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2年4月17日的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传来了杰出的政治人物桑德兰阁下（Lord Sunderland）突然逝世的消息;又过了两天，他最小的、仅两岁的儿子（也是由他当时的现任夫人所生、唯一存活下来的儿子）——“尊敬的威廉·斯本瑟”（William Spencer）——也病逝了。这一连串发生的事件让人震惊。桑德兰的第一任夫人便死于天花，她的整個面部都被病毒毁容。当时，在孩子接种时，桑德兰还亲自照看过整个过程。有报道说，他的孩子临死前，几度抽搐，后来，终究因敌不过天花病毒而死亡。《苹果蜂报》（Applebees）则声称，桑德兰之子死于接种这个闻所未闻的做法，接种就如同一种新式的犬瘟热，这个年幼的贵族家庭的孩子就这样被拿来做实验，惨遭毒手，要不是因为这个危险的接种，他哪会如此短命呢。4月28日发行的《苹果蜂报》还刊登了一则恶毒的编者语，其中使用了“有伤风化”“谋害”等字眼;另有五则消息提到桑德兰孩子的死，也最早提出，效仿波士顿做法，采取行动，将接种定为违法。《伦敦日报》也在当日刊登了一篇文章，抨击说，接种符合土耳其的独裁逻辑。这种攻击，和前面所述的将新门试验和土耳其的军事征服相提并论，是同一个论调。桑德兰和儿子感染天花病毒，而后相继死去，一连几个星期，一直是媒体关注的焦点，而这样的新闻又和年幼的公主康复的消息交相出现。媒体对父子两人死因的设想虽然不如《苹果蜂报》那样口无遮拦，却也喋喋不休。一个出身贵族之家的孩子，死亡证书由一个非正式的医生签署，这件事在两年以后，仍然让接种的反对派们怒气冲冲。

威廉·斯本瑟死后整一个月，另一名接种者——巴瑟斯特阁下（Lord Bathurst）不到二十岁的仆人也去世了。玛丽夫人本人在一篇没有署名的文章中，提及这两起接种死亡事例，詹姆斯·朱林对此也有过记录。这是对天花接种危险性认识的最早依据。然而，说那个仆人死于接种，也许是没有根据的;把那个孩子的死亡归罪于接种，也极有可能是错误的。仆人在接种当日有发烧的现象，这说明他可能已经从巴瑟斯特接种过的孩子那里染上了病毒。威廉·斯本瑟从接种到死亡，中间历经了19天，他身上的脓疮基本消退，验尸结果还显示了他发病的其他原因。而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他父母两边家庭的亲戚都毫不犹豫地为其他的孩子们做了接种。

1722年夏，天花在中小城市横行，接种也随之普及，支持和反对接种的两种对立势力继续争论不休，每一方都极力驳斥对方的粗暴话语。反对方的言辞有些类似詹姆斯党派的论调，故意激起不安和怀疑的情绪，攻击对方时，夸大其词;而支持方的话语顺应洛克（Locke）和皇家协会所代表的18世纪前期崇尚理性的思想，表现得友好、适度，常在攻击对方时使用反讽。

天花接种这一出自东方文化、由女性经手的舶来品，却在遭受多方攻击的同时，也得到了支持。支持方认为，接种对控制病毒的传播有积极作用。反对者将这种抗病毒的新形式妖魔化，支持者却赋予它男权的文化权威。

将接种妖魔化的文章，借助了表现种族和性别歧视的语言。在波士顿，非洲人被称为“骗子”，他们的经历太不可靠，和黑奴的身份脱不了干系，不可信。有书籍的扉页上还写道，这是魔鬼出非洲了。在英格兰，弗兰西斯·豪哥莱巫（Francis Howgrave）将接种称为“邪教做法”。受聘于一家名医院的瓦格斯达夫（Wagstaffe）和艾萨克·梅西（Issac Massey）直截了当地谴责梅特兰和其他接种实施者向政府索取支持，并从病人那里牟取暴利。他们视接种等同于流产，称其为“人为消减国家人口的做法”。还有些人说，接种是谋害性命以获得遗产继承权的手段：很多有子女的人为了得到地产，毒死两三个孩子，也是有可能的。埃德蒙·梅西（Edmund Massey）为讨好皇族，希望公主们接种半年以后身体状况并未好转只是谣言，但他又肯定，情况确实如此，公主们接种以后，健康的确不如从前了。瓦格斯达夫认为，接种悄悄地传播毒害，和那些民族一样，他们最有名的就是擅长这种手艺。捍卫者、继父继母、弑君者、土耳其人这些话语搅和在一起形成的慌乱和恐惧，威胁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对女性的歧视是这场话语征战中的主要构成部分。有人假想，天花可能来源于被经血污染的胎儿;一个经期女性作为天花的病源或被接种者，可能给接种带来恶果。约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借用伊甸园的故事说，接种就是毒蛇引诱夏娃的那个黄苹果。

