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晓

(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随着以人工智能和生物工程为代表的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无论在精神还是物质上、在观念还是实践中，关于“人”的思想内涵和现实处境都不断遭受冲击和挑战，“后人类”的概念也应运而生并成为理论热点。中国学界自然也有所感应，自2017年起，相关研究进入一种高速增长的态势。(1)2017年华东师范大学举办“后人类语境与文论研究的未来”国际学术会议，这是国内文艺学领域首个后人类专题会议，从知网数据可见，此后也促发了相关成果的爆发增长。许多与会学者发言都将后人类主义当作全新的、亟待引进的前沿理论。然而，学者们纷纷瞻望西方最前沿的理论、探讨日益“赛博化”的现实时，却鲜有人记得我们早就引介和接近过后人类，它本不该是一个在21世纪10年代才被开启的话题。

这就要回到20世纪80年代的“方法论热”，而本文的讨论又选取“老三论”为代表，因为它在中国启动得最早，被讨论得最多，也与美学和文艺学研究结合得最紧密。又因为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2)中国人文社科领域借鉴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至1980年，爆发期在1985、1986年，这一时期被称为“方法论热”，包括“老三论”(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和“新三论”(耗散论、协同论、突变论)，但两个阶段实际情况并不均衡，前者有着大量介绍、(3)讨论的文章论著，以及与人文研究结合的实践，后者只有简单的理论介绍和少数不成功的结合尝试。参见高建平编：《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64页。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三论”实则可视为“一论”，它们有着某种逻辑与历史一致的发展过程，构成了更广义的自动化技术和系统科学的三位一体。回首这段学术史，不论是当事人还是事后的研究者，都只是肯定其特殊的时代精神和历史意义，而完全略过其知识内容和学术价值，似乎这只是将自然科学方法套用在人文学科研究上的一次充满激情、冒险但最终失败的尝试。一方面，由于当时学者对于西方理论的引介、理解和运用上的局限性，所谓科学方法论“并未给中国文艺学带来什么开创性的成果”[1]143；或许是出于某种心照不宣的放弃，今时今日少有对于这些理论本身的研究，在诸如《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这类丛书中也只是聊备一格。另一方面，关于“方法论热”最好、或许也只能从意识形态或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展开回溯性的思考。然而，本文更想进一步追问：西方自20世纪40年代兴起的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即便无法尽然掌握这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是如何接续到90年代后，特别是当下的后人类诸理论？而中国的新老三论(即便复述它们也无甚价值)又讨论了什么内容？它们为何错过了成为一种前卫而激进的“理论”，而悖谬地沦为方法论(以自然科学研究文学)的反面教材？这一时期的中国文论究竟走过、或自以为走着科学“理论”的哪条路？为何既偏离科学又偏离人文、也没能走向后人类而是走进死胡同？在后人类语境热议人文的未来时，我们也未尝不可回到过去，将这些问题做一梳理。

一、信息-控制-系统论：后人类理论的演进轨迹

后人类主义通常被追溯至1943—1954年间的梅西会议，由信息学家克劳德·申农、控制论创始人诺伯特·维纳以及麦卡洛克等数学、物理和计算机专家牵头；这也大约是海尔斯(C.Hayles，一译海勒)界定的、以动态平衡为关键词的控制论奠基阶段，[2]9-12信息论与控制论从起点上就是相辅相成的体系。何谓信息？申农、维纳包括后来的社会学家卢曼给出的定义都不尽相同。申农将其定义为“一种没有维度、没有物质、与意义没有必然联系的概率函数。它是一种模式(pattern)，而不是一种存在(presence)”[2]24。维纳则强调信息既非物质亦非能量，而是“对从一系列可能的消息中选择某个消息的表现”[2]69，是一种概率性的理论”——这与申农类似；在其他地方，他也声称信息是“我们对外界进行调节并使我们的调节为外界了解时而与外界交换来的东西”[2]9——这一暗含反身性的定义又预示着自创生系统的来临。不过各种说法的共通之处，都旨在探索人与机器之间复杂的通信和控制的理论。其应用范围甚广而且持续扩大，从基础的通信工具到电子计算机，从人类神经模式到参考动物、模拟生命，从心理学、语言学到经济生产和社会治理；因此，比信息定义更重要的，显然是信息转换和传递的应用过程，也就是“控制”的概念，尽管两个术语都不可避免地具有抽象和类比的色彩。

