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旅游流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研究

2020-12-23张洋

旅游纵览 2020年11期

张洋

引言

2012年起，福建省旅游局开始着力打造“清新福建”旅游品牌，并于2017年4月成功注册该品牌商标。随着“清新福建”品牌内涵的拓展和深化、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改善，福建省国内外游客接待量亦逐年提升。福建省旅游局统计资料显示，2006-2017年福建省接待国内外旅游人数持续增长；2017年上半年，福建省共接待国内外游客1.61亿人次，同比增长20.5%，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4.4个百分点。本文基于福建省旅游流不断增长、生态环境备受关注的现实，进行福建省旅游流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研究。2016年即有学者对入境旅游流、区域经济和生态环境的三维耦合关系进行探索性研究，论证了生态环境和旅游流是耦合关系的交互体，然而仍缺少对生态环境和旅游流二者耦合关系的重视和持续研究。基于福建省“清新福建”的旅游发展重点和当前对生态环境和旅游流耦合关系的研究现实，本文进行生态环境和旅游流的耦合协调度探讨，以期进一步阐述生态环境和旅游流的耦合关系，并为福建省的旅游发展决策提供参考。

一、耦合内涵

耦合，源于物理学，指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体系或运动形式相互作用后彼此影响的现象，交互体之间可产生相互利好的良性耦合和相互消损的恶性耦合，而描述交互体之间彼此的影响程度的即为耦合度；为判断城市化和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程度，即判断良性耦合程度的大小，劉耀彬、李仁东、宋学锋（2005）提出了耦合协调度。

旅游流，广义上指发生在客源地和目的地或者不同目的地之间，单向、双向的旅游客流、资金流、信息流、物质流、能量流及文化流的集合；狭义上指旅游者出于相似性的旅游需求在一个或大或小区域空间内的集体位移。董亚娟、马耀峰、李振亭等（2013）研究西安入境旅游流与区域环境的耦合关系时表示：城市旅游发展已不再只依赖于旅游资源，区域环境逐步成为重要的旅游吸引要素。近年来，国内学者对生态环境与旅游经济、旅游开发、生态经济、区域经济的耦合关系亦着墨较多。其中，Tang（2015）通过建立旅游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引进信息熵权法，确认调查要素的指标比重，进以揭示旅游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关系；宋炳华（2016）作硕士论文，以北京、上海、广州、西安、成都、昆明六大旅游城市为研究对象，作入境旅游流、区域经济和生态环境的三维耦合关系研究。

本文以探讨旅游流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为目的，进行旅游流与其他系统的耦合关系、生态环境与其他系统的耦合关系的文献回顾。其中，旅游流与其他系统的耦合关系研究中，研究笔力主要集中于入境旅游流，而对于境内旅游流的研究则相对较少；虽有学者撰文对入境旅游流、区域经济和生态环境的三维耦合关系进行探索性研究，其研究主体为入境旅游流，忽略了对境内旅游需求的关注，并缺少对旅游流和生态环境二者耦合协调关系的深入探讨。本文在宋炳华（2016）已确认旅游流和生态环境是耦合关系交互体的基础上，借鉴Tang（2015）的研究结构，以福建省为调查区域，采用狭义的旅游流，即以旅游客流为主要指标，进行旅游流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研究。

二、耦合指数计算模型

通过厘清旅游流和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关系及遴选二者的代表性指标，明确具体研究方法的运用。

从供需角度看，旅游流和生态环境，分别处于旅游消费的需求方和供给方。旅游流，反映旅游需求；生态环境是旅游目的地重要旅游资源供给的体现。良好的生态环境供给，吸引旅游需求并支持和带动持续旅游消费；而有限的、被破坏的生态环境供给，不仅无力吸引旅游消费，亦限制旅游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同时，旅游流进入旅游目的地的生态环境，会推动目的地生态环境的建设和完善；而超出生态环境容量的旅游规模又会对目的地的生态环境造成威胁和破坏。诚然，旅游流和生态环境存在着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耦合关系。基于此，相关人员可建构旅游流和生态环境的耦合关系模型，并借鉴国内学者对于旅游流和生态环境已建立起的指标体系，充分考量指标的代表性和指标数据是否可取得，确定旅游流子系统和生态环境子系统的具体指标。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2008-2017年《福建统计年鉴》，相关指标数据亦有参考福建省统计局、福建省旅游发展委员会官网统计资料数据。

