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丽红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课部，广东 中山 528400）

在古代女子私奔和现代女性出走的叙事情节中，叙述者经常安排女性角色通过阅读某种特别的文艺作品，其效果犹如一种生情制剂，来引触女子思春心绪，或者强化情爱意识，以此展开情爱叙事，达到叙述目的。此类叙事模式在古代经常出现在诗词曲文中，在现代文学中多为小说、电影和戏剧等。本文意在通过性别视角，详细解读古代女子私奔和现代女性出走的“阅读”叙事情节，分析其中隐藏的叙述意图，揭示两者同具的启蒙假象。“阅读”这一生情制剂，配方不同，药效相似，从古代女子私奔到现代女性出走，叙述者以之推动的情爱叙事并无二致。

一、生杀予夺——一手遮天的古代“阅读”操纵者

在汤显祖的《牡丹亭·肃苑》中有一细节，杜丽娘读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悄然废书而叹：“圣人之情，尽见于此矣，今古同怀，岂不然乎？”其后杜丽娘游园，她对着满目春色感叹：

常观诗词乐府，古之女子，因春感情，遇秋成恨，诚不谬矣。吾今年已二八，未逢折桂之夫；忽慕春情，怎得蟾宫之客？昔日韩夫人得遇于郎，张生偶逢崔氏，曾有《题红记》《崔徽传》二书，此佳人才子，前以密约偷期，后皆得成秦晋……[1]83

短短一段文字，还原时间现场，实际讲述的是杜丽娘心思进展的三个阶段：一是观诗词乐府，这些诗词乐府中描述了女子在春日思春，心愿难遂，以致秋日郁郁成恨，这是杜丽娘的初次阅读体验。二是杜丽娘认为女子思春，欲求心目中的“蟾宫之客”，可资模仿的对象是韩夫人与崔氏。通过“密约偷期”，杜丽娘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依然是通过阅读获得。三是带着这双重阅读体验，杜丽娘游园，姹紫嫣红开遍，但觉春色醉心，引得春情满溢。杜丽娘通过眼前之景和触发之情验证了曾经的第一层阅读体验，又以一场春梦敷演了自己的第二层阅读经历。大多读者在杜丽娘“游园惊梦”这一经典情节中都顺势认为春梦之因在游园而思春，忽略了“游园”生春情这个细节在时间上与“阅读”的承续关系，由阅读诗词乐府中女子“因春感情”这一阅读经验，加上由阅读《题红记》和《崔徽传》二书所来的“密约偷期”之事，才组成了杜丽娘一场春梦的全部内容。

汤显祖的《牡丹亭》为人所津津乐道，充满浪漫主义色彩。所谓“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者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1]10杜丽娘之“情”真的“不知所起”吗？生而死，死又生，真的是“情之至”吗？其实，这一切的发生，只是因为在这份惊世骇俗的浪漫背后，站着一个生杀予夺的“阅读”操纵者，这种操纵手段主要有以下三种表现：

（一）操纵“阅读”感受

《牡丹亭》中，丫环春香向教书先生陈最良说，杜丽娘读到《毛诗》第一篇“关关雎鸠”时，悄然废书而叹曰：“圣人之情，尽见于此矣。今古同怀，岂不然乎？”[1]74观此情形，杜丽娘是第一次读《毛诗》。陈最良对《诗》的主旨讲述为“后妃之德”，是为《毛诗》的正统意。《毛诗序》中有语：“《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2]45又言：“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2]45一般而言，“正”夫妇的含义至少有两层：其一，君子当配淑女，圣人亦知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之理，此处之“当”，一则时间年龄“正当”，男女婚配，是求偶之天性。二则德行相配。既然为“人”，便应有“德”，女为“淑女”，男为“君子”，只有“淑女”才是君子的“好逑”，淑女重在德淑而非色美，君子亦首为求德淑而非色美。其二，君子当以婚姻为目的求淑女，并且以正当的方式来追求淑女。君子寤寐思服辗转反侧，是想与淑女结成琴瑟之好，而不是为了一时欢好。