维纳创立的“控制论”一词源于希腊语“掌舵人”。(4)后人类常见的“赛博”或“赛博格”(Cyborg)一词即“控制论机体”cybernetic organism的缩写，又译为“生化电子人”，它并非中文字面的“控制”(Control)，但含义也与此相关。所谓控制，不是操纵一只机械手柄，而是对信息进行编码、传输、储存和更新，使其能够在不同的物质基体或曰系统之间稳定流通，避免变形和散佚，从而实现通信，或能够让机器完成复杂任务。信息论是控制论的基础，控制论在此之上提出的关键思想则是反馈机制，亦即动态平衡。维纳不是从机械和能量，而是从概率论和热力学的角度思考控制论的机器。正如现代物理学已经承认的、初始状态永远无法精确测量，呈现给我们的世界，只不过是诸多可能世界中一种概然性的组合与演化。维纳将统计学结合物理学，将信息理解为从一系列可能性中的选择与表现，从噪音中浮现出的有意义的消息，从无序中诞生的有序——又借鉴“熵”理论，即热力学平衡态不是稳定守恒，而是匀质、无序、无差别。总体来说，宇宙趋向熵增直至“热寂”，但总有局部区域(譬如生命体、人类社会或是一部控制论机器)“其发展方向看来是和整个宇宙的发展方向相反，同时它们内部的组织程度有着暂时的和有限的增加趋势”[3]6。这个局部的“逆行”，意味着从混乱无序外部环境中引入负熵，即有序的信息，从而暂时抵消整体熵增的趋势，实现内部的稳态，根据环境调整自身的平衡。一座精密的钟表不可谓不复杂，但它只能按照固有原理运行(或者坏掉)，无法针对外界情况做出调整；而控制论机器具有“感官”，即信息接收器，譬如根据风向风速和雷达上飞机位置而自动瞄准发射的高射炮。复杂机器的复杂动作是指：为了造成对外界的某种影响(输出)，在这个动作中引入大量数据(输入)，既包括当下进入的数据，也包括从过去存贮中调出的记录，“把它自己动作后果的信息作为使它继续动作下去所需的信息的组成部分再提供给它”。以机器的实际演绩(即每一次根据外部信息做出的不同表现)而非以其预期演绩(譬如钟表一成不变的表现)为依据的控制，就是反馈。[3]14-15这也恰是控制论本义“舵手”的真正内涵：根据环境变化施展自己的功能，“一种既作为(信息)流又知道如何跟随流动的存在(生物)”[2]138。

虽然维纳似乎将生命扩展到了令人不安的领域，但他自始至终都是坚定的自由人文主义者。维纳无意界定含混的“生命”概念，仅仅从局部减熵、从接受信息和给出反馈的角度，认为人类、其他生命体与机器是相当的。他又坚持人机界限，认为人与机器最多是彼此外在、各各自律的控制系统，机器可以增强而非威胁人类主体性。其实，控制论真正危险的理论破坏力，不在于维纳本人的某些矛盾纠结之处，也不在于科幻故事中机器对人类的反噬，而在于反馈，亦即反身性概念对于人文主义和主体性哲学的彻底颠覆。海尔斯在后见之明上将其定义为：“反身性就是一种运动，经由这种运动，曾经被用来生成某个系统的东西，从一个变换的角度，被变成它所激发的那个系统的一部分。”“它混淆并且紊乱纠结了我们为了认识世界而加诸世界的各种界线……趋于无限退步。”[2]13这就好比罗曼司小说建构了女性气质，却自以为女性气质乃是一种先在的本质而只要“再现”它；又如法律声称建立在关于人的某些抽象普遍的观念上(自由、理性、天赋人权等)，但反倒是法律制造又保障了这一切。同理，在第一波控制论中观察者外在于系统，信息由系统流向观察者(人设计和操作机器)；但反馈回路也可以回溯到观察者，将其变成被观察的系统的一部分。