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也随着支持和反对接种两种态度的对立而激化。新门的犯人接受接种是违反规定的做法，反映出底层人和当权阶级的对立;实施接种也反映了富有的权力阶层对犯人——也是穷人——的剥削。还有报道说，有人出钱贿赂一个女乞丐为她的孩子接种，被她愤怒地拒绝：“我愿把我的孩子交到万能的上帝手里，让你的金钱和你去死吧！”巴瑟斯特（Bathurst）家的一个仆人被主人劝说接受接种，主人给他10英镑作为补偿，他最后却没能活着拿到这笔钱。

这场关于接种的征战中，最著名的是艾萨克的侄子埃德蒙·梅西在一次讲道中发表的言论。梅西的反政府言论臭名昭著，在应英国国教高级牧师亨利·萨谢弗雷尔（Henry Sacheverell）之邀讲道时，他称第一个实施接种的人为魔鬼。将撒旦书写成疾病的制造者，并巧妙地把接种和撒旦相提并论，尤其是他所说的，接种就是让病人摆脱对上帝的依赖，梅西的神学天赋可见一斑。正如梅西自己看到的，没有哪一个医学理论能如此令人信服地解释接种的做法。

梅西的极端言论，反映出反对接种所包含的意识形态。他相信疾病有两种精神层面的功能，神明的惩罚或考验，就像人的工作一样。对天花的恐惧是好事情，没有这种恐惧感，人就会少一些正直。接种者其实就是利用神的权威，助长不虔诚的、依赖自我的做法。这些言论在波士顿早有流传，而且不断重复，一直到后来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时期，其实就是主张无所作为，听天由命。梅西没有讨论医学方面的因素，没有考虑接种在实际情况下会有什么危险和不确定因素，只是在讲道时推荐了瓦格斯达夫的一篇文章，此人出自一个没有宣布对皇族效忠的显赫之家，并且和支持接种的汤姆斯·多佛（Thomas Dover）有私仇。

梅西和瓦格斯达夫的对立面则显示了相反的意识形态立场。本杰明·科尔曼（Benjamin Colman）曾对玛丽夫人在接种方面所做的工作有过简明的介绍。他从神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将接种视为天花死亡率增长的罪魁祸首，是基督教神学变体论以来最大的伪命题。詹姆士·贝克（James Baker）全面否定梅西的观点，引用辉格党人吉尔伯特·伯内特（Gilbert Burnet）在皇家講道的内容，说明教士之间企图串通一气诋毁接种的心机。玛丽夫人的朋友、有着保守党人身份却出人意料地支持接种的阿布诺（Arbuthnot），批评梅西用歪曲神圣宗教中不争事实的做法，维护小团体利益，并顺应主流思潮。他引用在梅西之前发表过对接种看法的、来自波士顿的马瑟（Mather）的文章，也认为对方的态度有误：那些主张禁止接种的医生，反对使用安全有效的控制天花病毒传播的方法，他们本身就好像被魔鬼附了身，捆住了手脚。

关于年幼的爱德华·沃特里·蒙塔古（Edward Wortley Montagu）接种一事，梅特兰的文章中有玛丽夫人未曾提及的一个细节：他的柳叶刀在孩子的臂膀上进行接种操作时，比之前一个女接种者用刺血针在孩子另一只胳膊上操作的效果更好。不管这个细节是否属实，它将专业人士和东方民间女性接种者以好坏的标准划分开来。阿布诺在为斯隆所做的记录中写道，瓦格斯达夫缺乏经验，无法做出准确评判，行文中充满皇家协会惯常的繁复客套的措辞。阿布诺铿锵有力的辩驳，以医学理论和他对意识形态的把握做支撑，并在陈述事实、说明具体日期和案例的同时，引用了皇族接种的事例。瓦格斯达夫在文中贬低无知的妇人和目不识丁的土耳其人，阿布诺对此反驳道：奎宁就是一个“野蛮的”印度人介绍给总督的，比起J.克劳夫（J.Crawford）不让女性染指接种的做法，这种有谋略的做法似乎更有说服力、更具胆识。

