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凤莲

摘要：对文化命运的思考，正是对城市命运的思考。广州城市文化的真相，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对广州城市发展史脉络与轨迹的把握，才能更好地建构广州城市史研究的体系。

关键词：广州 建构 生长 价值 身份认同

一、广州城市文化的真相

广州不是一个从零开始的城市，而是有着二千多年的积累与沉淀，同时，广州是充满了故事的地方，而且这些故事富有传奇性，能塑造出这个城市的灵魂。由是，广州呈现出一种完整性，这是靠共同的故事来维系的。

人类共同的经验让我们生活在一起，这些共同的经验就是我们的故事，而这些故事需要用不同的形式去记录下来。比如，城市“五羊含穗”的传奇缘起，城里的市井处处历史遗存，恰恰都是广州城市文化的重要特征。又如，广州人非常有创意，有各式各样的行业和美食，同时，广州人也非常勇猛和开阔，很早就开始往世界各地出发。

一方面，广州文化所属的生态环境体系有足够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另一方面，就是能够保持各种生态体系的交流。换一种说法，也就是说，生态的耐受力与丰富性，即生存环境的差异与对环境的适应性，使岭南人的生存能力更强悍。同时，除了海岸线的交流，更有着自北向南的流动的交流，多次的大迁徙，多种类人口的交汇融合，使得人种的进化与盛衰更有生长性、更有杂交的优势。

由此可以说明，人类的环境适应力强至少有两个基础：一个是所属的生态环境有足够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另一个就是能够保持各种生态体系的交流。有交流，有生长，城市就可以保持年輕，只有时间流淌而没有活力与创造力的衰竭，从而有更多的可能与机会，使广州创造出并获得属于自己城市的个性与面貌。

而历史与文化总是相互交融的，城市史正是通过研究，去理清脉络，把握真相，从起点之前，设定终点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文化现象呈现，会如何与自己的城市共生共存。

不妨以粤剧为例，广州最终成为粤剧的“应许之地”，成为广州文化的荣耀以及艺术呈现的象征，同样有着自己的历史发展图谱。几百年来，广州偏于一隅，而粤剧却生生不息、持续地发展并丰富着，没有更多政体的推动，也没有大省或者主流文化的覆盖力，靠的是什么？就是对广州人的身份与文化的认同，而恰恰是粤语的乡音乡愁，使得粤剧能够随着以广东人为主体的流散，在世界范围里传播和传承着。粤剧文化浓缩了四百多年来讲粤语的广州地区的荣耀与悲喜。只有对广州的文化、岭南的文化，只有对粤剧有着最基本的尊重，那么作为一种存在，它的理由与唯一性就可以达成一种认同的共识，客观、公正、理性、诚恳，是面对包括粤剧等传统文化的应有之义，也是应有之道。

所以，对文化命运的思考，其实正是对历史命运的思考。

因此，城市文化研究就是把广州在不多的文字记录里的碎片，组接成一个完整的拼图，并显现出其应有的清晰的脉络，从而使这原本立于纸上的城市的真相，能够可触可感，能够毫无隔膜地向真实的各个方面敞开探询的可能性。

去探究广州的城市发展自身所具有的逻辑和信仰，也就是说这座城市所具有的那种并不张扬却甚有定力的内在的精神状态，那种自身独特的、深刻的存在感，去解读广州的发展何以能将自身的整个存在提升到一个特别的难以效仿复制的水平与状态，保持自身的发展节奏与发展逻辑。去探究广州这座城市被创造的过程，就是进一步地明白我们的城市是如何建立起来，如何发展起来，其特色与本质又是如何形成的。去了解某个节点怎样催生了城市的某种发展，怎样造就了城市的崛起，进而提升了城市的地位，从而形成了城市的特色与魅力，这都是有历史脉络可寻的。

因而，不妨尝试这样的一种研究路径，与精英史学有着不一样的历史图景。一方面，大众不是历史的旁观者，他们同样是历史和文化的生产者与创造者;另一方面，一个不断生长的城市的社会需要，以及所产生的文化现象，都揭示着在这个文化存在过程中的阶级、政治、地缘权力机制是怎样运作的，从而试图去挖掘、去呈现，在广州史学记载中存在着另一种维度的经历，以及城市建构经验的积累，如是，将这些沉睡的过往召回，不断去认知广州的文化如何参与到自身城市的建构中，并发挥着特殊的不一样的作用。