从1960年到1980年，“第二波控制论源于试图从根本上将反身性纳入控制论范式的各种努力。核心议题是怎样构成这样的系统，其中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重新界定自我平衡，以便将观察者纳入系统之内”[2]13。从奥地利流亡至美国的海因茨·冯·福斯特在梅西会议上提出“二阶控制论”：“观察”是系统(人)的活动，系统也可以被观察，并且，观察者与系统合起来又构成一个被观察的系统(譬如我在注视另一个人，又被对方或第三人察觉到我这一注视行为)。生物学家马图拉纳和瓦雷拉通过研究动物视觉，发现不同的有机体只能通过各自的神经系统感知到不尽相同的外部世界；不存在绝对的外部“现实”，而是神经这一内在组织传达给有机体的内在感知，成为有机体所认为的内在与外在的分界；所以有机体必定是一自组织的封闭系统，它所处理的貌似关于外部的信息仍然是自我决定的，外部世界只具有触发作用。这并非康德主义的生物学版本，康德强调人类普遍的理性能力“加工”自然界的“素材”而为其“立法”(形成科学知识)，属于主观唯心主义和唯我论范式；而此处系统的封闭同时指对环境的开放(openness from closure)[4]xxi，在与外界互动中日益发展自身的复杂性以应对外部的复杂性，并且生命系统的持存与成长还包括生产诸如核酸之类的产物，它又是制造该系统的东西——系统自我复制和再生产的循环，即“自创生”(autopoiesis)。反身性和自创生概念的崛起，不可避免地突破和扭转了遵守传统科学规约(观察者外在于系统)的一阶控制论范式。

反馈回路不再是系统与环境的“真实”连接，其中流通的信息也不再是关于外部世界的“真实”内容。“现在强调的，是系统成分之间相互构成的互动关系，而不是讯息、信号或者信息。的确，人们可以说信息并不存在于这种范式中，也可以说它深沉于系统，以至于无法将它们与界定系统本身的组织属性区别开来。”[2]14换言之，控制论的重心从被观察的世界转移到观察者自身；信息的编码方式不在于传递了怎样的内容，而是被看作系统自身的组织结构；因此“系统论”成为更具有代表性的称谓，从抽象和类比的角度，信息-控制-系统论的三位一体也从自动化和生物的专门领域，越发允许人文社会科学参与甚至接管。

社会学家尼古拉斯·卢曼以更加抽象性、整体性的方式重塑了马图拉纳阐之未尽的东西，即封闭的系统与环境、不同有机体系统之间交互的难题，亦建立起一种反主体性的认识论范式。每一个人类个体的心灵都是封闭的自创生系统，其中基本的组成要素和单位，都是一次性发生、不可重复的“事件”(event)，是我们意识之流中即生即灭又绵延不绝的内容。它们并非心灵对外部世界靡细无遗的接纳或真实如镜的反映，相反，封闭系统必须通过自我指涉的编码、从那个无限复杂而混沌的环境中“选择”出为心灵所把握的东西。编码的复杂性才能抵御和降低环境的复杂性，又因为一次次应对来自环境的新的复杂性，编码自身复杂性、即分类和选择能力得以进化提升。这也恰是意义(meaning)的机制：“意义”(也是选择)意味着从差异和对子开始，意味着“已经选择的/有待选择的”，即从诸多可能性中选择出现实性；反之，能够选择出一个现实性，也意味着编码具备提供诸多潜在选项——虚拟化(virtualization)——的复杂度。系统通过不断虚拟化的方式扩大自身与环境的连接，“意义是作为自身驱动过程的、现实化与虚拟化的统一(unity)”[4]18。