克劳夫的言辞风格是属于温和型的。他批评瓦格斯达夫文章的格调，认为极端的诽谤也是对他们本身立场的攻击。约克郡的托马斯·内特尔（Thomas Nettleton）在1722年接种的人数超过了梅特兰，他称反对派很多是“诚实善良的人”，认为只要他们凭良心，就不会忙着四处散布关于接种的错误的、毫无根据的报道。

佩洛特·威廉姆斯（Perrott Williams）希望他的读者在不带偏见、冷静考虑对方的攻击诽谤时，也能理智地表现出一些热情。针对瓦格斯达夫的英格兰至上的论调，他认为，意大利和法国之所以对来自土耳其的报道没有任何反应，是因为天主教教堂的势力所为。他回顾了哈维（Harvey）、西德纳姆和主张医疗进步的其他人士遭遇的嘲讽，感慨道：期待接种的人得到赞许几乎是荒唐的，就好比期待人性一天比一天更好一样不可能。他还说，瓦格斯达夫的野蛮程度和西北高加索地区逊尼派穆斯林人旗鼓相当，却不符合他本人笔下赞美的英格兰民族的文明风范。威廉姆斯改变了接种的边缘地位，将其提到了核心地位。

对接种的积极作用最有效的肯定，不是通过意识形态立场来辩驳，而是借助统计这门新科学去论证。阿布诺试图从这方面入手为接种辩护，不久在詹姆斯·朱林那里得到进一步扩展和提高。詹姆斯·朱林于1721年末成为皇家协会秘书，当时正处于接种争论的第一个高峰期。詹姆斯·朱林查看了近50年的死亡记录，计算出天花病毒导致的人口死亡率。他查出，截止到1723年2月，在英格兰接种的人数达182人，实施接种的是15人，其中有医生、外科大夫、药剂师、1名神职人员、3位业余无名氏，其中1人为女性。1724年有483人接受接种，由34人实施，其中两名是女性。詹姆斯·朱林怀疑桑德兰之子或巴瑟斯特的仆人是因接种而死，就算他将这两例死亡也算在内，显示的结果表明，91例接种里也仅有1人死亡。

詹姆斯·朱林公布每年的调查结果，一直持续到1727年（之后的两年由J.G.舒易希策尔接续）。他的结果显示，英国各郡在统计接种率时，都忽略了伦敦的情况。他反对接种导致感染并因此加速天花传播这种观点，对天花病例减少、接种也应该减少的看法表示担忧;他主张用数据说明问题，倡议挨家挨户走访调查天花感染的情况及其死亡率。

詹姆斯·朱林在1723年发表的文献显示，在威尔士的彭布鲁克郡也有接种的情况存在，并且自古以来就极为普遍。他的统计中只列了这个地区非专业接种的两个案例，没有过多涉及会影响接种形象的非专业的、民间的操作环境。他说到了土耳其和新英格兰，没有提到非洲。1724年，他逐个调查了9起所谓由接种导致的死亡，对每一种情况都提出了疑点。在数据统计的基础上，他也用文字的力量传达了自己的观点：把任何具体事物强加给世人，都是毫无善意的，恶劣的;但在危及人类性命的事情上欺骗他们，则是最最值得憎恶的邪恶之举……每一位以医生的身份光荣地为自己的国家服务的贤德之士都会考虑，当朋友和病人将他们和他们的子女的生命交到自己手中时，违背神学精神的行为是否会损害自己的声誉，拯救他们的性命是否合法。詹姆斯·朱林在表述医生的身份时，使用的是“他”（he）、“他的”（his），接种职业在他而言，还是男性的专利。

接种论战的双方都排斥女性插手这一医事。玛丽夫人发表过一篇关于接种的重要文章，但是，作为上层社会的贵族，她推行接种比发表有关接种的文章更加积极。在文字上的隐晦表达遮掩了她在接种方面的贡献，而她的贡献一经展露，主流的、单一学科对接种的研究便显示出其局限性。她与男权文化斗争的武器都是非专业的，这包括她和卡洛琳公主的关系、广泛的社交圈、和子女的关系，以及她海外人的眼光。

