所述，浙江先民为了在“七山一水二分田”的自然环境中求生存求发展，必须凭借与高山、江湖、大海共处相谐的拼搏、创新精神。从8 000年前独木舟、稻谷的发现和春秋时期高超的铸剑技术看，这种拼搏创新精神一直贯穿于浙江民众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之中。秦汉的越布盐铁，唐宋的稻米舟船，明清的蚕桑丝绸、棉麻纺织以及五金百工，各行业可谓能工巧匠辈出。另如六朝间会稽郡书法艺术风尚的形成、宋末元初温州南戏的萌生发展，也都展示出民间艺术方面的创新与探索。近现代浙江诸多科学家、实业家、文学家、艺术家以及当代各行各业无数创新企业家（包括农民企业家）、创新人才的涌现，也都说明浙江人不仅历来受到丰厚优秀民俗文化的熏陶，而且还具有拼搏创新的地方文化精神。

浙地良风美俗的形成与传承，也与历代先贤的倡导有关。在古越之地，舜的孝善，禹的劳苦，勾践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范蠡的“天下共富”，王充的不信邪，白居易的“唯留一湖水”，吴越王钱镠的“保境安民”，直至蔡元培“征婚启事”中提倡男女平等的“五条”和鲁迅的“甘为孺子牛”等，都对后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民俗文化是随着历史演进和社会发展而不断改良创新的。时至今日，各种良风美俗，都得到继承与发展。如应时应节祭黄帝、大舜、大禹、孔子，祭扫历代民族英雄墓和革命英烈墓；在春节、元宵节期间开展各类文娱活动，特别是各种具有地域特色的舞狮舞龙；将清明节与植树活动联系起来；将传统的乞巧节与情人节联系起来；将古代的“及笄礼”“冠礼”与现代的成人礼联系起来；将沿海一带传统的祭海神、祭妈祖的活动与含有保护海洋生物资源意义的开渔节联系起来；将绍兴兰亭古老的“流觞曲水”活动与国际性的书法节联系起来；将传统的径山茶道与国际性的茶圣节联系起来等。特别是畲族传统的“三月三”（节庆内容包括：祭祖、吃一种用“乌枝”叶汁染成的米饭）与赛歌活动结合之后，成了全新的、极具本民族特色的“三月三对歌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