类似心灵，社会是另一个封闭的自创生系统，它的组成要素不是个人或群体，而是事件与交流。卢曼有一句名言：人不能交流。这是因为每一个封闭系统的内在性，亦即一个人的心灵状态，不可能被再现或以任何方式原封不动地传递给另一个系统(人)。“交流”的含义不是指心灵互通，而是信息(information，需要交流的内容)、表达(utterance，为了交流信息而选择的特定的交流行为或交流事件)和理解(understanding，接受者对于事件和表达的差异的加工)三种选择的综合——语言并没有被卢曼视为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当然心灵更不是)，也不是交流的工具(因为语言并非交流的唯一形式)。社会系统以另一套编码独立于心灵：从个体角度看，当某人生成自己的感受以及感应他人的表达时，心灵为系统，社会为环境；而从交流的角度，考虑社会性编码如何“再现”个体意识,使不可彼此直呈的心灵得以沟通，则社会为系统，心灵为环境。两个交互的自创生系统间“通过意义形式而来的穿透(interpenetration)，其得以发生的最重要的媒介，就是语言”[4]21。它不属于任何一个系统独有的内在构成要素，但二者都可以通过语言来实现意义进程，从而维持系统的自创生性；语言又使得两个系统互相穿透、增加其复杂和连接的程度。在此意义上，语言既在系统之间、之内，又提供了一个外在于二者、观察到它们相互激发和进化的二阶视角。

二、中国“老三论”在文学研究领域的接受及运用

中国的“方法论热”最早兴起于哲学领域，1980年，《哲学研究》第1期的评论员文章《积极开展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介绍了数学和系统论当中科学方法论的普遍意义，呼吁人文学科研究者多加关注。1981年，张世君在《外国文学研究》第4期的论文《〈巴黎圣母院〉人物形象的圆心结构和描写的多层次对照》首次用系统论解读文学作品，由此也能看出文学研究领域对新理论新方法的高度敏感和热切响应。再到1984年，以林兴宅《科技革命的启示》《论阿Q的性格系统》《论文学艺术的魅力》等文章领衔，文艺学美学领域真正迎来了方法论高潮，涌现出黄海澄《从控制论观点看美的客观性》、刘再复《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等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因此1984年被称为“方法论年”；随着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被进一步引介和发扬，1985年又被称为“观念年”。1986年“老三论”热度开始下降，虽然此后数年依然有一些经过积累和沉淀的研究专著陆续出版(黄海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美学原理》1986，杨春时《系统美学》1987，涂途编著《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与美学》1990)，虽然有更加新锐的突变论、协同论、耗散论的无缝衔接(1985年举办的三次文艺学方法研讨会就已经将视野扩展到“新三论”)，但热潮还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其实在方法论流行的几年间，也有对于“以科学治人文”的由弱渐强的质疑和反对之声，在十几年后的反思评价中，更是被视作一段幼稚的弯路。