早期做了天花接种的人员名单，反映了玛丽夫人广泛的社交圈。接种先从和她年龄相仿、志趣相投的女性开始。桑德兰第三任夫人朱迪丝·笛希伯（Judith Tichborne）所生的儿子幼年死去，她就是玛丽夫人朋友圈中的一员。玛丽夫人这段时间写的一些闲聊的书信中，提到她和妹妹玛格丽特·普尔特尼（Margaret Pulteney），后者在1727年曾给自己的一个孩子接种。她们的另一个同辈的姐妹夏洛蒂·阿米莉亚·笛希伯恩（Charlotte Amelia Tichborne）是卡洛琳公主寝宫的侍女，也为自己的孩子们做了接种，其中一个孩子后来成为玛丽夫人经常通信的好友。玛丽夫人婚前传阅过夏洛蒂·阿米莉亚的姐姐玛丽·蒙克（MaryMonck）的诗歌手稿，诗歌后来出版时是献给卡洛琳公主的。和蒙克同辈的一名亲戚——沃尔特——后来向玛丽夫人咨询过财政方面的问题，他的儿子也尊玛丽夫人为教母，她后来的巨幅肖像画就是这个儿子安排约翰逊·理查逊（Jonathan Richardson）为她所绘。

这种无序的关系网还往另一个方向延伸。桑德兰的侄女夏洛蒂·韦斯（Charlotte West），人称德拉瓦夫人（Lady DeLaWarr），和莎芙（Sappho）一样，品行贤德，是玛丽夫人很亲密的朋友。德拉瓦夫人1721年出嫁，1722年5月26日为长子接种，与卡洛琳公主和夏洛蒂·阿米莉亚·笛希伯恩一样，都属于最先为自己孩子接种的。

玛丽夫人在给妹妹的书信中，说到她们共同的朋友比宁夫人（Binning），比宁夫人的孩子——也是她俩的侄子（其父亲爵位的继承人）——和不同母的妹妹都接种过，这也是这些书信中提到的仅有的接种事例。玛丽夫人也说到，整个城镇的人都来找她帮忙，寻求她的支持。她书信中涉及的有性取向问题和其他问题的人，常常是自己给孩子实施接种。保守地估计，詹姆斯·朱林的记录中有20个接受接种的人都和玛丽夫人有关（这不包括我即将详述的其他人），而且米勒所著的《接受接种》（Adoption of Inoculation）中的名单也证实了这一数字。

玛丽夫人少女时代六个好朋友家中的孩子都接受过接种：唐森德的子爵夫人多萝西·沃波尔（Dorothy Walpole）、约克的安妮·汤普森（Anne Thompson）、安卡斯特的公爵夫人简·波提（Jane Bertie）、拉特兰公爵夫人露西·麦纳斯（Lucy Manners）、博尔顿公爵夫人安妮·波利特（Anne Powlett）、多赛特公爵夫人伊丽莎白·萨克维尔（Elizabeth Sackville）。安卡斯特公爵的未婚妻感染天花病毒而死，10个月之后，公爵娶了她的一个亲姐妹，也就是现任的安卡斯特公爵夫人。公爵夫人和玛丽夫人都很清楚这一事实。多赛特继承人接种的天花病毒也是来自巴瑟斯特家的仆人。巴瑟斯特本人、赫维勋爵、罗伯特·沃波尔爵士和当时的切斯特菲尔德勋爵都是玛丽夫人男性朋友中为自己孩子做过天花接种的。一个4岁的孩子又哭又闹，拒绝接种，让人费尽力气，他的父母——年青的马尔伯勒公爵夫人和威廉·康格里夫（William Congreve）——也是玛丽夫人的朋友。23岁在达勒姆接种的吉恩·鲍斯（Jean Bowes），是爱德华·沃特里·蒙塔古煤矿生意合伙人的家庭成员。哈利法克斯的第二位伯爵乔治·蒙塔古于1726年接种，他4个女儿的继母和自己的母亲都死于天花。12年前，天花也威胁到玛丽夫人的健康。

除了达勒姆和约克，玛丽夫人直接的影响还波及索尔兹伯里。在那里接种的包括她的4个表亲和哈里斯家的人，其中1人还因此和玛丽夫人建立了长期的交往关系。接种名单里还注有她孙女的话：“所有和玛丽·沃特里夫人认识或声称认识她的人，都曾恳求得到她的意见和指导。”

玛丽夫人在给她妹妹的书信中很少提及接种，这说明她主动掩盖自己推行接种的事情。她为女儿接种的时候，家里正在经历一场比这更损害她名声的事。她说，她没有能力管其他事了，因为，她自己家里已经乱套了。新门接种试验那段时间，她还被麻烦缠身，可她却说自己在享受乡村度假的闲适和美好。她在1722年4月又去乡下，信中对桑德兰的死和接种总体上的成功只是一笔带过。她在4月19日到24日之间写的信件中，没有提到她儿子可能因为接种不成功而死，这说明她有可能在故意隐瞒这件事，除非这段时间她还写过其他的书信。还有，在梅西讲道那段时间，她的信件也似乎有类似的隐瞒：“在这死亡季节，不可能有什么好消息给你。”她指的是，一个没有接种的晚辈因天花而死。玛丽夫人对接种话题的规避，或许是书信体裁的限制，或是她和妹妹的关系不适合谈论关于接种论战的话题。只是后来她的家人坚持把论战的经过记录保存了下来。接种的支持者们竭力抹去她和其他女性对接种的贡献，同时，她也有意隐蔽自己，不愿在接种的事情上过多地抛头露面。

