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茉琳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抚慰。”特鲁多医生的这句话揭示了现代医学能力有限的真相，也昭示了现代医生应该以人文关怀贯穿医疗过程始终的大爱精神，正是因为现代科学以及现代医学都是有限的，才更应该以人文关怀去弥补、去沟通，而作为患者，同样应该理解医学的有限性，整个社会面对医生群体，相较于赞美，也许他们更需要理解。

2020年春节，一部纪录片《中国医生》悄然热播，豆瓣评分保持9.3分的高分。虽然此前已经有《生门》《人间世》等相关题材引起人们注意，可是2020年春节正赶上新冠疫情暴发，医护群体本身备受关注，作为国内首部以医护群体为主角的大型医疗纪录片，《中国医生》自然获得了更多收视、关注与讨论。当然，排除推动观众观影的社会环境，纪录片本身的高素质也为其迎来了好口碑。《中国医生》的摄制组用了一年的时间，在全国各地挑选了六家大型三甲医院，镜头素材3000多分钟，最终在其中选取了最具代表性的科室、医护人员、患者、以及救治场景剪辑成九集。整部纪录片不摆拍、不渲染，只是真实呈现一个个医患故事，但观众看得波澜起伏，从中找到了温情、责任、矛盾与希望。聚焦的是这几年备受关注又备受争议甚至常被伤害的医生群体、医疗系统，展示的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救死扶伤的医护团队，呈现的是人人不可避免的生老病死与悲欢离合。

在过去的近十年时间，得到了国家纪录片产业政策的扶持，我国纪录片发展迅速。从国家出台的各项政策，各地播放平台的扩容，播放时间的增加，整体中国纪录片市场正在全面发展，观众群体不断扩大，创作队伍日益加强，科学技术的进步加持影视技术的发展，纪录片的探索空间日益广泛，浩瀚宇宙是向外探索，人心奥妙则是向内挖掘，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这几年国内收获了许多优秀的纪录片。同时，人们也发现这几年的纪录片慢慢开始把镜头深入到生活的隐蔽处，在普通人生、平凡生活中记录历史，人们正在抛开追求历史命运中的个人主义与英雄主义情结，转为将考察普通事物与人物作为历史研究的核心任务。张爱玲说“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除了历史中波诡云谲、生活中激动人心的时刻，更多时候在冷清不为人知的地方埋伏着人们的命运曲线。《中国医生》正是如此，医院中“生、病、死”是常态，这样的纪录片注定是真实的、残忍的，同时也是日常的、琐碎的、无奈的。

人们不难发现关于医生这个职业，故事片多而纪录片少，这两三年才陆续出现了《人间世》《中国医生》等相关题材的纪录片。人们更愿意接受故事片的原因也许是故事片能和真正的“病”“痛”“死”保持距离。影视剧不管做得多么真实、多么残忍，观众感觉难受得喘不过气了，还可以安慰自己“这是假的，这只是效果”，作为观众，我们可以在故事里经历生老病死，我们可以在韩剧里每天失恋一百次也只是情绪体操不至于伤筋动骨，因为，那只是“娱乐”。而纪录片并非如此，虽然也是屏幕那一头的故事，镜头经过了导演的选择与剪辑，但那些病、那些痛、那些生死卻是真实的;医生的疲惫、无力与无奈，患者的痛苦、无助与伤心也都是不容回避的，镜头前的鲜血不是道具血浆包，这种观影体验对观众是一种挑战，也会带来情感压力与道德压力。

作为一部围绕医护工作者的纪录片，既要考虑真实呈现的需求，又要考虑观众的观影感受与心理压力;既要尽可能全面呈现医护、医患、医院与社会之间的广泛话题，又要能在有限时间内以一孔窥全貌，纪录片这一孔开在哪儿就变得非常讲究，正如外科医生的手术刀，必须精准而深入，创面小又直达病灶。

《中国医生》的导演张建珍最终选择把镜头集中在20多位医护人员身上，其中有世界顶级的医学专家，有年仅28岁刚博士毕业的年轻住院医生，还有普通的护士，这样一个中青年群体构成整部纪录片的主要人物，而他们也正是当下中国医院中的中坚力量。导演强调不摆拍、不渲染，只做真实呈现，然而正是这份朴素为这部纪录片带来了深层的人文关怀。

作为纪录片的摄影机可以是客观的、冷漠的，但这不影响从观影经验而言观众都是置身两地的。观众一方面通过摄影机观看被拍摄者，同时，他们的情感会不由自主地认同于人物，移情于人物，体味他的感受，理解他的处境。影片中的镜头许多时候将观众置于文艺复兴空间的中心透视点，帮助观众轻易定位画面中的“主角”——医生。但也有很多时候，镜头被巧妙地移动到观众与患者共同凝视医生的视角，我们分享患者的视点，我们获得对患者的共情，观察并求助于医生;此外，还有大量镜头，医生并不处于画面中心，甚至医生在镜头中被拥挤的求医人群、大量的抢救仪器、患者家属的特写挤到画框边缘，观众却能在这种镜头里充分认同于医生的命运，并且产生深深的理解，诉诸满腔同情。

这是一份深沉的人文主义，影片本身就是环绕着道德范畴的语义场，影片通过这些镜头调度成功呈现出对医生职业的描述，对医生精神的呈现，对人性价值的阐释，以及对人物命运的同情。