然而，本文并不想再一次概述这段学术史之后就匆匆宣判它的失败，而是希望对“老三论”代表性的概念和思路做一些粗浅的梳理。相对于当时汗牛充栋的文献和诸多学者的思想，以下的回顾只能是点到为止挂一漏万；但是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看出当年“科学”、前卫、充满专业术语和貌似复杂逻辑的“老三论”究竟“幼稚”在何处，也不能发现许多事后的否定性批评同样“错位”在哪里。方法论的学术成果不妨分为两类。第一种是对于西方理论——特指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在文艺学美学方面的延伸——较为忠实的引介，例如潘知水的《信息论美学评介》，涂途的《信息论美学和“审美信息”范畴》和《信息论美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他们对于申农信息论的基本原理，对于法国学者莫尔斯、德国学者本泽、苏联学者卡冈等人将信息论融入美学的研究，进行了清晰而详尽的述评。不过这部分中规中矩的研究依然属于西方的“老三论”而非中国的，其重要性显然就不如第二种，即在中国学界倡导方法论的基本原理，以之讨论文艺学美学的根本问题，并且运用在具体批评活动中。本文主要关注后一种，即“老三论”旅行到中国的面貌，它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这场热潮的总体定位是以科学方法论研究文学，“科学”是最具魅力，但或许尚未被充分理解的关键词。1980年代，开放不久的中国意识到(西方)世界科学发展的水平，国内也掀起一股崇尚科学的潮流，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恰是借助文艺载体，传播科学故事和科学精神，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与人文学科频频互动，都是那段特殊岁月的证据。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猛然发现：由日新月异的生物和计算机科学领衔的整个自然科学，已然是一股令人瞩目的“世界性科技革命浪潮”，它将涌入、冲击一切领域，当然也包括人文社会科学，譬如科学研究在解释大脑(心灵)方面的不断突破，又如计算机技术对于文科研究方式的影响。因此，人文学科必须赶上这个“时髦”，也就是敞开怀抱、主动迎接科学的方法论。[5]9从这样的背景和表述中我们不难发现，“科学”被视为一种起初外在于人文社科(也可以说外在于中国、外在于绝大多数领域)且先一步取得进展的普遍真理，“方法论热”就是要把前沿的科学知识部分抽象为可资借鉴的方法，迁移到人文学科的研究，甚至进一步将“以科学治文学”的方式追溯到王国维、梁启超[6]15——中国上一个开放、转型和启蒙的时代——以此证明科学方法论是有历史传统的，也是符合当下潮流、面向未来的。

其次，以最具代表性的系统论为例，让我们回顾当时学者是怎样引介和理解科学理论的。对于人脑这个黑箱及其进行的文艺思维活动，“人工智能、信息论和脑神经研究已经从实践上证明，它可以解决不少问题，并作出一部分功能模拟”[7]3。但人文学者显然无法操持数理或生物学的语言，而只能以某种方式将科学方法“转换”到人文领域，“从自然科学的系统理论到文艺学到系统理论到转换必须有一个中介，这就是系统思维的研究”[8]49。宏观上，林兴宅将系统论总结为整体性、结构性、层次性、动态性、相关性五大原则，具体论述枝蔓繁多；但其中最重要的，也是林与其他学者都在凸显和强调的莫过于“整体”二字。“系统方法论……的核心则是有机整体观念，具体说来就是用联系的、动态的、反馈的观点看待一切事物现象。”[9]52这句话乍看上去与其他理论(譬如辩证法)无甚区别，所以作者又专门强调了“整体观”的三个发展阶段：感性存在的机械的整体性观念，即整体由各部分堆砌；纯粹物质客体的有机整体性观念，即各部分有联系但仅仅是客观物质的联系，人也被看作机器)；以及“自然-人”的系统整体观念。在最后一种整体观中，“系统无所不在，一切皆为系统，又互为系统，整个世界就是由各个层次的系统构成的网络型的超巨系统。……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客体，生命与非生命，它们也构成系统运动，它们之间的关系决不是因果决定论的，而是共存共生的整合运动”[9]3。林兴宅由此将审美过程理解为“自然-人”两个系统的双向建构，既包括自然的人化又包括人的对象化，从而实现两者和谐统一。又如，基于系统方法论的、整体性的分析批评，就是把“一部作品、一个典型形象或其他文艺现象作为一个系统(即有机联系的统一体)，考察它的各种构成因素的联系以及这些因素构成整体的结构和层次，由此判断这一评论对象自身的规定性；考察这一评论对象的历史发展，把握它在文学欣赏、社会实践中的所有功能和效果；并且把这一评论对象放到社会的大系统中，考察它与社会人生的各种联系，多侧面、多角度地认识评论对象的各种系统特征”，等等[10]113。

