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 琳

（湖南农业大学 东方科技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8）

张爱玲是20 世纪40 年代上海文坛的一颗闪亮的星，显赫的家族背景，出众的文学才华，外加曲折的爱情婚姻经历，成就了张爱玲作为一名女性作家的传奇人生。作为一名女性，她以离开家庭作为少女时期反抗家庭冷漠的捷径，她又以接受成熟男性作为成年以后追寻父爱温暖的弥补；作为一名作家，她无比理性冷静地反观自己的家庭和出身，她又无比真实鲜明地将其投射到创作的作品和人物中。她对父亲无情地丑化和贬抑，最深刻地隐藏着她对父爱的渴望和追求；她对女性主体意识有意地张扬和凸显，最鲜明地刻画出女性的禁锢和悲哀。

一、缺席与贬抑：父亲形象的存在方式

依“礼”而制是中国社会政治体制结构的依据，“礼”规约着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等级关系，成为衡量和评判一切社会价值的标准和尺度，长幼秩序、等级秩序也就成为礼制社会的社会行为规范和个体道德准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成为社会约定俗成的道德秩序。这一道德秩序表现在家庭伦理道德中体现为“以父者为本位”“以长者为本位”，“父辈”是家庭权力话语的掌控者，也是家庭伦理秩序的维护者，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家庭结构的话语方式和行事准则，对其无条件的尊崇和拥护是礼制社会对于“子辈”的家庭规约。然而，随着这一代表家庭金字塔结构顶端人物的或弱化或消亡，投射于整个家庭成员意志和情感层面的秩序和规则也随之崩塌，新的家庭伦理秩序结构的建立既是中国社会伦理道德意识的打破和重建，也是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个体对于“自我”的重新认识和再次构建。张爱玲在作品中塑造了多个不同的家庭，也或隐或现地刻画了不同的父亲形象。概言之，张爱玲笔下的父亲形象已经缺失了对于权威和地位的阐释，而呈现出与之相对的懦弱和缺席的另一面，这一父亲形象设置是张爱玲作为作家个体对于父亲的认知呈现，也是张爱玲作为女性个体对于男权世界的严厉拷问。

张爱玲站在女性的视角，书写了父亲群体丑陋且自私、阴郁且腐朽的群体性别特征，于个人于家庭于社会而言，他们均是被贬抑被否定的一类，无以承担起其身上被赋予的家庭责任和时代重任，张爱玲以冷静描述的文字控诉这一群体的无情和丑陋，读者以客观理性的阅读唾弃这一群体的软弱和势利。《红玫瑰白玫瑰》中的佟振保用丢弃真爱换取自身的名声和地位；《琉璃瓦》中的姚先生用自己如花的女儿换取自己的加官晋爵；《花凋》中的郑先生在花钱治病和女儿病死之间，选择的是有失人性的后者；《连环套》中的雅赫雅在满足自身肉欲和抛弃亲生骨肉之间，进行的是两者的交易博弈；《半生缘》中的祝鸿才，是儿女双全的父亲，为达致这一身份他用尽各种卑劣手段，然而，儿女双全仅仅是满足他作为男性的自私虚荣之心，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他全然没有作为父亲应有的对孩子的呵护和慈爱，当事业失败后，醉酒后回家暴打孩子成为他治愈情绪压抑的途径，无辜的孩子最终也只是成为父亲情绪的发泄对象；《小团圆》中盛九莉的父亲，整日吃喝嫖赌，不务正业，靠着祖上的积累苟且度日。“盛九莉的父亲乃德和母亲蕊秋，当年结婚时也是大家羡慕的一对金童玉女，但是乃德身上完全是封建遗少的做派，他颓废、没落、自私，为了钱不让儿子上学，他饱读诗书，英语水平也不错，但是也没有用武之地，他嫖娼吸毒为前妻蕊秋所不齿，终于离他而去。后妻也是吸大烟，不理家务。祖上留给他的基业在他手上挥霍殆尽，唯一的儿子因为没有钱也没有娶媳妇。乃德真是家庭、事业、孩子教育一事无成”[1]47。这些有着健全身体的父亲，张爱玲在对其精神异化的贬抑中，揭露其灵魂的丑陋，阉割其作为父亲的权威。