她还有一篇著名的文章，题为《一个土耳其商人接种天花的道白》，文章署的是别名，也因此直白得令人吃惊。没有其他文章如此直言不讳地批评内科医生的狡诈和无知，如此鲜明地将在君士坦丁堡和伦敦实施接种的过程做对比：在君士坦丁堡，接种是免费的，无须过多准备，也无人死亡，由年老的护士操作，除了针头附近，身体并没有其他地方感染;而在伦敦，接种的价格昂贵，准备过程繁琐，包括让病人排空腸胃、放血排毒、酒精消毒，由专业医生全程操作，并大剂量向伤口处注射。玛丽夫人在文章中写道，土耳其女性的接种方法更贴近自然，她们的操作理智有序，往往都很成功;伦敦的接种方法急功近利，已导致两人死亡，她认为这和谋财害命毫无两样。

接种者都宣称自己的做法顺应自然，但玛丽夫人认为土耳其的接种方法更自然，而英格兰的做法却与自然相违。尽管她和其他接种支持者一样，站在理智的立场上言说，她的语气却并不温和。在这场论战中，她文章中隐含的世界观相当独特：她捍卫理性，却和她的同盟处于不同的理性范围，使用其对立面狡诈、男权、暴力的话语模式言说自己的观点。

她的医学观点尽管不为大多数人接受，却似乎是正确无误的。阿布诺、内特尔顿和其他人都建议，接种剂量要小，切口要小，尽量减少用药，避免排泄、放血、呕吐、起疱、血流不止。后来，温和的接种方式不断被作为全新的模式推广，取代老式的、粗暴的大剂量接种模式。没有记录说明，老式的做法最初是否始于英格兰，或者获取利润是否是它流行的最主要的原因。

年幼的爱德华·詹纳在准备接种时身体经受的痛苦，加速了接种程序被天花疫苗取代的进程。拉塞尔（Razzell）曾撰文陈述疫苗技术对安全接种的重要影响。而18世纪第二个10年的专业人士中，没有谁愿意相信，东方接种的发明者（和后来20世纪疫苗使用者）不需要排泄、放血，也不会有呕吐、流血不止的情况发生。玛丽夫人所处的社会阶层和她的女性身份赋予她非同寻常的批评自由，她面对的是她文化中的劲敌——认为治疗本身就是暴力清除疾病。她孤身一人反对用西方的形式改变她从东方引进的天花接种技术。在今天，她的观点——过度用药对健康危害极大——无论在文化层面还是科学层面，都具有相当的说服力。

玛丽夫人回到英格兰以后四到五年内，几乎没有一天不对她的爱国之举表示后悔。她发誓说，如果她知道自己将经历的困惑和遭受的迫害，甚者攻击，她根本不会那么热情地把接种技术带回英格兰。

这些攻击也来自受男权思想控制的妇女和社会底层人。玛丽夫人将小女儿带在身边，以更好地照顾她，避免她感染天花病毒，因此，她的女儿从小就看惯了护士和仆人对接种不信任的态度，姑姑、姨妈、奶奶们都以医生和药剂师的话为权威，对接种明显敌视。她的女儿——玛丽夫人的外孙女路易莎·斯图尔特（Louisa Stuart）夫人——曾写道，自己为孩子接种，不仅遭到男性专业医疗人士和教会牧师的指责，而且受到普通百姓的嘲笑，他们被教唆认为她不是一个正常的母亲，竟然拿自己孩子的性命开玩笑。玛丽夫人没有向她在海外的妹妹透露众人对接种的敌视，她丈夫肯定也无法接受这种情况，她本人对此也应该是十分痛苦的。

各种各样关于接种的赞美之词，也同样让人不敢恭维：政论文的写手们发出的声音令人难堪;蒲伯的赞许昙花一现;伏尔泰《关于英格兰民族的书信》一书中过分的祝贺既有嘲讽意味，又自相矛盾;还有的作者为了寻求资助，发表极度热情的奉承之作。理查德·萨维奇（Richard Savage）在对玛丽夫人和接种大加赞美时，将她的美貌和智慧分别评论，一方面对非主流医疗举措的积极意义予以肯定;一方面却也摆脱不了传统的性别视角，在意识形态立场上显示出错位现象。