如果结合杜丽娘的家庭情况以及她在此前接受的教育，杜丽娘在阅读《关雎》后的感受方向是可以大致确定的，既然杜丽娘已经诵读过男、女四书，这些书目作为精神意识启蒙书目而言，肯定会对杜丽娘的思想言行有深刻强烈的影响。《孟子·滕文公章句下》言：“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贼之。”[3]143《礼记·内则》亦有语：“聘者为妻，奔者为妾”[4]399。杜父让杜丽娘读诗，其意只在嫁人以后与书生夫君谈吐相宜。从文中看，出身书香门第的杜丽娘家教甚严，父母连白日困眠这样的事情都不允许，家中有个后花园这样的地方还是春香在净手时偶然发现，然后告知了杜丽娘。凡此种种，可以断定，杜丽娘读《关雎》篇，即便有所感，也只是一个怀春少女想要找一个如意郎君，应该“不失其正”，不可能完全抛开“后妃之德”的正面教化，而只想着“逾墙相从”，但是在文中，杜丽娘的“忽慕春情”，犹如情欲之河坝突然决堤，让她浑然忘却了家庭教养和社会礼数，全然不顾一切，为了一个“梦”中的书生便生死情深。之所以如此，不仅仅是因为“阅读”操纵者控制了“阅读”感受，还同时控制了“阅读”内容。

（二）操纵“阅读”内容

从文中看，杜丽娘在游园之时，由眼前春景联想到“诗词乐府”中的女子“因春感情”，“遇秋成恨”。同时还想到了《题红记》和《崔徽传》，韩夫人得遇于郎，是指僖宗宫人韩夫人、儒士于祐的传奇故事，本事源自唐代“红叶题诗”，明代王骥德撰《题红记》，落魄才子于祐摇身变为家世阀阅的翩翩才子，宫廷夫人也加上了高贵不俗的出身背景，成就了一出才子佳人的风流佳话。张生偶逢崔氏自然指的是《西厢记》，《崔徽记》未见任何本事流传，应该是笔误。《西厢记》是从《莺莺传》中的张生负情走向了金榜题名的皆大欢喜，杜丽娘看到的肯定是结局美满的版本。从诗词乐府到小说戏曲，看似非常合理地导致了杜丽娘思春情态的激烈和持久，生发了一场“春梦”。

不过，如果我们再追问一句：这些诗文杜丽娘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接触到的呢？《诗经》自然是必读首选，杜太守让女儿读诗，以便将来可与书生夫君谈吐相宜。但是，像《题红记》和《西厢记》这样的艳情诗文，从何而来？我们不妨联系《红楼梦》里的一个细节来解读此处的叙事技巧。在第二十三回，茗烟看到宝玉百无聊赖，跑到书坊去，“把那古今小说并那飞燕、合德、武则天、杨贵妃的外传与那传奇脚本买了许多来。”宝玉在园中读《会真记》时被黛玉撞到，两人同看，宝玉和黛玉都知道《会真记》这样的文字是“淫词艳曲”之类，但却“从头看来，越看越爱”，并且觉得“辞藻警人，余香满口”。这里的“警人”应不是让人警醒正身之意，而是句句都暗合阅读者的内心世界，句句惊心。所以宝玉才会脱口而出：“我就是那个‘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貌’”。随之，黛玉在回房的路上又听到了从梨香院传来的《牡丹亭》的曲文：“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这些句子令黛玉心动神摇、如痴如醉、心痛神驰。

庚辰本回末脂评：“前以《会真记》文，后以《牡丹亭》曲，加以有情有景销魂落魄诗词，总是急于令颦儿种病根也。看其一路不即不离，曲曲折折写来，令观者亦技难持，况瘦怯怯之弱女乎？”[5]300这个评语中省略了一个不言自明的主语，那就是叙事者。正是“他”急于令颦儿种病根，所以安排她读了《会真记》，听了牡丹曲。而这些“淫词艳曲”无疑正是催化情感生发，使人内心深隐的情感意识逐渐清晰明显，从而加速黛玉的死亡速度。为什么是死亡速度？因为《会真记》虽然词曲隽艳写满郎才女貌之偷情相合，但却是“逾墙相从”后的始乱终弃。杜丽娘的“游园惊梦”，同样字句撼动人心，但生死情深之事，但如黛玉者，即使与宝玉有耳鬓厮磨两心相悦之过往，也不敢自谋主张去博一个皆大欢喜的未来。

