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医药深度介入到新冠肺炎诊疗

全过程的独特疗效

西医治疗新冠肺炎在还没有特效药、疫苗出现之前，无法针对病毒，主要提供支持疗法，包括呼吸支持、循环支持、营养支持等生命保障。而中医基于其不同于西医治疗机制的独特优势，却能在对症治疗上大显身手。

2003年抗击非典时，中医最初是完全缺席的，广州中医药大学的中医大家邓铁涛上书中央，提出应该让中医也参与到非典的治疗中。中央采纳了邓铁涛的建议，并任命他为中医专家组组长，中医才开始参与非典治疗。事后比较广州中、西医治疗非典的效果，西医用激素治疗，一方面死亡率远比中医高;另一方面治愈后也带来股骨头坏死等后遗症，而邓铁涛所在的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用中医治疗非典病人，则做到了“四个零”：零死亡率、零转院、零感染、零后遗症。病人零转院，意味着绝非把轻症病人留下而把重症病人转到西医院。

针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医的参与也略显滞后。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呼吁：“此次疫情中医虽然与非典时相比参与得更早，但还是晚了一些，以后有类似情况，中医一定要早介入，而这需要制度方面的保障。”基于武汉早期疫情治疗主要是以西医为主，所以，中央明确要求中西医结合，实质上是让中医更多参与。那么，中医更多参与之后的效果如何？

数据显示，中西医结合治疗疗效明显优于单纯西药治疗，体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优势。从死亡率和轻症转重症率的对比来看，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死亡率下降为纯西医组的22.7%，轻症转重症的比例仅为纯西医组的16%。[1] 作为中药通用方的“清肺排毒汤”总有效率高达97%，无一例患者由轻转重。截至2020年3月13日，10个省份1261例新冠肺炎患者服用此方后，1102例得以治愈。其中，40例重症患者服用后，已有28例出院，12例在院治疗，10例症状好转，病情由重转轻。[2]

在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的指示下，中医药深度介入到新冠肺炎诊疗全过程。权威数据显示，中医全面深度介入预防、治疗，以及康复的全过程都取得了显著而独特的疗效。

二、中医思维对于疫情发生的解释

以及对疫情拐点的预测

以寻找作为中间宿主的野生动物作为病毒溯源的方式，这是西医思维。2003年非典暴发，果子狸被认为是病毒源头，所以，政府部署扑杀了广州市场上的果子狸，但在十多年后的2017年又证明非典的源头不是果子狸，而是蝙蝠。钟南山院士提出武汉虽然是疫情暴发地，但不一定是发源地，由于未能找到零号病人，没有发现中间宿主究竟是哪种野生动物，这也就影响了特效药以及疫苗的研制。

中医的思维模式对疫情的发生有一套独特的解释系统，那就是《黄帝内经》的“五运六气说”，简称“运气说”。“五运六气说”是以天干、地支为推演依据的理论模型，推测一年里的天地之气即气候的变化对于各种疾病发生、流行的可能性的影响。五运以当年的天干推算，即以十天干配为金、木、水、火、土之五运，六气是当年的十二地支配为厥阴风木、少阴君火、少阳相火、太阴湿土、阳明燥金、太阳寒水之六气。

人居于天气与地气之间，自然就受到二者的影响。天干地支六十年一甲子，“运气说”是以六十年为大周期的大系统。天气在天的阴阳之气为寒暑燥湿风火，地气则是地的阴阳之气在五行方位的循环运行，即东方生风，南方生热，中央生湿，西方生燥，北方生寒。“运气说”的原理是“顺天察运，因变以求气”，天气、地气相互作用，即唐朝王冰注《黄帝内经》谓“天有六气，地有五位，天以六气临地，地以五位承天”，天地感应，天气下降于地，地气上升于天，才能上下相互召感、交流、循环。五运与五脏相应，五之气太过或不及，出现气候反常，就会影响到人体相应的脏气，若自身正气不足而不能自我调节，就容易得病。五行之气能够维持动态平衡，在于相生相克，某一气若过而偏盛就会导致另一方的偏衰，某一气的不及而偏衰也会导致另一方的偏盛，但因为五行存在相互制约的关系，偏者会得到扶助，偏盛者会受到抑制，即“制则生化”。

