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世卿

（中国政法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088）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政治学下属的二级学科，国际政治学发展至今却愈渐展现出脱离西方经典政治学思想与理论的倾向，而更多展现出一种跨学科、多学科的魅力，从华尔兹提出“构建真正的国际政治理论”而批判爱德华·卡尔和摩根索的“还原主义理论”开始，一种专注于体系结构与变量分配的研究范式逐渐代替传统的外交、领导人偏好的研究模式，主导了国际政治研究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新自由制度主义问世后也和新现实主义一同被视为“理性主义”。此后，纷繁的变量和多学科的引入，如符号互动理论、前景理论、心理学、语言学、计量经济学、女性主义学说甚至后现代主义学说，无疑契合了国际体系的多元属性，使得不同种类和属性的国际事件、国家行为都能得到很好的解释。这也都伴随着当今国际政治研究宏观理论停滞，并且研究方向日益导向微观化的趋势。然而，正如彼得·卡赞斯坦所言，“社会科学研究‘供应者’提供的产品与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潜在‘使用者’的需求之间，长期以来存在一条鸿沟”[1]1。在国际政治这一学科中，正是由于21 世纪第一个二十年未能再产生轰动学界的国际政治宏观理论（Grand Theory），以及多元化研究变量和方法的引入，使既有理论之间分割开来，鸿沟也愈渐难以弥合，尤其是理论之间产生众多截然相反的核心论断①现实主义范式内部存在着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还原主义和体系理论、寻求安全（维持现状）和寻求权力（修正主义）等互为矛盾的核心论断；自由主义范式内部同样存在诸如外在决定论和单元路径的矛盾。。

在这种情况下，出于加强理论交流、理论实践结合以及促进经验性检验的目的，一种新的思维路径是可能的，即一种跨越范式的范式间理论融合的尝试，目前学界对于这种尝试已有先例。卡赞斯坦的折中主义研究有深远影响力，其特点是以研究问题而非范式孤立为导向，强调暂时搁置本体论、认识论的争议，而单单汲取不同范式之间的有益元素，尝试突破传统的范式中心主义的垄断，通过结合多元范式的合理成分来弥合看似不可逾越的鸿沟，进而对现实世界中发生的不同国家行为和国际结果进行综合性解释。折中主义超越范式边界，强调关注更为广阔的因果机制和互动效应，这种尝试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实用方案，不过折中主义既不构建普适性理论，也不分析国际政治的既有特征，仅仅在物质、理念、结构、行为体等维度进行整体折中，所以长于经验分析，而短于理论创新和预测。刘胜湘教授进一步对范式融合进行了综合评析，提出在两角解释模式下共存在14 组54 个分支的范式间融合，并指出国际关系学界的第五次大辩论——自由建构主义、现实建构主义之间的辩论——已经很好地体现了范式间走向融合的可能，而这种可能甚至会产生新的综合性理论流派[2]95-117。在这个研究中，他也承认了范式中分支与另一范式分支理论融合的可能。董青岭教授和塞缪尔·巴尔金（Samuel Barkin）都将建构主义视为一种“元理论（Meta-Theory）”[3]79-99，并且是一种“指导理论的理论”，是一种分析框架，而非一种专门的国际政治理论。巴尔金更是由此正式开启了将建构主义与现实主义进行跨范式融合的尝试[4]325-342，将建构主义的本体论作为其合成理论的本体，同时试图弥合两种理论的差异，即减弱现实主义的物质性。当然这也引起了一定的争论，也就是关于巴尔金的合成理论究竟应当是一种现实建构主义（Realist Constructivism），抑或是建构现实主义（Constructive Realism）的探讨②针对这一点进行批评的学者普遍认为，巴尔金所合成应当为建构现实主义理论而非他所说的建构现实主义理论，因为其理论描述的内涵更接近现实主义。此外，有学者认为当巴尔金将建构主义视为一种元理论而非与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等量齐观，这看似是对建构主义的发展，实际上是对其国际政治理论地位的一种损害。。