在辞典上，“医生”这个词特指钻研学习医学科学技术，挽救生命以治病为业的人，一般指临床医生。在中国，唐代已有“医生”一词，《唐六典·太医署》：“医生四十人，典学二人。”至近代，医生成为为业医生者之通称。现代启蒙主义精神之后，大概没有任何一种职业能像现代医生这样，将科学、知识与人类的生命、命运结合得如此紧密。医生是一种职业，又超越一般的职业概念尤其是资本社会经济学中的概念。医生这个身份包含了太多超越金钱、利益、功利之外的东西，面对疾病，面对困难，医生需要的不仅仅是技术，更多的是人文关怀，甚至是一种信仰。

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其中政治标志是合法国家，经济标志是市场，社会标志是个人，意识形态标志是理性、科学、进步与自由，人类社会依靠理性不断前进，人类自由不断舒展，人类尊严得到程度不断提升的承认。然而人们似乎忘记了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人的能力也是分裂的，感性与知性，知性与理性，信仰与知识，理论与实践……同时，人的生活分裂为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泾渭分明的两个领域。可是，在医生这个群体身上，常常是私人生活被挤压得近乎消失：纪录片中的医生朱良付，家庭很普通，作为医生的家属，他的太太、女儿和母亲似乎早已习惯了他在家中的角色。“大多时候，必须把这个人理解为他是不属于这个家的。如果没有这个境界，最好不要嫁给医生”。同时，在医生这个群体身上，人们也更难接受人的有限性。可是，现代医学在不断进步的同时依然要面对无数无法解决的难题，正如纪录片中真实呈现的，患者希望医生替他决定，但如果这个决定是人财两空的结果，如果面对二选一只是一个比另一个更差的选择，这个结果谁来承受呢？人们常说医生看惯了生死，医生们看惯的到底是什么呢？他们也许只是比旁人更近距离、更频繁地接触生死与别离，他们更需要理解人的力量之有限性。疾病很难，人们渴望奇迹，奇迹需要建立在病患对医生的绝对信任之上;而相较于疾病，更难的却是人心。现代科学的飞速发展带来了一种错觉：科学万能，医学救命。事实上，人和科学都不是万能的，中国传统说法：医者能医病，却不能医命。科学的有限性就是人本身的有限性。

在纪录片中后期拍摄不再追求危重病例，而是把镜头对准了普通人，张建珍说，“病症本身可能很普通，但落到每一个人头上又都不是小事，而每位医生对待病人的态度，才是最关键的”。尤其是急诊科的医生，“生或死、是与非、进和退，每时每刻都在这里交织。医生显得更加冷酷无情，所以在对医生的满意度调查中，急诊最低，满意度不到50%”。一旦进入医患关系中，医生与患者都从日常身份中抽离出来，医生成为生命的看护者，对病人身体有支配权与操纵权;而患者成为呼救者、求援者、倾诉者;二者之间的文化权力是不平等的，他们是拯救者与被拯救者的关系。在医患关系中病人是弱势的、无助的，然而医生本身也只是普通人。所以，导演希望不要“把医生变成神一样的存在。既然是普通人，除了工作环境，他也有悲喜，有默默为他付出的家人，呈现这些很有必要”。只有当医生被还原成普通人，才能更呈现出医生身上的神圣感，这种神圣感是医生这个职业赋予的职业信仰，是深层的人道主义关怀。

传统社会里用“医者仁心”“悬壶救世”等表示对医生的尊崇，现代社会的文艺作品中以医务工作者的角色通常也代表着严谨的科学知识、职业素养，代表着高尚的道德情操，常常展现人性关辉。人们很难忘记《拯救大兵瑞恩》里的平凡军医韦德，更为《血战钢锯岭》中的军医戴斯蒙德·道斯的信仰所折服。然而，當下中国却又是一个医患关系空前紧张的时刻，伤医、医闹事件频繁发生，就在2020年1月，在医院出门诊的眼科医生陶勇又被自己所医治的病人砍伤，让人不能不想起《人到中年》里的女医生陆文婷，在那部作品里，谌容通过陆文婷丈夫说出了对眼科医生的最高赞美，“你使千千万万人重见光明，你的工作就是一首最美的诗”。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却是当下社会对医护群体极度缺乏理解、缺乏尊重，甚至缺少保护。

在工具理性日益控制一切的时代里，非理性也在与日俱增，幸福并没有变得唾手可得相反日渐复杂，价值和意义也在专横的市场里日益沦丧。医生能医治病痛，却治不好这个社会的痼疾。《中国医生》最初的片名是《医心》，中山医科大学校门红楼上有一副对联：“救人救国救世，医病医人医心，”相较于依赖科学进步的现代医学事业，医心不仅是医生的最高信仰，也是大量文艺创作的终极追求，正如鲁迅之弃医从文。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已经慢慢发现，狄更斯在《双城记》里描述的并不是某一个特定的时代，而是我们现代人类面对的每一个当下。生与死、善与恶、爱与恨、和谐与冲突、秩序与混乱、确认与怀疑、真知与谬误、感情与理智、献身与畏缩、社会需要与个人欲望等二元结构依然支配着人们对社会的普遍认知与理解，纪录片中外科手术的微创镜头已经可以轻松探入人的心脏，“人心”仍然充满未知、混沌、隐蔽与模糊，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中国医生》纪录片也许更接近于一位医生，而不是一位歌唱者，以镜头做听诊器与手术刀，以真实记录指向了人文关怀。

（作者单位：广东技术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