三、耦合结果与分析

首先，为消除原始数据中数量级、量纲的不同，本研究对原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获取无量纲化值。其次，运用信息熵权法分别确定旅游流和生态环境子系统的权重。Shannon（1948）首次提出信息熵权的概念，信息熵权法根据具体指标所荷载的信息进行赋值，减少了主观因素在确认系统权重过程中的影响。再次，建立综合评价函数，分别计算旅游流和生态环境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最后，计算旅游流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通过研究结果，可分析福建省旅游流和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及耦合协调度的状况。

（一）福建省旅游流和生态环境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分析

1.福建省旅游流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分析

如表1所示，旅游流子系统的指标所占权重较为平均，国内旅游收入、铁路旅游发送量和国内游客3个指标影响最大，这3个指标权重占总影响权重的49.2%。其中，所占权重最大的为国内旅游收入（0.172）。国内消费市场巨大，随着GDP的持续稳定增长、带薪休假制度的建立和推行，国民旅游消费的时间和金钱也逐渐增多。在交通方式中，铁路运输的游客吞吐量所占权重最大。2016年福建省铁路旅客发送量突破1亿人次，是2007年的5.49倍。铁路旅游发送量所占权重仅次于国内旅游收入。随着温福、向莆、厦深、合福铁路的相继通车，便利的交通缩短了出行距离，也带动铁路沿线站点的人流，高铁旅游亦大行其道。相较于铁路吞吐量的逐年走高，公路客运量从2013年开始呈现下降趋势；民航旅客吞吐量呈现稳定增长趋势。2016年3月起，三明机场开启民航客运时代，福建省现有福州长乐、厦门高崎、泉州晋江、武夷山、龙岩冠豸山、三明六大机场提供民航客运服务。

从2007至2016年，福建省的旅游流综合发展水平t（x）一直呈增长趋势（见图1）。其中，相较于2012年，2013年旅游流综合发展水平没有明显增长：从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到，2013年的入境游客、入境國际收入、国内游客、国内旅游收入、铁路旅游发送量和民航旅客吞吐量的指标数值皆呈现一定程度的增长，而公路客运量指标数值从2012年的75 044万人下降至2013年的46 895万人，同比下降37.51%。此外，2013年后，随着向莆铁路、厦深铁路、合福高速铁路、赣瑞龙铁路的开通运营，公路客运量的数值逐年下降，铁路旅客发送量逐年攀升。

2.福建省生态环境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分析

在生态环境子系统中，如表1所示，指标所占权重最大的是工业废气排放总量，为0.136，其次为工业固态废物综合利用率（0.113）、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0.096）和烟尘排放量（0.09），这4项指标对生态环境子系统具有重要影响，影响比重之和为43.5%。

福建省的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e（y）则波动较大（见图1），分别于2010-2011年和2014-2015年出现较为明显的下降。2010-2011年，2011年的正向指标中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为68.35%，同比2010年的82.89%，下降17.54%，且其负向指标的工业废水排放量和烟尘排放量则分别同比增长42.69%和55.52%，致使2011年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走向低谷。2014-2015年，2014年的负向指标中，工业废气排放量和烟尘排放量皆达到近10年最高峰；2015年的正向指标中，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同比下降13.38%，且负向指标中烟尘排放量虽有所下降，但仍居近十年的第二位，可判断2015年的生态环境发展水平持续走低。

如图2所示，2007-2016年旅游流和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数T整体呈增长趋势，其中，T在2007-2014年间的发展趋势与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e（y）保持一致；而在2015-2016年，T主要受旅游流综合发展水平t（x）的影响。即在此10年中，其中2007-2014年，e（y）>t（x），即福建省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高于旅游流综合发展水平；2015-2016年，e（y）

（二）福建省旅游流和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分析

如图2所示，福建省旅游流和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D在2007-2016年间，除2011年有小幅下降外，其整体趋势呈现稳步增长。基于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的判别标准和分类等级，本文将福建省旅游流和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发展状况总结为以下3个阶段。第一阶段（2007年）：旅游流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位处于不可接受区间的失调衰退类，属于轻度失调衰退类型。第二阶段（2008-2011）：旅游流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处于过度类，且耦合协调度介于失调衰退类和协调发展类之间，2011年耦合协调度出现小幅下降。究其原因，结合前文的旅游流和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数分析可知，虽然旅游流综合发展水平呈稳步上升状态，但2011年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出现大幅波动，下降幅度较大，这种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限制了耦合协调度的上升。第三阶段（2012-2016）：旅游流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攀升至可接受区间即协调发展类，属于初级协调发展类，此阶段耦合协调度增长较为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