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秋菊

(河海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00)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我国各城市出现众多城中村，随之伴随的是大量失地农民，预计2020年我国将累计产生1亿失地农民[1]。数量庞大的失地农民需要妥善安置，失去土地保障的村民要在城市立足就必然面临城市融入问题，而融入城市最根本的体现就是融入到城市的经济体系当中，在城市找到合适的工作。村民就业问题关系着村民的未来生计，关系着新型城市化的实现，关系着和谐社会的建设，因而对村民的职业进行研究至关重要。

职业流动即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下，求职者由于内外部因素的影响由原来的工作岗位、职业类型向另一个不同类型的职业转变的动态过程[2]。针对职业流动的研究主要在2个方面：一是从宏观上研究职业流动的状况，二是针对不同主体进行的微观研究。从宏观视角上看，李若建等[3-4]研究发现，农民和工人工作的流动性较大，主要是流向非农化职业，从事农业的人口总量在下降，工人和服务人员就业人口和占比呈上升趋势。城市中农民工职业流动率高，首次就业实现一定的向上流动，再次就业则是同一层次间的流动[5]。陈浩等[6]调查表明，失地农民的就业模式发生转型，职业地位差距有所扩大。郑子峰等[7-9]认为，被征地农民仍处于“金字塔型”职业结构，并未向“橄榄型”结构转变。此外，越年轻的被征地农民职业实现向上流动机率越高，与教育发挥的作用相比，工作技能对职位的上升效应更大。王春光[10]研究发现，在制度性与结构性制约下，家庭因素、户口性质、所有制等先赋性因素造成城乡就业的差异。王超恩等[11]指出，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性大，其职业流动呈倒U型特征。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趋向于年轻化和低龄化，求职动机由“经济理性”上升至“社会理性”，但两代农民工就业的共同特征均为不稳定，“体制外”职业职位的上升空间较小[12]。邢春冰[13]指出，中国转型期农村非农就业机会的代际相关性有增加趋势。周兴等[14]研究发现，父代非农化职业能够降低子代在初次就业时从事农业的几率，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子代实现向上的职业流动，但农村子代职业流动存在“天花板效应”，而接受教育可降低其职业向下流动的概率，提高其职业向上流动的可能，但教育对农村子代职业发展的影响在减弱。

综上，对于农民工的职业流动，学者更多关注农民工、失地农民的职业状况、村民职业流动影响因素、代际间职业流动状况及其关系的研究，研究主体主要集中在农民工和失地农民，对我国大量城中村村民的职业流动的动态过程及影响因素的关注度不够。调研城中村村民的职业流动状况，分析其职业历程，进而深入分析影响和制约城中村村民职业流动的因素，可为村民职业选择和流动提供参考。鉴于此，以盐城X城中村为例，通过实地调查、访谈和文献参阅的方式，了解村民职业状况及村民职业流动状况，分析城中村村民职业流动的影响因素，以期为村民的职业培训和就业路径的拓展提供方向。

1 调查情况

X城中村位于盐城西北部，小海路以西，毓龙路以北，距老城市中心较近。《盐城市城市总体规划 (2003-2020年)》指出，盐城重点向南发展，推进河东，优化城北[15]。城西村为城市规划外，因而城中村得以存续。通过实地调查、访谈和文献研究的方式，对盐城X城中村村民的就业状况进行调研。实地走访以了解村民生活和经济水平，反映村民职业经济实力；深入访谈以了解职业流动的经历，挖掘背后的影响因素。调查显示，X城中村村民的职业流动路径主要分为向上流动与水平流动2种类型。

1.1 村一代“征地带劳”进入工人阶层

我国自建立户籍制度以来形成了城乡二元经济格局，农村村民不能完全享用城市户籍的丰富公共资源，因而城市户口对村民具有较大的吸引力，进厂当工人成为村民获得城市户口的路径。改革开放以来，盐城经济稳步上升，企业扩张，引发征地热潮。X城中村周边有众多工厂区，企业发展迅速开始征用土地，以扩建厂房、修建职工宿舍等。根据我国的中国土地管理法，秉着谁征用谁负责的原则，征地的工厂要安排被征地村民的工作。通过征地代劳，城中村村一代由农民转变为工人，村民通过征地进厂实现了职业的非农化。从当时的工资水平、待遇和现在的退休工资看，对于城中村村民而言，20世纪80年代“征地带劳”政策是较好的职业选择。

1.2 村二代以民企员工进入事业单位和公务员

调查显示，20世纪80年代，城中村的村二代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较高，就业潜力较大。在我国，受教育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与职业地位密切相关[16]。村二代从总体上看就业单位的层次、领域及待遇都比较好。

职业地位是反映社会地位的重要指标，从村二代的职业看，其职业流动性较大，倾向于流向具有较高门槛和较高竞争力的职业，例如国企、事业单位和公务员，他们的职业流动呈向上趋势，这与受教育程度和拥有的社会资本密切相关。说明，村二代的社会地位较村一代有了明显的提高。

1.3 利用区位优势，下岗再就业

调查显示，村民再就业途径主要有个体户、私营企业主等。城中村位于城市周边，交通便利，地理区位好，拥有接触城市资源的机会。尽管国有企业改制造成进厂工人面临下岗的问题，但大部分下岗工人得益于城中村的优势，能够通过创业实现再就业。村民可以在自家院子开办小作坊，不仅可免厂房开支，降低成本，还可借助广阔市场在城市创业。有技术的村民通过在工厂积累的工作经验和人脉创办工厂，实现自主创业，调研发现，下岗创业的村民凭借积累的经验和人脉，使工厂经营状况良好，收入水平较高，进而改善其生活条件，实现了向上的职业流动。总体看，村民职业流动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1.4 不稳定就业