艾伦·希尔（Aaron Hill）是玛丽夫人推广接种的主要当代评论者，他的赞美不仅基于性别，而且不乏对女性的歧视。无论在诗歌中还是在政论文里，他都毕恭毕敬以全名称呼她，然而一个贵族夫人的名字在政论文中出现，意味着她不守本分，即不老实待在家里，却参与到政治游戏中。谈到对接种的排斥，艾伦·希尔对专业男士只字不提，而只说，反对接种的是老妇人，或者老处女，她们因为天花留下疤痕，没有嫁人，因而希望别人也和她们一样都感染天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艾伦·希尔一边表扬玛丽夫人热衷推广天花，另一边却在谈到她的反对派时，只说了女性。艾伦·希尔还在性别歧视上加上种族的偏见，毫无道理地将这些女性等同于“丑陋的印第安人”。在他看来，从天花病毒手中拯救性命，好比保护一种投资，即父母对孩子的投资，或者国家对公民的投资。总体而言，他的文章将男性科学家的所作所为归为拯救生命，而将玛丽夫人的贡献归为拯救容貌。他的诗歌也是如此格调，说缪斯女神们嫉妒玛丽夫人的智慧，更嫉妒她的面容（他忽略不提天花已在玛丽夫人脸上留下了疤痕）;然后，由于沉迷于她的美貌，她们求阿波罗把接种的艺术送给她做礼物。就这样，在艾伦·希尔的笔下，玛丽夫人从传播接种技术的使者被贬为一个女性的躯体。

英格兰女性在普及接种中的作用从没在土耳其得到认可，在本土也没有持续多久。詹姆斯·朱林的记载中，15岁的纽伯里（Newberry）小姐多次闹着让父亲用更传统的方法为她治疗天花，父亲没答应，她才成了唯一一个自己给自己接种的案例。詹姆斯·朱林提到的两个给人接种的女性，也只做了几年就停下来了。在当时，玛丽夫人不太有可能联合不同阶层和背景的其他女性持续推广接种。

后来，又发生两例死亡事件，可能和接种有关，让玛丽夫人备受打击。一个是11周大的埃塞克斯勋爵的继承人，于1728年4月接种后死亡;一个是5岁的布里奇沃特公爵的继承人，1731年5月死亡。令人费解的是，他们都是家中第二任夫人所生，这些夫人的长辈玛丽夫人都很熟识，接种安全应该不是问题。18世纪30年代期间，天花的感染率和接种的实施率都比18世纪第二个10年有所降低。关于玛丽夫人推行接种的事情，还偶尔被讨论这一话题的人们提起，蒲伯所说的“被她的爱中了病毒”也还余音未断，他对玛丽夫人新一轮的攻击远远超过了后者的医疗作为。蒲伯死后10年，也是玛丽夫人离开英格兰15年之后，天花再次横行肆虐，又引起了关于接种的新一轮论战，玛丽夫人的名字再次随之出现。

至此为止，接种的推行已经有企业界参与，几乎到了流水线作业的程度;医疗进步成为不争的事实，没有人再否认这一点。1754年，詹姆斯·伯吉斯（James Burges）和詹姆斯·柯可帕特里克（James Kirkpatrick）读了斯隆的著作都知道，不是大使，而是大使的夫人——玛丽夫人——细致询查了解了接种的所有情况，将它从土耳其带回，向她自己的国民引荐推广这种方法。她老一辈长者的身份、离开英格兰在海外生活的经历，以及当时她新近出版的诗集，都让这两位詹姆斯更有勇气慷慨地、指名道姓地赞美她在接种方面的贡献。他们把她敬为缪斯女神，比希爾带有民族主义爱国色彩的、新罗马帝国语调的赞美更高一筹。这种赞美后来成为公共卫生的话语模式，伯努利（Bernoulli）发明的“公民生活”（civillife）一词，就源于此，用来指人为国家服务的时段。

私人因接种获益，和公众对接种的热情，都有赖于医疗进步的信念，玛丽夫人和她的同辈人在这方面可能是先驱，却不是楷模。1738年詹姆斯·柯可帕特里克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实施接种时，自我表功地传言说，接种在英格兰已经消声匿迹，是他把接种引进英格兰，让它又死灰复燃。（米勒后来否定了这一说法）詹姆斯·柯克帕特里克用贬低前辈的方法提高自己的名声，生怕他们的光辉会暗淡了自己;玛丽夫人同辈的接种实施者们忽略了她和女性的贡献，而詹姆斯·柯克帕特里克虽然赞扬了玛丽夫人，却对斯隆、米德和阿布诺的功劳只字不提。