六气与五运一样，也存在相互的制约关系。《素问·六微旨大论》论六气“其有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太过”这三类情况，“至而至”就是及时而至，该气所主的季节到来，出现相应的气候变化，春温、夏热、秋凉、冬寒，应时而至之气为和气。冬天该寒而气不寒，就是“至而不至”，夏气过热，就是“至而太过”，至而不至与至而太过，都是属于与季节不相应的反常气候，容易引起疾病。

中医强调阴、阳的平衡，即“中道”，当年的五运与六气若不正、或过或不及等反常气候变化，都容易使人的五脏六腑相应地患有不同方面的疾病。《黄帝内经》的《素问》有言：“五气更立，各有所失，非其位则邪，当其位则正。”五运六气之反常严重，便会出现疫情，即“时疫”，“疫”与“时”联系在一起，就是说疫情发生的原因是气候的反常变化，而非西医思维中作为病毒中间宿主的野生动物。《素问·本能病》记载：“厥阴不退位，即大风早举，时雨不降，湿令不化，民病温疫。”《吕氏春秋·季春纪》也认为：“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中国早在先秦就制度化地设有专业的医官负责应对疫病，《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

从中医思维的角度来看，疫情的发生是受大系统影响，强调人的身体的小系统与天地自然环境的大系统的“天人相应关系”。所谓瘟疫、时疫就是气候失序、失令造成的，冬天之时令该冷不冷，“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冬不藏精，春必病温”，精气在冬天该藏而藏不住，就会出现寒邪之气，造成时疫。今天的环保思维虽常提到暖冬，但对于暖冬危害性的理解远不如中医精深，暖冬的反常气候引发时疫、邪气。科学考察发现，全球气候变暖可能导致很多原来藏在地下、雪山、冰川里的各种不知名的病毒被释放出来。如此看来，中医思维对于瘟疫发生的解释是气候反常的大系统帶来西医思维的微观病毒的出现，中西医在此是“天下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大系统与小系统、宏观与微观完全可以互补。

正是基于天地四时变化对人的影响，中医思维发展出五运六气的运气说，由此深刻体现天人合一的思想。“五运六气说”能以气候的反常变化解释疫情的发生，同时也就能预测疫情变化的拐点与结束的时间，当年邓铁涛就是运用运气说成功地预测了非典结束的时间。以中医思维的“五运六气说”预测这次疫情的结束时间，4月19日谷雨之后一天即4月20日，疫情应该就能结束，再晚到立夏5月5日的第二天也将彻底结束。

《易传》言“极深而研几”，《素问》也说“至道在微”，中医思维如《周易》一样重视几微变化之先兆，在4月20日之前，疫情发生好转的拐点又是什么时间呢？2月19日雨水之后一天即2月20日就有相对明显的好转，3月20日春分之后的第二天则有更彻底的好转，总体上2、3月会是喜忧参半。更细微的变化其实还早于2月20日，那就是2月5日，即2月4日立春的第二天，疫情达到峰值，盛极而衰，成为下降的拐点，意味着极不易觉察地走向好转的趋向。从中医思维对于疫情变化的预测可以看到疫情好转的几个节点与拐点，节气就是节点，这甚至被提炼为俗语，即“瘟疫始于大雪、发于冬至、生于小寒、长于大寒、盛于立春、弱于雨水、衰于惊蛰，完于春分，灭于清明，康于谷雨”。

我们来比较西医对于疫情结束的预测。钟南山院士的预测是4月底，这与中医思维的预测结论一致，在此之前，钟南山院士还做过几次预测。1月28日，钟南山院士第一次预测疫情在一周或10天左右即2月4日到达峰值，不会继续大规模增加，曾光院士也预测下降拐点在2月5日。2月7日，钟南山院士做出第二次预测，从1月23号“封城”开始到2月6号为第一个14天，从2月7号开始再过14天，如果没有新增上升病例，疫情才算得到控制。一个14天不能解决问题，做好第二个14天的防护很重要。上海医疗救治组长、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也认为只要再闷两个星期，就能把病毒闷死。钟南山院士第二次预测的时间与中医五运六气预测的2月20日是一致的。钟南山院士的第三次预测则是疫情峰值可能在2月中下旬出现，五运六气预测的2月5日、20日分别与钟南山院士第一次预测以及曾光院士预测的时间一致，五运六气预测的2月20日则与钟南山院士第二次预测的时间接近。