精神贬抑固然从最根本上削弱了父亲的形象预设，是对于父亲权威最致命的打击。不仅如此，张爱玲还不惜用其他方式来表达对于父亲的丑化和否定，诸多连健全身体都难以保全的残疾父亲形象是张爱玲对于父亲形象的肉体贬抑。《金锁记》中的姜家二少爷身患骨痨病，“坐起来，脊梁骨直溜下去，看上去还没有我那三岁的孩子高”[1]14，这个有着一儿一女的父亲，无论是在孩子的成长还是他人的话语中都缺失作为父亲的存在印迹，他唯一存在的价值就是成为曹七巧控诉自身命运的病例佐证；《花凋》中的郑先生，“是遗少，因为不承认民国，自从民国纪元他就没有长过岁数。虽然也不知道醇酒妇人和鸦片，心还是孩子的心。他是酒缸里泡着的孩尸。”外表上，他“像广告画上喝可乐福抽香烟的标准上海青年绅士”，其实“穿上短裤子就变成吃婴儿药片的小男孩；加上两撇八字须就代表了即时进补的老太爷；胡子一白就可以权充圣诞老人”[1]53。且不论父亲身上依附的地位和权威，外在形象上的他已经被“去父亲化”；同样的还有《留情》中的米晶尧，“整个的像个婴孩，小鼻子小眼睛的，仿佛不大能决定他是不是应当哭。身上穿了西装，倒是腰板笔直，就像打了包的婴孩。”[1]75《创世纪》中匡仰彝的父亲匡霆谷，“从鼻子到嘴一路大下来，大得不可收拾，只看见两肩荷一口。”[1]18《怨女》中玉熹的父亲，“前鸡胸后驼背，张着嘴，像有气喘病，要不然也还五官端正，苍白的长长的脸，不过人缩成一团，一张脸显得太大。眼睛倒也看不大出，眯缝着一双吊梢眼，时而眨巴眨巴向上瞄着，可以瞥见两眼空空，有点像洋人奇异的浅色眼睛”[1]18。《多少恨》中虞家茵的父亲，“鼻子也钩了，眼睛也黄了，抖抖呵呵的，袍子上罩着件旧马褂呢大衣”[1]107。从肉体到精神的畸形设计，是张爱玲对于男性形象丑化的重要手段，在对男性主体地位削弱的同时，凸显其对于女性主体地位的推崇。

父亲形象的精神和肉体贬抑是张爱玲笔下的叙述常态，那么父亲缺席也就不足为奇。《半生缘》中，通过曼桢的嘴凸显父亲在家庭秩序中缺席的事实，“我十四岁的时候，他就死了”[1]12。曼帧六姊妹构成的家庭结构中，母亲作为家长维系着整个家庭的伦理秩序，代替着父亲的角色和地位；《金锁记》中的七巧，一出场就表明寄居在哥哥家这一家庭身份，嫁给患有骨痨病的姜家二少爷是哥哥将其作为筹码的一桩交易。“五四文学作品中无父模式的出现，标志着审父意识在20 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最初觉醒。而审父作为一种母题在此后的文学言说中几乎成了作家们的普遍情结”[2]63。“以‘缺席’的形式否定父权及父权家庭，即以‘构想父亲的不存在’，父亲形象的‘摧毁’，父权的消失，以及伴随而来的父权家庭的‘消亡’，模糊与‘不存在’，否定它们的存在”[3]181-182。