玛丽夫人去世以后，她和女儿比特（Bute）夫人的全名在激烈的商业竞争环境中被用来打造商业品牌。罗伯特·侯顿（Robert Houlton）在他关于接种的讲道前言中，将丹尼尔·萨顿（Daniel Sutton）指定为负责普及接种的第二代牧师。丹尼尔·萨顿全家都从事接种工作，他们的支持者遍及全国范围，用现代的语言说，接种也是丹尼尔·萨顿的家族产业。罗伯特·侯顿满怀激情地说：成千上万的接种者、温和的丈夫、充满爱心的妻子、慈祥的父母、孝顺的子女都将玛丽夫人的名字深深刻在他们心上，并会永远对她心存感激和赞赏。（只有丹尼尔·萨顿在这方面能和她齐名）贵族之名为接种服务的销售添彩，玛丽夫人有关接种的观点重新成为人们讨论的话题，但却没有人明确指出，这些都是玛丽夫人的观点。萨顿家族和玛丽夫人同样主张用温和自然的方式接种，但前者却声称，这是他们最先提倡的方法，在他们之前，没有人如此简化准备程序，并使用小剂量接种，萨顿家族在1755年发现新方法之前，接种一直是不正确的，危险的。

蒙塔古——即玛丽夫人——在写天花的那篇文章中，批评利用接种在医学职业领域中急功近利的做法，这也是女性在接种方面的贡献。她对专业医生的批评态度和题为《接种的胜利》这本书的观点相一致。这部著作是以隐喻的形式为玛丽夫人而写，由伦敦J.佩恩出版社（J.Payne）于1767年出版。作者卡德沃斯·布鲁赫（Cudworth Bruch）说，他这本书以书信体写给玛丽夫人，书中的叙事者刚为自己的孩子们接种以后，梦见邪恶女神天花被名为接种的新神击败。正义和邪恶在蒙塔古关于天花的文章中也是如此分明，邪恶的力量受到追求财富的腐败医生的支持，他们大肆恶意诽谤，歪曲事实，损害她的形象;正义的力量仅有五六个医生为代表。新神的降临将哥特式的恐怖转变为甜蜜轻松的气氛，健康神身着高加索风格的服饰，由一位身穿英式长裙的女性人物引领，也向接种神伸出援助之手。叙事者在梦中询问，这位给人接种的善良人是谁，然后听到“蒙塔古！蒙塔古！”的叫声，醒来时满心欢喜。这部作品巧妙地捕捉到女主人公本人对接种斗争的理解。

同样有意思的是，这部作品在前言中透露了玛丽夫人和一位不知姓名的乡村药剂师之间关于医疗话题的书信来往。在她的社交圈中，除了朋友、父母、赞美她的诗人和以她为名的辩论者，她还和启蒙运动时期的男性学者——多数是外国人——有断断续续的交流。伏尔泰（也是天花幸存者）在将她树为“为人接种的母亲”和“接种之母”的女英雄之前，于1727年曾和她有过交谈。也是在1727年前后，她还有可能和年轻时的西奥多·特龙金（Théodore Tronchin）见过面，特龙金后来是欧洲最主要的接种倡导者，也最先把接种引入阿姆斯特丹、日内瓦，最后在巴黎被普遍接受。西奥多·特龙金有一次去英格兰，就是通过玛丽夫人介绍，结识了理查德·米德医生，之后又去特维克纳姆别墅拜访了蒲伯。玛丽夫人是蒲伯的邻居，也自然可能是西奥多·特龙金的下一位拜访者。法兰西斯克·阿尔加罗迪（Francesco Algarotti）在18世纪30年代曾拜访过蒲伯和玛丽夫人，尽管当时二人之间的敌对关系已经人尽皆知。

西奥多·特龙金拜访玛丽夫人还只是假设。即使真有此举，它对西奥多·特龙金1748年才开始推行接种也可能只起到有限的影响。在那之前的6年时间，玛丽夫人在日内瓦和西奥多·特龙金同辈的一个表亲是朋友。这一连串的事情说明，在人们都认为她在海外很孤独的那段时间，她已经开始倡导接种的工作了。在意大利时，她继续关注着医生和病人联系的方式，也正好在这段时间，意大利发生了一场母亲为孩子接种的运动，只是当时玛丽夫人在布雷西亚，而运动主要发生在乌尔比诺和佩鲁贾。唯一见证她在意大利直接参与接种的文献，出自巴多罗买·德·多米尼塞提（Bartholomew de Dominiceti）之手。他很骄傲地说，在1749到1750年间，他曾和玛丽夫人详细谈论过接种的过程。