上述3种是村民向上流动的典型代表，而不稳定就业为水平流动的职业流动类型。下岗工人缺乏职业培训，其实现再就业的领域常属于次属劳动力市场，就业的层次较低，就业岗位主要集中于第三产业，工作多为临时工，更换工作频繁。调查显示，此类村民的主要特点是年龄集中在40～50岁，受教育水平较低，缺乏一定的工作技能，经验缺乏累积性，难以实现职业的向上流动。

2 村民职业流动特点

X城中村村民职业流动具有三方面的特点：一是村民职业流动呈相对上升趋势，与第一代城中村村民相比，村二代的就业起点较高，就业单位多为体制内工作，收入水平有较大提升。二是村民职业流动具有一定的阶段性，征地代劳是村民职业非农化的起点，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村民职业开始分化，个体工商、私营企业主均为村民职业流动的路径。三是村民职业流动受到诸多机制的影响，不同职业呈现不同的特征，村民之间职业的差距在拉大。

3 村民职业流动的影响因素

分析上述职业流动背后的机制发现，村民的职业流动受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等因素的影响。

3.1 社会结构转型

人作为社会的一员，自身的发展不可避免与社会结构和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安东尼·吉登斯[17]认为，结构总是同时具有制约性与使动性，有利的规则、可获得的资源、保障性的制度都是结构所蕴含的使动性，动态的社会结构为个体发挥能动性改变人生提供了机遇。城乡二元结构的制约使村民难以获得城市资源，征地代劳则为村民提供进入城市经济体系的机会，此为村民实现职业流动的第一个转折点。村民下岗创业发挥了能动性，实现向上的职业流动。说明，个体的职业流动与社会结构转型具有一致性，无法超越社会背景的制约。

3.2 经济结构调整

建国至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人们的工作体现了国家和集体经济的特点，如征地代劳和集体工厂。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逐步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领域呈现相对宽松的氛围，村民有广阔的职业流动空间，村民的职业开始呈现分化，村民可发展成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企事业单位员工等多元化就业路径。经济体制改革引发利益激励的“生产性努力”，各要素资源得到最大化利用，从而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农民、工人和非公经济组织中的劳动者收入增加的经济增长态势[18]。村民的职业镶嵌于经济结构调整中，村民的职业选择和职业流动受经济结构调整的极大影响。

3.3 个体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状况

社会资本是就业的重要资源和支撑，社会资本不仅可帮助村民获取工作信息，还可直接通过人脉获得工作。研究[19]发现，被征地农民在城市的社会资本存量和质量越高，其向上职业流动的可能性就越高。对于村民创业来说，强大的人脉对于创业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强大的社会关系网络能够帮助解决创业面临的诸多问题，提供帮助和支持。

教育作为人力资本，对于“村二代”的职业流动与发展有重要影响。X城中村村二代大部分接受高等教育，其职业流动倾向于“体制内”工作，职业流动呈上升趋势。接受高水平教育仍是村二代实现职业地位提高的主要方式，父代接受教育水平和传承性将影响子代受教育水平[20]。

因此，提高城中村村民职业向上流动的概率，就需通过教育提升人力资本，积累社会资本，从就业实力和就业资源两方面共同提升就业水平。

4 村民的职业培训和就业路径

城中村村民通过多种途径基本实现职业的非农化，与务农相比，其工作的职业地位和收入水平都较高。村民未来继续从事这些工作会存在着不足之处，为此村民需要加强职业培训，提高自身的就业能力。为更好地提高村民的就业能力和水平，需要在调查村民求职需要的基础上对村民进行职业培训：一是加强职业通识性教育，增加村民就业知识。由于村民知识水平普遍不高，对于就业方面的知识了解不足，需要加强培训。既要帮助其学习劳动法等法律方面的知识，也要帮助村民通过网络等多途径求职。二是针对不同的职业进行专业化培训，提高职业技能。专业化技能是求职的重要筹码，针对村民技能不足的问题，需从理论上和实践中提高其专业技能和水平。三是开展创业项目的分享与学习。通过盐城城中村优秀创业项目的分享和学习，提高其对创业的认识，在未来的求职中可作为就业方向。让村民在就业中发挥其优势，弥补其不足，从而提高就业能力。

5 结语

改革开放为经济发展带来推动性力量，盐城经济呈稳步上升发展态势。盐城X城中村走过近40年的历程，纵观其村民职业流动状况发现，不同时代的村民具有不同的就业路径，村民的职业处在不断变动之中。城中村村民通过“征地带劳”实现职业的非农化；村民子代通过考入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实现职业地位的上升；国企下岗工人大部分通过经商和开办工厂实现再就业；部分村民的就业处于不稳定状态。在城市化进程中，城中村村民的职业地位是向上流动的，呈积极的趋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主要作用的影响因素不同，城中村村民的职业流动与社会结构、经济转型的整体脉络基本同步，个体积累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也会影响到职业流动。盐城较为缓和的城市化，为村民融入城市，获得职业上的流动提供了机遇。针对村民不稳定就业的问题，既需要村民学习与工作相关的法律知识，也需要加强专业技能的培训和创业经验分享等方式提高村民的就业能力，同时引导其通过自主创业等多种途经就业，提升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提高村民的就业水平和能力。

处于边缘化位置的城中村村民面临着融入城市的问题，职业作为经济收入的来源，对于村民融入城市至关重要。由于调研样本有限，村民的职业流动仍有较大研究空间。