在疫情重要节点的预测上，中、西医用不同的方法达到了某种契合。西医的思路是基于病毒最长两周的潜伏期、疑似及确诊病人数据统计，以及“封城”带来的变化等数据统计结果进行预测，中医思维则是抓住疫情的发生、变化与气候、时令的深层关系。

三、只差捅破一层窗户纸的中药：

排毒清肺汤就是特效药

如前文所述，西医擅长运用疫苗与特效药应对疫情。在疫苗与特效药研制成功之前，目前的西医治疗无法直接针对病毒，只能提供支持疗法，但中医却能针对不同病情和阶段，用各种打法来对症治疗，并在治疗重症患者上取得显著疗效，这就需要在理论上理解中医的治疗机制。中医不像西医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其治疗不是针对西医诊断的具体病名，而是针对病人的阴阳失衡来调整，中医对于疫情的治疗是扶正祛邪，即扶持正气、阳气，而邪气自然会被祛除。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3月23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黄璐琦答记者问时，专门以数据说明了排毒清肺汤对所有类型的新冠患者的疗效，他说：“首先，第一个方就是清肺排毒方，它来源于麻杏石甘汤、射干麻黄汤还有小柴胡汤、五苓散等，是一个轻型、普通型、重型、危重型的一个通用方。在全国10个省（除湖北省以外），66个定点医疗机构已纳入1263名确诊患者，治愈出院的有1214例，占到96.12%。在57例重症患者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服用清肺排毒汤的临床观察中，其中42例治愈出院，占到了73.7%，无一例转为危重症型。患者的肺部影像学对比显示，服用清肺排毒汤两个疗程（6天）后，53例（93%）患者的肺部病灶显示不同程度的缩小和吸收。根据临床研究的数据，清肺排毒汤在阻止轻型、普通型转为重型、危重型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阻断了病情的恶化，极大地降低了病亡率，减弱了疫情的危害程度。”[3]

中药的排毒清肺汤就是治疗新冠肺炎的特效药，这只差捅破最后一层窗户纸。这种情况的出现是过往中医话语权长期缺失导致的，其中的关键就是中医思维的丧失。此次中医抗疫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中医思维对于疫情发生以及治疗的一套解释系统，这正是中医有效的原因所在。

四、用中显体：

通过数据库、中医新医案证明中医之具体疗效

1.用坚实的数据证明中医的重大疗效

随着深度、全面参与治疗新冠肺炎的全过程，中医已充分显示其疗效，为了进一步提高中医的公信力，需要建立可靠而全面的数据库，以证明全国各省市中医深度参与治理的疗效，否则疫情过后，出于对中医的怀疑心态，人们可能会认为病人是自愈的，或者中医只是部分地对轻症病人或病情恢复有辅助疗效。为此需要以下几个方面的数据：

第一，中、西医疗效的多方位比较。比较非典时期广州的医院分别用中、西医治疗非典的效果，中医在邓铁涛的率领下做到了“四个零”：零死亡率、零转院、零感染、零后遗症。新冠疫情提供了更大的样本来做数据比较，如比较中医参与后中、西医结合治疗与纯西医治疗的效果，也有不少纯中医治疗的案例和数据可用于比较纯中医治疗与纯西医治疗的疗效。由于有当年抗击非典时使用中医的经验，北京第一例治愈出院的病例就是纯中药治疗，这方面的例子在一些中医大省就更多了，需要自觉系统地收集、统计。

第二，中医对轻、重症及恢复期病人的效用。这次使用中医治疗，部分人认为中医只对于轻症病人的治疗尤其是对于病情恢复有效用，后来当西医对危重病人没有特效药而不得不使用中药时，中药显示了重大疗效，大家才逐渐认识到中医对于医治重症病人的重大疗效，这就用实打实的治病效果有力地破除了人们对于中医不能救急的误解。

第三，湖北省与全国其他省市的中医治疗数据。新冠疫情期间，不僅是北京、上海、广州，还有甘肃、河南、山东、江西等省市都在早期大范围用中医治疗，全国还有十个省是清肺排毒汤的试点省。