在医疗方面，玛丽夫人在海外享有很高的声誉。书写医疗方面题材的欧洲作家，和伏尔泰一样，提到她时都充满仰慕之情。安吉洛·贾迪（Angelo Gatti）更进一步，为接种增添性别色彩，将女性以轻柔的、东方的手法成功实施的接种与伦敦新兴的接种方式区分开来，后者复杂繁琐，往往加重病人的病情，甚至导致更多人死亡。他的操作遵循自己的准则，尤其受到社会上层——特别是女性——的青睐，他反对世俗之见和权威的操纵，将性命攸关的事情当儿戏。

这种非同寻常的做法，和国家免疫机构的主任詹姆斯·莫尔（James Moore）对这段天花历史的书写相一致。詹姆斯·莫尔的文章是为詹纳而作，但他肯定了玛丽夫人才智非凡，是她在整个欧洲范围内进行了一场防治天花的革命。他不把玛丽夫人的成就仅仅视为詹纳所做的贡献的附属品。詹姆斯·莫尔像贾迪一样拥护女性，像布鲁赫一样在医疗职业方面具有批评眼光，也像伏尔泰、特龙金或多米尼塞提一样是个民族主义者，莫尔毫不迟疑地承认玛丽夫人的贡献，可谓不一般。詹姆斯·莫尔从事多方面的社会活动，精通医学历史，博览各种文化书籍，其著作的卷首插图使用的是印度天花女神的画像，他还一直强调异国民间医药和由女性主管的接种历史的重要性。

詹姆斯·莫尔对西方医学的批评是令人信服的。他写道，哈雷法克斯的内特尔顿增大了切口的尺寸，让接种成为一种残酷、让人难以把握的手术，直到后来梅特兰先生受到土耳其拜占庭方式的影响，改为用手势轻微的针刺方式为人接种;他还批评内特尔顿从历史上找原因，企图说明接种前让病人通过腹泻和放血排毒的做法有据可循，然而，这一历史原因却是毫无科学道理的。莫尔还十分具体地陈述，那时候所有私下由男士、僧人和年长的妇人实施的接种，都无一例外地成功，后来的江湖郎中也同样幸运，他们接种的病人中，没有一人死亡;印度斯坦的婆罗门和阿拉伯荒漠的妇女都不给接种病人用药，但这种简单的做法却没有在英格兰存留太久。

对接种的这番见解却在最近被遗忘了。米勒关于接种在欧洲传播的正史尽管认可女性作为家长参与其中所做的贡献，而且引用马修·马迪（Matthew Maty）1750年的文章强调皇家支持的重要作用，却从官方立场贬低了玛丽夫人和卡洛琳公主的成就。米勒公开指责玛丽夫人对专业医疗系统的敌视态度，认为接种数量逐渐上升和简单的门诊操作程序、细致复杂的准备工作和住院6个星期的护理有关，对费用的增加只字未提，对潜在的危险也无任何提示。

1957年米勒的文章虽然承认历史相对论观点，认为特定的历史语境决定历史学家对其研究对象的态度，对历史叙事有所歪曲，但其文章的总体论调听起来仍然仅仅只是在为医生言说而已。1980年庆祝消灭天花，米勒出马，为玛丽夫人定位，将功劳全都给了斯隆和专业医疗系統。当代的许多评论家都步其后尘，例如威廉·拜纳姆（Bynum），他说玛丽夫人引进的接种方法是危险的，而18世纪50年代萨顿家族发明的方法才是更加安全、价廉、更合情合理的。

除了拉塞尔以外，今天的医学历史学家的论著读起来仍好像他们和早期支持接种的医生是盟友一般。那些医生虽然做出过非凡的贡献，值得后人的感谢，现在也是重新得到合理的评价的时候了。作为一个群体，他们接纳的是一个安全的接种程序，却将它变得更危险;他们毫无疑问和接种反对者充满性别和种族歧视的话语势不两立，却使用了对立、排他性的论调和文风，否认了女性、非西方和非专业同行的贡献。我们见证了天花的消失，却仍需要更公正地解读医学历史，澄清分歧。

（伊莎贝尔·古琅迪 亨利·马歇尔·托里荣誉教授 阿尔伯塔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