至此不难发现，联系文中此前所设杜丽娘的生活环境，她能读到《题红记》和《会真记》，本身就是一个超乎现实条件的虚设之事，是叙事者为了安排她的情感进程让她超越现实的细节。同时，杜丽娘上演的是与黛玉和宝玉的阅读感受生发进程刚好相反的逆向行走的阅读体验。黛玉和宝玉是带着朝夕相处情根深种的实际情感体验来阅读《会真记》，故而有句句警心之感，这是一种深刻而刺激的体验升华，使阅读者深层次对照理解自己所处的境况，从而更加情感激烈或者更加理智清醒，或者兼而有之。黛玉正是在情形下“心痛神驰”，倍感风刀霜剑之严冷。可是，同在礼教森严的环境下成长，杜丽娘只因春情萌生，想起曾经读过的《题红记》和《西厢记》，便全然不顾一切“奔”向一个梦中的“书生”，为此一往情深可生可死，完全不担心自己遇人不淑，始乱终弃。为什么呢？除了因为她读到的版本都是以欢喜作结局，还因为叙事者已经自作主张设定了“阅读”的目的正确性，犹如为杜丽娘买了一份人身保险，这份保险就是，她一往情深的对象，是一个才子书生。

（三）操纵“阅读”目的

在《莺莺传》中，红娘告诉张生：

崔之贞慎自保，虽所尊不可以非语犯之，下人之谋，固难入矣。然而善属文，往往沈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试为喻情诗以乱之，不然则无由也[6]251。

于是张生“立缀春词二首以授之”，既然是“春词”，我们可以想象这其中必然是对春情的细细摹写。而莺莺当晚便写了“待月西厢下”的回复事。莺莺后来信中说“婢仆见诱，遂致私诚”，正是因为红娘告诉了张生这个最为有效的动情方式，而莺莺也果然难以拒绝才子的魅力。

由才而生情，是文人心理的一种想象自许。在文官兴盛的年代，这种心理态势非常明显强烈。在现实生活中，小说的作者可能诗文落魄，但是在小说戏曲中，仅凭诗文便可生发出用以证明才子自身存在价值的巨大效用。以一个很普通的才子佳人小说《锦香亭》为例，钟景期抱着“天下有个才子，必要一个佳人作对”的心理，在大考之后出外寻美。果然在一处花园看到了“绝色佳人”葛明霞。于是设法见到了葛明霞最喜欢的婢女红于，在红于面前他说道：

小生姓钟，名景期，字琴仙，就住在长安城外。先父曾作功曹，小生不揣菲材，痴心要觅个倾国倾城之貌，方遂宜家宜室之愿。因此虚度二十一岁，尚未娶妻。闻得你家小姐，待字迟归，未偕佳配。我想如今纨绔丛中，不是读死书的腐儒，定是卖油花的浪子。非是小生夸口，若要觅良偶，舍我谁归[7]620？

这“一席话说得红于心服”。并且当红于把这些话转述给葛明霞时，葛明霞的反应也是：“听这些话，倒也说得那个”。红于和葛明霞的赞同，是作者对钟景期才子形象的间接肯定。钟景期的自信就来自于他对自己“才子”身份的一种价值期待，直接的表现就是他对自己诗文的一种自恋。当他捡到葛明霞的手帕，他看到葛明霞的手帕上有一首诗：