2.建立新医案

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中西医的结合点究竟在哪里？答案是在具体的“用”即治病上，而不是在体上。中西医作为两套体系，各有其“体”，并行不悖。中医以中医思维做出对于病情的认定，即为“湿瘟”，湿毒之邪致病，而不是取西医的病名，采用望闻问切的诊法而不是靠西医化验，通过病征认定而辩证施治，治疗方法是扶正祛邪，方子是清肺排毒汤，即张仲景《伤寒论》中多个治疗由寒邪引起的外感热病的经方组合而成。

解剖新冠肺炎患者遗体的法医刘良好教授在2月24日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说：“今天（24日）早上钟南山院士给我打过电话，着急，他说我们前线的医生，就等你这个结果了，否则的话我们都不知道，这个治疗到底怎么办，治疗效果怎么评估？”西医对于病毒的认识以及治疗方案的制订，亟须遗体解剖的结果，所以钟南山院士才这么着急。遗体解剖结果显示新冠肺炎患者肺部的肺泡、支气管和肺间质被胶冻状黏液堵塞，换气功能丧失，病人处于低氧或者缺氧状态。对此，西医采用高流量鼻导管氧疗或无创机械通气，但对于肺泡损伤的重症病人而言，因无法控制呼吸，再浓的氧也无法进入血液，而在远端由病毒引起的胶冻状黏液极为黏稠，靠气管镜到达不了末梢，痰吸不出来，最后病人可能会被憋死。中医通过舌苔、号脉就可以马上判断出患者的痰湿，不用通过解剖遗体的途径，而祛痰、化痰方法就更多了。因此，要将中医作为非附属于西医的独立的“体”来看待，中医独立的医案整理就变得非常重要。

中医强调三因，即因时、因地、因人而方子有不同。此次全国各省的中医治疗需要自觉建立医案，分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全国使用国家推荐的清肺排毒汤的四个试点省的治疗医案，包括对于清肺排毒汤的加减方;二是各省市基于中医的三因自设的方子，也被称为各省市方案;三是一些名中医个人开的方子;四是防疫一线的中医给不同病人单独开的方子，尤其是中医个人治疗经验的医案。

《黄帝内经》是中医的原理，医圣张仲景依据《黄帝内经》医经之义理，结合自己的治疗实践经验，并对之前的经方派加以总结，集大成为《伤寒论》中的一百多个方子。宋以后，金、元、明、清的医案学至为发达，许多个人医案记载了运用处方治疗具体病人的案例。清代医家周学海说：“宋以后医书，唯医案最好看，不似注释古书之多穿凿也。”每部医案中，必有一生最得力处，潜心研究，最能汲取众家之所长。章太炎则认为：“中医之成绩，医案最著。欲求前人之经验心得，医案最有线索可寻。循此专研，事半功倍。”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很多疫情，东汉的大疫刺激张仲景写出了《伤寒论》，明代治疗瘟疫的过程中产生了温病学派，并有一批医案。今天中医治疗时疫也应该自觉留下一批新医案，方不负时代，不负众多中医工作者的奉献。

五、文明史视野下的中医：

总结历史上的抗疫经验

将今天中医抗疫成功的经验放置在文明史的纵深中，我们才能对其有更深刻的理解。要总结历史上尤其是汉代、明代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抗疫经验，而如今中医抗疫的新经验也将成为中国文明史的一部分，在中医抗疫的古今一体中，我们将重新建立对于中医的自信，这也是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

纵观世界历史，有两大因素会让人口急剧减少，一是战争，二是瘟疫，二者同时发生时，人口减少的速度会更快。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数百次瘟疫，每次瘟疫发生时，中医都挺身而出，最大限度地保全了中国的人口，使得中华民族能够生生不息、繁衍壮大，让中国文明得以延续。反过来看欧洲中世纪发生的大瘟疫，疫情造成2500万人死亡，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瘟疫的传播还掀起了迫害犹太人的浪潮，当时欧洲人认为犹太人的流动传播了疫病，大量犹太人被杀害。

过去的数百次疫情对中医而言，均是不小的挑战，而中医在与疫情的生死大战中也不斷得到发展。医圣张仲景在《伤寒论》中自述同宗染时疫而亡：“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年，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論》《胎臚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伤寒论》一方面确立了六经辨证、理法方药的体系，同时还记载了三百多“法”，一百多“方”，被尊之为“经方”，即后世“众方之祖”。