这就过渡到第三点，科学方法论又是如何更具体地结合到文艺美学研究中，亦即这些术语如何运用在文学作品本体、文学创作和接受的分析中。系统论的话语当然是将一切对象都视为一个系统或相互关联的诸系统。在著名的《论阿Q性格系统》一文中，林兴宅从自然质、社会质、功能质三个方面揭示了阿Q的性格构成，对这一人物形象做出了全面贯通的阐释：“自然质是对阿Q性格自身固有的基本性质的规定；功能质是阿Q性格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典型意义的历史规定；系统质是对阿Q性格在社会大系统中所产生的各种社会性的综合规定。它们共同组成对阿Q性格的系统认识。”又如同样秉持“系统的方法和结构的原则”的季红真运用“表层结构/深层结构”来分析鲁迅小说《药》：“表层结构”亦即表现层次是小说的全部情节，而隐藏在表层之下的“深层结构”，则是以残酷的压迫为中心、以觉醒的反抗者和蒙昧的奴隶为两极的对称结构，所有的人物、事件和情感都可以被划归到这样的框架中。[11]17从信息论的角度探讨文学亦复如是。信息论经典的理论模型被一一对应到文学创作与接受的过程中，并对每个环节加以分析批评。例如，创作过程可视为社会向作家输出信息，作家处理信息从而写出作品；接受过程就是作品向读者传递信息，读者再将自己的审美感受作为信息反馈。又如有人将创作和接受视为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探讨信息、编码和反馈的对应物：信息源不能被简单理解为作家，而是社会生活，作家要获取新的信息，就要有敏锐的感受力；有了生活这个无限丰富的信源，接下来还涉及编码和传递的问题，即作家认知能力和写作技巧；最后在读者反馈环节，涉及文学批评的标准问题……由此可以看出，传统的文艺心理学和文学批评论争是如何被重新放置在信息论的搁架上。

三、错失的路口：类比误用与范式转型

行文至此我们已经能够感到，西方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是在探讨生物学与机器智能时逐渐切入意识、语言、生命等人文学科的重大问题，而中国学界运用“老三论”开展文学美学的批评研究，则完全是另一种方式。

科学方法如何——不是简单的“运用到”而是——与人文学科“会合”？的确需要某种“中介”，只不过它不是“系统思维方法”，不是用貌似科学的概念为文学理论背书，而恰恰有赖语言的根本机制。早在梅西会议时，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并不通晓其他专业的知识、术语和论述方式，但可以通过类比的方式实现跨学科的交流和理解，进而把来自其他知识话语的隐喻或象征借鉴到自己的思想中。类比也是控制论话语最突出的特征，在维纳看来，这不是浮泛的语言装饰品，而是一种深层次的概念模式：把有机体看作信息，把意义传播看作关系。在手稿片段《类比的本质》中，他指出：“控制论是关于关系的科学，而非本质。因此它建构的类比关系不仅仅是修辞数据而是系统，作为没有机会接触无媒介现实的有洞察力的受限主体，这些系统为我们提供了唯一的含义”[2]128。尽管维纳在此处更多是强调脱离基体的信息，亦即抽象化的编码与结构；但也有学者提出，“控制论将自己定位为一门元科学……其他任何科学都可使用的工具。它提供跨学科的词汇以便适用于一系列学科的目的，用这种形式将自己呈现为无内容的学科。”[2]127其实，无论控制论是不是凌驾于所有学科的“元中之元”，但至少还是在类比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控制论、系统论对于认知、交流、生命(主体)、环境(世界)的思考，完全可以与现代哲学、语言学、心理学等学科重大议题互通。