“从审父、弑父到无父，张爱玲完成了她对父亲的去势书写”[4]55。“传统儒家女性在历史中遭受的精神迫害和文化扭曲，在张爱玲的书写中，便通过阉割去势的书写模式，反过来落在男性身上。在这种书写模式中，张爱玲企图把女性的历史创伤转移到男性角色中，并成为攻击传统父权的来源。”[5]35对父亲的丑化和贬低，其实是作者对于完美父亲形象的追求和渴望。张爱玲对于父爱的寻求和企盼，更是其对于民族、对于国家的追求和希望。正如张爱玲自己所言：“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1]15父亲形象的显性病态和隐性缺席背后，张爱玲通过作品极力诠释的是作为女性的主体意识，女性作为个体的显性存在，批判的正是女性作为性别存在的被遮蔽和被否定，折射的正是女性对于个体意识的大胆表达和勇敢追求，否定中有追求，苍凉后有启示。张爱玲作品中对于父亲形象的书写是中国现代文学关于女性自主意识的延续发展，更是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意识表达浓墨重彩的一个重要节点。

二、缺失与依恋：童年印迹的写作投射

麦克亚当斯认为：“对于叙事语调的形成，影响最为重要的就是儿童幼年时期的依恋关系。”[6]104作家幼年时期的情感创伤对于其作品创作基调的形成、主人公情感模式的表达甚至主人公对于他者情感的喜好都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张爱玲小说中满溢的悲观情感的呈现正是自身真实的情感状态。正如她自己所言：“我们明白了一件事的内情，与一个人内心的曲折，我们也都‘哀矜而勿喜’吧。”[1]5“张爱玲在其小说文本中张扬女性主体惩罚男性霸权所体现的整体自觉，很大程度上源于她传奇人生中的浓得化不开的生命情结”[7]103。她是名门后裔，祖父张佩纶，才华过人，23 岁中举人，24 岁登进士，授编国史馆协修官，后升至翰林院侍讲，担任日讲起居注官。因为大胆谏议朝政，声名渐响。1882 年，又升为侍讲学士及督察院侍讲署左副都史，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1884 年，中法战争爆发，他力主对法宣战，慷慨陈词，博得重用，以三品钦差大臣派往福建督军，但他作为一介书生不会打仗，不善于采纳地方官意见，加上清兵武器陈旧，中国很快就失败了。朝廷将他革职流放到张家口边地。1888 年4 月，回到津门，成为李鸿章幕下掌管重要文件的文书。不到半月的时间里，李鸿章就把女儿许配给大她近20 岁的张佩纶，成为晚清的一段著名佳话。正如潘柳黛对张爱玲名门之后身份的讽刺一般，张爱玲的出身已经缺失名门光芒，徒有几分落寞和悲凉。

“父亲是蓄妓吸毒的纨绔子弟，与母亲，即西洋化的南京黄军门的小姐不和而离异，致使敏感的张爱玲自小在高门巨族中过着孤独而凄凉的生活”[8]453。（父亲）“他又有一切遗少的恶习，挥霍祖产，坐吃山空，吸鸦片，养姨太，逛堂子，对子女缺少责任心，张爱玲和弟弟受到的待遇在更多的情况下取决于他的兴致。张爱玲从他那里领略到的封建家长式的专断、粗暴、虐待多于父爱”[9]15。在父爱缺失的成长历程中有着为数不多的对父亲的记录，也都是暴力而缺爱的。“我父亲趿着拖鞋，啪达啪达冲下楼来，揪住我，拳足交加，吼道：‘你还打人！你打人我就打你！今天非打死你不可！’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上，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终于被人拉开。”[1]58不但被父亲打，暴打之后还被父亲囚禁在家，失去作为个体起码的行动自由。“我试着撒泼，叫闹踢门，企图引起铁门外岗警的注意，但是不行，撒泼不是容易的事。我回到家里来，我父亲又炸了，把一只大花瓶向我的头上掷来，稍微歪了歪，飞了一房的碎瓷”[1]86。“我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属于我父亲这一边的必定是不好的”[1]86。颓丧、冷漠和暴力，是留在张爱玲童年印迹中全部的父亲形象。