明代最早发明“人痘接种术”用于预防天花，明清的瘟疫催生了温病学派，并在与经方派的对话中形成中医内部的张力，这就是晚明吴又可所著的《温疫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其传有九，此治疫紧要关节。奈何自古迄今，从未有发明者。仲景虽有《伤寒论》，然其法始自太阳，或传阳明，或传少阳，或三阳竟自传胃。盖为外感风寒而设，故其传法与温疫自是迥别。嗣后论之者纷纷，不止数十家，皆以伤寒为辞。”他解释四时疫病发生的原因：“病疫之由，昔以为非其时有其气，春应温而反大寒，夏应热而反大凉，秋应凉而反大热，冬应因风雨阴晴，稍为损益，假令秋热必多晴，春寒因多雨，较之亦天地之常事，未必多疫也。”他批评自愈论者、用猛药以及急病用缓药者：“或病家误听七日当自愈，不尔，十四日必瘳，因而失治，有不及期而死者;或有妄用峻剂，攻补失叙而死者;或遇医家见解不到，心疑胆怯，以急病用缓药，虽不即受其害，然迁延而致死者，比比皆是。所感轻者，尚获侥幸;感之重者，更加失治，枉死不可胜记。”

近现代中国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中医的地位也因受到西方科学思维的打击而一落千丈，民国时中医甚至差点被废止。新中国成立之后，最高领导人毛泽东非常重视中医，强调中、西医结合，西医要学习中医。20世纪50年代，中医在治疗乙型脑炎中时发挥了奇效，1954年夏天，石家庄连降七天暴雨后爆发乙型脑炎，当时没有疫苗，西医也没有特效药，患病者死亡率高达50%，疫情难以控制。石家庄市成立以中医郭可明为首的中医治疗小组，奔赴乙脑救治一线，郭可明判断乙型脑炎属于中医“温病”中的“暑温”，开出了以白虎汤、清瘟败毒饮为主方，重用生石膏，配合使用安宫牛黄丸和至宝丹的方子。以此方案治疗，病人无1例死亡，取得奇效。

石家庄市向中央和卫生部报告了中医治疗乙脑的成绩，卫生部三次派出专家考察团到石家庄考察中医治疗乙脑的过程和效果。考察团查阅大量临床病案，走访患者及其家属，并到一线观察郭可明救治乙脑患者，目睹了乙脑患者在郭可明的救治下转危为安的全过程。专家组最终鉴定中医治疗乙脑的病例真实可靠：“这样卓越的疗效，在近代医学中对乙脑的治疗效果上，无出其右者。”这一案例表明中医不但善治慢性病，而且善治急症，在此之后，卫生部责成凡是乙脑发生地的卫生部门及医院，必须学习和推行这一疗法，郭可明还获颁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部级科技进步甲等奖，第二年，郭可明受到毛泽东主席亲自接见。

1956年，北京市也爆发乙脑疫情，当时采用郭可明制定的白虎汤药方医治，效果却不好。周恩来总理组织以老中医蒲辅周为首的小组研究治疗方案，蒲辅周参加了北京儿童医院、第一传染病医院的会诊，指出“暑温有偏热，偏湿，伏暑，暑风和暑厥的不同，不能死执一方，一法，一药”，他提出了辛凉透邪等八法，随症选用三仁，三石，二香，橘皮竹茹汤，千金苇茎汤，五个正气散等多方，取得很好的疗效。在蒲辅周提出八法的同时，人民医院中医科仍根据郭可明提出的原则，运用紫雪、安宫、至宝、清瘟败毒饮等，根据病情采用频服法，也取得了很好的疗效。

对于明清温病之后伤寒学派与温病学派二者的论争，蒲辅周认为伤寒学说开温病学说之先河，温病学说补伤寒学说之未备，应当互为充实。伤寒与温病是始异（伤寒是寒邪侵犯太阳经，温病是温邪首先犯卫），中同（寒邪入里化热，症属阳明，治以白虎、承气，温病顺传气分，治亦以白虎、承氣），终异（伤寒传入三阴，治宜温补，温病入营血，灼伤津液，治宜清润）。伤寒治以发汗解表，温病治宜透达取汗，两者均需顾及津液。