比如，那个时段从四乡进入广东省城的地主土豪等各式的新移民，以各自的乡土文化创造和重塑着广州的文化格局。谁有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谁就拥有了文化话语权。比如，移民等级、社会等级、文化品位的等级又是如何相互制约、相互规范而构成一个复杂的权力系统。又比如，市民社会本身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力量，城市发展不仅要从上而下，也要从下而上。由此去调整研究的思维方式，进而转换思考的范式，这个范式的影响也许比想象的要大得多。定论是社会性的，话语权就是一种推广力，在与身份、权力相互牵制的文化品位的引导下，对城市文化发展进程的了解与把握，就会出现不同的起伏，不同的判断。

而研究成功的范式，应该是对旧事物有着保护和坚持的心态，同时亦有着不断地学习接纳多元价值的襟怀，那么，这样的城市一定是生生不息的。广州让那么多年的历史在这里共存，让不同的来人在这里融汇共生，并且一直努力着在有着漫长历史的身份中开拓新的生长空间。过去的历史并没有成为广州发展的负累，反而是它建设自身特质的最好渠道，也是最恰当的底蕴和后劲。广州作为一座不断蜕变的城市，一直在学习，学习将自己的形象和外来人的诉求相匹配，不拘泥已有的过往，在创新中继续自己的价值与模式。

从中可以见出，广州城市文化的自我建构，体现了对于拥有一个自己文化空间的渴望。毕竟广州偏于一隅，远离权力与政治中心，迫切需要一种自身的模式，去助长自己的发展，体现出不同的旨趣和对自我的期许，以及怎样在中国的城市领域里迅速崛起，不断领跑，去超越自己。这里有深意，更有包容。太过坚硬的城市是没有多样性的，它们只会牢牢地牵系着一些固着的价值观，只会追悼逝去的辉煌，却不会从中寻找焕发新生的机会。进一步说，毫无缝隙的环境太过坚固和僵硬，同时也会太禁锢，人在其中会有无力感、闭塞感。

对整个城市的价值与身份认同，如何不出现危机，如何呈现真相，如何在各种文化交汇与碰撞里，在面对所具有的隐藏的或者是显性的文化冲突时，如何不让城市的身份认知分裂，不让城市的文化属性被模糊甚至淹没，对于城市化，其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应对策略之贫乏，也是史无前例的，身在其中，大概也免不了有异乡的故乡感，或者陌生的熟悉感。

广州这座城市的生长，就是这样伴随着中国的国情、民族主义、各种文化的汇聚、历史意义的不断变化、城市价值的不断分合，等等，大、小、高、低、有、无、显、隐等各种概念，在历史的政治与政治的历史中，成了城市文化发展至关重要的关键所在，也是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因为，这关乎广州这座城市被如何判断、被如何评价、被如何认知、更被如何处置，也就是怎样发展、怎样走向？

广州是一个符号，还是一个标志？还是仅仅是一个空间场域，关联到地域存在，还是精神存在？这些一直充盈在我们身边的问题，或者是思考，其实就是直接指向——人与这座城市的关系，人与这座城市的历史的关系，人与这座城市的文化的关系。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存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走向，对人的影响或者作用又在哪里？这就是广州为什么不一样的所在，这就是广州之所以成为广州的理由。

对一座城市的研究有很多的入口，毕竟有那么长的历史，褶皱、阴影、内与外、整合与融汇都十分错综复杂。广州是一个不拘泥于既定模式的城市，更是一个不因循守旧的城市。广州的独特，绝不是因为它有多么浓厚的“古”意，而是在于它的包容，这样才能将每一个时期最宝贵的价值都留存下来，而非将一切推翻。在漫长的岁月里，褶皱的缝隙越积越厚，并不因为历史之久而变得保守，反而是更富有弹性，更有襟怀去接受新事物。广州的文化愿意让自己接纳每一个人，并尊重他们的选择。而对此的研究，就是寄望于能把天时、地利、人和等研究串联起来，最终形成三者合一的效果，以求证历史的真相和研究的真相。城市史研究不仅是宏大叙事，也是细节分析;既是真相求证，也是一种怀着敬意的探寻。

好的城市肯定有特色，不可能是一个复制品，如同一个有发展能力的城市，总能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傲立群雄、引领一方，无论人文，还是世道。城市要有自己的文化和故事，就肯定有传承，有延续，有文脉，那么才有气息，才有生长与勃发的生机。城市一定是人的城市，是能与人相融洽而存在的，是能与人互为表里、互映生辉的，是能让人有认同感、归栖感、家园感的，是能让人活得有尊严，而且能在其中点亮自己的能力与奉献的火把的。这就是我们所认同的城市，这也是我们所认同的文化。

历史是一个有着自身发展规律的事物，而非是一个可以随意打造或者摆弄的东西，同时，也是有着自身生长规律的、有生命的存在，城市史的研究无疑是一种充满了敬畏感的注视。所以，城市史的研究也是一种社会学的研究。而研究的目的指向，就是了解认知我们自己的城市，进而热爱自己的城市，进而建设完善自己的城市，从而让生活更美好，更文明，更有文化。