本文试图讨论的是一种新古典现实主义（第三类）和温和建构主义的合成的可能性。跨范式的比较和融合在库恩的范式时代是不可想象和不被允许的，但随着现实世界的变革以及理论进一步创新和整合的需要，范式间的融合已经被学界所承认，而范式间的支线理论之间的融合同样被纳入研究议程。并且，相对于问题导向的折中主义而言，跨范式的理论融合更具有理论层面的意义，因为它涉及到看似不可通约的、从本体论至认识论的一个完整的系统的比较和融合。当然，也正因为这样，范式间理论的融合，哪怕是跨范式的两个支线理论的融合，都是一个系统的和浩大的工程[5]。因此，本文将初步探讨第三类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TypeⅢNeo-classical realism Theory）和温和建构主义理论之间能够进行比较和融合的可能性。关于这种可能性，本文持肯定态度。

二、超越“不可通约律”

对于不可通约律存在着这样的解读：任何试图融合不同研究传统中概念、分析原则和理论观点的做法都是毫无用处的[1]12。在卡赞斯坦看来，范式间相互孤立和相互争论日渐呈现出一种形而上的趋势。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自关于科学研究范式的著作的问世[6]，就将不可通约律进行了结合，他认为研究人员一旦接纳了一个范式，便受到一种连贯的、既有的模型或者模式的约束，包括一种理论范式中的概念、标准以及特定的思维方式，因为不同的范式由不同的成体系的本体论、认识论所构建。因此，在这种思想的统治下任何试图将不同的范式作等量齐观的评估和比较都是不被允许的。

这就牵扯到两种不同的争论，一种是范式主义的观点，一种是折中主义的观点①也有说是本质主义观点和中间道路观点。。范式主义观点集成了库恩的范式不可通约律，认为正是这种真正意义上孤立的范式标志一门科学走向成熟，并且能够以“奥卡姆剃刀”的方式剪切掉与本范式内核相悖的元素，从而更加深入学科边界内部，以高度简约和抽象的变量关系帮助人们理解世界[7]127-154。然而现实世界是复杂多样的，如果一味地寻求范式之间的孤立以达到某一学科极致的深刻，那无疑使任何形式的现实变化以及学术交流都失去了意义。一种范式集成出高度简约的变量并且因此有了高度的传播性，这固然增强了理论的内涵，但也在剪切掉不必要的或者说与构建理论相悖的内容的时候，产生了一片中间地带，每当孤立的范式在解决变化的现实时出现障碍，这一片中间地带便会被重新发掘。既有理论无不受到这种现象的困扰，如若不停单纯地重新增加变量，那势必会牺牲理论的简约性，缩小理论的内涵，如果对此视而不见则会与经验事实渐行渐远。所以当新现实主义屡屡被现实的变化抛弃后，该学派及其学者们便多次表示，结构现实主义的意义在于描绘一种宏观的趋势，其范围不在于解释一切现象，不能用该理论不解释的问题来批判该理论。而当越来越多的现实主义学者不停地将诸如“规范”“文化”“心理”等变量纳入进行研究的时候，又面临一种批评：究竟还有谁是现实主义者？

按照卡赞斯坦的折中主义观点，在面临所谓的范式割据的时候摒弃过于严苛的形而上的假定，汲取各研究范式的有益成分来做问题导向的研究，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体现。然而事实上，如果我们延续范式不可通约律的逻辑去发掘当前国际政治理论中的三大主流范式，会发现范式之间仍然具有可以弥合的联结点。结构现实主义用高度简约的物质性体系结构来解释国际政治是一种充满悲观色彩的静态运动，因为在这里国际体系中的国家都成为了功能相似的单元，依据物质性权力分配的不变原则进行国家行为。尽管华尔兹承认不同意图与期望的排列会造成不同的结果，但“只要系统的动量限制了单位的自由，单元的行为及其行为的结果就具有了可预测性”[8]76，他仍然限制住了国家的功能与行为原则，故国际结果也因此大同小异。尽管进攻性现实主义更加放大了物质性权力要素，但其与结构现实主义都仅仅是现实主义范式的分支。在经典现实主义著作中，爱德华·卡尔（Edward Carr）论述了国家需要支配舆论，以及当前国际体系处于一种初级阶段，承认了国际体系会产生动态变化的可能[9]；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讨论了权力的心理关系，这为现实主义的发展蒙上了观念的色彩。也就是说，虽然现实主义范式的本体论建立在物质主义之上，但也仅仅只有结构现实主义及其分支过滤掉大部分观念色彩②这里并不是说结构现实主义否认观念的作用，而是在其高度简约、凝练的理论和分析模式中无法给观念以重要的地位。，并且以国际体系限制住单元行为的意向与信念，使主观成分在这一理论中无法生存。然而，在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最新发展中，领导人意象（Leader’s Image）与战略文化都成为重要的分析变量，在本体论上也由单向的物质结构演化为双向的、带有观念参与的物质结构。