帘幕低垂掩洞房，绿窗寂寞锁流光。

近来情绪浑萧索，春色依依上海棠[7]612。

诗中给了一个非常女性化的情境铺设，并且不出所有人预料，诗中的女子——葛明霞，这个有着海棠一样娇艳色彩的女子，也在春光中寂寞守着空闺，这种情形多么贴合一个才子对一个佳人的心理预测。所以，钟景期也在手帕上题了一首诗：

不许游蜂窥绣房，朱栏屈曲锁春光。

黄鹂久住不飞去，不爱娇红恋海棠[7]612。

虽然读者可能看不出来这首诗有什么特殊的才华显现，但是当钟景期写完了这首诗，他“吟哦了一遍，自觉得意”。而且这首诗后来也明显打动了葛明霞的心，并且红于也强调性地告诉钟景期：“小姐适才的光景，也不过是怜才，并非慕色。”虽然才子们总是被描述为长得“儒雅温存，风流俊俏”，但他们最得意的还是自己在面对门第高贵，才貌双全的闺阁女子时，靠着几首情诗，便可以“乱之”的才学。

在古代女子教育中，“诗书经史之教，属于古代中世纪高层次的女子家庭教育，只是那些较为开明的士大夫史书之家方有可能。”对一般女子的教育：“只须文理略通，字迹清楚，能作家书足矣。诗文均不必学，词赋尤不可学”[8]174。所以杜丽娘之父杜太守自认为自家已是开明人家，并非无端自夸。《红楼梦》中李纨“系金陵名宦之女”，本来“族中男女无有不诵诗读书”，但是他的父亲李守中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故生了李氏，便不十分令其读书，只不过将些《女四书》《列女传》《贤媛集》等三四种书，使她认得几个字，记得前朝几个贤女事迹罢了，却只以纺绩井臼为要。”这种教育方式，使得“青春丧偶”的李纨，“虽处于膏粱锦绣之中，竟如槁木死灰一般，一概无闻不见”[5]52。在作者的叙述中，他是有意将前期的教育背景介绍和后期的精神生活状态并提，从而体现这其中的一种潜在的因果关系，所以诗词之学在女子传统教育目标设定中被摒除，最主要就是要防止“因诗而败礼”的“逾闲荡检”行为发生，所以朱淑真有“女子弄文诚可罪”之叹。在情爱故事中，女子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之学常常成为赏识才子之学的一个必备条件，因为当男子想要运用自己的才学启引女子的思春情绪，如果女子如李纨一般“槁如枯木”，岂不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如杜丽娘、崔莺莺和葛明霞这样的女子，不待父母之命，私就男子，是古代文学中典型的“奔女”，在现世残酷的礼教围墙下，是难逃一个始乱终弃的结果。所谓“奔者为妾”，是因为“奔女”失德，已经没有资格获得妻子这样一个延续宗嗣、端肃家风的庄严角色的资格，只能做妾以色侍人，甚或如崔莺莺一样被终弃之，并且被指为尤物害人。

通过对“阅读”过程的操纵，叙事者将如杜丽娘、崔莺莺一般的闺阁女子引向自己设定的情节之中，使她们成为按照自己满意的方式展开不露声色或轰轰烈烈的追求“真爱”（书生）的“奔女”。通过对“阅读”过程的剖析，层层揭示而出的是一个具有明显男性意识色彩的“阅读”操纵者，在整个叙事架构中，女性的才貌是情欲投射，女性的身份是理想剪裁，罔顾女性在现实社会中礼教之城的重重包围，通过“阅读”之力，让女性不顾社会严苛惩戒“奔”向才学自许的男主角，策划了一场场完美的男性欲望转嫁。

二、假汝之名——改头换面的“阅读”启蒙者

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叙事者采用的“阅读”方式对女性的情爱心理具有怎样的触发作用，在现代，这种具备生情作用的方式依然不过时，只是顺应时代发展社会变换，风潮所及，内容和形式自然有一番变化。特别是主角形象，从古代因思慕书生而私奔的闺阁女子，摇身一变为追求恋爱自由而离家出走的现代女性。究其本质，是叙事者在改头换面之后，“假汝之名”进行的一场现代“阅读”启蒙。现代的表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宣扬现代精神的“阅读”启蒙