上文对于维纳、马图拉纳到卢曼的勾勒，属于海尔斯所归纳的控制论前两波浪潮。(5)第一波(1945—1960)以动态平衡为核心概念，代表人物有申农、维纳、麦凯伊等，制造物有电子鼠和自动机器；第二波(1960—1980)强调反身性、自创生、系统与环境耦合等概念，代表人物有马图拉纳和瓦雷拉，代表性的研究是青蛙视觉皮层；第三波(1980—)则以虚拟性为关键词，代表人物有布鲁克斯和莫拉维克，制造物是运动机器人。本文重点关注后人类理论中反人文主义的根本特征，而非具体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成果，所以第一和第二波浪潮足以对接相应的哲学理论，第三波暂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所以将其视作后人类主义的滥觞，是因为“后人类”并非一个纯哲学问题，甚至首先不属于人文学科的对象，它是自20世纪中叶起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中不断涌现出的令人震惊和思考的现象——人造机器和医学生物学对于人类心灵与肉体前所未有的连结、穿透和改变。又因为涉及“人”的诸多根本问题，相对“后起”且“外行”的人文社科领域，反而比科学家和工程师响应得更加热烈，对于“后人类”有话要说。虽然“后人类”的严格定义至今莫衷一是，但如今学者们的最大公约数，基本上是将“后人类”放在人文主义的对立面，并且经常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语言哲学、精神分析等流派对读。申农与维纳对于信息的理解，恰似结构主义有关语言和符号的论述，前者绕开物质和内容而讨论概率和模式，后者则引领人文学科的“语言学转向”，语言不再被当作世界的再现或者思维的工具，而是建构主体心灵与世界的符号系统；马图拉纳和瓦雷拉的封闭性和自创生概念，呼应着美国新实用主义对于外部实在和“真理符合论”的反拨，无论是根据戴维森的真理融贯论、普特南的内在实在论还是更加激进的罗蒂，支持着命题知识的那个貌似外在客观的实在世界，其实依然是我们心灵关于内与外的划分，承认这一点又不至于否定真理的公共性、普遍性而遁入相对主义；卢曼本身就展示了系统论是在社会科学领域的运用，他对于差异和虚拟的强调也被拿来与德里达的延异(différance)比较。笔者在拙文中也曾提出，德里达的延异概念以类似某种拓扑学表面的图式(也包括同时期及以后许多哲学家，以他们各自的术语，类比地)重释了同一与差异、中心与边缘、主体与他者等二元结构，已经澄清也走到了形而上学的边缘。不论笔者所谓的“狭义的后人类”[12]48能否被认可，从控制论系统论而来后人类主义，其与人文学科诸理论共同的范式特征就在于：反人文主义，反本质主义，反主体性哲学。

中国的“老三论”也可以说采取了类比，方式却完全不同。南帆在当时就批评道：“有的批评家运用图表标示艺术活动中的艺术创造、欣赏过程及其社会作用的历程，说明艺术信息经过这三个环节将发生一定变异：或者从信息源-诗人、储存器-诗作到接收者-读者，由此论述这三者构成一个信息系统。一旦剥落那些生疏的名词，这不过是重述人们已经说过无数次的常识而已，而且这种重述还常常因为那些概念与文学现象之间的差距而显得浮光掠影。”这种“表层的概念术语的大换班”并不是思维方式的根本改造。[13]40再看林兴宅论阿Q性格系统：它何以是“系统”？三种“质”有何重要性？为何“十八面”就是有机整体？系统“整体”与辩证法或是日常语言的“整体”有何区别？何其芳感叹林兴宅的研究为长久以来阿Q性格之谜做出了全面的解答——为何阿Q是农民但他的性格又是消极可耻的？[14]34然而农民性格能不能可耻，这只有在某种意识形态的要求下才是个难题；甚至人物性格如何，是否必须连贯无矛盾，在今天都算不上重要的研究问题。又如，一贯避谈心灵内在性的系统论，竟然因为“整体”二字就被认为“与审美的方法本质上是相通的”“有利于培养人的直觉能力”[5]8，而现代科学方法是用来“破除机械反映论的形而上学方法思想，看到社会生活作为整体的多层次性，以及文学对其反映的曲折性与多样性”，最终回到“文学反映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生活整体”的马列文论的基础观点。[11]17

至此答案已经浮现：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能够通向“后人类”，是因为它在类比的意义上与人文学科诸理论携手，走上反人文主义的道路；而中国“老三论”错失“后人类”，是因为将似是而非的“科学”话语类比传统的文艺理论，重复回答着人文主义范式的基本问题：主观与客观，特殊与普遍，人物形象、主题思想、意义评价，等等。