同样，与激进的建构主义不同，温特的温和建构主义同样是带有物质性色彩的建构主义。首先，不同于激进派的“语义指涉”和“话语产生终极关系”的论断，温和建构主义认为“成熟的理论如果不能符合世界的深层结构，这种理论要想具有高度的解释力除非出现奇迹”[10]64。在构建理论和其指涉对象的第一步，温和建构主义就呈现出与理性主义可以弥合的一步，也就是存在可认知、观测和检验的客观实在指涉对象，这便不同于纯粹的理念主义。此外，尽管其核心是观念的分配，但温特着实同样建构起了一种国际体系结构，这种体系结构是动态的，但却是稳恒而不易改变的[10]248-301。

综上，在延续“不可通约律”方法逻辑的情况下，我们依然可以寻找到理性主义范式与建构主义范式中可弥合的成分，更不用说其范式下的分支理论，则更具有可联结的关键节点。

三、两种理论的内核与研究议程

在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研究范式中，第三类新古典现实主义与温和建构主义分别是其中两个分支理论①第三类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已将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上升为一种宏观理论，因此可以成为现实主义范式中的一个主流的分支理论；建构主义范式中同样存在诸如规范建构主义等不同类别的建构主义分支，因此温特的温和建构主义也应当视为建构主义范式中的一个分支理论。，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他们对于所处的范式也都有着批判的继承。本文认为，正是第三类新古典现实主义和温和建构主义在理论边界和研究议程中都有相似之处，这也就在范式逻辑与理论的具体功能、内容上都产生了可以进行比较和融合的成分。

（一）两种理论核心的可比较性

第三类新古典现实主义由诺林·里普斯曼等人于2015 年正式提出，该理论并不同于解释结构现实主义例外案例的第一类新古典现实主义，也不同于专注研究外交政策理论的第二类新古典现实主义，而是重新整合了作为第一推动力的自变量，作为干预变量的国内因素，以及最终结果的因变量，并以此将新古典现实主义正式由一种中层理论上升为在功能上与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并驾齐驱的宏观理论。不同于结构现实主义将国际体系的物质性作为本体性，虽然第三类新古典现实主义仍然将国际体系作为出发点[11]34，但是它并不同于华尔兹关于国际体系的“垂直性结构”，正如前文所言，华尔兹的体系过于强调对单元的约束，这便导致了国家在国际体系中除却遵守强硬的物质权力分配规律之外别无他法，然而现实并非如此。第三类新古典现实主义给予了国家回应体系刺激的机会，因为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研究开端本就建立在“并非所有国家都能对体系刺激作出相同有效的回应”观点之上。第三类理论认为，体系应当展现出一种非线性的关系，来自体系的变量——相对物质实力分布和预料的权利趋势——与单元可能的外部行为连接起来的因果链条是复杂和间接的[11]36。也就是说，来自体系的刺激，或者体系提供给单元的信号并不总是有效，这种刺激和信号必须得到单元的认可和回应才能够具有意义，如果有的单元并不能参与识别体系提供的刺激和信号，那么这组体系和单元之间的互动便不能成立②这是一个很具有假设意义的论断，因为当今现实中似乎并不存在不能参与识别体系刺激的国家，因为不能识别和拒绝识别不同。但也正是因为这种对不可观测事物的假设和推演，增加了该理论和温和建构主义的可弥合之处。。第三类新古典现实主义将体系提供的信号明确划分为“清晰度（高、低）”和“战略环境（包容性、约束性）”两种类别，总共可出现四组信号组合模式，并认为同样的国际环境对于每个国家都会提供不同的信号，而不同的国际环境也会带给国家不同或相同的信号。例如虽然都面临冷战后的国际体系，美国面对的是高清晰度机会的包容性战略环境，即在整体宽松的国际环境中进行全球范围内的主导与治理；而北欧国家则面临高清晰度威胁的包容性战略环境，即要在整体没有生死存亡的威胁中面临权力真空、利益拓展障碍以及国内经济危机等现实[12]45-67。这就使得第三类理论在一开始便是动态的、互动的，具有观念认知性质的，因此在本体论上，第三类理论并不是单纯的物质性的，而是一种含有观念的物质性的。