《伤逝》中，涓生回忆曾经和子君在一起时的情景：“破屋里便渐渐充满了我的语声，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9]114这个时候的子君“她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子君对涓生的倾慕之情正是由此而生。这种言说模式虽然看起来侧重于理论性的精神思想的阐释解读，但是在效果上，和古代男子面对心仪的佳人时借用《史记》中的文君奔相如的典故，和杜丽娘读《题红记》和《会真记》后找到可资模仿的对象，是一样的，并且相较于古代“阅读”作品常是小说和戏曲这样在当时难登大雅之堂的文学形式相比，现代社会中的小说和戏剧已被奉为社会思想改革、大众精神改造的绝佳利器，西方精神的引进也为中国青年打开了一扇窥视新奇世界的窗子。借涓生之口对子君实行精神意识上冲破专制家庭束缚，争取自由平等，追求恋爱自由等理论宣讲，是一种间接而更为生动的“阅读”，因为在这里，阅读的内容和动心的对象共存一体，效果更佳，所以害羞的子君，连“雪莱半身像”都不敢正视的子君，却能够与涓生交往半年之后，说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样一句超出涓生想象的话。涓生对子君的“精神启蒙”（如果真的有启蒙意思在内的话）在此取得了阶段性胜利，更为重要的是，他用他的“才学”促引并征服了子君的情感，使一个未谙世事的女孩摇身一变为离家出走的现代女性。无疑，这场胜利带给了涓生巨大的成就感，可是子君在进入婚姻之后，却变成了一个由涓生供养，只知道饲养小油鸡的家庭主妇，终被涓生所弃，重回旧家庭，成为一个郁郁而死的弃妇。涓生在小说中历数子君种种不够现代和上进的行为，其中所包含的厌弃之意，和元稹抛弃莺莺时，反而骂莺莺是尤物诱人，并无本质区别。涓生借由反思来忏悔他对子君的“启蒙”是失败的，但这并不能掩盖他作为一个“阅读”启蒙者的性别欲望，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落魄才子，子君用“离家出走”的大胆举动，满足了他一场才子佳人的得意之作。

男性扮演这种“情爱导师”的场面比比皆是，将过程摹写得最细致的要属穆时英的《玲子》。玲子“看起来很天真，对于世事像不知道什么似的”，因为她学业很差，所以受人所托，“从那天起我便做了她的导师，我指定了几部罗曼主义的小说给她看，如《沙弗》《少年维特之烦恼》一类的书”，这样指导的结果是：“她的感情，正和那时的年轻人一样地，畸形地发达起来，”什么都不懂的玲子变成了“一个十分敏感的女性”。而“我是她思想上和行动上的主宰，我是以她的保护人的态度和威严去统治了她”，很自然地，对于一个“从教会学校的保姆制度下解放出来，刚和异性接近的，十八岁少女”来说，马上便产生了“奔马似”的感情[10]206。在现代小说中经常遇到有“阅读”启蒙发展而来的“师生恋”，多数就是在这种知识教导的同时暗藏“情爱”引导的境况下发生的。被启蒙者通过“阅读”过程喜欢上“启蒙”者，一切看起来合情合理。新颖的“阅读”内容如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这种西方爱情故事，非常切合渴求现代情爱指引的中国青年的需求，因而经常在言情小说中被作为具有现代色彩的情爱教材①如张爱玲《殷宝滟送花楼会》，殷宝滟叙述他和文学老师罗潜之间的爱情关系时，第一个细节就是罗潜在课堂上讲述《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冯沅君《林先生的信》中写道：“他向来主张爱要彻底的，有一次他同我们谈《少年维特之烦恼》时曾宣布过这种主义”。在施济美的《悲剧与喜剧》中，范尔和特地为蓝婷讲故事，故事就是《罗米欧与朱丽叶》。。