蒲辅周重视以运气说治病，认为“必先岁气，毋伐天和”“不知运气而求医无失者鲜矣”，不同的气候环境会导致不同的发病因素，所以要注意气候、时令对疾病发生、发展和转归的影响。例如麻疹病，大多发生于春季，但在其他三个季节也时有发生，见症有所不同，治法亦有同有异，所同者，宜宣透，所异者，宜根据季节时令之暑湿燥寒而酌增苦辛或苦辛微温之品。

近些年，我们则看到2003抗击非典时中医起到的作用，然后就是今天中医治疗新冠肺炎。此次中医对疫情的全方位参与，同样离不开最高领导人一直以来的重视，中医将迎来新中国成立后，继毛泽东主席重视中医之后的第二次复兴，这将具有文明史的意义，我们要从历史的角度深刻理解中医对于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延续所发挥的巨大效用。

结论：面向未来、超越西医的中医

以及中医对于今后疫情的预测：

疫情将于今冬乃至明冬卷土重来

1.当人们真正理解中医的理论与实践之时，中医将引起科学革命

面对近代以来西方科学及医学对于中医的冲击和挑战，中医之势“剥极而复”，最终将展现其面向未来、超越西方医学的价值。作为一名研究中医的科学家，钱学森对此的认识高度迄今还无人企及，他指出西医起源和发展于科学技术的“分析时代”，为了深入研究，人们把事物分解为若干组成部分，单独地去认识，这在认知上有一定的好处，但坏处在于把整体的东西分割了，钱学森批评西医也在于此。他认为中医理论强调整体观：“中医理论中的阴阳说和五行说，中医理论的脏腑论和经络学说，中医理论的六淫、七情，中医讲究辨证论治，这些都强调了人体的整体观以及人和环境、人和工作的整体观。人体科学的方向是中医，不是西医，西医也要走到中医的道路上来。”因此，钱学森认为中医代表了人体科学研究的方向。

在强调中医整体观的同时，钱学森也强调中医的系统观。他认为人体是一个开放的、有意识的复杂巨系统，中医研究正是属于复杂巨系统，“我认为传统医学是个珍宝，因为它是几千年实践经验的总结，分量很重。更重要的是中医理论包含了许多系统论的思想，而这是西医的严重缺点。所以，中医现代化是医学发展的正道，而且最终会引起科学技术体系的改造——科学革命。”钱学森观点的最为深刻之处，在于提出不是用现有的科学来解释中医，相反，他说：“当时觉得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到了这么高的地步，好像中医这个问题，是可以从现代科学技术的角度去阐述、去解释的。那个时候有不少的同志提出很多的想法，什么信息论、控制论哪，什么系统论哪，要用到中医方面去。但是，慢慢地我领会到了可不是那么一个简单的问题，恰恰是相反。中医要是真正搞清楚了以后，要影响整个现代科学技术。中医的理论和实践，我们真正理解了、总结了以后，要改造现在的科学技术，要引起科学革命。也就是美国的科学哲学家讲的，科学革命就是科学的一个新的飞跃。这些认识，这几年我越来越深刻。”

钱学森认为中医最终将引起一场科学革命，但这必须建立在人们对于中医理论的正确理解上：“中医这个宝库只有用现代科学技术打开后，才能放出前所未有的光明，而这项工作又必须建立在对中医理论的正确理解。”[4]

一个真正的大科学家能够突破现有的科学思维对于中医的降维打击，对中医进行升维思考，大胆而自信地预言：“中医要是真正搞清楚了以后，要影响整个科学技术，要引起科学革命。”

2.今冬乃至明冬疫情将卷土重来，于2022年春夏结束

以上文字，包括对国内疫情趋势的预测，乃是2月中旬的初稿，于3月完稿。此外，在2月举办的“新冠疫情的防治与‘一带一路”学术研讨会，笔者预测疫情将在4月19日前、最晚到5月5日结束，“1月底的时候，有一位朋友问我，疫情什么时候结束？1月29日我说从中医的五运六气来说，应该在4月19日，再晚晚到5月5日。它有几个节点，这是一个节点，3月21日，这个时令会有一个拐点。”[5]  3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武汉，从3月25日零时起，武汉市以外地区解除离鄂通道管控，4月8日零时，武汉市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4月30日首都北京解禁，全国两会分别于5月21日和22日召开，5月国内疫情基本得到控制。这几个时间节点证明了1月底以《黄帝内经》的“五运六气说”预测国内疫情走向的精准与神奇，笔者尝试再次利用五运六气的原理来预测世界疫情的未来走向。