自我的生活经历和个体的生命体验直接地投射于张爱玲的创作之中，并成为她对于生活情感倾诉的一种重要途径。“她的小说人物，可说俯拾即来，和现实人物的距离只有半步之遥。在她生活周边的知情者，一看她的小说就知道她是哪一家的哪一个人。”[10]6《沉香屑》中的父亲葛豫琨对女儿的生活漠不关心；《金锁记》中的父亲姜季泽寻花问柳，嫖赌挥霍，对家庭不负半分责任；《红玫瑰白玫瑰》中的父亲佟振保连供女儿上学，供家里人吃饭的家庭责任都难以担当；《花凋》中的父亲郑先生全然不顾女儿的生死，宁愿花钱吃喝玩乐也不愿花钱给女儿治病……吃喝嫖赌、自私自利、不负责任的父亲形象在张爱玲的作品中数不胜数。“事实上，张爱玲小说中的男人形象，都含有她父亲的影子，甚至可以说就是张廷重的化身或投影”[5]35。“文学其实是一种精神性保持和流传的功能，并且因此把它的隐匿的历史带进了一个现时之中”[11]211。对于童年印迹中坍塌的父亲形象，张爱玲一面是仇恨，一面又在依恋。仇父心理投射于作品之中，使得张爱玲将父亲的原型还原成作品中的“父亲”形象；而恋父心理则又让张爱玲将对父爱的渴望延伸到自己的恋爱和婚姻。

三、追寻与弥补：自我婚姻的反向演绎

在张爱玲的人生历程中，对其有着重要影响的男性有三位：父亲张廷重、第一任丈夫胡兰成、第二任丈夫赖雅。三位男性与张爱玲的相处方式、情感给予方式间接地影响着张爱玲对于异性的选择和接受，或者可以用简单直接的情感传递思维来阐释张爱玲每一次的异性选择。童年时期父亲的冷酷和缺席，在成年的张爱玲意识中除了表现为对于父亲的谴责对于家庭的远离，更多的应是作为女性对于父爱对于男性之爱的渴望，因此，有妇之夫胡兰成的甜言蜜语主动关爱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张爱玲这一情感空白，其身上再多的缺陷和问题都被这一番异性主动施爱的光芒所遮掩，张爱玲深陷胡兰成所精心设计的男性关爱的情感帷帐中，张爱玲对于胡兰成的接受完全可以视为张爱玲童年父爱缺失的弥补。“张爱玲是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看她的文章，只觉得她什么都晓得，其实她却世事经历得很少，但是这时代的一切自会来与她交涉，好像‘花来衫里，影落池中’”[10]36。从胡兰成对张爱玲的描述来看，他是懂张爱玲的，他站在一个高度审视着张爱玲，全面而通透，自然，他也知道如何打开张爱玲的内心缺爱情结，给予她所缺失而又一直在追求的。可以说，胡兰成的出现恰是应张爱玲情感所需，有所辨识也有所手段。于胡兰成而言，他对于情感的背叛是其本性使然；而对张爱玲而言，胡兰成的离去加重了其对于男性的否定和审视。要知道，张爱玲“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10]26。对于胡兰成的爱，张爱玲是发自内心的爱，一种对于自身缺失的爱的寻求和弥补。张爱玲在寻父和审视父亲的过程中放置着作为女性的情感，大张爱玲二十几岁的赖雅在异国的出现，再次满足了张爱玲对于成熟男性父爱的追寻，主动努力工作解决和赖雅生活的窘迫现状，耐心照顾年迈多病的赖雅。张爱玲出于女性本能和性别特征的主动施爱，换取的仍是其对于成年男性爱的拥有，施爱成为女性渴望被爱的主动行为。“男子的年龄应当大十岁或者十岁以上。”[12]169张爱玲谈到“标准丈夫”时在年龄上给予了判断标准，这一标准与其说是显性的年龄条件，不如说是对于男性成熟稳重的气质要求，这一气质其实是张爱玲对于父亲形象的界定，投射的其实是张爱玲对于父爱的渴望追求。如此，我们更方便理解张爱玲与胡兰成和赖雅的结合，与其说她在选择爱情接受婚姻，不如说她在寻求自身对于父爱的渴望。