（二）树立现代榜样的“阅读”启蒙

涓生对子君进行的“阅读”启蒙过程中，提到的“伊孛生”，便是易卜生。关于易卜生在中国的影响之大，最甚者自然是他的戏剧《玩偶之家》，而这出戏剧最有影响之处是塑造了一个“离家出走”的典型现代女性娜拉。剧中体现的现代精神可以概括为：打破家庭专制，追求女性解放，追求个性独立。经过本土化处理之后，在此现代精神指导下，付之于实践的实际行动集中表现为女性为追求恋爱自由婚姻自主而离家出走，这种女性被称为现代女性。娜拉被奉为现代女性的榜样，甚至化身为一种现代精神的象征符号。

由《玩偶之家》的娜拉到《伤逝》的子君，其实是一场改头换面的树立榜样的“阅读”启蒙。古代的杜丽娘视韩夫人、崔莺莺为叹羡对象，子君在涓生的引导下以娜拉为榜样。可是子君的实际行为与娜拉的示范模板有着明显不同。对比来看，娜拉为了挣脱丈夫的专制虚伪而离家出走，想要追求男女平等，现代女性为了打破父权家庭的森严礼教而离家出走，想要追求恋爱自由。娜拉看到的是一场冰冷无情的婚姻下，自己作为傀儡的附庸地位，现代女性只想不顾一切投向在对自己实行了“阅读”启蒙引导以后自己已经倾慕爱恋的男人。就此而言，现代女性所追求的终点，只是娜拉想要离开的“起点”，与娜拉相比，现代女性还远没有走到要思考究竟男女如何平等，如何做一个独立的人这样深远的命题。正如子君，她要做她自己，最终就是做了一个由涓生供养的，养鸡养狗毫无独立意识的家庭主妇，直到被弃的时候，她也不知道到底自己哪里不够“现代”。

胡适的《终身大事》，是对易卜生《玩偶之家》的本土模仿，剧中的女主角田亚梅表示出了对家庭专制的坚决反抗，最后十分勇敢地坐上了陈先生的汽车走了。但是，作为胡适根据中国现实状况塑造的一个现代女性文学形象，她的行为也没有走出古代文学作品中女子为了和自己心仪的才子书生在一起甘作私奔女屈就男子的叙事范围。郭沫若创作《卓文君》一剧，以“卓文君”为“三个叛逆的女性”之一。卓文君可谓古代“奔女”最早代表，相较于小说戏曲中的才子佳人形象，因其事载入《史记》而显得更具有历史真实可信度。文君之貌加上司马相如之才，成为令无数文人钦羡不已的千古美谈。从卓文君的身上发现现代女性需要追求的时代精神，刚好回旋往复之下走回了古代私奔文本的老路。

卓文君和娜拉、田亚梅共存于一个时代的舞台之中，此番景象便是一种古今杂糅、中西对接的榜样荟萃，最终契合的是男男女女内心奔流涌动的情欲需求，抛不开自古亦然的叙事窠臼。现代榜样虽然树立，由古装戏一变为现代剧，但曲目各异，套路同一，只是一场改头换面的“阅读”启蒙而已。

（三）运用现代文体的“阅读”启蒙

既然要进行现代思想的“阅读”启蒙，自然不能抱着古代的诗词歌赋诵读一番。古代才子喜欢以诗喻情，现代男子亦然，古代诗词一改为现代诗歌便可。在《梦珂》中，表哥为了感动“那颗处女的心”在梦珂的耳旁吟读诗歌：

在火苗之焰的隐约里/ 她如晚霞之余艳/ 呵/ 能倩何物/ 传递我心灵之颤动[11]28。

这首短诗中，既有火苗之焰的情欲暗示，又有对女子娇艳色彩的描摹，并且又深情传递了自己的澎湃爱慕，与古代才子们用来打动佳人的诗词相比，异曲同工又更加直白热烈。另如，在施济美的《悲剧与喜剧》中那首英文歌《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