温和建构主义的本体论虽然是观念的，但是一种弱物质主义，一直是温特强调的原则。激进建构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的本体性观念，并不指涉物体本身的意义。虽然他们不否定客观实体的存在，但是认为真正的意义存在于结构中的关系以及话语中的关系，客观事实对于确定意义和真理来说不起作用，因而温特认为，依据这种相关理论的指涉方法，无法探知苏联的威胁是什么，因为苏联威胁的真假完全是在话语框架中建立起来的，而不是由话语和超越话语的现实之间的对应建立起来的[12]57。在温和建构主义中，温特花费大量的篇幅来说明建构主义的理念主义本体论并非要与物质主义对立开来，基于一种科学实在论的原则以及客观指涉的观点，尽管社会科学在时空上比自然更加具体，也常常存在着物质与其社会意义不统一的情况，但是“社会类别在不同程度上根植于物质，是自行组织的现象，具有内在力量和特性，这些现象虽然不能决定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但却应该规约这种研究”[10]75。这种含有物质性的理念主义是有益的。自行组织的自然存在不仅给研究者和观测者提供了指涉对象，并且规约着他们的行动范围。自然存在在事实上阻碍一些“别有用心”的解读，其自行组织的特征以天然的方式抵制对它们的存在、特征歪曲的做法，因此研究者和观测者便无法随心所欲地凭借自己组织的语义关系和权力关系来进行解释和赋予利益①既有知识也是如此。某种知识一旦形成，虽然容纳在共有知识的结构之内，但对于每一个研究者来说，又相对独立于他们之外，因此某种知识并不因为某一研究者的解读而受影响，相反，这种既有知识在形成之后规约着每一位研究者的研究。；再者，社会关系的自我组成也可视为一种后天生成的客观存在，它们同样可以产生客观上的阻力，当一个国家通过自行组织而拥有一定的能力时，这就为不承认他的存在的人产生了阻力，这种阻力与更加严格意义上的自然类别的物质阻力同样是客观的和实在的[10]73。这就使得国家行为体虽然依赖于国家之间的相互承认，但却不会因为人的想象就凭空消失②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都伴随着旧有势力的不承认、封锁和打压，但一旦这些国家组织成自身的能力，便对不认可的行为体产生强大的阻力。。在这种意义上，第三类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意识性的物质本体以及温和建构主义的物质性理念本体之间的差距便不再不可通约。因为一旦没有国家主观认知和接纳的参与，第三类理论的物质力量分配特征是失去社会意义的，一个失去社会意义的物质性本体不存在研究的必要。在另一个角度看来，这种由国家认知、观念和物质分配的结合要优先存在于自变量之前并使之含有意义，此后才存在一种理论描述的因果关系。同样，一个失去物质作为指涉对象的温和建构主义，既不符合温特坚持的科学实在论，也无法证明一个稳恒的观念组织的国际结构的存在，更会使国家的自行组织失去身份，单单凭借话语意义的国际结构就会使温特的物质性建构活动无法开启。