中国的疫情早在5月就已基本得到控制，复工复产使得经济开始恢复，目前的防疫重点主要是“外防输入”。美国的疫情尚未得到控制，就全球范围而言，疫情可能在今冬卷土重来，世界经济可能遭受二次打击。如果对于第二次打击依然不能做好充足的预案，较之疫情暴发初期，人们的精神恐慌与经济受挫程度可能会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也将导致2021年经济下行将会比今年更加严重。在经受了疫情初次暴发的打击后，各国经济没有倒下，但在疫情相对得到控制后鼓足干劲再次发展经济之时，却极有可能遭遇二次打击。在疫情持续、反复的冲击之下，有些国家的经济可能将被彻底击倒。

世界疫情甚至可能在明年冬天第三次来袭，并持续到2022年春夏之际才消失，而世界经济也将有可能遭受第三次打击。但疫情并不会没完没了，不会持续数年，与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在1920年春天的神秘消失相似，新冠肺炎病毒在2022年春夏之际将消失，疫情得到控制，在2022年的夏天，世界经济将开始复苏。

3.中国面对疫情常态化的三个优势：举国体制、数字技術以及中医

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病毒，显示了西方政治体制的失能，并凸显了中国体制较之西方体制的优越性。当疫情在今冬卷土重来之时，体制优越性将助力于中国抗疫，而当代中国的制度与文明体系在抗疫中将得到整体性的加速完善。[6]

中国最早做好了疫情常态化的各种机制化准备，如果疫情于今冬甚至明冬卷土重来，也能够更为精准化地防控，并根据疫情发生的具体情况随时调整战略，收放自如。在果断且行之有效的联防联控机制之上，中国各地对于疫情场景的数十甚至上百种沙盘推演将最充分地利用数字技术。同时，现在就要自觉地对不同类型的复工复产经验加以总结，“理一分殊”，做到疾病防控与复工复产两手抓、统筹兼顾，从而达到《周易》所说的“时中”，即随时动态调整的智慧与效果。

中国不断提升新冠肺炎病毒的检测技术，针对新冠肺炎病毒的西药特效药以及疫苗的研发需要一定的时间。目前，在疫苗研制方面，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的陈薇院士，以及国药集团都走在世界前列，但也要辩证看待疫苗，因为新冠肺炎病毒具有高度变异性，所以对疫苗的有效性不能过度乐观。

然而，我们一分为三地看问题，除了举国体制、数字技术之外，中国还有西医之外的中医，要充分意识到中药的排毒清肺汤就是治疗新冠肺炎的特效药。面对古老而又不断变异的病毒，由《伤寒论》的几个经方组成的排毒清肺汤能够以不变应万变，这便是经方的中医思维所在，即“正气存乎内而邪气不可干”。对于病毒，经方不是采用西医的对抗式思维，而是通过提升正气、改变身体内部环境的方式，病毒自然就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伤寒论》的经方在未来的疫情防治中将再度发挥根本性的作用。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

注释：

[1] 《中国日报网评：“妙手回春”让春天不再遥远》，中国日报网，2020年2月29日，http：//cn.chinadaily.com.cn/a/202002/29/WS5e5a0115a3107bb6b57a32cd.html。

[2] 《仝小林：清肺排毒汤总有效率超过97%》，中国日报网，2020年3月15日，http：//cn.chinadaily.com.cn/a/202003/15/WS5e6de1d5a3107bb6b57a699d.html。

[3] 《国新办举行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重要作用及有效药物发布会图文实录》，国新网，2020年3月23http：//www.scio.gov.cn/xwfbh/xwbfbh/wqfbh/42311/42768/wz42770/Document/1675777/1675777.htm。

[4] 钱学森：《创建人体科学》，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9，第68、73页。

[5] 谢茂松：《充分发挥中医药应对新冠疫情的作用》，《国际融资》，2020年，第5期。

[6] 谢茂松、牟坚：《大疫往往是文明兴衰的加速器》，《环球时报》，2020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