那一天/我们正是年轻时/一个美妙的五月之晨/你告诉我你爱我/当我们正是年轻时[12]37-38。

这首飘进蓝婷心头的一首歌，使蓝婷“心里可极乱，极乱，究竟是一种何等样的情绪，自己也无法给它一个名字”，使她陷入到九年前与范尔和情事回忆之中。这种情景和黛玉听到隔墙传来的《牡丹亭》中“良辰美景奈何天”的曲词时的心境只有深浅的不同，却具备相似的共鸣感。到了《凤仪园》，那首《茶花女饮酒歌》中的歌词更为直白有力：

天公造酒又造爱/ 为的是天公地母长相爱/人家说我们处世太糊涂/ 算了罢/ 要不糊涂又怎么/ 你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我们爱怎么做就怎么做[12]193。

这种随着时代演进而出现的现代诗词，都是为了促成言情叙事而作出的随机应变。是一种迎合当下情境的现代文体的“阅读”启蒙。在梅娘的《夜合花开》中，韩青“教玲珠读书，介绍她看描写怎样在恶劣的环境中为爱情而生活挣扎的人所写的书籍”[13]248；袁昌英的《琳梦湖上》，秦用“阿波罗多么迁就达芙尼”的西方神话人物来影射自己和瑰的关系。无论中西古今各色手段的发挥运用，其目的都不外乎想要捕获另外一个人的情感，这在冯沅君的“爱情程序”理想设定中是第一个环节，即“任何一方面先向对手那方面表示爱的意思”。最初的“示爱”便是为了让对方注意到自己并且产生爱慕之情，自然就是要运用各种足以令对方“怀春”的手法来进行，“阅读”作为一种途径，简单且效果极佳。

虽然“阅读”姿态由古代的闺阁隐秘之私转变为现代社会堂而皇之的公开舆论，“阅读”内容由古代女子暗夜私奔秘密“逾墙相从”的艳情故事转变为现代女性打破家庭专制，追求个性自由而离家出走的文学名著，小说戏曲作为最经常使用的阅读文体，其地位从古代不登大雅之堂转变为现代社会奉为启蒙至宝。但“阅读”主体，从古代女子到现代女性，因“阅读”而产生的影响呈现的行动模式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如果说古代的“阅读”情节背后有一个生杀予夺的操纵者，具有浓重的男性意识色彩，现代“阅读”情节背后同样也藏着一个改头换面角色作用更为复杂的“阅读”启蒙者，具有同样浓重的男性意识色彩，现代女性并没有能够逃脱在“阅读”启蒙下成为现代“奔女”的命运。

“思春”作为一种人类生理机能，自古而今，无论是因春动情，还是因境生情，甚至是人为动情，其所奔向的，都是属于男女之间的两情相悦。阅读，是古今文本中通用的一种思春生发方式，它的作用是为促成叙事者想要的效应与结果，如涓生通过“娜拉”这一榜样的力量促使子君决意模仿而离家出走。然而正是这种“模仿”的行为背后，看到的是古代文本中“阅读”操纵者和现代文本中“阅读”启蒙者明显的男性意识色彩，男性意识主导下的“私奔”与“出走”，其重点在女性角色形象的塑造以及“奔”“走”的成功。女性形象可以承载男性欲望，“奔”“走”成功方可获得心理上的满足。因此，由杜丽娘、崔莺莺到子君和田亚梅的出现，并不是真正实现了或代表着现代社会中女性已经有了自觉的对个性自由的独立追求，通过“阅读”这一生情方式的解读，恰恰证明古代私奔与现代出走俱是一场传统的男欢女爱的言情模式。《伤逝》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既生动讲述了子君如何离家出走，更详细道出了“离家之后”的境遇。在现代文学中，对离家过程进行更为复杂的书写，对离家之后表示沉重的忧虑，主要是女性作家来完成的。两性文本映照之下，“阅读”情节中的性别意识更加鲜明。

胡适在《终身大事》剧本之末说，剧本写好之后，没有女生敢出演田亚梅一角，现实社会情景可见一斑，现代性的追求还在追求的路上，关于现代人格与精神的养成，还停留在文学的情感想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