所以，做学问与独立的品格，与独立的研究取向，都与生命有关。都是来源于生命当中的追问与探索，每个个体的生命经验都非常的重要，都要加以特别的珍惜。不能透彻感受自己所生活的城市的文化气质，我认为是生命中一件很遗憾的事情。

二、广州城市史研究的建构

历史研究的观念怎么前进、怎么创新？凭的就是如何解释自己的时代。历史不仅仅是一个时段生活与社会发展的存在，它也存在于天空中、街道上、日常里。它和观念、生活方式，以及各种变化都有关系。

对一段历史的认知和理解，就是在特定的社会情境和社会关系中不断地建构和完善，由此，研究的取向就和多种切入的角度和多样性有关联。对历史研究的社会性和空间性，决定了研究的不同对象与不同尺度的判断及结论。这涉及对大历史的认同感和文化身份的影响的关注，涉及对文化的空间分析，以及与空间的文化研究相结合的视角，还涉及社会发展变迁中的文化观念，以及城市空间变迁中的社会文化秩序或者逻辑。

城市史是一门以记忆导引记忆的科学，城市史研究是一种以家园感温暖心灵的科学。城域或城市就是研究的“应许之地”，是研究赖以依托和生长的一种根脉和情结。世界上每一座城市的独特色彩，无一不出自地缘风貌与文化习俗的自然形成，绝不可能先验接受人为的设计。

文化是需要敬畏的，文化也是有尊严的。没有人会尊重一个文化上自我糟蹋的民族。同样的人，不同的制度，可以产生不同的文化和氛围，以及差距巨大的结果。文化上的自信与强大才是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没有什么比时间更有说服力了，因为时间无须通知我们就可以改变一切。

不妨认定，文化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概念，任何一门学科、任何一个人物都无法严格而精确地界定它的概念。文化既是一种社会现象，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它凝结于物质之中又游离于物质之外，是人与人之间进行交流的一种能够被相互影响和传承的意识形态。如果认定文化是一种意识形态，那么文化无疑就是一种思想观念，包括社会价值观、文化价值观，与经济基础对应着，作用着整个社会的发展走向以及核心价值的建构，也关乎着不仅拥有什么样的现在，也延伸到拥有什么样的未来。

文化的进步与倒退有历史的作用力，也有自身的发展规律。文化积累的不仅是文明的厚薄，更是开启人的心智、人的创造力以及对美的感知。没有力量的文化，也就没有价值观输出的文明，最后，这样的文化也就缺乏了传承发展的能量，只能走向消亡或者灭绝。

所以，如何达成生命与学问浑然一体的气象，这应该是做学问与做研究所追求的境界。一如钱穆先生的治学，并非只是在談史实，而是在讨论一大段活泼而整体的人生，这段人生并不限于一己，而是推及中国人这个大群体。他并非教人向古人俯首称臣，而是以先贤的人生，来映照我们自己。如此用学问来滋润生命，自然与那些所谓为学术而学术的取向，不可同日而语。

思古而开新，唯有传承，才会有创新发展的基石。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历史在中国人心目中有极高的意义，读历史就是读我们的内心。从中国人的理解来得知，历史就是人心，就是人性。对历史的信仰就是对人心的信仰。相对于其他国别而言，宗教提供的很多东西，我们是经由历史来提供的。

历来，我们注重也用了多种的手段去激活中国人的历史感。祖先崇拜、节庆等仪式就是一种表现形式，祭、拜、信就是用来解决中国人的精神问题和心理问题，中国人的历史感及其文明机制大部分来自中国人的寻根观念，来自如何救赎中国人自己魂归何处。

可见，历史感是一种非常坚实的有信仰的情怀，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也是广州记忆、广州城市文化建構的重要支柱。就历史感是一种非常坚实的信仰情怀而言，同时也是一种做人做事的信念。对中国人来说，历史不仅属于过去，它也活在当下，活在我们心里，并成为我们的营养，成为我们教育自己后人的财富。

不妨说，这种历史感是一种坚定的入世信念，既有社会关怀，也有个人关怀，它更世俗、更普遍，也更容易引起更较为广泛的认同。

所以，怎样读历史，其实是怎样读我们自己的内心，读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历史感的恢复与激活，就能让人感觉到既活在当下，也是活在历史里，活在未来的世界里。如此而言，城市史就是命运史的昭示。不负历史，就要从认知历史、深入历史开始。城市就是历史演绎的刻度表，并指向未来的深处。

三、广州城市史的文脉与轨迹

一座城市有自己的发展轨迹和历史文脉，一座城市有自己的发展逻辑和存在品格。文化成熟的标志就是对外输出价值观。文化的成熟期，就是以艺术的形式发散扩大着影响，形成一种示范和标杆。所以，文化是城市的故事。