（二）两种理论研究方法的可比较性

在认识论范畴，人们普遍将现实主义归于机械式的反映律，这是因为现实主义范式中的主流理论往往不承认人类对国际体系的能动作用，因为国家对于物质实力的分配除了被动地接受别无他法，无论是进攻性还是防御性现实主义，都只不过是为了稀缺的安全或权力展开争夺。第三类新古典现实主义作出了一种突破，尽管仍然将体系提供的信号作为原动力，但该理论从一开始就是动态的，因为从国际体系向每一个单元国家进行信号传输的那一刻起，国际关系的不确定性就产生了（这不同于结构现实主义将不确定性作为国际体系机械性的固有特征，而是将发掘出这种不确定性的根源），不同国家的国内因素（国家—社会关系、领导人意象、战略文化、国家制度）将这种信号接受、内化，从而对这种信号作出能动的而非机械性的回应，从而使最终的因变量，即国际结果，也变得动态起来。同样的能动性也体现在温和建构主义的学习型建构律上。该理论认为行为体的互动会造就共有文化，通过行为体对共有文化的内化、适应和认可会进一步造就行为体的相互学习的功能以及整体结构的向前发展，一种整体退化的可能是很小的③也正是因为温特认为国际体系不太可能出现退化，因此被批评为“带有自由主义偏见”。而这种偏见可以通过范式间融合的方法予以消除。。

认识论的可比较性进一步造就了方法论的可比较性，即两者都体现了一种带有过程性的整体主义方法论。第三类理论将国家单元的能动性充分释放，在坚持外在决定论部分要素的同时，兼顾到国内因素的内化过程，这体现在任何体系提供的信息都要经过国内因素的传导、强化、扭曲这一过程。第三类理论将国内因素重新整合为国家—社会关系，领导人意象、战略文化以及国家制度。每一个单元中介变量都不是独立分割的，而是都存在着内在逻辑。比如在接受体系信号进行解读的时候，领导人意象和战略文化可作为一组互相牵扯的因素，领导人受集体规范战略文化的制约，同时也通过政策的制定不断建构战略文化。在对外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这一回应体系刺激的过程中，战略文化、国家—社会关系以及国家制度左右着对外政策具有何种色彩，而国家—社会关系以及国家制度决定了这一政策能否被行之有效地实行，以及是否会达到预期的效果。最终不同国家对体系刺激的直接、间接、扭曲或是拒绝的回应，都塑造着国际体系的最终变化[10]58-71。温和建构主义的过程性和整体主义更加明显。“共有知识”是温特理论的核心要素之一，温特首先批判了作为经济学经典模式的“意愿—信念”模式的因果关系，转而赋予这一模式建构关系，而非单单的“因为具有意愿，所以产生信念”，因果逻辑在“旅馆着火案例”中假定所有人都有求生欲望而产生逃命可以生存的信念，而建构逻辑则增加了人们行为的不同文化内涵。同样，国家的建构是团体文化形成的体现，这对于建构国家的行为体来说是共有文化，而对于整个世界来说是一种私有文化。当秉持不同私有文化的国家进行实践的时候，共有文化逐渐形成，这便建构出了更加多重的国家身份，如类属身份（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国家），角色身份（主导权国家）和集体身份（西方国家），当国家有了身份甚至是不同身份的同时，作为共有文化的国际结构产生了。但正如温特所说，他的理论不是关于国家身份如何形成的理论，而是解释国际体系的运动定律[11]8-12。当国际结构形成，便作为一种国际体系对行为体进行建构。在温特看来，三种无政府文化都存在三个等级的内化过程，分别是国家作为个体被强迫遵守某一种共有文化、出于功利和工具主义的目的去遵守一种文化但非自愿，以及自发的认同规范、遵守规范并且将自己的身份符合自身和他者对自己的再现。这种内化的过程产生了国际结构中的观念分配，某种所持文化占主导地位数量或规模的国家便以某种文化主导这种体系，正如前文所言，这种文化同样深入建构、内化到国家、团体和个人，国际体系因此也是相对稳恒和不易变动的。综上，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两种理论也都相近，属于可进行比较和操作的范畴。

三、研究议程的可比较性

虽然有研究文献讨论了建构主义并不是一种国际政治理论，温特也在书中写道“建构主义不是国际政治理论”[13]193，但我认为这里温特所指的“建构主义”并非他自己的温和建构主义，而是一种宏观的建构主义范式。高奇琦教授同样从哲学的角度讨论了建构主义其实属于与所谓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等国际政治理论等同的范畴[10]87-110。因此，在两个理论的许多研究议程上，本文认为也是可以进行比较的。