“女性只有通过张扬‘母性’才能肯定自己的性别存在，这种现象本身就是女性失语的写照。”[13]60“母性”是女性与生俱来的本性，它潜移默化于女性的言行举止中，是其性别自带的特征和能力，如同喝水和睡觉一般平常，毋庸夸大或强调；而当女性将“母性”作为性别特征得以标榜之时，正是女性失去自我却又妄图彰显自己的最后一根稻草，本有悖于女性应有的社会存在。然而，从张爱玲的两桩婚姻选择和两性相处来看，接受胡兰成猛烈的主动施爱，是源于对男性的爱的追求和弥补；然而，对于比她年长的赖雅晚年的照顾，则更多呈现张爱玲作为女性内在的“母性”特征，这似乎又与张爱玲在作品中一贯反“母性”的思想意识相悖。“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妻性是逼成的，只是母性和女儿性的混合”[14]531。“普通一般提倡母爱的都是做儿子而不做母亲的男人，而女人，如果也标榜母爱的话，那是她自己明白她本身是不足重的，男人只尊敬她这一点，所以不得不加以夸张，浑身是母亲了。”“一个男子一生中最熟悉、觉得和自己最相似，并且可以公开地、无所顾忌地热爱的唯一女性往往就是他的母亲。同样，一个女子一生中既可毫无保留地热爱，又可以无所畏惧地要求他对自己忠诚、热爱和感激的唯一男性就是她的儿子”[15]126。张爱玲用消解“贤妻良母”的方式来表达女性的主体地位和女性意识，在对圣母神话的瓦解中对男性霸权表达出女性的否定。这是张爱玲作为作家个体的理性审视和主动表达，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女性主体意识的跨越前进。然而，作为女性个体的张爱玲，却又在潜意识中回归女性的柔弱和温情，在对男性施爱的柔情接受和对男性的“母性”施爱中，弥补着一位女性内心深处最最炽痛的心灵伤疤。

四、女性悲剧与女性自省

如果说鲁迅的“铁屋子”指称“整体民族国家的精神困境”，那么，张爱玲笔下塑造的“铁闺阁”则以“铁屋中的弱势女性族群为其吸纳的主要对象”，指称“民族国家之外的家庭私人场所”。“铁闺阁”意象的出现一方面“源自宗法体制‘男外女内’的（内囿）机制”，另一方面“亦有现代意义，指涉鲁迅《呐喊》自序中的‘铁屋子’概念”[16]133-135。以女性为关注中心的张爱玲笔下的“铁闺阁”，既是女性生活空间的隐性喻化，更是女性作为个体的主体意识和作为女性的自省意识被禁锢的形象化，女性在对男性的丑化和贬抑中表达对健康完整的男性形象的渴望，也彰显着自身对于女性主体意识和自省意识的现代性表达。

“女人在父兄所支配的家庭中，处于奴隶或仆人的地位，她始终是由男性做主而嫁给另外的男性。她可以被养活的唯一方式就是婚姻，也是能够证明她那正当的生存的唯一途径”[17]181。“女人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累赘又是笨重的”[18]31。女性对于男性的依附体现在经济上和精神上。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各异，她们有着不同的成长教养、家庭背景和生活经历，如《倾城之恋》中受过西洋化教育属于知识女性的白流苏；《金锁记》中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属于小市民女性的曹七巧；《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只为了追求爱情的葛薇龙；《连环套》中只想获得一个正式婚姻的霓喜……不同的出身和外表，却有着相同的一致的内在和思想，那就是她们的精神深处都浸渍着作为女性深深的女奴意识。她们的精神世界依然生活在男性主导的主观社会中，自身甘为男性附庸，自觉顺应男性权威，生命的终极追求仍为获得男性的认可和满足。在这个女奴时代其实已经结束，女性追求自由和革新的女权运动时代，她们依然生活在旧式的思想意识中，享受着男权统治的密闭与黑暗，在无光的征途中归依于黑暗的终极——男性。张爱玲透过其笔下殊途却同归的女性命运描述，深刻揭露了深深浸淫于女性群体思想意识深处的奴性意识，揭露的目的在于否定和批判，缺失自我独立追求，自甘依附于男性，并视附庸于男性为其人生意义的全部，女性呈现出的以上种种弊端恰是阻碍其自我发展的根本原因。真正阻碍女性成长和前进的不是社会，也不是男性，而是她们自己，张爱玲用作品中各异的鲜活事例揭示了这个相同而残酷的事实。