随着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所呈现出来的巨大变迁，仍然在这种裂变之中存在着某种柔韧的传承与延续。同样，当国家权力渗透到社会中的每一个结构、每一个细胞，然而事实上，个人和社会与国家权力之间，仍有着自身在文化方向传递的应对方式，一如地方性仍得到某种程度的接续，社会本身仍保持着其特有的韧性，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按照习俗惯例的轨迹进行。

值得反思的是，我们以往观察历史，往往过多关注上层政治，以及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动，对真正下层和民间社会的实际情况仍然关注不够。所以，当代历史研究需要有一种视角向下的新变，才能谋求用一种新的方式和角度，对那个时代探寻更为全面的认识。

当然，所谓局部与全面的相对关系，实际上也是依循着一定的发展惯性与历史逻辑，虽说某种常识、大政方针有时候会变动不居，但老百姓的日子还是要继续下去，即使安静的日子时有波动，而老百姓千百年来积累的民间智慧，也常常可以巧妙应对。历史的高深莫测就在于，自然规律或者说社会发展规律，并不会因为人为的左右而改变。社会发展有自己的进度，民间社会也有自己的韧性和惰性。

斯图亚特·霍尔所关注文化研究的兴起与人文学科的危机，正在于指出了文化研究的产生是为了了解社会出现的文化和社会变迁。文化研究的使命一直是致力于帮助人们理解正在发生的现实，尤其是为现在遭受困扰的人们提供思考方法、生存策略以及进行应对的资源，这些人的困扰包括在经济、政治，以及文化意义上，如何找到通往被称作民族共同体的民族文化的路径。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研究仍然肩负着它曾经在过去特定年代里所肩负过的历史重任。文化研究着眼在不同的特定时段，历来是一种依据形势而不断调整的工作，它一直是一种结合形势的实践行动和取证判断，它通常是从跨学科研究的不同矩阵或某些学科当中发展出来，而形成自成一格的力量。

历史记录的断章残简，一如碎砖瓦砾，作为一个隐喻，或可还原历史的隐秘，或可重塑一座城市的又一种真相，以及延伸出再塑当代的城市精神，还原出城市的质感以及分量。可见，当一个地区或者城市淡却了它的文化属性，尤其是无法留住它的文化特色时，也就失去了自身文化的魅力。而这样的文化即便存在着，也是没有根性的土壤和家园，也没有了归属，只能是一种到处流浪的文化。

显然，每一种文化都有自身的秘密，每一座城市的街巷、马路、角落、气味，等等，都隐藏着特色，探寻与追问就变得义不容辞，而且意味深长。这个探寻与追问的过程，就是我们跟这座城市融为一体、相互认知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就充满了归属感和认同感，因为，这是为自己的家园、为自己的城市在记录、在书写。

任何的文化高峰，都是在吸收了他国的灿烂文化同时结合本国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强大起来的。对于他国的“异域风情”，就是本国的特色与魅力，这是抵制同质化最有力的所在。

那么，历史研究如何修复时间延续的生态、织补城市的记忆？这是对广州城市史研究充满了探讨与关注的焦点所在。按照我国第一个“普利兹克奖”得主王澍的说法，就城市建筑而言，世界上任何延绵与保留下来的功能性构件，无不依托构件的文化性、艺术性、哲学性的因素才得以传世。一个项目的生命力量在其功能满足的前提下，文化性是极其重要的课题，是项目生命历史的内在保证。

换句话说，城市史的研究就是为了充分挖掘所在地与历史文化的内涵，通过把各种体现文化元素的对象进行有关联的全局思考，从而让这样的研究充满当地历史的记忆与回味。这种研究的意义就在于城市历史肌理的修复与文化根脉的延续。由是，在历史风烟中，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要看到一种全局思维。遗产不仅仅是关注的一个点或者某些重点，它应该是立体的，展现在生活各个方面的，这也是城市史研究充满活力的所在。

世界城市往往由两个指标来评判：一个是它连接世界的能力，金融中心、商贸中心、航运中心都是这个指标的具体呈现;另一个指标则是它塑造地方特征的能力，这个集中体现在创新功能上，比如，文化创新、科技创新，等等。而文化创新侧重的是如何在承接传统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激浊扬清，把握时代脉搏，让文化更有底蕴、更有生命力。这对于广州城市的发展进程无疑是个重要的启示，无论是城市史的研究，还是城市的发展，都要回到源头，都要不忘初心。更要着眼于承前启后，返本开新，创新发展，让城市文化的传承发扬光大，让城市发展的活力生生不息。

（作者单位：广州市社科院岭南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