一是国家作为最基本的研究对象和最主要的国际行为体。在这个研究议程中，第三类新古典现实主义和温和建构主义都以国家作为国际体系中的最主要行为体和研究对象。对于现实主义范式来说，这一点无须多言，但是对于建构主义来说，温和建构主义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尝试。当今国际政治理论衍生出的国际安全研究理论和全球治理论都开始纳入日渐多元的国际行为体作为研究对象，激进建构主义更是试图解构国家作为一个行为体的实体。温特在奠定温和建构主义的研究范式时，以“森林和树木”的关系来驳斥对于国家中心论的批评，认为就像树木作为森林的核心一样，虽然非国家行为体正在作为变革发起者增加影响力，但体系变化仍然需要通过国家来完成[14]8-9。就如同森林固然有众多的元素和生命个体，但是森林整体的生态环境需要依托树木的存在才得以生存。国际体系也是如此，在可预见的将来，国家仍然是国际体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主导着国际社会的变动，行为体身份的建构也需要以国家作为聚焦对象。本文也因此认为温和建构主义仍然是关于国际政治的理论。在这一点上，第三类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与温和建构主义是完全可以进行比较和融合的①也正是因为温和建构主义同样认同国家为最重要的行为体，以及对国家身份进行了相当篇幅的探讨，所以温和建构主义仍然是一种国际政治理论，而非所谓的“元理论”或指导理论的理论。。

二是国际政治的不确定性。结构现实主义因其及其精炼和简约的结构注定只能将国际政治的不确定性作为国际体系的固有特征，第三类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却发掘了这种不确定性的深层原因。如前文所述，第三类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出发点是国际体系，因果关系的开始是国际体系释放的信号和刺激，这种刺激必须要伴随着国家的内化与反应的过程，才可以导致最终因变量的产生，真正形成一种因果关系的闭环。这种不确定性的来源是同样的国际环境会给不同的国家提供不同的信号，不同的施动者（agent）在内化信号的过程中也会产生不尽相同的反应，这就造成了不够清晰的信号（高、低清晰度的包容性或约束性战略环境）与不完美的施动者（国内因素的传导、强化或扭曲）相结合，赋予国际政治一种不确定性。在温和建构主义中，不确定性的来源是不同角色和行为体所秉承的私有文化。尽管存在着客观的、自我组织的实体来限制人们对于其的认知，即便存在着共有文化所产生的国际结构，但在结构对行为体进行建构的同时，国家之间的内化速度和接受程度也不尽相同。因为温和建构主义是一种理性的和动态的理论，因此它的国际结构不允许出现结构现实主义般功能相似的单元，况且如果行为体对体系结构的建构产生相同速率、效果的内化，那么行为体将无法引起新一轮共有文化的变革来建构国际结构，国际体系的演变就成为空谈。在这一议程中，两种理论的国际政治的不确定性来源都必须由国际体系层面和国内层面的共同参与才能够完成，并且这种不确定性并不会因为某一层面的演变速率降低而走向僵化。

四、结 语

本文梳理了来自不同范式的两个分支理论可比较和弥合的成分，证明这种跨范式分支理论进行融合的可行性。在之后进行理论融合的实操部分，本文认为最为可行的一种路径是，融合出一种新古典现实建构主义的理论（Neo-classical Construction Realism）。这种理论拥有一种含有物质色彩的观念主义本体论即规则性的、有秩序的文化，它能够去除温和建构主义所带有的自由主义偏见，即能够解释一个世界可以从霍布斯文化进化到康德文化，却无法解释为什么一个世界也可以从康德文化退化为霍布斯文化。这种偏见的来源是温特的三种内化等级以及先验给定的行为体学习能力，而第三类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国内因素内化过程与国家身份概念结合相较于温特的理论则更具有现实意义。同样，温和建构主义也可以去除第三类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仍然存有的机械物质主义元素，譬如第三类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在关于因变量的表述和研究路径中不甚明晰，温特的国家身份和共有文化学说对国际环境的演变则更具解释力。此外，温和建构主义强调一种“聚焦可观测物以外”的研究方法，这与现实主义传统的经验主义和工具主义不同，当面临不可观测的对象的时候，一种演绎的、思辨的模式更可以帮助揭示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