“女性身体长久被三纲五常的伦理道统在男性主体意识之中，女性被定位为一种缺席，一种非完整体。她们不是在自身的权利中被定义，而是在男性主体的定义中被定义”[19]96。中国传统的宗法父权体制是女性自古以来被压抑的根源所在，抛弃对于宗法社会体制的严苛束缚不论，身居其中的女性附庸于社会体制规约，不自觉地用封建道德规范约束自身的言行举止，将自我命运纳入到封建礼教体制中去，绝对附庸而不是主动诉求是作为女性个体的张爱玲看到的女性命运的悲剧本质。身为女性而能直视女性意识局限，张爱玲透过作品理性剖析女性的爱情婚姻选择，直视视爱情和婚姻为全部的女性在欲望的追逐中苦苦挣扎的卑微且悲凉的反抗。张爱玲真切地看到，女性不幸和痛苦的根源仍在于将爱情和婚姻视为人生的全部。因此，张爱玲在其小说中把被压抑的弱势女性列为叙述的主体对象。她的作品中出现了大量代替男性家长的女性角色。如《金锁记》里姜家老太太和分家后的曹七巧，这些霸权化的女性家长的设置，在张爱玲作品中的意义在于对男性主体权威的嘲讽、破坏与颠覆，表明了张爱玲对于女性附庸地位的拒绝，也表现出张爱玲作为女性的自省意识和颠覆宗法父权获取女性独立自主的希冀。“在女性文学中，男性的地位却不似生活中那么显赫，那么重要，那么乐观”[20]256。“通常人们总是以女性形象成功与否来衡量女性文学的发展水平，而较少从另一面去反观女性文学的深层内蕴，审视男性形象既可以考察女性文学的创作成就，又可以探察女性意识的历史印迹和现实足音”[20]255。张爱玲对于女性主体意识的张扬，既是作为女性个体的张爱玲对于女性自省意识崛起发出的呼唤，也是时代发展进程给予女性的发展方向。宗法社会体制和男性霸权文化是造成女性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张爱玲反对将女性命运悲剧悉数归因于男性，在她看来，谴责男性并不是女性获得自我认可、他者认可和社会认可的方法途径。“女人当初之所以被征服，成为父系宗法社会的奴隶，是因为体力比不上男子。但男子的体力比不上豺狼虎豹，何以在物竞天择的过程中不曾为禽兽所征服呢？可见得单怪别人是不行的”[1]54。张爱玲更强调女性自我的深思和内省，直视自身的局限和弊病，她对于女性自身的大胆解剖掀开了女性内心极为疮痍的一面，揭示了深藏于女性内心深处难以根除的积垢，直视女性主体性缺失的性别真相，为女性如何进行自我拯救发出了作为同性的呐喊和呼唤。

纵观张爱玲的人生和创作，作为作家的张爱玲，她在暴露父亲的顽劣秉性和追求父亲的沉稳父爱中表达其对父亲的谴责和渴望，这是童年父爱缺席创伤投射到作家心灵深处的文字外化；作为女性的张爱玲，她在对于配偶的追求和相处中获得缺失的爱和温暖，这份爱和温暖恰恰正是自身经历的无爱人生的弥补和满足，是与她笔下将爱情和婚姻视为女性终极价值的女性形象完全相悖的情感选择。女性和作家的身份合一，自身的爱情婚姻和笔下女性的婚恋生活截然相异，在张爱玲身上，我们既看到了烙刻于作家心灵深处的成长影响，我们也看到了其对于同性冷静理性的思考剖析，其间蕴含有植根于女性思想深处的性别悲剧，更有外化于言行的女性自省意识，张爱玲在追逐父爱中谴责父爱，也在呼唤女性意识中揭露女性悲剧，主动寻求，自我解救，张爱玲用她自己的人生选择和自我创作诠释了女性应有的社会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