进而，看不到类比与范式方面的根本失误，关于“老三论”的反思和批判也必将错失重点。主流意见往往视之为“以科学治人文”的失败尝试，甚至构建一段“科学VS人文”的斗争，宣布后者取胜。但是“老三论”又输在哪里？是它没有掌握科学方法？还是它“科学”得还不够？抑或是科学方法就是不能适用于文学研究？有人认为败因之一是“忽视了文学研究的价值性，忽视了文学的审美性”[15]14。但这种总结与当时倡导者的主张明显不符——他们正试图用科学方法论处理审美问题，也与其他的事后反思相矛盾，例如朱立元就认为，方法论的意义一是令文学研究回到审美本性，二是突破独断论机械论，将马克思主义的人学观念解放出来。[16]74有人提出一种更迷惑的说法：西方经历过对于科学从顶礼膜拜到大加挞伐的阶段，中国因生产力不发达、科学负面效应尚未显露，所以在普遍崇拜科学的时代，只有“敏感的文艺界”发出“微弱的反对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文艺的声音”，这些声音后来与“文学主体性”观念一起促成了“方法论热”的退潮，又令“科学方法论幸免于重蹈庸俗社会学的覆辙，在以后的文艺学研究中可以缓慢地释放能量，构成了文艺研究多维方法中不可或缺的一维”。[6]14-17似乎作者一方面认为当时科学方法论进入人文领域是不恰当的，另一方面又相信它还要在往后的文学研究中发挥作用。由此也可以推导出许多反思研究的共同疑难：批评者总是肯定人文主义抵挡了科学主义的异化，但他们又不愿直言“老三论”毫无贡献、误入歧途，只能说它们的意义在别处，或者科学另有用途。

四、结语：重思“科学”

科学是否可以研究人文？更准确的提问是，科学与人文何以交汇，又如何结合？这又需要人文学者——即便不是在具体知识上，也要在范式和方法论意义上——更深刻地理解“科学”的内涵。

前一种问法仍然有区分手段和目的之嫌，譬如“老三论”是在用科学的方法研究文学吗？既是又不是。说不是，因为当时学者停留在似是而非的转介、类比和发挥，可以说“不懂科学”。说它是，因为“老三论”确乎在以科学方法攻克审美主义和人文主义的重大问题——如果懂得范式的差异，这些纯属心灵内在性的问题，是科学知识和科学家本人也无从下手的。从知识社会学的外部视角来看，“老三论”科不科学、正不正确、有没有知识产出其实并不重要，它虽然没能立住科学方法论的地位，却着实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科学”的旗帜在官方意识形态旁边开辟出一个中立而现代的话语空间，又避免西方“现代派”的敏感性，从而突破了极左思潮下的庸俗反映论，松动了政治标准对于文艺研究的束缚，为新的知识生产开路。[17]44-50

然而，后一种问法才是范式转型的要义：不在于提供更好的答案，而在于转变提问的方式。科学与人文当然可以结合的，只不过不是谁领导谁、谁服务谁，而是人文领域受到外部的经验事实和科学理论的触发，更是基于自身一贯的反思性、否定性的推进，来到了反人文主义的阶段。主体性被解构从而凸显了语言系统、社会文化的结构力量，内在性被绕过反而打开了个体与他人、与媒介、与机器更加复杂多元的连结。如果说“老三论”倡导的“转型”是想让科学方法论成为文学研究的常备武器，那么这一理想只有在更根本的范式转型下才有望实现，亦即此时的“文学研究”已不再是当年的问题与解答，“科学方法”也就不再令人惊诧了。

今天，人文学科基本的信息技术支持(存储、检索等)已属日常，数字人文等跨学科研究蓬勃发展，后人类理论方兴未艾。科学与人文的结合已经不是问题，相反硕果累累，未来可期。但在飞速变化着的现实经验和学术研究中，我们也要时刻保持反思，建立恰当的类比，不至于堕回庸俗科学主义的陷阱，而是将科技带来的现实经验转化为自己的问题意识，实现真正的理论创新，迎接“后人类”的现在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